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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一种“化西”而不是“西化”过程，这完全是由语言文化的内在规律性所决定的。中西方学者的见解趋于一致：“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恩斯特·卡希尔：《人论》），“语言规定了思维方式”（张岱年等：《中国思维倾向》）。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早已明确地阐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须经过语言思维的转换程序。在这个转换中，一切外来文化因素必须要符合受体文化的思维习惯，才能进入到受体文化并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否则就会被强烈排斥。 “五四”以来，以白话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虽然借鉴了现代西方语法体系语序排列的结构形式，但并没有废除汉语表情达意的文字符号，汉语符号未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质”变。这一道理恐怕翻译界要比我们的认识更为深刻，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很难准确地去把握译体对象的文化内涵，比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赵萝蕤与查良铮的两个经典译本就差别很大。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如此地缺乏统一性认识，就更不要说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本质认识的差异性了。 新文学所推崇的创作原则，无疑是西方的现实主义，但我们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阐释与理解，明显就是一种“化西”现象。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已经开始发难，而中国新文学作家为什么却对此视而不见，偏偏要去提倡已经过时了的“现实主义”呢？过去学界一直都从启蒙现代性的切入角度，去解释“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特殊意义，这种说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远未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其实，只要我们对“现实主义”做以字面分析，就会恍然大悟了：“现”是指时间的当下性，“实”是指内容的务实性；强调文学的实效性与务实性，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传统。新文学一直都以现实主义为己任，从“为人生”到“为工农大众”，从启蒙工具论到革命工具论，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强调它的时效性与功用性。 强调时效性与务实性的创作原则，自然会使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更为贴近，而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存在着巨大的质的差异。西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一种作家认知世界的主观真实性；而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则是要求作家去忠实地复制客观世界。西方的现实主义，只是一种作家个人的审美态度；而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作家群体的使命意识。如此一来，新文学借助于西方的现实主义，赋予中国“经世致用”文学观以现代性的全新意义，故使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一种典型的“化西”倾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