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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情节与主题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情节，而且认为情节是关键，从而高居悲剧的六大要素之首（然后才是戏景、性格、语言、唱词和思想）。但文艺复兴运动以降，作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取向以人文主义为核心迅速擢升。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并开始出现主题先行、观念大于情节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席勒，马恩更推崇情节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莎士比亚化”。[14]但主题先行的倾向愈演愈烈，许多现代派文学则几乎成了观念的演示。情节被当作冬扇夏炉而束之高阁。于是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传声筒及作家个性的表演场。因此，观念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但是，从时代的高度反思二十世纪文学，尤其是小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情节与主题的天平曾严重失衡，也不能不承认相当一部分先锋小说，如扑克牌小说，乃至乔伊斯们、科塔萨尔们、罗伯-葛里耶们的表演是值得怀疑的。 格非当认同这种怀疑。这一点可以由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验证：一是他对情节的相对重视；二是他在观念、主题方面的相对内敛。首先，《人面桃花》的情节设置相当刻意。作品从“父亲”出走、秀米初潮说起，有噱头，有伏笔，有惊奇，有关子，可谓内容庞杂，悬念迭出。其中，张季元同“母亲”的关系被暗示为某种蹊跷，但他却义无返顾地爱上了“母亲”的女儿秀米，而这份感情被革命加爱情的那份日志记录下来，居然彻底打动了原本对之颇有些反感或犹疑的少女芳心。然后，张季元被杀，秀米终于彻底革命或自暴自弃了，她居然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失去了尊重与爱惜。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最高境界除了背后活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便是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精神与自然等对应关系的完美统一。因此，从古典美学的角度看，秀米这个女主人公的行为或可称之为反认同间离，盖她一直在突破上述关系，以至于她的每次转变都显得有些突兀，从而消解了人物在读者心目中激发认同的力度。但从格非所选择的题材看，她的突兀和反常又恰恰强化了时代的荒诞性。这种荒诞性在六指密谋、马弁叛主等一系列事件中延伸至对世道人心的揭发。 说到人物或情节的荒诞，小说的主题就显得颇为沉潜，甚至含混。它可以是革命，是命运，是爱情；也可以是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元小说或历史小说或反历史小说；甚而如前所说，它可能是悲剧，但也可能是喜剧，乃至闹剧。总体说来，悲剧比喜剧更需要氛围。一个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需要充分锻造的，否则他的毁灭将难以博得读者（观众）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震撼与眼泪。喜剧却不然，一个笑话，无论多么突兀，都能产生效果。这是古典悲剧更需要情节支撑的原因。《人面桃花》由于游移于悲-喜剧之间，人物命运的古典逻辑被相对瓦解，以至于遗传学、集体无意识等近现代因素占据了较为显眼的位置。这就使得人物的完整性或复杂性、吸引力或感染力受到了相应的制约或弱化。这是现代艺术修正古典艺术所付出的代价，但同时强化的观念和丰富的主题对此作出了一定的弥补。两者在格非的小说中产生了有趣的平衡与反平衡较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