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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论与历史观 类似的现象和问题还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结构中，如果说港台文学入史是填补空缺、是应该入史但存在如何纳入其中融通无碍的问题，那么现代文学史还面临着对一些文学现象和存在可否入史、对入史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与认识、如何确定其文学史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文学史结构、模式和坐标如何设立和确定的问题，又都在根本上涉及到文学史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 从19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受政治价值的控制和主导，文学史价值论主要来自和受控于单一的政治价值论，即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确定和派生文学史价值，以此为标准来认识和评价现代文学从思潮流派到作家作品的所有问题，凡认为符合这种价值的就入史并予以重视和高度评价，反之则或舍弃遮蔽，或予以批判性的略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美学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其中的历史主要由政治史、党史为标准，而美学及艺术则以此为准则。不过建国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1960年代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二册)，还难能可贵地尽量保留文学史的丰富性，而有些文学史则把现代文学史写成新民主主义文学史、革命文学史或左翼文学史，以至于入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越来越少，到“文革”时期甚至出现所谓“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文学史都遮蔽了沈从文、张爱玲、无名氏、徐訏等作家和其他一些值得入史的文学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历史的反思，以一元政治价值论为旨归和准绳的文学史价值观受到冲击和逐渐摒弃，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念的倡导，现代文学大师座次和地位的重新认定与书写实践，民国文学史的提出和认识，现代性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的讨论与写作实践，都导致了对文学史的重新发现和书写。在文学史价值变化带来的反思与书写中，一些以往被遮蔽不见的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存在，都“浮出历史地表”，得到了重新评价且评价越来越高。反之，过去作为主流的左翼文学，不论是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师及其作品还是一般的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则在1990年代出现了祛魅化与边缘化态势。这是历史螺旋式发展的规律在文学史领域出现的又一有意味的现象。 不过，即使在思想解放和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如何面对历史及历史的真实、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涉及到文学史观的问题上，仍然落后于史学界的研究及其认识。史学界对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政策的史料发掘和认识评价，越来越具有历史主义态度，比如对1930年代至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实施的成效、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态度、准备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等，都有影响重大的研究和成果。在史学研究的促动和影响下，1990年代后现代文学界对1930年代的右翼文学、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的文学，都陆续有成果出现，其中秦弓、张大明等学者在此方面用力甚多，成绩不凡。但是在总体上，此类研究还有待于深化，并凝聚于文学史。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受左翼和鲁迅言论的影响，认为左翼文学是唯一有成绩的文学，是“他们”即政府和右翼文学所不及的，而是由此认为右翼文学、正面反映抗战的文学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故而不入法眼，不进视野，摒弃于史。二是没有根本摆脱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意识，在政治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衡定和取舍方面还存在惯性思维。记得过去有现代文学史连苏区的歌谣和宣传化的速成文学都纳入篇章，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的《红的日记》都入史进篇，现在讲左翼文学时蒋光慈的极其幼稚的作品还被高度肯定，这就是政治化文学史意识的流露，政治价值大于文学史价值的表现。 当然，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政治、革命、抗战救亡、斗争解放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主潮，政治价值、党史模式本身也是历史价值的一部分，历史价值不能简单地摒弃政治价值。就像不能简单地以政治化的革命文学史遮蔽沈从文、张爱玲等自由主义作家一样，同样，也不能对在文学史中确实存在过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现象完全颠倒过来、视而不见或刻意边缘化和漠视化。在这里，我们应该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多层次历史观和模式，建立开放且符合历史实际的多元价值观体系和视域。在这样的文学史价值体系中，首先，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原则，凡是在历史上出现和发生过的、产生过影响的、由不同价值观生发和导控的思想与精神现象，都可以作为历史和文学史结构的一环进入视野和结构体系。其次，以历史真实性原则、以文学如何面对和反映历史真实，作为重要尺度衡量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历史与美学价值，文学史是史学之一种，必须要有史学的品格，必须坚持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原则，没有历史之真和总体上受此影响的文学之真，没有在此基础上的善(价值)和美(艺术)，就没有文学史价值。在这里，历史之真与善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历史时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结合的原则，一定历史时段的历史善恶和道德善恶与长时段、大历史观中善恶审视相结合的原则、历史认识与当代立场的结合原则；要有大历史观和由此而来的大道德观(大善)与审美观。再次，与此相关，具体语境中的政治、历史、阶级、党派立场及其美学原则与超越性的人类学原则、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普世价值及其美学原则，都应该纳入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评价标准，并由此作为构建文学史价值论的基础之一，并适当引入世界文学史的参照体系和价值，以此更精准和全面地审视文学史视野与价值论。最后，文学品格和审美价值。 从这样的文学史价值论出发来构建文学史体系，就会使文学史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客观性、包容性。例如，作为现代文学主潮之一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化和文学，以及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自己的不能替代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中共的政治革命的历史行为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基础上必然滋生的文学现象，具有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是历史和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层次的文学史中显然自有其不能抹杀和漠视的地位；同样，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导控的政府文学(“右翼文学”)，表现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文学，也是一定时期和阶段的历史存在物，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观中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不应被遮蔽贬斥和淡出历史视野，当然更不消说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之外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现代性文学，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受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去也有这种“主潮”或“主流”思维，容易制定或认定某种文学是主潮。其实主潮是由各种分潮流构成的，正像大江大河是有众多小河溪流、中河中流汇成的一样。在文学史的认识论、价值论和结构模式中，主潮思维一定要摆脱单一性，主潮主流是与分潮、多潮和支流共在共融的，或者说，一定是多层次、多渠道和包容性的。科学的态度是不论左翼、右翼还是中间状态的文学，不论主流还是支流、中心还是边缘的文学，只能从历史的视野、文学的角度、文学史脉络和价值的角度作为选择衡定的标准。 同样，从这样的文学史价值论和层次论的角度，对以往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其地位、价值的评价恐怕就要有所变化了。像茅盾这样的作家，以往在文学史上是列入专章的，与鲁迅、郭沫若并列的，是中国新文学继鲁迅郭沫若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但1990年代后，在中国文学重排大师位次的反思性评价中，被若干论者贬抑为高级政治文件的文学对应者和反映者，其创作不过是高级的社会政治文件。其实若从包含多元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多层次文学史观来看，茅盾是革命文学的终结者和左翼文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其以文学配合和反映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社会分析式的写作，恰恰是左翼文学提倡和标榜的成功范例，连鲁迅都如此认为，是追求政治化写作的左翼文学的特点(并非优点)，是左翼的政治化文学，也是对晚清梁启超呼吁的政治小说的遥远的呼应。也就是说，自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矛盾导致变法图强、启蒙救亡、革命夺权成为主旋律的历史时代，中国文学必定在思潮呼吁、倡导实践之后出现这种政治化文学。茅盾创作的所有优缺点，都与自觉追求政治化文学写作有关。此其一。其二，茅盾小说的主流是政治化文学，但也并非都如此，他的《水藻行》、《创造》、《小巫》等小说，体现出非政治化的人性探索的取向。当然，就主体而言，茅盾小说开创了以配合和反映政治与意识形态为旨归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政治化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土壤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激变，也影响和启示了后来的当代文学、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学政治化倾向与类型，如红色经典和浩然等人的小说。从晚清到当代，政治化文学是一条发展存在的流脉。其三，这种政治化文学的思维方式、写作模式的正面与负面的价值，特别是对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削弱及由此带来的艺术魅力和价值的缺失，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梳理和阐述，如实指出其得失。比如有人就认为，大革命失败带来的政治挫折激发了茅盾的艺术创造力，使他写出了颇富艺术才情的《蚀》三部曲；可是当茅盾越来越倾向于“真正的社会科学”时，艺术创造力却渐渐迷失。③这样，从比较大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视野看待茅盾，就会对其创作的积极与消极的意义和影响有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评价。 以作为文学史价值观构成要素之一的历史真实性原则与文学真实相统一的原则进入文学史、衡量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会为文学史写作带来新的认识。比如东北作家萧军的名著《八月的乡村》，是最早反映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反日抗敌的作品，1935年被鲁迅编入“奴隶丛书”。在东北沦陷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能够及时正面描写中国人民在沦陷和强敌侵略下奋起抗战，满足时代和人民的心理需求，《八月的乡村》由此受到社会和文学界的广泛欢迎，一直被誉为抗战文学的先驱和反日反帝文学的重大收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部作品还描写了中共领导的义勇军在抗日同时进行打土豪、灭地主、抢粮抢枪的类似于关内土地革命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一直没有受到关注和批评。其时，中共东北党组织已经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改变了策略，不再执行既进行阶级战争又进行民族战争的路线，认为在压倒一切的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的内容是“左”倾错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团结一切阶级、阶层共同进行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东北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已经公开打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且有部分地主毁家纾难奋起抗日。当此之际，萧军由于过早逃离东北、流亡关内而不知晓形势的变化，所以还以“九一八”事变后初期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行为作为表现对象、表达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主题，致使小说出现与时代和形势错位的不合时宜的倾向。遗憾的是，作者由于过早流亡不知晓东北的变化使小说存在一定的不正确倾向，而当时和此后的批评者和研究者由于也未能进入历史、占有史料进行辨析，所以未能看出和指出萧军小说的此种现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此后的抗日战争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国策导致中华民族取得近代以来最大的反帝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中，统一战线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萧军的抗日小说对此的不正确的描写，影响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这是需要史家引起注意、重新进行评价的。 抗战文学中沙汀的暴露国统区黑暗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的《纺车复活的时候》《秋收》和曹禺的《蜕变》等作品，也都涉及到文学如何面对历史、史家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沙汀的小说以讽刺笔法揭露了国统区在抗战时期抓壮丁的闹剧，“抓壮丁”也由此成为现当代文学和戏剧影视的一个连绵不绝的题材。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和卫国战争中，作为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在兵员问题上确实存在某些黑暗、腐败之现象，特别是地方政权和乡绅阶层，更是如此。刚刚脱离封建统治、进入民国不久的地方政权，又特别是四川这样一个袍哥和黑社会历史悠久之地，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政权和社会，存在大量腐朽阴暗现象，是极其常见的。沙汀全部小说的主题，重在揭露四川社会的黑暗王国性质，此篇小说也是这个系列中的一环。然而，由于左翼作家的政治倾向与选择，沙汀在抗战初期写解放区时是一片赞扬，如报告文学《记贺龙》，而对抗战爆发后四川人民为保家卫国、为打国仗而踊跃参军的事迹，甚至妻子送丈夫、老父送儿子的感人场面和事实，有意遮蔽和不见。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牺牲最大、贡献最多，正面战场抗敌和牺牲的四川籍将士达数百万之多，国民党的兵役制度、制度性腐败和对抗战保家卫国的教育宣传确实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随着战场伤亡人数的巨大和达官贵人、权势乡绅阶层的逃避兵役现象的普遍，人民大众出现厌战、逃避兵役的情绪和现象也确实蔓延。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众多人民参军参战，那数百万四川籍抗战将士并非都是被迫的，在民族危亡和民族解放战争之际，在内战中曾经很烂污的川籍军人和军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勇敢参战并成为英雄和烈士的，大有人在。即便在抗战中后期的艰苦时刻，大后方也还是有数十万热血青年、特别是学生踊跃参军成为勇敢的抗战军人的。对于这种历史的主流存在，沙汀一类作家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而有意遮蔽和不见，反而故意选取兵役制度的黑暗面进行描写和讽刺，这一方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任何时候作家都有权利选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和现象予以描写，文学可以是个别的和另类的，作为抗战时期暴露黑暗的讽刺小说，沙汀的此篇小说和此后的长篇小说都有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史家的眼光看到这类文学的有意的贬抑性和遮蔽性，看到这类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和面对更广大的历史真实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像不能由于今天在社会上看到某些官员中存在严重腐败现象就否定整个制度和政党一样，沙汀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以偏概全之弊，是用小说进行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宣传与历史书写——以文学反映和夸大局部真实，遮蔽大历史真实。由于文学的形象性和影响性，这类小说比党史和宣传教科书更具有被广大接受者误以为的“正史”性和真实性，从而影响历史认识。同样，对艾芜小说《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等表现抗战时期政府军队与人民关系的良好、对曹禺戏剧表现国统区医院和社会蜕变新生的描写，也应该予以非意识形态的、历史真实性的审视和评价，因为他们均反映了抗战初期真实的社会生活现实，具有历史真实的底子，摆脱由过去的单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价值观对这类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或漠视或负面评价。 此外，这样的视角还会对更加广大的抗战文学的认识评价，如民族战争的圣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所谓国际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及其文学表现，带来新的认识。 将人性论、普泛价值引入多层次文学史观念和模式，也会给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带来符合历史实际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认识。即以1940年代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题材文学而论，过去几乎所有大陆出版的文学史都对其予以很高评价，现在，按照我们构建的文学史价值观和认识论，一方面应该如实对土地改革文学的文学史贡献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它们提供了延安文艺整风后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变化、作家与生活结合表现历史运动的积极努力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历史画面和生活人物；另一方面，又要联系土地改革运动中过火过左的政策和行为一度给土改造成的干扰和过度使用暴力等历史实际，从扎实的史料研究和人性普泛价值出发，如实指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符合政治要求而对农村真实阶级关系的曲解和编造，以及对阶级斗争的非人性强调和对暴力与人身侮辱的赞扬，以及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阶级论和人性论混杂的方式对地主、地主老婆行为描写的真实性，指出丁玲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努力以符合《讲话》要求的文艺观配合政治与政策的心态、又在写作实践中面对真实历史境况中非阶级斗争模式感到的困惑，小说实际上流露和表现出丁玲的这种矛盾和困惑心态，这导致小说的意图、主题、诉求和艺术呈现出有意味的纠结和复杂状态。解放区土改文学以及其他种类文学，并非像以往文学史描述的那样是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图式化和坐实化，而是外表单纯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与文学的矛盾和困惑。 对同时段的世界文学的价值观、艺术成就作为参照标准引入文学史，也会给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有益的视角，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观和艺术性的缺失与不足，会有更清醒的认识。例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肇始者之一的鲁迅以及很多作家都认为俄国社会与中国相似，因而俄国文学是我们的朋友，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予20世纪中国文学以极大影响，中国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文学，来自俄国和苏联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和方法，都浸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血脉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都与作为历史资源和制度供给的苏联模式一度有很大关系。但是，相似的历史境遇和社会条件，既使得俄苏与中国的20世纪文学存在精神血缘的联系和相似，又存在显著的差距。在思想深度、人性探寻、宗教精神、艺术价值等方面，20世纪俄苏文学都出现震惊世界的、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大师和文学，即便是呼号革命、讴歌理想、书写革命和社会主义英雄的文学，他们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的文学成就是同时代的中国文学难以企及的；即便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他们也有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作家；即便是歌颂十月革命的《静静的顿河》，在描写革命给顿河流域和俄罗斯大地带来巨大历史变迁的同时，也描写了革命对祖传的、美好的顿河人民生活方式、人性与道德的毁灭，表达了革命的天使与恶魔的双重面具。而同样反映革命的《日瓦戈医生》则表现出整个俄罗斯历史、道德、人性与社会的破坏大于新生的毁灭性悲剧。不论是写内战的革命文学还是写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不论是白银时代的勃洛克、叶赛宁、普宁还是横跨两个时代的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不论是像屠格涅夫一样描写大自然的普里什文还是继承俄罗斯讽刺文学传统的布尔加科夫及其《大师与玛格丽特》，不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文艺理论，20世纪俄苏文学都有影响世界的大师和成果，其文学表达的历史深度、人性深度、精神深度、宗教深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时间有限，两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和背景有很大不同，成就的大小不宜简单比较，不过，却可以拿来作为参照，知道我们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战争文学、社会主义时代的红色经典文学等在真正的文学性上存在哪些缺失、为什么没有跻身于世界一流。 用人性的、普泛的价值的和世界性眼光反思和探寻，会对现代文学史的很多现象和问题产生新的发现和认识，包括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化文学思潮。而用如上所述的大时段、多层次的文学史价值观去考察文学史，把顶层(中心)、中层(中流)、下层(边缘)，或者是三者各为圆心互相重叠、套叠、交叉的三重圆式的文学现象和历史予以合理的建构，成为多层次、多元价值、多时段交叉融合的文学史，相信会使文学史写作及其结构模式更加开放、动态、包容和符合历史的原生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