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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作人虽在早年日记中提及很多女性，但若论他对女性关注的自觉，最早留下的文字或当始于1902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38)。日记云：“下午李君以王荷卿女士书见示，因借录一通。虽其笔弱无气，然其书中之语，为支那女子所不能言、不能知者也，可谓奇女子矣。”这里的“王荷卿女士”，1902年与陈撷芬在上海创立了《女学报》。因其与《苏报》有密切关系，故有“女苏报”之称。此处“王荷卿女士书”的内容虽不可知，但若就《女学报》张女权、倡女学的宗旨及其强烈的革命倾向观之，周氏所言“为支那女子所不能言、不能知者”，大抵不出其外。一个多月后，周作人即托同学购买“《女报》或《男女交际论》”的行动，或正折射出他开始主动关心女性问题。1903年3月中旬，鲁迅托谢西园从日本带回“书廿七册”，“十八日”傍晚转到周作人手中。而当夜他首先看的就是《世界十女杰》。这一书目的选择未必完全出于偶然。考其早期的创作，也能看到此书的影子(39)。 癸卯腊月朔日，即公元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杂志的创刊为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平台。关于向《女子世界》的投稿，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是“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版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书名是《侠女奴》”(40)。但是，早在《侠女奴》刊出之前，《女子世界》1904年第5期上就以女性笔名在不同栏目同时发表了三篇出自他之手的作品：“文苑因花集”的诗歌《偶作》、“女学文丛”的《说死生》以及《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 《偶作》从“迅急风潮催大梦”的世界形势和“主人沉醉两昏昏”的国内现实起笔，以感叹“中原不少罗兰辈，忍把神州委草莱”收束。虽署名“会稽女士吴萍云”，但笔力健朗，尽脱传统女子诗文常见的柔弱之气。《说死生》鼓吹“人生百年，莫不有死”，作者的逻辑是“处今日竞争之世界”、“欲免死而日迫于死”，故而主张国人“血灌自由之苗”、“以谋光复，而竞生存”。《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批评了女界的一个弊病——以“花”为女子命名。作者认为他人这样称呼“犹有轻视之心”；若女子以之自命，则“未脱依附之习”。前两篇作品假托女子身份，向读者展示了一名进取、勇武的新女性形象，后一篇作品则呈现了这种形象背后的精神内蕴。概言之，作者意在表明自己的看法：“二十世纪之女子”应“不尚妍丽而尚豪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 在上述三篇之后，才是同年分四期(8、9、11、12期)刊在《女子世界》上的《侠女奴》。关于翻译初衷，据周作人的回忆，是“偶然得到了一册英文本的《天方夜谈》”，从而引起他“对于外国文的兴趣”；加之《阿利巴巴和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他“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41)。换言之，翻译《侠女奴》的原因乃是学习外文和自娱的需要。不过，在《阿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中，阿利巴巴是故事的主人，女奴只是一个配角，但周作人在翻译时进行了有意识的改写和添加，使《侠女奴》从题目到内容都更加凸显为一个有关女性的故事。首期《侠女奴》最前面有这样一段说明，指明“女奴”是中国女子需要学习的域外楷模：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第12期《女子世界》上，周作人又以另一个笔名——“会稽碧罗女士”发表了《题〈侠女奴〉原本》诗十首。其中第十首云：“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不难看出是对上文所表露的翻译意图的某种强化。周作人晚年回忆《天方夜谈》时曾说：“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利巴巴的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图，我都还约略记得。”(42)可见“女奴挥着短刀跳舞”的“女英雄”，确实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此后，周作人又在《女子世界》第2年第1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好花枝》和《女猎人》。《好花枝》讲述了一个姑娘夜坐伤春，入睡后做了一个“落花返枝”的美梦，醒来却是“满地胭脂片，伴泥土”，从而慨叹“花薄命”。小说末尾“萍云氏曰”：“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欢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此文可看作是《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的延续，不同的是小说文体更容易引起女性读者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自己生命空间的狭小和幽闭。《女猎人》虽“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但“大半组以己意”。小说讲述了“予”与女友一同猎狮，“不数礼拜，得见狮子生者三十、四十以至五十，毙其八头”。周作人在“约言”中明确指出了撰述目的是因为“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希望“吾姊妹”能够“继起实践之”、“发挥而光大之”。 观《女子世界》可知，彼时周作人的女性观大体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展开，其一是反对女子的自闭和文弱；其二是主张女子的尚武和进取。这两个层面共同的指向是培养“国民之母”。《女子世界》第2年第4、5期合刊，周作人在鲁迅《造人术》“跋语”中指出：“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故“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 值得一提的是，刊于同期的《女祸传》对女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首先驳斥了传统的“女祸”思想，认为夏娃是“无愧于女祸之名”的唯一的女人。之后，行文出现矛盾，前文已说“女祸”仅得一人夏娃，后文却说“吾中国亦有其人在”，即“降清故明将吴三桂之妾陈圆圆是也”。因为她“前不能激劝夫子，光复中原”，“复不能如方芷之一死，以坚其志”，终致“四千馀年之古国遂永沦矣”。随后，他大声疾呼“吾姐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来“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这里周作人呼唤的“梁红玉”，其所败金兵正是清兵的前身；而“花木兰”是代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的女英雄。可见，《女祸传》矛盾的声音具有深意，一端出于对“女祸”观不满，欲革前人陋习；另一端则基于反满之需，将陈圆圆列为反面典型斥其为“祸”。两种话语纠葛的结果是后来者居上，作者以这种略显混乱的方式表述了时代的要点——对反满女英雄的热忱呼唤。 平心而论，周作人此期的女性观只是他“攘夷”、“排满”观念的附属品，并不具有独立的位置；即便是放在晚清的语境之下，也只是裹挟在社会思想解放潮流之中，而无特异之处。但这些创作和翻译作品的公开发表，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不无激励作用。周作人曾这样回忆《侠女奴》发表时的情形：“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兴起来，又将美国亚伦坡的小说《黄金虫》译出，改名《山羊图》，再寄给《女子世界》社的丁君。”(43)对妇女问题的持续关注既是周作人关心民族国家危亡与发展的切入点，同时也使他藉此在公共空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作家个体思想发展连续性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对女性问题的初步思考，对周作人女性观念的渐趋成熟自是不无影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在女性问题上持续发力并取得重要成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