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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初，东西交会的历史环境对在日留学的鲁迅及其文学活动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鲁迅的知识、学问、理想、抱负以及人格等都是在日本形成的，那里是鲁迅从事革命和文学事业的起点。如果追溯鲁迅思想的起源，那么东京和绍兴可谓同属鲁迅的精神原乡。 【关 键 词】鲁迅/精神原乡/绍兴/东京/文艺/“理想的人性” 【作者简介】 商金林(1949—)，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 所谓原乡，从地理概念上是指一个宗系的本乡，指祖先居住过的地方；精神原乡，指涉的是个体的精神的本原，即指个体的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灵的始源。鲁迅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民族根性的批判者和改造者。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与他思想的两个精神原乡——绍兴和东京是密不可分的。 一 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2年祖父卷入科场贿赂案，1896年父亲病故，这些使他过早地感受到社会变故和世态炎凉。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经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境的破落，让鲁迅面临人生道路的第一次抉择。 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正路是考科举，败落户子弟则是当幕僚(到府署或衙门做事)或经商。鲁迅没有走这两条路。1898年5月1日，18岁的鲁迅顶着进“洋学堂”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压力，带着母亲给他筹措的8元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由周樟寿改名周树人。江南水师学堂名义上是海军学校，实际上是海运学校。鲁迅进校后不久，便发现这所学校“乌烟瘴气”，毅然决定退学，是年10月投考江南陆军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改学开矿。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在南京的4年，鲁迅阅读了许多介绍西方的书籍，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接触了进化论思想，吸取了不断发展、进步、变革的观点。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的破产、1900年八国联军的暴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等，这些重大事件都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他开始自觉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在1898年11月，鲁迅就曾刻过“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三枚图章，表明他爱国报国的志向，然而等到矿路学堂毕业，又“爽然若失”，感觉既不配“做半个水兵”，又掘不出“金银铜铁锡”来，“一无所能”。“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1](P297)，冀以留学所得贡献于祖国。后来，鲁迅在回忆中更用了“渴望”二字：“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2](P315)在家国动荡之中，鲁迅开始了他的留日生涯。 二 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思想文化方面，经过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政策、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后来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已广泛吸纳和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 1902年3月24日，鲁迅由两江总督批准赴日留学。4月，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学习日语，时年21岁。1902年，正值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高潮起始之年，也是中国酝酿变革的年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让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的日本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聚集地。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主张；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纷纷创办刊物，宣传反帝反清革命，《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河南》等相继面世。1905年11月26日，章太炎创办了《民报》，提出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并以《民报》为阵地，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围绕“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展开论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不可否认，一衣带水的日本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影响和声援是巨大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也就在这个时候。1902年，甲年海战已过了8年，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如郁达夫的《沉沦》描述的，“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作为弱国子民，鲁迅也受到种种歧视，他的感受是十分复杂的。当年，留日学生来源复杂，志趣各异，对日本的感情也不尽相同，总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怨恨日本，如周作人笔下所讲，看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把自己的“屈辱”和“受苦”都归咎为不富强的“祖国”；二是藐视日本，“不是说日本全无文化”，就是说日本的文化“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不值得一看”；三是一味欣赏和钦佩日本的风土人情，把“异域”看作是“古昔”，交游议论，吃喝玩乐；四是用“虚心研究”的态度深入观察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潜心求学，客观看待中日差异。 鲁迅显然是留学生中“潜心求学”的代表，“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2](P558)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的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3](P153)显然，鲁迅对于“最理想的人性”①的思考，始于日本。林嘉骏在《国民性与国民经济》一文中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同为东方人，在理，当因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而同与英德等国之西方式的国民性对峙。不过就现代日本而言，其一切精神，吾人与其仍谓之为东方式，何如谓之为西方式或准西方式为愈，以其在在皆由胎息与进步西方文明而成也。”[4] 1902年前后，日本对尼采的介绍达到高潮。因甲午海战胜利而造成的“昂扬”的“国民意识”，为尼采“英雄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尼采热”促使鲁迅对“理想的人性”进行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性”同样也是个“国民性”问题。“国民性”指的是一国国民之一般的特性，构成国民性的因素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的因素复可分为气候，土地，物产，民族统系四种；精神的因素复可分为思想上的传袭，历史上的因缘，政治，文学，哲理，宗教，制度，风俗，习惯等项”[4]。“国民性”就是综合了上述种种因素铸造而成。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民气之盛衰又决定了国势之强弱。从这一理念出发，鲁迅确立了自己的志向。1904年9月，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孤身一人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学医”，是鲁迅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抉择。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5](P83) 鲁迅研究并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而决定“学医”。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日本就是从对荷兰的“医学”感兴趣，从医学起步，由医学而及于西洋其它技艺、器械、用品，最终促成“维新之兴起”。鲁迅选择“学医”，显然是对日本社会的一个“仿效”，是与他到日本后一系列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 1903年3月，鲁迅在同班同学中第一个剪了辫子。在清朝，辫子是种族压迫的标记，是否敢于剪发辫，也成为保皇派和革命派的主要区别之一。鲁迅到了日本，剪掉辫子以“舒愤懑”[2](P189)，依然同日本整体环境的影响有关。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剪发和开发的变革”。1872年，明治政府公开宣传废除幕府时代的武家服饰，要求人们去发髻、留短发[6](P93)。鲁迅探讨“理想的人性”，他自己的这条辫子就非剪不可。鲁迅剪辫之后，在送给友人许寿裳的断发照片《自题小像》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州，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许寿裳解释说：“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3](P181)“舒愤懑”是鲁迅决心投身民族救亡革命斗争的起点。 在弘文学院学日语的一年多时间里，鲁迅发表出版的译作有《哀尘》、《月界旅行》、《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世界史》和《北极探险》共10部，研究者评述得最多的是《斯巴达之魂》和《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6月15日，鲁迅在留日学生组织“浙江同乡会”创办的刊物《浙江潮》第五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翻译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说它为“翻译创作小说”，是因为既不是翻译(找不到出处)，又不像是创作。鲁迅1934年5月6日在《致杨霁云》中说：《斯巴达之魂》“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7](P403)。小说记叙了斯巴达勇士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是一场三百人迎战一万人的战斗，是力悬之战。结果，勇士们死战到底，全部阵亡，只有一个武士因眼睛患病，没能参战幸存下来。武士回家后，妻子认为他侮辱了国家、也侮辱了妻子，而劝丈夫去死。鲁迅在《斯巴达之魂》的引言中说：“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3](P20)，这就是鲁迅写这个短篇的动意。同年10月，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强种鳞鳞，梦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如雨”，列强是“我汉族之大敌也”，由此呼唤“豪侠之士”“奋袂而起”，以挽救垂亡的祖国。 “学医”，凝聚着鲁迅铸造民族健壮的体魄和“最理想的人性”的热切的期待，凝聚着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远志向，表现了青年鲁迅独立不羁的伟美品格。 三 1904年9月，鲁迅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年24岁。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他的《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中这样描述：鲁迅首先是憧憬明治维新，其次是憧憬对于明治维新有很大助力的“新的医学”，所以才到设有“新的医学”的仙台医专求学，可以说，他是怀抱着中国明治维新的蓝图走出仙台车站的。 仙台医专创办于1901年，据说外国留学生只有鲁迅一人，因而在那里颇受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并“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1](P303)尤其是藤野严九郎先生，特别器重鲁迅，他让鲁迅把课堂所记的笔记送给他检查，竟仔细地作了修改和补充。可发生在1906年春的“幻灯片”事件，让鲁迅受到强烈的刺激，促使他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砍头示众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8](P417)由“学医”到“从文”，放弃医治国人之体魄，而改为医治国人之灵魂，这是鲁迅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抉择。这次的抉择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道路。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专门从事文艺运动的发动。他写论文、编刊物、作翻译、出书籍，迎来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个高峰：1907年12月，发表自然科学论文《人间之历史》(收入《坟》时改为《人之历史》)，文章阐释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人类发生学》，并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驳斥了上帝造人的“神创论”的唯心主义观点，对“抱残守阙”的顽固派进行了抨击。《人之历史》是我国早期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重要论文之一。1908年2月和3月，发表《摩罗诗力说》，对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通译斯洛伐茨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8位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热烈赞扬，称“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摩罗诗派”是“精神界之战士”。针对中国缺乏“精神界之战士”的现状，鲁迅尤其批判了“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习惯势力，强调要“争天拒俗”，表现出一种勇猛、热忱的战斗激情，凸显了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推动祖国向前发展的强烈愿望。1908年6月，发表《科学史教篇》，介绍从希腊罗马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阐明科学发展之历史，论述科学与艺文、宗教、实业的关系，指出洋务派的“惟枝叶之求”乃是舍本逐末。他特别强调，要“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在论及科学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同样是不平坦时说：“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又说：“平和之物，不见于人间。其强为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乃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不难看出，鲁迅当时已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1908年8月，发表政治论文《文化偏至论》，批判19世纪文化思潮的偏向。针对洋务派鼓吹“富国强兵”、“竞言武事”，以及改良派倡言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盲目崇拜西方“物质”和“众治”的错误，鲁迅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政治主张，强调“尊个人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认为只有强调个性解放和精神力量，才能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对专制主义弊病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从此，“立人”思想成为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中心。 《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这四篇力作正好形成一个思想系统，一个为拯救中国、开启民智、发动启蒙运动的纲领性意见的系统，因而被研究者称为“启蒙四论”。1908年12月，鲁迅又发表《破恶声论》，针对洋务派和改良派鼓吹的“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以及“同文学、弃祖国、尚齐一”等邪恶之声，进行了批判。可惜这篇文章没能够写完，只批判了“破迷信”、“崇侵略”两种。这里，鲁迅再次深刻阐述了个性解放，讲到要破“崇侵略者”之“恶声”。当时，一些进步的旧民主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借助于他们的力量推翻清政府。鲁迅却清醒地认识到，要把反封建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吸收尼采进化论思想的同时，他也批评尼采的进化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执进化之留言，攻弱小以逞欲”的“兽性之爱国”。鲁迅还批评了“灭裂个性”的言论，指出维新派高唱“维新”，实乃“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希望中国有爱国前驱者起来保卫祖国，使祖国早日摆脱荒凉落后的困境。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当时的《河南》杂志上。《河南》杂志1907年底在东京创刊，由刘师培主编，为留学界主要革命刊物之一，1909年12月第九期发刊后被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认为：《河南》杂志“鼓吹民权主义，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许寿裳评论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文化偏至论》，《摩罗斯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匤救”[3](P177)。可见，鲁迅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一般民众的“劣根性”，也包括那些“新党”的“思想”，他关注的是全民族的“精神”。 四 鲁迅留日期间的实绩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战线。这些实绩的取得，首先，源于他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勤奋苦读。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很多日文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同舍的沈瓞民回忆说：鲁迅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边学习日语边翻译，偶尔也译英文书。“开始译笔，颇受严几道的影响，但后来却一变而为清新雄健，在当时译书界已独树一帜了。”[9]其次，得益于日本学界丰富的学术资源。这些学术资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学界丰硕的学术成果。1980年代，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写过一本专著《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经过深入考辨，发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几乎分论的所有部分都有材料来源”，“这说明《摩罗诗力说》是在鲁迅的某种意图支配下，根据当时找得到的材料来源写成的”[10](前言P1-2)。鲁迅显然是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前进。二是当年发行的外文书刊。就《摩罗诗力说》而言，除了吸取了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滨田佳澄、八杉贞利、升曙梦等人相关的研究成果，还参考了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丹麦的勃兰兑斯、匈牙利的利特耳、德国的约翰·克默迪的相关著作。鲁迅博览群书，摄取了大量丰富的学养，使自己的学识逐渐充实丰满起来，这才写成了《摩罗诗力说》这样的煌煌巨论。反过来说，如果当年日本学界没有这么丰厚的学术资源，鲁迅也就写不出“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求得救国救民方策的诗论”，而这篇诗论，正“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10](前言P1)。 1909年3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1](P155) 这篇“序言”，正如周作人所形容的：“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得出自负的意思来；这是一篇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了”[12](P231)。“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小说集》在我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是年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叫《域外小说集》……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1909年7月27日，《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这二集共收外国小说十六篇：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捷克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大部分是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留日时期的文学翻译有过总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13](P511)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鲁迅原先筹办《新生》杂志“文艺部分”的计划。印书的费用由蒋抑卮帮助代垫一百五十元，出书后并在上海蒋家开设的广兴隆绸缎庄代售。原计划“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11](P161)。但由于当时读者对外国短篇小说还有隔膜，结果“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只卖掉二十一册。第二集印了五百本，也只卖了二十册，“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1920年，上海群盖书社将两集合为一集重印出版，鲁迅为重印写了新序《〈域外小说集〉序》，再次谈及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良苦用心，是要用外国文学唤醒祖国民众的觉悟。许寿裳就称鲁迅：“实在是绍介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3](P177) 五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为时7年的留学生活回国。鲁迅在日本的7年，年龄从21到29岁，正是风华正茂、世界观成熟并定形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知识、学问、思想、人格都是在日本形成的，那里是鲁迅一生辉煌的起点。在日本，鲁迅掌握了日语和德语，借助日语和德语，他接触了世界文学。回国后，鲁迅经过短暂的沉默，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2](P238)“表现的深切”指的是小说的思想内容，揭出人生和社会的种种病态，犀利而深刻的洞察交织着对个体生命的思考。鲁迅这时所延续和拓展的，依然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在东京弘文学院时常谈到的相关联的问题。“格式的特别”指的是小说的艺术特色。鲁迅的阐释告诉我们，他的小说从“欧洲文学”中汲取滋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鲁迅凭借译作了解和掌握了“欧洲文学”的精神、观念和其它艺术，这个广义的“欧洲文学”也包括日本文学在内。周作人就曾说过，《阿Q正传》受到夏目漱石《我辈是猫》的影响[14]；鲁迅自己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他最爱读的日本作者“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鲁迅回国后再也没有去过日本。虽然如此，在他的心中，是有一份怀念的。鲁迅写于1926年10月的《藤野先生》这样说：藤野先生在他“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并把藤野先生的照片挂在寓居的东墙上，面对书桌，“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深恶痛疾的文字。”[1](P308)鲁迅在上海时，与“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从内山书店购买大量的书籍，而且利用内山书店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出版的书托内山书店代售、所编的书托内山书店送到东京印刷、在内山书店约见朋友等，并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广泛联系，内山书店成为鲁迅与外界来往的中转站。鲁迅还租用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住过的房间，作为他的收藏间和读书室，同时，通过内山完造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如鹿地亘、增田涉、山上正义、辛岛骁、林芙美子、山本初枝、新居格、山本实彦等。1931年12月，增田涉离开上海回国，鲁迅作《送增田涉君回国》诗一首相赠。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表达了对“归客”的惜别和对日本的怀念之情。 也正是出自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共鸣，鲁迅翻译了夏目漱石、森欧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地宽、芥川龙之介、秋田雨雀、武者小路实笃、厨川白村、鹤见佑辅、拓垣鹰穗、片山孤村、岛崎藤村、金子筑水、片上伸、青野季吉、升曙梦、上野阳一、中泽临川、生田长江、铃木虎雄、黑田辰男、千叶黾雄、野口未次郎、山岸光宣、上田进、立野信之、中根宏、冈泽秀虎、藏原惟人等许多日本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书籍。当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在日本并不怎么叫座，可经鲁迅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名声大噪，并成为大学文艺理论教材。厨川白村的另外三部书《走向十字街头》、《近代文学十讲》和《文艺思潮论》也相继在中国出版，不仅受到中国文艺界的追捧，“苦闷的象征”、“象牙之塔”、“十字街头”也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以“十字街头”为例，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写过《谈十字街头》的论文，著名演员赵丹演过《十字街头》的电影，鲁迅主编的左联刊物创刊，刊名也叫“十字街头”。周作人在谈及译介日本文学时说：“喜欢翻译日本文学的，有鲁迅、崔万秋、谢六逸、徐祖正，还有我。”[14]把鲁迅列在第一位。 也有的研究者说，鲁迅“虽有七年旅居留学的经历和众多的日本友人，可留给他的不是孤独屈辱的仙台记忆，就是寂寞难耐的东京印象，一生中很少谈及对于日本及其文化的观察体验”[15]。显然，这话有失偏颇。鲁迅对日本民族的“认真”精神，不将做事与做戏混同起来的严肃、认真的国民性格，以及“会摹仿”等优点，都是相当肯定的。鲁迅喜爱日本的美术，尤其喜爱“浮世绘”和“版画”，包括上野公园烂漫的樱花等，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的学生增田涉在《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九日在纪念演讲会上讲话》中说： 我曾问过鲁迅先生，您如果再有机会到日本去，想到那里去?鲁迅立即回答说：想到东京的“丸善”(笔者注：东京一家专门销售外国书籍的书店)去看看。青年时代，他在日本时，常到“丸善”去，从那里吸收世界文学和美术知识，因而直到晚年，仍从“丸善”函购书籍。……而且那时，先生说过，也想到仙台去看看……仙台这地方，在心里一直刻着年轻时的印象。[16](P79) 增田涉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感情笃厚，他是1931年12月回日本的，鲁迅这番话应当是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之前所说。鲁迅在1934年给女诗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也说到，“我一直想去日本”，并接着调侃道：“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17](P555)。国内作家中，郁达夫对鲁迅的崇拜众所周知，鲁迅也很信任郁达夫。郁达夫写道：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36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18](P46) 郁达夫这篇《回忆鲁迅》曾在1939年3月至8月的《宇宙风乙刊》发表，又在同年6月至8月的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刊载。作为鲁迅的崇拜者和挚友，郁达夫的话是可信的，日本给了鲁迅许多难忘的记忆，他也曾有计划再去那里。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曾写到：第一次读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文章时，“给我留下了堪称为‘冲击’的强烈印象”，原先以为，那“不过是年轻人的习作而已。然而，读过原文后我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19](P59)。伊藤虎丸所讲的“原鲁迅”，实际上也指涉到一种精神原乡，因此如果追溯鲁迅思想的起源，那么东京和绍兴一样，都可谓个体之鲁迅的精神原乡。 注释： ①许寿裳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办杂志、译小说》里，所记是“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4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4]林嘉骏.国民性与国民经济[N].晨报·副刊，1926-11-02. [5]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金明善，徐平.日本·走向现代化[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7]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N].文汇报，1961-09-23. [10][日]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M].何乃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1]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香港：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 [1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周作人.闲话日本文学[J].国文周报，1934，(11卷38期). [15]赵京华.周氏兄弟与日本[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7-16. [16][日]增田涉.我的恩师鲁迅先生[A].武德运.外国友人忆鲁迅[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7]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郁达夫.回忆鲁迅[A].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忆鲁迅[M].昆明：花城出版社，1982. [19][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李冬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