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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面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先觉者开始探求走出困境的未来之路，关于“中国”的想象与思考随之产生。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探索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构筑了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是我们考察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维度。儿童文学以其独特的观照对象和表达方式，与成人文学一道，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  儿童转型的书写与中国新生的建构相关联 一直以来，困扰儿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界定、区别和融合儿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五四时期提出的“儿童本位”，并非一味地标榜儿童的“童心”等自然属性，切断儿童与社会的关系，而是尊重儿童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中考量其价值取向与精神指向。周作人、鲁迅、叶圣陶等人将“儿童的发现”理解为“人的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自觉地以“儿童”的本体诉求为起点，在儿童与成人的张力网络中考察儿童的命运变迁与精神成长，建构起了儿童文学的现代传统。“儿童”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以其为节点和方法，可勾联出儿童与社会、历史、国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联。 儿童的独特性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了条件。五四成人作家对儿童这一“弱性群体”的阐释和书写，承担着儿童教育及文化启蒙的使命，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以儿童为杠杆、开掘主体价值的现代性实践，创造了一个跨越旧时代、向着新的话语关系迈进的想象空间。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性”的提升寄希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基于此，儿童“可塑”的精神品格拒绝社会对其“弱性群体”的套话定性，儿童转型的书写与中国新生的建构有机地联接起来。 契合五四文学的时代主潮 大体而言，五四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参与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其原因有三。一是在五四文化语境中，儿童文学自觉承载着“立国”与“立人”的特殊使命，“立国”与“立人”的融合体现了民族国家主体与儿童主体的双重创造。二是五四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与五四文化思潮、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儿童文学创作契合了五四文学的时代主潮，许多五四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成人文学的创作者，他们很难用两种标准、立场区别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这种混杂性使得五四儿童文学铭刻了浓厚的时代话语印记。三是五四儿童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和阐释者首先是成人，而非儿童。由“成人写给儿童看”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儿童的社会性，儿童充当了成人想象中国的重要符码，成人启蒙者不可避免地要对儿童进行一定程度的教化、启蒙，让儿童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人之于社会、国家的主体价值。 基于此，在五四文化语境中，“儿童的文学”与“儿童视角的文学”混杂难辨，不过这种泛化的儿童镜像却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审思现代中国，进而确立自我的主体认同。他们从儿童的身体、心理、观念、人格、言说等因素想象中国，营构了“道德中国”与“未来中国”两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形象学体系。前者主要是传统道德主导的中国形象，制约着儿童主体的文化判断和价值取向。后者则更多的是从儿童自身的精神品质建构一种可以预见的可能性的国家形象。两种中国形象既彼此对立又相互参照，深刻地呈现了五四中国的丰富图景，也充分彰显了五四儿童文学建构自我主体性想象的思维形态和实践理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