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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实践的“化西”特征 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其“化西”特征更为明显。从“五四”开始，新文学就把个性解放作为自己的现代性追求，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思想高度，去加以展开表现和大胆书写。不过新文学从其发难伊始，就对它所选定的模仿对象产生了极大的“误读”性偏离。比如，胡适最早将“易卜生主义”引进中国，用“娜拉”式的出走反抗，去唤醒中国青年的反封建意识，他倡导思想变革的良好愿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恰恰又是胡适本人，写了一部话剧《终身大事》，将娜拉要做一个社会“独立人”的西方现代意识，演绎成了中国新女性要做一个“幸福女人”的传统文化意识（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即如此）。 “离家出走”的创作母体，固然具有其反封建与反传统的时代价值，但“出走”现象古已有之，无非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私奔”现象的重新释义。用传统的“私奔”现象去负载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只能说明新文学是在借助“娜拉”这一西方载体，去激活中国文学本身就具有的以争取婚恋自由权利为目的的个性解放意识，新女性的出走与“娜拉”的出走也只能是“形似”而“神异”。 纵观中国新文学追求其现代性的百年历程，几乎每一个“西化”概念的背后，都有一个汉语文化词汇与之相对应，比如“人道主义”与“仁者爱人”、“无政府主义”与“无为而治”、“为人生”与“经世致用”、“现实主义”与“求真务实”等，这既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巨大弹性，又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适应能力。“西化”在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明面前，最终呈现出一种“化西”的结果，无论学界是否愿意去承认，它都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当然，“化西”客观上也存在着一种文化倒流的潜在风险，比如有些新文学作家打着西方人文主义的旗号，去热衷表现道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和人性美，这种以道家避世哲学去取代儒家入世哲学的所谓现代性，多少都会有点文化自闭的消极情绪。这种倾向同样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