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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关 键 词】陈映真/中国现代文学/台湾左翼文学 【作者简介】傅修海(1976-)，男，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后，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陈映真文学身份和成就的参差论述，都承认其作为台湾左翼文学中“传统左翼思潮”的代表地位，甚至有取代前辈赖和而为“台湾的鲁迅”的象征角色。不仅如此，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还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和现实功利维度的“左翼”意味。这个自称为“基本上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如今被赞誉为“台湾三十年来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识分子’称号的人”[1](P219)、“当代台湾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2](P163)，其文学写作的历史转折与左翼意味，令人深长思之。 一、陈映真的文学左翼进程 1937年生于基督教牧师家庭的陈映真，1958年遭逢“家道遂尔中落”[3]，成长于“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六十年代”[4]。1959年发表短篇小说《面摊》引起文坛瞩目，并且逐渐走上了文学写作的“感伤主义”[3]之旅。1966年其“风格有了突兀的改变”——“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3](P513)，这是陈映真“正值作者思想向‘左翼’突变”[3](前言P8)的时期，算是其文学左翼写作的开端。 1968年他因组织“民主台湾联盟”被捕并入了政治犯监狱。后因特赦提前三年出狱。出狱后的陈映真对台湾左翼运动与思想史有着更丰富的理解，但社会已今非昔比。置身于台湾社会变革的跌宕激流中，痛心于台湾历史一再被扭曲，陈映真开始转而致力于对岛内分离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逆流等进行不屈的战斗。政治环境和文学氛围的两相激发，使陈映真的文学写作成为贯注着政治经济批判理念的左翼写作。1975年，陈映真以一篇承前启后式的自我剖析论文《试论陈映真》，以略带行为艺术的姿态，掀开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左翼转型之路。他扬弃了“基本上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的自我定位，成为多维视野下台湾“文坛斗士”[5]、乡土作家、左翼作家。1985年，为了唤起民众对社会边缘与底层的关注，陈映真等创办《人间》杂志，致力于“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6](P164)，以报导文学的方式实践着左翼写作理想。 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以实质性政治角色参与作为其“左翼之路”的再出发。因此，从1987年的《赵南栋》到1999年的《归乡》，尽管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曾一度停笔长达十二年之久，但文学的政治写作热情一直绵延其间。这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又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作品就是一种行动。”[7](P76)作为台湾统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缠绕于左翼作家和政治理念之间的陈映真，二十几年来不时在大陆和台湾、在文学界与政治圈中转入或淡出，成为台湾左翼文学文化人物的一面思想、政治与文学的旗帜。 二、陈映真文学左翼的转折逻辑 陈映真文学的左翼进程，存在着诸多不同渠道的思想资源：不仅有众人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学整体思潮传统的承续，也有基督教的宗教激情和责任感刺激产生的精神坚忍；既有来自文学写作伦理探索的动力，也有源于现实社会人生改造的革命道义担当；不但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思潮的乡土民族立场的反拨，也有对抗现实政治生态恶化的统筹运作。然而在这种情势下，论者不是把陈映真文学左翼完全政治化，就是片面将其文学化。事实上，陈映真不同阶段的文学左翼逻辑各各不同，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同中有异。这才是他这个有着较为执着的政治理念、社会蓝图构想的“差异性”作家的独特文学品格。 概而言之，陈映真文学左翼的思路逻辑，是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承续，进而自觉向往“鲁迅左翼”的思想追求，最后在特定政治情势和历史地理叙述的葛藤中，走向文化政治和泛政治写作的再度左翼。 1.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 陈映真曾阅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他谈及对鲁迅《呐喊》的阅读时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8](P11-12)不管出于何种角度解读这段回忆，陈映真深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是确实的。五四文学对弱小者发声的道义、对黑暗势力的鞭挞、对社会不公的悲愤抑郁、对社会变革的探求热情、对彷徨不前的燥热与烦闷都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有所体现，如《面摊》《乡村教师》。乃至1967年发表的《唐倩的喜剧》仍不乏五四新文学探索者对社会发出的冷嘲热讽与愤激沉思。 五四新文学时期借助宗教热情展开新社会思索的路径，同样呈现在陈映真的文学写作中。如黑格尔所说：“宗教不仅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更是一种令我们感兴趣并深深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决定我们意志的东西。”[9](P109)在陈映真早期创作中，源于家庭背景和童年成长经验而来的基督教意识一直弥漫其间，甚而成为作品人物命运、故事氛围的基本元素，特出者如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 其实，不仅仅是思想情绪和题材影响，就连陈映真早期的文体探索也和五四新文学探求者异曲同工，如《面摊》的场景片断连缀呈现，《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体写作，都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写作者常见的文体实验形态。 在风行现代主义文风的60年代的台湾，陈映真作品闪耀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迷梦光泽，呈现出“悒郁、感伤、虚无而苦闷”[3](P513)的五四知识分子风貌。与此同时，虚幻的新社会想象及对现代中国飘渺的想象，也使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有了明确的政治情怀寄寓。这种夹杂现代主义思索的个人主义感伤，也使其早期文学写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接上了脉络。那因“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10]而与时俱来的家国政治情怀，则为他再次与大陆“三十年代的左翼”的合辙埋下了伏笔。 2.“鲁迅左翼”的追求 陈映真深受鲁迅的影响。陈映真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他影响着一个隔着海峡、隔着政治，偷偷地阅读他著作的一个人。”[11](P121)但钱理群认为，陈映真的鲁迅认同“不是偶然的”，他“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10]。钱理群的立论颇有以陈映真酒杯浇大陆鲁迅研究块垒的意味。他是将陈映真作为“台湾的鲁迅”或“鲁迅在台湾”进行历史论说的。为此，他才将陈映真定性为在台湾发扬“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鲁迅左翼”传统的知识分子，甚至指出：“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10] 无论把哪个台湾作家当做鲁迅精神传承象征，问题是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有鉴于此，才会出现把不同的台湾作家当做“台湾的鲁迅”的命名战。把陈映真当做“台湾的鲁迅”，在哪一点上有意味呢?我认为，是他们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2](P115-123)命题上的“左翼”思索与实践。当然，二者历史情境不同，尽管有钱理群所概括的三个相同点[10]，但其现实选择与政治旨趣大异其趣。最大的差异，恰恰是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时的选择和实现方式。与鲁迅在1927年后疏离与间性的思想文化批判立场不一样，1958年后的陈映真的左翼转折越来越从文学贴向了现实政治，即便是文化政治。 陈映真文学的左翼转折，逐渐走向文学政治化的探求。1958年后，陈映真曾说自己在文学上“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竞日终夜。……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1](P223)。 思想资源的改变，很快在陈映真的文学写作上得到回应。1964年陈映真的代表作《将军族》发表，抒写两位社会弱小者从隔膜、理解到相爱的凄美人生，在悲悯的温暖中谱写人性尊严的凯歌。如作者所言，小说不过传达了一个信念——“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8]。这种情感，也是陈映真所说的“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13](P107)。按钱理群的论说，这是“一条左翼知识分子的原则”[10]。张梦阳先生则申述更详：“左翼中的‘左’，并不是左倾或激进之意，而是一种反映大多数人利益的平民意识，一种眼睛向下看、同情和支持弱势群众的精神。”[14] 如果说《将军族》的写作大致和鲁迅《故乡》相类，那么《一绿色之候鸟》则以一只绿鸟勾连起对三位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赵公、陈老师以及季公)的生存状态探索。这篇有点象征主义神秘趣味的小说，被认为是陈映真作品“高度难解的一篇”。其实是与《唐倩的喜剧》异曲同工，无非都是表达陈映真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独特感受和洞察而已。只不过，前者还带有点感伤主义光泽，后者则“呈现出一种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3](P513)。从《将军族》对底层弱小者的关注，到《一绿色之候鸟》《唐倩的喜剧》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批判，陈映真的文学左翼变得日益理性化和理念化，而且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获得了文学理念化品格和抽象化的政治高度。而当陈映真开始“用理智的凝视”进一步完成文学左翼转折时，他不仅穿越了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迷思，也显现了“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15](P37)的左翼品格。 可见，陈映真“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16](P227)的知识分子本色，在其执着的文学左翼进程中，接续着他对左翼社科书籍的阅读，自然而然地溢出了文学边界而转入了实际政治。1968年陈映真因“民主台湾同盟”案遭遇了七年牢灾，以政治转入与文学淡出的方式为其文学左翼添了一段现实人生版的“从文学到政治的歧途”，实现了其“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动中，艰苦的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17](P9)的自我期许。 3.走向文化政治的再度左翼 1968年到1975年间，因文学左翼而介入实际政治的陈映真，阴差阳错地在牢狱中见证了前辈左翼革命政治家的鲜活史。他“亲身感受到历史的发生：整个世界的变化，都对里面产生影响”[18]，并的确给了陈映真一点力量，使他坚信自己的抉择合乎历史。庆幸的是，时过境迁的思索与对照，让陈映真多少有点倒错版的葛兰西意味，他回转到文化政治领域开始了左翼之旅的再出发。 陈映真再度被文坛关注，是因为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为“乡土派”一员，陈映真一面著文批判西化派丧失民族立场，一面指斥“扣帽派”文人的政治伎俩，体现出了鲜明的国族情感以及反抗体制的左翼品格。乡土文学论争的介入和参与，成为陈映真从单一现实政治转入以文学政治诉求为旨趣的再度左翼旅程，政治意识与文学探索的结合，成为陈映真后期文学的鲜明表征，从《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到《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从商业社会批判小说到政治小说，无不如此。 面对中国台湾地区国际政治处境和岛内社会情势变动，在牢狱生活中反思了左翼革命史进程的陈映真，对自己左翼旅程开始了再出发。一方面，缘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陈映真举起批判大旗揭露美日跨国资本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如在《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中，陈映真就以文学漫想录式的写作，形象预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残酷事实，提出了消费时代下的人性困境的追问。在《云》《万商帝君》中，陈映真不仅延续着对跨国企业的批判，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温情面纱下的虚伪民主以及剥削事实。陈映真因此成了“在文学上深刻反省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社会制度和人性冲突的第一人”[19](P87)。这当中，陈映真再次因为左翼批判激情而遭到短暂拘捕，后因时局变迁、四方声援而免遭劫难[20](P142-143)。 在审视资本对人的异化的同时，陈映真还以台湾地下党员为题材，通过政治的文学书写还原台湾50年代历史真相。这类政治小说的写作，成为陈映真80年代文学写作的主题，希望透过对历史的发掘、族群记忆的召唤，记录台湾被遗忘的左翼社会运动史。狱中七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唤起了陈映真再度左翼的热情，回转到文学写作的现实抉择，则成为他贯注政治理想的通道。终于，《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等以更冷静、稳健的心态，传达出陈映真愈久弥坚的左翼力量。《铃铛花》以儿童视角勾勒台湾左翼革命者的悲情命运，在山野清新的记忆里，还原台湾左翼社会运动的斑斓。《山路》借助柔情辗转而又刚毅坚强的女主人公千惠，讲述台湾左翼革命党人的悲壮历史，在家国呵护中展开对左翼理想者的歌颂，传达出对现实商品资本社会磨灭人性与历史的讽喻。《赵南栋》则透过左翼革命者与其后代的命运与精神对比，批判了弃置理想、无视历史、消解信念的当下台湾社会。正是在深沉的悲哀与思索中，陈映真审视着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繁华梦下的虚无、空洞与苍白，对台湾社会历史开展了一次左翼革命者的精神漫游与想象救赎。 有意思的是，陈映真的再度左翼之旅，已不再是文学道路上的一马平川。对这个充满着难以平抑的社会改造热情、有着异常浓厚的政治意识的左翼写作者而言，溢出文学边界的力量寻求，总是难以忘怀、挥之不去的魅影。1985年11月，陈映真伙同他人创办了《人间》杂志，希望以报导文学与刊物政治相结合的行动方式，通过对变革中的台湾社会议题的实际介入和参与发言，在社会文化思想政治运动中实践自己的左翼理想。不仅如此，踏上泛政治征程的陈映真，再次朝着更为政治化的方向前行。1987年后，他“全力投入实践终止小说创作十二年”[20](P143)。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政治角色的参与，成为陈映真再度深入左翼的乌托邦热情的政治表达。自此，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几乎都在两岸奔走，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南方朔曾说：“在世变日亟倒错、混乱、残暴等充斥的这个时代，像陈映真这样具有乌托邦信念的人已成空谷足音。” 与其奔走于两岸一样，在左翼转折的文学进程上，陈映真同样往复在文学左翼与实际政治之间。作为小说家沉寂了十二年后，两岸社会政治风云人物的陈映真，在1999年以崭新姿态回归文学，一如既往对台湾社会历史发言。其后三年连续发表了他的三篇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归乡》以两个台湾国民党老兵的身心纠结，思索中华民族大认同的历史内涵和情感意蕴。《夜雾》和《忠孝公园》大胆突进日据时期和大戒严时代的台湾史，探究现实台湾政治生态的前世今生，批判人们功利短视的历史遗忘症，反思政治投机面具下台湾民众的精神危机。显然，陈映真的发言，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政治生态恶化，对于台湾社会精神的荒废与空洞趋势，对种种无视日据时期和大戒严时期台湾史实的政治投机，无论于公于私、于文学于政治、于乡土还是于民族，都包涵着左翼激情和梦想。日据时期和大戒严和解严时期的台湾史，加起来恰恰是海峡分离史。破解这两段历史的现实心结，正是祖国统一大业中最有说服力和最有亲和力的难题。陈映真文学再度左翼的深入与文学回归，由此找到涵盖民族与政党、省籍与国籍、民族与国族等诸多议题的泛政治的双赢。 三、陈映真文学左翼的多维省思 2010年6月，陈映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7月7日发表入会感言，11月18日担任名誉副主席，开始“用他的影响和号召力加强海峡两岸文学界的联系、交流、理解和沟通”。此事在一定意义上说，算得上是陈映真文学政治化的左翼之旅的美满归宿——尽管理想总要付出现实代价。鉴于中国作协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意味，陈映真开始被纳入更为丰富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中。 从现实主义小说、新殖民主义批判小说到政治小说的探索，以时代批判者为期许的陈映真，总是“在一片凌人、窒人的暗寂和孤独中走来走去”。可文学左翼的陈映真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映真的文学在海峡两岸都不乏赞赏和批评。大陆的赞赏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早期的类五四新文学的感伤和底层情怀；一是对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反思批判。至于张贤亮、阿城、陈丹青和王安忆的相关言论，无论褒贬其实与文学并无太多相干。如王安忆说：“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①此类表述，更多是表达人生情感与社会经验认同。倒是陈芳明道出其文学左翼的关契，他说：“陈映真永远只相信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他始终走不出经济决定论的影响。”②尽管论说立场不同，但这的确点出了陈映真文学左翼的亮点与盲点。陈映真的文学左翼之路，根本底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③台湾各时期的特殊历史与政治情境，陈映真文学与政治的左翼实践，作为主体、题材与对象的特殊性，共同使其底色成为亮色。如是，各个因素的机缘巧合与相得益彰，既成就了文学左翼的陈映真，也模糊了不仅仅是文学左翼的陈映真。 如此看来，陈映真的文学左翼是泛政治的诗意栖居。追问其“左翼”的现实政治意味，其实并无助于讨论其文学左翼的意义。明了这一点，陈映真文学左翼的价值就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陈映真是反抗虚无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典型。凭着他对台湾历经殖民社会、威权社会和后殖民社会形态的经验，他始终保有知识分子良知与道义，坚持对现实和现存社会怀有批判的激情，既有对资本主义的苦闷洞察，也顽强不懈寻求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突围。当然，也包括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精神黑洞的无情审视与自我批判。 其次，陈映真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维护者、追寻者和奋斗者的典型。这当然是源于海峡两岸特殊历史情势造成的认同言说困境。日据台湾殖民史，为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平添了文化归属的紧张与焦虑。大戒严以来的中国台湾地区国际政治处境，加上现实空间的长期地理流离，则为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带来政治利害与地理事实的缠夹。因此，相对于分离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坚持地理事实、民族文化认同前提的写作，成为陈映真文学左翼的又一价值。正如朱双一先生所说：“上述经历，使他得以用阶级的观点而非狭隘的‘省籍’、‘族群’观点来看问题，而这一点，或许是后来部分乡土文学作家陷入‘台湾民族’论述的泥淖中，而陈映真却能坚持和捍卫中华民族主义立场的关键之所在。或者说，这既增强了陈映真的左翼作家的身份定位，也增强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陈映真的三种‘身份’相互关联的一个实例。”④因坚持“阶级”反而增进大一统的国族认同，这无疑是值得论者对台湾及其陈映真左翼身份反思再三的历史特质所在。 最后，陈映真还是坚持历史真相言说的文学写作者。他是不计利害抵抗历史遗忘症的“西西弗斯”，每每事关台湾日据殖民史、台湾大戒严恐怖政治史、台湾分离主义逆潮的时候，陈映真总能自觉充当台湾史真相的发言人并以文学左翼的笔触屡屡勇敢介入，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夜雾》。这些寄寓着文学形象的历史声辩，为陈映真的文学左翼之旅注入了令人掩卷沉思的文化政治激情，也产生了与当下大陆对话的思想增值。前者切合两岸统一的千秋大业，意义自不待言。后者牵扯政党政治游移，意味深长。 由此可见，在驳杂的现实功利与历史言说、文化紧张与地理流离的葛藤中，陈映真文学写作不仅生发多重的“左翼”意味，而且开启了远比大陆左翼文学更为丰富的现实反拨和历史省思空间。陈映真的“泛政治”与“泛左翼”的写作实存，为更充分地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先生称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其意义和分量才庶几近之。 注释： ①王安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陈芳明：《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台湾《联合文学》第192期。 ③陈映真宣称自己信奉“文学工具论”和“主题先行论”，他说：“文学工具论是很多人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可是我要在这里很坦白地说，我是文学工具论者。既然说是工具，首先是因为我有所思，我有话说，所以我写成论文，所以我跟人家打笔仗，所以我写小说，办《人间》杂志。不管用什么形式，只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表达。”见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④朱双一：《陈映真的国族身份、阶级身份与文学身份》，见《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第268页。 【参考文献】 [1]吕正惠.战后台湾的文学经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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