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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使用数据统计和对比的方法，研究延安时期话剧事业、京剧发展、抗战文艺、秧歌活动、文艺社团、文艺期刊、鲁艺演出等方面的历史事实，澄清几十年来对《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的某些不实说法，客观呈现《讲话》前后延安文化艺术的复杂性。 关 键 词：《讲话》前后/延安文艺/历史真实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初期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七十年来影响深刻。本文比较全面地观察《讲话》发表前后有关延安文艺的历史真实，借以客观呈现《讲话》前后延安文化艺术界的复杂面貌。 一 多年来，人们被告知，“大洋古”(大戏、洋戏、古戏)一度错误地统治或说充满延安的舞台，是整风和《讲话》改变了这种局面。 “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延安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演出这样的大戏的。1939年12月6日，当时的报纸报道，经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加紧排练曹禺名剧《日出》。①实际上是组织鲁艺排演。由此，从1940年元旦上演《日出》开始，延安进入了演“大戏”的阶段。在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关怀下，不同的单位又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大戏洋戏。 至1942年，延安上演的国统区名家剧作，一共有10部。其中6部属于“与抗战无关”的“大戏”，它们是：1940年演出的曹禺的《日出》《雷雨》，1941年演出的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1942年演出的曹禺的《北京人》、陈白尘的《太平天国》。另外4部国统区剧作，是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宋之的的《雾重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都是以抗战现实为主题的剧作。 1940-1942年三年里，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一共有29部，这6部“大戏”在其中占21%。②延安时期有过广义的“大戏”概念，指多幕多场的艺术价值高的大型话剧。 “洋戏”是说外国名家的艺术经典剧作，后来批评所指的是：1940年演出的俄国果戈理的《婚事》和《钦差大臣》、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蠢货》《纪念日》，1941年演出的莫里哀的《悭吝人》。这7个剧目，被诟病了70年。不过从史料可知，果戈理和莫里哀的4个多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的多幕话剧的14%；契诃夫的3个独幕剧，占那三年延安上演的61部独幕话剧的5%。 13部“大戏洋戏”，表演水平高，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新文化的冲击力，在延安影响很大，很受欢迎。但统计表明，延安那三年演出的大小话剧剧目总量是90部，这13部只占其14%。而且，当时的话剧演出都有舞台背景的设计、制作和布置，演出场次比较受限。 洋戏的演出集中在1940年，一年6部，占当年20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0%，大戏占10%。1941年只演了1部洋戏——之后就没了，占当年33个话剧演出剧目的3%，大戏占6%。1942年《讲话》前，演了大戏2部，占那几个月18个话剧演出剧目的11%，那几个月没演洋戏。 那几年延安上演的其他外国话剧，主题多是反法西斯现实斗争、苏联“十月革命”、苏联国内战争、苏联集体农庄的，如《带枪的人》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列宁形象，连演了12场。《讲话》之后七天，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肯定了这个戏。③近年对“大洋古”的批评中，一般不提这些“红色”剧目。但也有的批评不考虑其主题的“红色”，而把《马门教授》《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算作不够革命的“大戏”，甚至对那时候学习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现实主义演剧体系也有微词。 那阶段，不只是延安演出了“大戏洋戏”，前线部队也欢迎，因此部队文艺团体也演出。贺龙军队的战斗剧社，曾在山西为部队官兵演出了各种内容的话剧，包括《雷雨》《求婚》《第四十一》和《悭吝人》。贺龙曾是中共军中最关注文艺工作和文艺质量的将领。 1944年鲁艺对历年剧本创作进行统计时，以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为整风前后，进行分期。④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1942年下半年，延安有广东音乐、蒙古歌曲、西欧民歌、民间小调、钢琴、小提琴、歌唱和话剧的演出，⑤《讲话》的精神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延安文化界和鲁艺还走在形式多样的艺术道路上。因此，依据鲁艺当年的分期方法和历史情况，1942年的演出量计入整风之前。 综上观察，无论是《讲话》前的六年里，还是1940年后的三年里，或是《讲话》前的1941年和1942年前五个月，都没有发生过“大戏洋戏”统治或充斥延安舞台的情况。 还应该注意到，不是“专门化”导致了大戏、洋戏的演出。1939年鲁艺没有强调“正规”和“提高”，⑥而是否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方针。当年2月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对全院报告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以培养大批普通干部为第一位。”⑦同年4月罗迈作关于鲁艺教育方针的报告，也否定偏重于培养比较专门的干部。⑧鲁艺当时为培养普通干部调整了课程。 但那之后，1940年初，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了“大洋古”的演出。7月，为适应这种变化，鲁艺曾重提培养专门人才，延长学时，但未建立起正规学制，也未提出“专门化”。⑨到“大戏洋戏”的演出高潮过去后，194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迈在鲁艺三年工作总结大会上说：“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⑩他指出，鲁艺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学院，当前任务重在专门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积累文艺工作和艺术教育的干部”。(11)第二天鲁艺就调整机构，很快确立了正规化的学制。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鲁艺确定正规学制基础。”(12)这是对鲁艺正规化、专门化的首次报道。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也记：“一九四一年鲁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第三年的工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制订了趋向‘专门化’提高的计划。”(13) 近年对鲁艺前期的批评里，说从1940年开始，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批评者把“大洋古”纳入这个“关门”阶段，这是把时间搞错了。也有谎说鲁艺1939年就强调“正规”和“提高”了。实际上，鲁艺的“专门化”和所谓“关门提高”只有半年多——跟“大洋古”并无关系。 史料显示，1937-1942年的六年间，延安共演出话剧195部，戏剧事业呈繁荣面貌。而1943-1948年，共演出话剧38部，是前六年的19%，约五分之一。前六年的平均数字是每年演出约33部，后六年平均每年约6部。相较起来，后六年呈萧条面貌。 二 1937-1948年，整个延安时期，共存在过至少75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大类。这些社团为延安抗战文艺的繁荣、自由创作的开展、艺术水准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前期有一些已停办或改办其他，到整风和《讲话》前，还有至少47个文艺社团开展活动。 其中综合文艺社团有6个：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延安文抗、延安文协)、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边区音协)、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延安美协、边区美协)、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边区剧协)、延安文化俱乐部。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剧协和文化俱乐部这4个社团，都在整风激烈和报纸发表《讲话》的1943年停办了，消失率67%。 这4个社团组织都曾在文艺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音协、美协和剧协，会址都设在鲁艺。他们组织研讨、出版刊物、策划展览、安排演出。文化俱乐部筹建起了延安合唱团、延安业余剧团、延安星期音乐学校、延安儿童之友社、跳舞班、延安乐队、戏剧导演研究班、延安诗会、延安业余国乐社、口琴队等文艺社团，(14)为延安的文化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二战期间，苏德战事残酷时期，莫斯科的生活曾非常艰苦。但那时莫斯科的戏剧演出非常活跃。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那时与孙维世同在莫斯科，她在其《往事琐记》中记：“当时上演的戏剧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有契诃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而这些都是上演过许多场的保留节目。”“一般职工群众在工作单位的政治学习相当少，他们基本上是通过文化生活而受到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的。”(15)苏联没有因为前方的牺牲而指责和禁止后方的演出，而是以文化繁荣缓解战争压力、保持胜利信心，因为战争需要稳定和坚强的后方。《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最繁荣的时期，同样呈现着这样的文化活力。 整风开始和《讲话》时，延安有10个文学社团在活动，他们是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怀安诗社、延安作家俱乐部、延安诗会、小说研究会、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领导的文艺小组。1942-1943年间，包括中研院文艺室改为中央党校三部在内，这10个社团全部消失。从那以后，延安再没有文学社团组织活动了，消失率达到100%。 文艺小组1938年产生于延安基层，到1940年已有45个机关、学校、工厂、部队单位建立了85个文艺小组，有668人参加，(16)其目的如萧三所述，是“使工农分子知识化”(17)。那时，三人即可自由组织文艺小组，自推组长一人，受所在单位俱乐部和直属系统文艺组织的领导(18)。文艺小组消失的原因不见记载，但其“工农分子知识化”的方向，是与整风和《讲话》后要求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方向相悖的；其结社自由性质的组织方式，也是后来所未见的。 整风开始时，延安有10个专业戏剧社团、9个音乐社团、2家美术社团、4个艺术教育社团机构。整风和《讲话》后，存活下来5个专业戏剧社团、1个音乐社团、1所艺术教育机构——鲁艺。美术社团没有了。此外有3个搞电影的社团单位，都没解散。另有几个基层的文艺社团，知其名而不知其所终。还有以“提高边区群众文化水准”为目的，于1940年成立的大众读物社，到1942年3月5日也停办了。这个3月5日，延安成立了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19)开始了中共对文化社团单位进行统一管理的历史，至今已历七十余年。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中，提到了几个文艺社团结束的原因。边区美协是：“一九四三年初，延安美术家纷纷下乡，到实际斗争中去工作、绘画，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前进。边区美协的工作，便暂告结束。”(20)文艺月会是：“可能是由于投入了紧张的整风运动或是其他工作，而就此停止了月会的活动的吧。”(21)延安新诗歌会是：“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会员的大量流动，新诗歌会便逐渐结束了其活动。”(22)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季，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历时一年多的军直文艺室，便告结束。”(23)鲁艺实验剧团则因：“一九四三年间，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秧歌运动……从此，一切对外演出，亦不再以实验剧团的名义而以鲁艺的名义了。”(24)延安业余剧团是：“整风运动在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文艺整风日益紧张，业余剧团团员们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排练和演出，剧团的活动便渐告结束。”(25)延安作曲者协会是：“一九四二年十月……此后，作曲者协会活动逐渐减少，便无形中结束。”(26)星期文艺学园是：“由于形势紧张，人手渐感缺乏……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经由园务会议作出了学园结束的决定。”(27)这是《讲话》后20天作出的决定。 就这样，原来延安的至少47个文艺社团，在整风和《讲话》之后，剩了12个，其他至少35个集体消失，总消失率约74%。那些文艺社团带去了黄土高原之外的文化影响，开展了文化动员抗战的工作，促进了文艺繁荣。 三 整风和《讲话》前的延安文化艺术界，曾陆续创办过不少于21种文艺期刊。1940-1941年初，停办了《文艺战线》《大众文艺》《中国文艺》几种文艺期刊。1941年3月，毛泽东提出裁并延安大部分党刊，理由是“技术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是准备用《解放日报》控制舆论。4月，非文艺性的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停刊。5月，《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为新创刊的《解放日报》。当年，《歌曲半月刊》《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绥德版、延安版)等文艺期刊陆续停刊。 对停办刊物的举措，当时的文化界是有看法的，从1941年11月25日《文艺月报》编者写的《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一文中，能略知情况：“这里应该对‘公家’表示感谢，因为在一个时期里，别的刊物全停了，只有这个小报还能出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另外还有些感到这小报‘不顺眼’的，甚至要申请‘停掉它’的一类人等，也是应该感谢的，至少他是感到‘不顺眼’了。”(28)据史料，《文艺月报》第1—12期由萧军负责，(29)此文当为萧军撰写。后来到40年代末，萧军被指反苏反共遭批判处理，被迫退出了文坛。 这份《文艺月报》是当时比较有特点的文艺刊物，特点之一是提倡争论。丁玲反对把它办成“温吞水式的刊物”。在这份刊物上发生过陈企霞和何其芳关于诗的论争、萧军和雪苇关于文艺批评的论争等，既有批评，也有反批评，有来有往，自由平等地论辩。(30)这并非今人所说的思想混乱，而是延安文艺界思想活跃的好现象。在文化艺术上，只要不出现靠找领导告状去占上风的情况，有宗有派便是繁荣发展的特征之一。 到1942年2月整风开始时，延安还存在约8种文艺刊物，全部于当年停刊。它们是以图画为主的《前线画报》、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部队文艺》、延安诗会会刊《诗刊》、文学刊物《谷雨》、延安文艺月会会刊《文艺月报》、鲁艺的文学刊物《草叶》、综合性音乐刊物《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研究》。(31) 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于1942年4月1日毛泽东主持报纸改版时停刊，版面改为综合副刊，刊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内容。整风期间，人们没有积极性写稿，这个综合副刊发生“稿荒”。毛泽东开列一个16位延安文化名人的名单，给他们每人下达不同字数和内容的征稿任务，并亲自出面宴请他们，给这个副刊约稿。这件事误被作为美谈来叙述了。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对部分期刊的停办，略有说明。《谷雨》是：“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了第六期之后，因为其他方面的活动非常紧张，编者们无暇再去顾及刊物的编辑，《谷雨》即终刊。”(32)《草叶》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和形势的变化，草叶社的同志以及众多作者忙于更加紧迫的任务。”(33)《部队文艺》是：“由于军直文艺室和编辑工作人员把主要精力转向伟大的整风运动，而终刊了。”(34)《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八年大事纪要》记载了《草叶》停刊的原因：“《草叶》社召集各系同志开座谈会，进行整风。后停刊。”(35) 总之，整风期间和《讲话》前后，主要是因延安内部“形势的变化”、“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当时延安的文艺期刊，100%地停刊了。 发生整风和《讲话》的变故之前，延安的文字创作的文艺作品，曾短暂地百花齐放，繁荣一时。萧军曾记述：“延安每月竟有了近乎几十万字底文艺作品产生。”(36)那时除文艺期刊，还有《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6种期刊，和先后存在的《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3种报纸发表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音乐、美术和译著等文艺性作品。总共，至少有26种期刊和3种报纸刊登过文艺作品。(37)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收录了延安前期的部分文艺作品目录，一共是2835篇。(38)如果计入未收入的目录，会远远多于3000篇。但《讲话》前差不多六年时间，延安发表文艺作品的实际数字，应该成倍或更多地高于这个数字，困为从周扬1940年6月9日鲁艺校庆报告中可知，仅鲁艺一校，两年间教职学员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就有1925篇(39)。 整风和《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作品，除单独印行的书册外，集中于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综合副刊发表。1946年延安曾筹办两种文化刊物，但因战争形势，没有办成。粗略统计，1943-1947年3月中共机关撤离延安，延安共发表文艺作品1979篇。(40)考虑《解放日报》综合副刊的版面容量，如果按平均每天5000字计算，每个月15万字左右。这个字数可能是“几十万字”的一半。但实际字数应该还少于这个数。因为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综合副刊约稿的字数，各方面内容总共是每月14.9万字，其中有关文艺的内容6.2万字。(41) 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曾为自由讨论提供版面，如以研究性质刊出林昭商榷于欧阳山的文章，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42)。 在毛泽东鼓励“一切善意批评”后，丁玲、王实味等写了一些善意但被称为“暴露黑暗”的文章。丁玲《三八节有感》中批评延安在妇女问题上的一些现象。贺龙见她在文中讽刺江青，为维护毛泽东，也出于对丁玲的保护，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43)这件事后来却被传说成了贺龙满腔革命义愤地对带有“暴露文学”倾向的作品提出反对意见、对丁玲提出尖锐批评。 四 论延安文艺之优劣，都以是否动员抗战作为重要标准，因为抗战时期需要“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多年来，整风和《讲话》前的延安文艺，被传说为没有为抗战服务，批评的话语有“不合抗战时宜”、“不适应抗战需要”、“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偏离了抗战的方向”、“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等等，普遍认为整风和《讲话》后在“革命文艺运动”中出现了大批动员抗战的文艺作品。 延安演出的与抗战无关的13部大戏洋戏，只占1937-1942年除古装戏外全部307种演出的4%。而那六年，有十数家团体、单位在延安演出话剧，演出剧目总量是195部，其中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约115部，占总量的59%。包括21部多幕话剧，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东起义》《九·一八前后》《塞上风云》《蜕变》《中秋》《法西斯细菌》；88部独幕话剧，如：《侵略》《卖国贼》《放下你的鞭子》《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汉奸的子孙》《捉汉奸》《东北之光》《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抗日先锋》《皇军》《八百壮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军火船》《顺民》《梦游北平》《台儿庄大胜利》《反战潮》《游击队的母亲》《东京双曲线》《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终》《九·一八》《良民》《第五个》《保卫马德里》《渡黄河》《妮笛卡和两个德国兵》；还有6部国外反法西斯剧作，如：《婴儿杀害》《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今晚九点钟》《前哨》。 那阶段，延安上演过18个京剧现代戏，其中16个是抗日内容的，占89%，如：《逃难图》《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赵家镇》《白山黑水》《清明节》《教子参军》《夜袭阳明堡》《钱守常》《平型关》《大宁城》。还上演过18个现代地方戏，其中9个是抗日内容的，占50%，如：《好男儿》《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查路条》《中国拳头》《干到底》。 此外，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演出还有大小歌剧，如：《亡国恨》《扬子江暴风雨》《送郎上前线》《塞北黄昏》；歌舞，如：《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保卫黄河舞》；活报剧，如：《希特勒末路》《活捉鬼子兵》《反法西斯大活报》。共40种演出，占前六年同类76种演出的53%。 前六年间，延安演出抗战剧目最少的是1940年，为7部话剧、1部地方戏、1部京剧现代戏，占当年除古装戏曲外全部22种舞台演出的41%。1941年，演出了19种抗战反法西斯题材的剧目、节目，占当年除古装戏曲外全部49种舞台演出的39%。 总起来看，1937-1942年，六年间，延安共演出180个抗战反法西斯的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各种演出的59%。其他的演出内容，有西方经典，有苏俄革命，有反对封建，有揭露黑暗，有生活百态，也有边区现实的。 整风和《讲话》后，1943-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抗战类的话剧，全延安演出过2部多幕剧：《粮食甄家庄战斗》；8部独幕剧，如：《回头是岸打的好》、《突围岛田上等兵》。一共是10部，占那阶段28部话剧演出剧目的32%。演出过抗战题材的歌剧、歌舞、活报剧9种，占同期29种同类演出的30%。上演过6个京剧现代戏、8个现代地方戏，都没有抗战内容。那阶段抗战内容的文艺演出量，1943年8种，1944年7种，1945年4种，总共占除古装戏曲以外全部72种演出的26%。 后期舞台艺术演出很少的原因，一是艺术单位少了，二是艺术单位的主要精力和力量，都用于搞广场围观的小秧歌剧去了。目前史料可见，1943年初到抗战胜利前，文艺单位在延安共表演过84个小秧歌剧。另有几十个单位团体等，在那阶段业余搞了171个小秧歌剧。这255个秧歌剧中，抗战内容的不超过18个，约7%。 总起来看，《讲话》后，从1943年到抗战胜利，除古装戏曲外，话剧、现代戏、歌剧、歌舞等，再把史料可见的非舞台艺术的小秧歌剧节目也算上，共演出了327个剧目、节目，其中总共只有37个属于抗战内容的，占11%。从59%—11%，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削弱了。 延安最主要的艺术单位鲁艺，情况类同。从学院成立到1942年，鲁艺演出了68种抗战剧目、节目，占除古装戏曲以外所有98种演出的69%。其中1941年7种，占当年除古装戏曲外全部17种演出的41%。而1943年往后，连同32个小秧歌剧，鲁艺三年共演出了38个剧目、节目，其中抗战剧目只有3个：1943年0个，1944年1个，1945年2个。32个小秧歌剧里，只有1个是抗战内容的。这3个抗战内容，只占其38个演出目录的8%。从69%—8%，也反映出动员抗战的力度被严重削弱了。 鲁艺在抗战期间排演的《白毛女》，演出很成功，但与抗战无关。1940年抗战最艰苦年代，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一带出现过一个“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其后几年间，“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44)。1945年1月，为了向中共“七大”献礼，开始用这个素材创作剧本。在否定了神怪和破除迷信的主题下，想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后(45)，忽略了地主士绅那时也是中国抗战重要力量的史实，把这个民间神怪传说改编成了没有抗战背景的故事，敌人从那时期的日伪变成了地主。进入创作时，抗战还在相持，形势尚不明朗，6月10日为“七大”献演时，战争还很残酷。第二天6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人经中央办公厅向鲁艺传达他们的指示：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二、艺术上是成功的。三、黄世仁应当枪毙。(46) 从上面的数字分析中，得不出整风和《讲话》之前延安文艺“脱离抗战现实需要”、“基本上不反映抗战，与抗战无关”、“不顾抗战的现实”、“不切实际”之类的结论。其中1940年抗战内容演出较少，是因毛泽东推动文艺繁荣而出现的，且当年抗战剧目的演出量，不少于整风和《讲话》后抗战内容的年度舞台演出量。 五 现在通常认为，小秧歌剧是延安文艺界最主流的表演形式，而曾经主流、却被它取代的，是那些“大洋古”。首先应该说明，小秧歌剧一度成为群众性的主流业余宣传表演形式，但不是文艺界的主流专业艺术表演形式。此外应注意到，至今，“大洋古”中，只有几部“大戏”和“洋戏”被用于批评，至于“古戏”，七十年来语焉不详。 从史料可知，延安时期，大戏、洋戏的演出，远不如古装传统戏曲演出的剧目和场次数量。无论是在整风和《讲话》之前，还是在那之后，“古戏”一直是延安舞台上最活跃的剧种，一直是文艺界主流的专业艺术表演形式，一直是延安最受欢迎的主流艺术。从整体情况看，现在的统计不支持“大戏、洋戏”充满延安舞台的说法，但若说“古戏”统治延安舞台，并不为过。那时，这种传统艺术没有受到整肃，一直得到欣赏和支持。 延安时期中共系统的文艺社团演出古装戏，始自1940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等拨款为鲁艺采购成套衣盔杂把戏装行头后，改变了延安无法演传统戏的情况。1940年元旦，延安首次演出古装传统京剧《法门寺》，毛泽东连看四场。同时，他建议演出的话剧《日出》，他自己只看了一场。由此略知他偏爱古装传统戏。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推动、鼓励、资助下，延安文艺一时进入了最繁荣阶段，开始了大规模的“古戏”演出，之后四年几乎没演过京剧现代戏。“大戏、洋戏”也在那时候登上延安舞台。 《讲话》之前两年多里，以鲁艺领衔，延安十余家社团单位演出了至少56种古装传统京剧和6个新编古装京剧。延安时期演出的京剧剧目记录在史料中。 其后，与开始整风同时，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几个京剧组织，组建比较正规、阵容强大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北京叫北平，京剧便叫平剧)，安排康生暂任院长，直属中央，为在延安进一步发展京剧创造有利条件。《讲话》之后，7月份演出已较多。8月15日起，每逢星期六晚，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一次古装传统京剧。 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补开成立大会，改受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领导，连续五天演出古装传统戏，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同时在杨家岭中央大礼掌举办普及推广京剧文化的展览会，展品有：京剧脸谱，演出剧照，场面、练功和化妆的照片，戏装和化妆程序的说明，有关京剧的书籍、刊物，各种有关戏曲的统计图表，中国戏剧舞台演进模型等等。(47)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支持这些演出和这个展览。而每年组织10月10日戏剧节轮流公演话剧和戏曲的边区剧协，这年只能决定以整风学习迎接戏剧节。(48) 由于中共中央重视京(平)剧，延安出现一个现象，即一些单位纷纷成立平剧研究会，排演传统京戏。为此，延安平剧研究院专门设立平剧指导科，定期派出教员，对各单位的平剧研究会进行业务指导，受到了欢迎。 《讲话》之后，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7年春撤离延安，以延安平剧研究院领衔，延安近二十家社团单位共演出了119个古装传统京戏和17个新编古装京剧。还有一些古装地方戏的演出，其中不与京剧剧目重复的有15个戏。1948年，陕甘宁晋绥军区平剧院设在收复后的延安，传统剧目演出能力较强，与前几年延安演出的剧目不重复的有25个。他们还演出了12个新编古装京剧。 据现有史料，1940-1948年，中共系统社团单位共演出古装传统京剧200种，新编古装京剧35种，古装地方戏15种，共250种。同期那些年，其他艺术表演与古装戏曲演出相比较：多幕、独幕话剧共128种，为古装戏的51%；戏曲现代戏27种，为11%；音乐歌舞活报等共64种，为26%。 整风和《讲话》对传统的戏曲艺术，没有形成冲击。即使在新秧歌运动大张旗鼓的时候，古装的京剧传统戏依然不断上演，观众非常欢迎。1943年冬延安平剧研究院赴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四县乡下为农民演出六七十场，带去了《打渔杀家》《嘉兴府》《四进士》《巴骆和》《古城会》《清风寨》等一批传统戏，(49)与秧歌剧同演。延安的重要晚会上，也多演出“古戏”。延安平剧研究院并在杨家岭小礼堂，单为中央首长演出有鬼戏情节的传统京剧。(50)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驻米脂杨家沟期间，专门调陕甘宁晋绥军区平剧院从山西兴县过黄河去那里，为中央演出了《连环套》《恶虎村》《樊江关》《鸿鸾禧》等一批传统戏。(51) 毛泽东那时候不整肃古装传统戏曲，而是在推动整风的同时，推动发展传统戏，除了他自己有对色彩斑斓的古装戏的娱乐审美需求，重要的是，比较起西方传人的话剧形式所承载的启蒙精神，传统戏里表现的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更容易为现实服务。 传承数百年的古装传统戏曲是延安的主流艺术，且在整风和《讲话》后得到更大发展这一史实，不符合当年持续宣扬的“革命文艺运动”的纯洁性和革命性，因而数十年来一直被回避和屏蔽，“文化大革命”“革命样板戏”的年代达到过一个遮掩和歪曲的高潮。 六 《讲话》之后，整风高潮中，延安掀起了一个“新秧歌运动”。其内容一是在春节期间组织秧歌队像群众一样地“走场子”闹秧歌，与民同欢乐，二是陆续涌现出大批的小秧歌剧。小秧歌剧被称为新创的艺术形式，载誉70年。 秧歌剧不是鲁艺新创的。它起源于1937年甘肃宁县南仓村农民刘志仁，(52)第一个剧是他编排的《张九才造反》。1939-1942年，他编排了许多小秧歌剧，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授予他个人特等奖。另外，1937年，延安的乡土剧团已在舞台上自创演出了《有办法》等秧歌剧，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用秧歌舞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 秧歌应是“裼(yáng)歌”(53)，它的集体舞蹈方式源自远古祭天祈雨和沿门驱疫的巫术。小秧歌剧多是“旧瓶装新酒”地使用陕北秧歌“二人场子”的传统形式。“二人场子”与东北“二人转”起源相同，形态接近，同样是一男一女角色的有简单情节的舞蹈说唱。“二人转”也叫“小秧歌”，出自萨满祭祀歌舞。“萨满”的原意是“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巫师在祈神、祭祀、驱邪、治病等活动中的舞蹈性动作，便是汉代《说文》释“巫”所谓“以舞降神”，即“跳大神”。民间秧歌的这类活动，与生殖崇拜时代的性巫术、性祭祀有深刻关系。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秧歌表现出了男欢女爱的娱乐化倾向。 秧歌的娱乐化倾向非常受群众欢迎，光绪年方戊昌《牧令经验方》抨击黄土高原秧歌说：“逢年逢节，寡廉鲜耻、游手好闲之人，装扮男女，沿村走街混唱，老少男女若狂，趋走观听，最为可恶。”这种热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演出《打倒日本升平舞》时，同样出现。丁玲在《一年》中记：“这种舞是用了几种很简单的舞，一边扭动一边唱，配以中国之锣鼓唢呐，作队形之变化，及男女对舞，间以丑角，本是一种狂欢之意……反抗日本，枪毙汉奸，军民大乐，狂舞对舞，非常生动。在延安也试演过几次，引得满城男女，一齐在沿街呼啸，跟随不散。”(54)艾思奇1938年《谈谈边区的文化》也记下了秧歌的娱乐化现象：“民众中间……在年节的关头还在做着男女调情之类的空洞无意义的舞蹈的表演。”(55) 鲁艺等中共文艺单位“沿村走街”闹秧歌，虽然剔除了传统的低俗内容，但娱乐化倾向突出，大受群众欢迎。从1943年春节参加闹秧歌开始，鲁艺在刘志仁《新开荒》《改造二流子》《读书识字》之后，创作了《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夫妻识字》等供场地围观的小秧歌剧。同时，西北文工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等也搞出了《好光荣》等小秧歌剧。从此，延安的文艺单位疏远了舞台。到1943年入冬农闲后，小秧歌剧遍地开花了。《兄妹开荒》等一男一女的传统对唱形式，符合当时民间的娱乐化审美需求，虽然淘汰了“淫词亵语”，也能使“老少男女若狂，趋走观听”。小秧歌剧很快成为一个广场表演类别，包括采用高跷、抬阁(原求神仪式)、水船、快板秧歌、练子嘴、打花棍等各种新兴广场剧表演形式，使用民歌、秧歌、小曲、郿鄂、道情、山西梆子、河南坠子等多种唱腔，有一些跳出了男女对唱的传统形式，后来有极少数接近了歌剧的形态。“新秧歌运动”就此形成。 所见史料中，抗战胜利前演过小秧歌剧的专业文艺团体，包括鲁艺，共有10个，他们那期间演出的小秧歌剧，目前记载可见84个。其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约占7%左右，反特锄奸和坦白自新内容的约占14%，其他多是劳动生产的内容。抗战胜利后专业文艺团体又演出的秧歌剧，目前记载可见34个。 一时间，很多单位和地方纷纷成立秧歌队、宣传队，史料可见单位名称的有54家。他们的业余表演形成了“新秧歌运动”的庞大主体。抗战胜利前他们自编自演的小秧歌剧，目前在记载中可见到171个。其中有关抗战反法西斯的约7%左右。其他的有坦白、锄奸内容的，劳动生产内容的，还有讲卫生、反迷信、学文化、拥军等内容的。抗战胜利后，还有7家单位的业余秧歌队演过13个秧歌剧。 从史料看，全延安在那六年里，1943年表演了66个小秧歌剧，1944年102个，1945年87个，1946年29个，1947年15个，1948年3个。演出秧歌剧最多的单位是鲁艺，32个；其次是联政宣传队，28个；第三是西北文工团，22个。总量来说，文艺团体的118个，发动群众业余搞的184个。 一场载誉近70年的“革命文艺运动”，已知的主体成就便是这302个秧歌剧。 那个“运动”落幕后，能保留了几年的秧歌剧节目约六七个，到如今社会知名的，只有1个《兄妹开荒》了，占已知全部小秧歌剧的0.3%。再就是如《夫妻识字》里的郿鄂调等少量唱段，还有人唱。 政治力量强但缺乏艺术性的作品，自然呈现出宣传广告的特质，很难属于文化艺术。艺术缓慢而深刻地影响人的精神，广告即时而浮躁地影响人的行为。宣传广告加上政治压力和意义指引，即意识形态化，可以导致产生与个人修养无关的群体行为。1944年9月延安市文教会议艺术组召开秧歌座谈会，一些单位的秧歌组织者与会，鲁艺的贺敬之等三人出席。会议主张，秧歌是宣传，内容第一，提出“劳动为本”的原则。创作方法上主张“照实情编”、“要演得像”、“要又短又好又红火”，叫人看到热闹处就完了，让人还想看。(56)编剧方式上主张集体创作。(57) 那时曾时兴以老百姓懂不懂作为标准，即“大众化”中的一个标准。那也不是艺术的标准，而是宣传广告的标准，目的只是动员观众立即发生搞生产、讲卫生、反巫神等行为。整风开始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时，使用的语言也是低级易懂的“脱裤子”、“割尾巴”、“屎”，以这种性感粗俗的语言，要求知识分子扫清“灵魂”上的污点。 贺龙是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中共将领。1944年春他谨慎地对陈荒煤、严文井说：你们鲁艺过去的方针不对，后来搞秧歌就搞对了。现在是不是又稍有点偏呢？只搞秧歌，话剧搞得太少了。还有，秧歌也要提高才行。他说，干部需要看戏，需要看那些既能娱乐他们，又能教育他们的戏。(58) 那时文艺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文艺作品广告化的倾向。如戈壁舟的诗《毛主席笑了》：“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59)诗写成这样，真令人心疼。 七 现在，批评者用周立波在鲁艺讲授安娜·卡列尼娜吸引全校师生、鲁艺“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等说法，说明鲁艺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但从史实记载来看，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1940年7月，周立波给鲁艺文学系开“名著选读”课，很快吸引了各系的同学和教职员，自然地形成了全校大课。他讲鲁迅，讲中国古典文学，也讲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歌德、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等等。周立波的讲课流露出他当时的“革命文艺”思想和观点。他讲托尔斯泰时说：“他为了他的永久的宗教的真理，要创作永久的人性。其实永久的人性是没有的。”他讲莫泊桑时说，我们不同于莫泊桑，不但要表现“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而且要表现按照生活将要成为的样子”和“按照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他讲苏联法捷耶夫《毁灭》时说，只要你对革命不忠实，就是坏的，革命的道德高于一切。他讲苏联聂维洛夫《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时说，中国的文学主题大部分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面，一定要走出这狭窄的小巷，走到大路，把农民、工人、士兵甚至狱中的囚徒介绍到文学里。(60)这里的引述只在于说明，《讲话》之前，鲁艺的文学教育并不存在“脱离”问题，反而早已主张走向工农兵了。 胡乔木在关怀支持排演大戏洋戏后，批评整风和《讲话》前的鲁艺说：“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已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61)如果加上古装戏曲，来指说距离整风和《讲话》一年多的1940年的鲁艺一所学校，这是实事求是的。但如果指整风和《讲话》前的1941年，并以此为整风和《讲话》提供理由，就偏离事实了。 1940年前，鲁艺演出过41个话剧、11个戏曲现代戏、18个活报剧和歌曲等，基本没涉及“大洋”，绝大部分是积极动员抗战、有一定艺术追求的作品。1940年演出了2部国内话剧、6个外国话剧，多是经典艺术剧作。还有1个现代京剧。除此，这年鲁艺的演出就只有古装的京剧了。这年演出了多少种传统戏，史料不详。但是可知，1940年1月-1942年3月，鲁艺共演出了52种古装京剧，平均每个月1.9种。这样平均算的话，1940年演出了23种“古戏”。这一年下来，鲁艺基本上真是“大洋古”了。 但这并不是全延安的情况，只是一所学校的情况。况且，这时候是1940年终，距离《讲话》还有17个月，距离中央书记处同意毛泽东提议召开文艺座谈会还有16个月，距离整风开始还有14个月，距离毛泽东决心发动基层整风还有9个月，距离毛泽东与萧军首次长谈、开始了解文艺界情况还有7个月。这些时间说明，仅一所学校在过去一个时期里的“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无法为延安整风和《讲话》提供充分理由。 1941年，鲁艺排演了3部反法西斯现实内容的外国话剧，1部抗战内容的国内话剧和4部边区内容的独幕话剧。还演出了3个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活报剧，及中共成立20周年纪念等内容的音乐会、激励当时民族抗战精神的大合唱等。这些以外，就是上上下下喜闻乐见的古装传统戏了。这是距离整风和《讲话》最近的一年。这一年的鲁艺，已经不是“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了，没有“脱离抗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 1941年全延安上演的33部话剧中，只有3部是“大戏、洋戏”，占9%。这个比例也不支持“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的说法。 这年，如果以每月1.9个古装戏计算的话，鲁艺的传统戏演出，比他们其他所有演出剧目的总和还多。到1942年，《讲话》之前，鲁艺的演出只有古装传统戏了。后来，《讲话》以后，古装戏曲在延安有了更大的发展。不过，自鲁艺平剧团并入延安平剧研究院后，鲁艺终止了京剧演出。 鲁艺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教职学员深入农村的工作。1938年9月文学系部分学员到二十里铺下乡，12月木刻团赴山西敌后根据地。1939年3月实验剧团赴晋东南演出九个多月，文艺工作团赴晋东南工作十一个月。1940年5月部分人员深入机关、部队、农村工作，11月派员参加内蒙古考察。“正规化”、“专门化”办学后，1941年7月戏剧部、音乐部组成宣传队赴安塞、延安农村。1942年1月各部的实习工作团九十多人分赴陇东、三边、绥德、鄜县、安塞和延安农村实习，文艺工作团、音乐工作团同时出发。2月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赴绥德、米脂、佳县。(62) 贺龙重视文艺团体专门化，网罗并爱惜艺术人才。1942年春他在延安向周扬提意见，不满意鲁艺关门提高，原因是鲁艺“把好学生好干部都留在学校里，不派到前方去，而对于抗战初期派到前方去的学生又不关心他们，不和他们联系，不去研究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工作中所碰到的艺术上的问题”。(63)几十年来误传为贺龙批评鲁艺不深入工农兵。其实贺龙是迫切需要水平高能力强的艺术人才，是希望鲁艺帮助前方共同提高艺术质量，是要求共享鲁艺“关门提高”的艺术成果。后人把他提意见的主旨理解错了。 《讲话》后三年间，鲁艺极少登上舞台，一共只演了6个戏，是前三年除古装戏以外演出数量的23%。那么，鲁艺在于什么？史料显示，1943年，鲁艺表演了13个小秧歌剧，1944年演了12个，1945年演了7个。如果不考虑秧歌剧的非艺术性，单从数量上比较，这32个也只是前三年古装京剧演出数量的62%。若综合所有表演，鲁艺这三年的演出数量只是前三年的46%，不到一半儿。 人们喜欢以农民称呼“鲁艺家”来证明《讲话》后鲁艺受群众欢迎。村民看见鲁艺秧歌队，说：“鲁艺家来了！”周扬听到后说：“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64)这种理解是因不了解陕北方言词义而产生的。这个“家”，轻声，意思是“……的人”，是最迟唐末就产生了的词义。宋《文昌杂录》有“是契丹家语”，即谓“是契丹的人说的话”。实际上，村民是在说“鲁艺的人来了”，没有“专家”和欢迎的意思。 延安鲁艺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新秧歌运动”，不在秧歌剧，而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前期的戏剧表演艺术，其最高水平，集中在以话剧《日出》《钦差大臣》和京剧《法门寺》为代表的“大洋古”之中。二是后期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代表其成就的不是阶级斗争主题，而是“北风吹”、“红头绳”两支歌曲里表现父女之情、人性之爱的唱段，至今深入人心。第三，鲁艺更为重要的成就，是长期被社会忽略了的，他们对几千首原生态陕北民歌和至少172首民间乐曲(65)的采集整理。吕骥、安波、刘炽、马可、关鹤童、张鲁等人对此功莫大焉。 鲁艺采集民歌民乐的目的是学习和创作，但他们传播了陕北民歌，开创了挖掘、整理和保护陕北民间艺术的先河。这是鲁艺为中国文化做出的最大贡献。七十年的历史已经说明，民间音乐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八 现在能统计到的延安时期十二年的各种文艺演出，不分艺术类别，不论规模大小，共658个剧目、节目。包括话剧233种，戏曲308种——其中古装戏250种，另有歌剧、音乐歌舞、活报剧等共117种。 按照当年鲁艺的分期时间，把延安前六年和后六年分开比较：话剧，前六年195种，后六年38种，后期是前期的19%。戏曲现代戏，前六年36种，后六年22种，后期是前期的61%。歌剧、歌舞、活报剧等，前六年76种，后六年41种，后期是前期的54%。综合计，前六年共307种，后六年共101种，后期是前期的33%。另，古装戏，整风和《讲话》前，年平均27.5个，《讲话》后是年均31.3个，后期是前期的114%。 此外，就是后期的包括延安以外的秧歌剧302个。这些非舞台的场地围观表演节目，后来上了舞台的只有几个。从史料可知，那几年主要在冬季农闲季节开展秧歌剧活动，尤其集中在春节期间，惊蛰后陕北就农耕了。而且已知，那时就认为，“新秧歌运动”的表演形式，不属于艺术，而属于宣传。那时期的专业文艺团体搞出小秧歌剧118个，多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文艺演出。从总体数量上说，他们的101种文艺演出，仅为302个小秧歌剧的33%。 这是整风和《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团体从专门化向业余化转变的现象之一。其现象包括：一、教育上以自学为基础，师生互学，缺少了文艺专门知识的学习。二、演出上主要是搞秧歌剧宣传活动，缺少了专业基础的训练和艺术表演的实践。三、组织上部分取消文艺团体建制，改以宣传队名义，突出业余性。如取消了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出名义，改为宣传队、秧歌队，把青年艺术剧院和部队艺术工作团这两个重要专业文艺社团合并成了一个宣传队。 这种改变是，规定了立场问题，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必须从属于政治的需要，为政治服务了。 鲁艺1941年确定了教育专门化后，1942年2月再公布教育方针：基本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之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事业；具体目的是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各方面人才；教育精神是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本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艺术活动。(66) 整风和《讲话》之前，鲁艺确定的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和创作自由的文艺原则，与民国时期其他大学——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并无二致。这是鲁艺教育成就最高的时期。 整风和《讲话》后，1944年5月21日公布的延安大学及鲁艺的教育方针却改变为：培养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实际工作干部；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其实施方案是：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在学习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相互学习，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教学上发扬民主，提倡辩论作风，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67) 知识分子自由精神的存在与否，决定民族文化的历史走向。对《讲话》前后文艺发展的复杂性理应有认真的研究。 注释： ①(18)(19)(42(44)(57)(59)(64)《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283、323、309、580、534、419、419页。 ②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王克明据本文参考书籍制作的《延安时期演出详目》《延安时期演剧数量》《延安时期演剧单位》《延安抗战反战剧目》《延安时期传统京剧》《延安时期秧歌剧目》《延安时期文艺社团》《延安时期文艺期刊》《鲁艺历年演出剧目》《鲁艺历年演出数量》《鲁艺抗战反战演出》等表格。 ③(45)参见《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405页。 ④《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主编(内部资料)，1998年，第231页。《延安鲁艺八年大事纪要·一九四四年》：“鲁艺就历年的剧本创作进行统计：一九三八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创作各种剧本五十二个。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零年五月创作各种剧本九个。一九四零年六月～一九四一年五月创作各种剧本六个。一九四一年六月～一九四二年六月创作剧本一个。一九四二年六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创作各种剧本四个。整风后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四年五月创作各种秧歌剧四十八个。一九四四年创作话剧一个。” ⑤《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405页。《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598页。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刊《中华魂》2006年第5期。 ⑦⑩(11)(12)(35)(46)(56)(58)(60)(63)(66)(67)《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主编(内部资料)，1998年，第139、95、174、176、198、239、227、220、168、192、191～192、224页。 ⑧⑨(39)参见《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主编(内部资料)，1998年，第143、166、164页。 (13)(14)(16)(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48)(54)(55)《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37，376，368、409，347，438，440，452，515，540，592，658，721，715，716，739，733，744，355，488，497页。 (15)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7)萧三1940年4月15日《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文，引自《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 (31)各刊停办时间为：1942年4月《前线画报》《部队文艺》，1942年5月5日《诗刊》，1942年8月15日《谷雨》，1942年9月1日《文艺月报》，1942年9月15日《草叶》，1942年10月1日《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研究》停刊时间未详。《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三部分《延安时期文艺刊物状况及作品目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6)1941年11月25日《文艺月报》编者《为本报诞生十二期纪念献辞》文，引自《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页。 (37)(38)(40)《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三部分《延安时期文艺刊物状况及作品目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1)包括：陈荒煤以文学为主，每月12000字；江丰以美术为主，每月8000字；张庚以戏剧为主，每月10000字；柯仲平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每月12000字；王震之以戏剧为主，每月5000字；周扬以文艺批评为主，每月10000字；吕骥以音乐为主，每月5000字。共计62000字。参见《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394页。 (43)丁晓平：《胡乔木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23日。 (47)1942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消息“平剧院今日成立演出五天招待各界”。引自《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中国京剧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49)(50)《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中国京剧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64、219，790页。 (51)《我这九十年》，任均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王一达文集》，王一达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并任均2012年口述。 (52)1944年11月12日周扬在边区文教大会作总结报告《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其第三部分内容是“改造旧秧歌，发展新秧歌，刘志仁是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53)王克明：《陕北秧歌：来自远古的狂欢》，《博览群书》2007年第10。 (6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魂》2006年第5期。 (62)《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主编(内部资料)之《延安鲁艺八年大事纪要》，1998年。 (65)《陕北民间器乐曲》，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编，油印，194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