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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倡导文学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福本主义对后期创造社的影响 1927年10月至1928年，后期创造社④成员在国内革命文学运动形势的鼓励下，先后从日本归国，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他们把日本福本主义带到中国文艺界，“他们回国参加文学运动的全部计划都是在日本形成的，当时正是福本主义风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期间”[1]77。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本期间就建议创造社转变方向，回国后便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日留学期间，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这已被学界公认。不过，有学者认为，“在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福本和夫的名字”[1]76，却与事实不符。1928年11月至12月，沈绮雨(沈起予)在《日出》旬刊第3、4、5期连载了他的《日本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怎样经过它的运动过程》一文，不仅对“日本无产艺术运动的过程”作了专题研究，且专门谈到了“福本和夫”[10]。此外，创造社元老郑伯奇也曾在回忆后期创造社时提到了“福本和夫”： 日本也有一个大学教授，名叫福本和夫，他曾参加组织日本共产党，很“左”，当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11]913 郑伯奇还特别讲到李初梨、冯乃超： 他们两人在日本时间相当长，日本话讲的非常流利，对于日本文学和当前世界文学情况都很熟悉。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颇有参加者，他们也受了相当的影响。[11]869 对此，1978年，冯乃超在回忆日本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时，坦承其受到了福本主义的影响： 国际上，“左”倾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在这个影响下，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流行着“左”倾的“福本主义”。高等学校教授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他的全盛期是在1926年左右……福本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日本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曾给青年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少危害……当时日本左翼文坛主张“既成作家”都一定要“转变方向”，这一点，后来竟成为我回国以后批判鲁迅的张本。[12] 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盛极一时，才为在日本学习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接触其思想、接受其影响从客观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后期创造社成员所提倡的理论斗争、文学的阶级性及其在倡导过程中强烈的论争批判色彩，我们可以辨清福本主义对之影响的思想脉络。 后期创造社强调理论在斗争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28年初，冯乃超发表了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文章，率先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革命文学必须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13]。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不仅鲜明地高举理论斗争的旗帜，而且将文学的阶级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融入理论斗争之中，并把该论文“权且作一个‘理论斗争’的开始”[4]。之后，他更加鲜明地强调“理论斗争”的迫切性，呼吁“在我们的无产文艺阵营里面，‘理论斗争’是刻不容缓的一件急务”[14]。几乎与此同时，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也积极响应、倡导“理论斗争”。他认为要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必须掌握科学的理论方法，为“理论斗争”在中国的宣传起了一定的铺垫、推动作用。 在突显文学的阶级性这一点上，冯乃超阐明了革命文学的本质——“必然是Agitation－Propaganda”(鼓动、宣传——笔者注)，主张文学艺术的任务，也是革命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当时中国民众反抗的情感、求解放的欲望及强烈的革命思想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疾呼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明确提出“政治家该具有艺术的心，艺术家也该具有政治家的头”[15]。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坚持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4]，强调文学的阶级意识，并提出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彭康也积极著文响应，强调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着重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Ideologie)”的，是思想、感情的组织化，进一步阐明：“革命文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在中国的现阶段，也不应仅限于描写无产阶级，更不必要无产阶级自身来写……革命文艺的内容，描写什么都好，只要在一个一定的目标之下，就犹如斗争虽然多都是朝着一个目的一样。封建势力，军阀，帝国主义，工农生活，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等，都是革命文艺的内容。”[16]这些内容的提出与宣扬，丰富发展了革命文学的内容，提升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水平。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理论斗争以及文学的阶级性的倡导，是在同文学革命论争的过程中进行，呈现出极强的批判色彩⑤。 后期创造社成员对福本主义的接受，不仅体现在以上三方面，从他们创办的刊物及其相关著述或译介的日本文艺著作中，我们也可识认。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为了更好地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积极创办一些期刊杂志，如《文化批判》(1928.1.15—1928.5)、《流沙》(1928.3.15—1928.5.30)、《思想》月刊(1928.8.15—1928年底或1929年初)及《创造月刊》(1926.3—1929.1)、《日出》旬刊(1928.11.5—1928.12.15)等。他们以这些期刊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并有比较具体的理论分工，冯乃超、李初梨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担负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朱镜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对中国现代革命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后期创造社成员所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都是通过日译本介绍至中国，是在他们把福本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完成的。 经过以上抽丝剥茧的探析、溯源，便可理出这一事实：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源头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该理论经日本福本主义由后期创造社传至中国。正是由于福本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影响，鲁迅不仅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而且也接触到了卢卡奇的论著。正是由于后期创造社“挤”鲁迅认识到须看“几种科学底文艺论”，鲁迅先生才于1928年2月1日往内山书店购买了日译本卢卡奇的《何谓阶级意识》[17]、[18]，成为最早接触到卢卡奇著作的中国作家之一⑥。这一时期，“阶级意识”理论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充分说明了一种理论“旅行”的现象：一种理论思想进入另一种异己的文化绝非畅通无阻，无论这种理论自身多么深刻、重要，其在异域的旅行、完全(或部分)地被接纳是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同时，鲁迅对“阶级意识”理论的批判和吸纳，也印证了一种文化接受的事实：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接受一种异己的思想文化，绝不会盲目地全盘接纳，只会从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性地进行吸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