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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自我拯救，如《树树皆秋色》。这是一篇包含有双重对话关系的复调的诗性小说，是方方近期中篇小说的极品。如果说上述作品都带有比较浓重的功利的或肉欲的倾向，那么，这篇作品就是一种超功利、超肉欲的精神恋爱。作品主要的对话关系，是主人公华蓉通过电话，与一个外号老五的男性之间的“对话”；次要的对话关系，则是华蓉与同事梅芜夫妇之间的日常“对话”。这两重对话关系互为“和声”，相互映衬、相互补充，通过一个“复调”旋律，把华蓉拒绝功利、悬置肉欲，追求心灵慰藉的爱情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中的老五虽然始终没有出现在华蓉面前，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婉拒或回避了华蓉要求见面的暗示或安排，但却不影响他一步一步地潜入华蓉的生活、深入华蓉的心灵的自然进程。正是这个“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一样的老五，夺走了华蓉向所寄情的山、水——她的“丈夫”和“情人”，日深月久，潜移默化，竟演成了她一直在“等待”和“渴望”着的那份“爱情”。华蓉的“爱”上老五，显然与世俗的功利和肉欲无关，而是她的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一份有关爱的情感的外化，老五无意中便成了这外化的对象。通过这个老五，并在这个老五身上，华蓉确证了自己的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满足。但当这种精神的满足，被老五后来捉摸不定的行踪所烦扰，华蓉感到自己的感情可能被老五所亵渎和戏弄，或因此而陷入世俗的爱情陷阱的时候，她立即中断了与老五的交往，让这段可能的爱情“胎死腹中”，永远地封闭在自己的感受和想象之中。从世俗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理解为缘分未到，但从华蓉所经历的一场精神恋爱的角度而论，则是她的爱情得救。她重新回到了她先前的“丈夫”和“情人”的怀抱，回到了她向所寄情的山水之中，只不过这山水已非旧日的模样，华蓉也非旧日的华蓉。“树树都舒展着秋色，这秋色染透了华蓉的心。”这篇作品的结局虽然十分平淡、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诗情画意，但华蓉与老五的关系“情”到深处，戛然而止，也可以看作是“刀锋叙事”的一种变体。 第三种情况是从断裂的人生中实施爱的拯救，如《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琴断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篇作品兼有上述两类作品的情节元素，尤其是死亡，更是其共有的情节元素中的核心元素。在《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中，瑶琴的男友杨景国死于车祸，在《琴断口》中，米加珍的男友蒋汉死于断桥，两篇作品，都是因为爱人的死亡，才造成了主人公人生的断裂，当然同时也造成了主人公情感的断裂或爱的断裂。因而修复断裂，重建人生，再造爱情，就成了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所无法回避的生活课题。但问题是，断裂了的人生和爱情，不是《琴断口》中白水河上的那座断桥，说修复就能修复，说重建就能重建。它有太多的过去需要清理，有太多的旧情需要了结。这过去了的生活和未了的旧情，对“重建”人生和“再造”爱情来说，又免不了是一种障碍和负担。例如瑶琴在与后来的男友陈福民相处、乃至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忘怀杨景国；米加珍虽然在蒋汉死于断桥之前，已爱上了杨小北，但无论婚前婚后，蒋汉仍是她与杨小北的婚恋生活中一个有形无形的障碍。轻易地告别过去，轻率地了断旧情，对主人公来说，既是一件违心之事，也是一件悖德之行，所以要有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甚至要付出新的断裂的代价，例如陈福民因摔了杨景国的相片而被瑶琴一击致残，杨小北因不堪忍受舆论的压力而与米加珍离婚出走。这样的结局，对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来说，自然又是一种“刀锋状态”，但正是这种“刀锋状态”，让她们维护了“旧爱”的完整和尊严，也让她们获得了再造“新爱”的希望与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是从这断裂的人生中，拯救了各自心灵中那份万劫不隳且生生不息的爱。 如同面对人生的“失望”一样，方方对爱情和婚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在先前的作品中，她写过爱的“沉没”(《船的沉没》)，也写过爱的“屈辱”(《随意表白》)，还有诸如《桃花灿烂》那样的爱的悲剧，诸如《无处遁逃》那样的夫妻陌路，以及穿插在诸多作品中的家庭纷争，等等。不同的是，她此前的这类作品，受伤害者，虽然也多为女性，但却大多逆来顺受、听其自然，并无多少自觉的反抗意识，也少见有自我拯救的努力，或虽则“反抗”和“自救”，但却往往采取一种扭曲或变态的方式，如《随意表白》中靳雨吟的刻意“滥交”，《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的甘做“暗娼”，等等。你可以把这样的结果归因于某种男性的“权力”或女性的宿命，但就方方这类题材的创作历史来看，她似乎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近爱情的本质。在《琴断口》中，不止一个人物说过这样的话：“爱情不是一切，也创造不了一切”；“这世上，有无数的困难，不是靠爱情就可以克服的”；“所谓爱情的力量原是我们所想象的，一直以来，我们虚夸了它，其实它经不起什么。与日常琐细相比，它就像玫瑰，远不及杂草的旺盛和坚实。一有风吹草动，它便溃不成军”；“爱和爱情是两回事。爱很伟大，爱情却很脆弱”。虽然在作品中，说这样的话或有这样的“觉悟”的，依旧是经受过爱情挫折的男性，但却也折射了方方在此类作品中有关爱情观念的一种蜕变。如果要对上面的话做一点咬文嚼字的解析的话，这里所谓的“爱”，应当是指对异性的一种渴求，包括感情的和欲望的，或曰精神的和肉体的，也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或曰意识的和潜意识的，等等。所谓“爱情”，则是这种“渴求”异性的“爱”的一种外化，或曰对象化，是在所“爱”的对象身上得到确证的一种现实性形式。只有通过这种现实性形式，“爱”才不是一种本能的欲望或心生的意念，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或曰现实性的情感。“爱”在外化为这种“感性存在”或现实性情感的过程中，又不免像鲁迅笔下的涓生所说的那样，要有所“附丽”：“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所“附丽”的这“生活”，所以才有了与“爱”有关的许多人生纠葛，包括与所“爱”对象的诸多日常生活的和情感的纠葛，等等。而当这种纠葛不再能在所“爱”的对象身上确证“爱”、甚至破坏了这“爱”的时候，从前的作家多让女性取忍耐的态度或作出自我牺牲，所以就常有悲剧发生。虽然这期间经历过启蒙思想的洗礼，也有过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之类的觉悟，但方方的近期作品，似乎仍刻意要确证“爱情”的本质，探求“爱”在现实人生中得到实现的种种可能和方式，包括不能得到实现的种种影响和后果。这种执意探求的结果是，在方方笔下，“爱”和涉“爱”的感情，只要是在人生中现实地经验过的，不论成与败，喜与悲，幸与不幸，美与非美，都会在人的生活中搅起一场波澜，在人的心灵中刻下深深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也可以看作是方方的近作对“爱情”这种社会性情感的一种新的理解。 与上述作品对两性情感的“极端化”书写不同，方方最新发表的中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似乎又回到了两性情感书写的常态。这种所谓常态，相对于上述作品而言，亦即是把两性情感关系，作为人的现实关系的一种，将之置于各种现实关系之中加以描写，而不是像上述作品那样，刻意把它从各种现实关系中凸显或剥离出来。因此，在这篇作品中，发生在惟妙、惟肖兄弟和他们的女友或妻子之间的纠葛，就不像方方的上述作品那样，仅仅是或主要是两性之间的“战争”，而是同时还通过这种两性的“战争”，揭示了当今社会错乱的情感状态和颠倒的价值观念。惟妙的第一次婚姻，是为了帮助一个从乡下出来的女大学生满足留城的愿望，所以，当成了他的妻子的这个女人另择“高枝”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成全”了她，“帮助”她进一步继续改变自己的命运。惟肖的第一次婚姻，则明知应该是他哥哥的女友马小珍“弃兄就弟”，是贪图自己有车有房，所以当自己另结新欢的时候，也就能“开一个大价”，毫不费力地搞定马小珍。而这一切情感的错乱，又都与这个书香之家在读书有用无用问题(即所谓“永乐派”和“臭屁派”)上的价值颠倒有关。在他们背后，则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也更加光怪陆离的现实生存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作品“惟妙惟肖”地反映的，也就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爱情”，而是当下社会生态和价值关系的真实图景。相对于上述小说而言，这篇小说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方方的这类小说，从“极端化”的“刀锋叙事”中，“大踏步地撤退”(莫言语)和向社会“还原”的表现。 进入新世纪以后，方方写过两本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的书，一本叫《汉口的沧桑往事》，另一本叫《汉口租界》。这两本书的写作，让方方沿着汉口老旧的“里分”、武昌残剩的城墙和那些而今缠绕三镇的通衢大道(当年却宛转于街巷的阡陌小径)，一步一步地走进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曾在今天的武汉街头作过短暂的停留，写过中北路上一个下岗工人“空荡荡”的失落心理(《中北路空无一人》)，也关注过一个爱好摄影的年轻人走出昙华林的命运(《春天来到昙华林》)，这些，都是她置身剧变中的武汉所抒发的沧桑之慨和无常之叹。但武汉这座城市更令她不能释怀的却是，这些年她才从浩繁的史料中结识的、那些静静地躺在“时间之下”的“武汉人”，尤其是那些在近现代历史上，曾经让武汉这座城市烜赫一时、彪炳千秋的人们。为了这些土生土长的和被历史从四面八方召集起来的“武汉人”，她写下了《民的1911》和《武昌城》这两部格式特别的“历史小说”。 熟悉《风景》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个出生才半个月就死去了的男孩，方方让这个常眠地下的男孩，“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的家人的生活，“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这个独特的“幽灵视角”，曾经为众多论者所称道。《民的1911》无疑沿用了这个视角。不同的是，《民的1911》中的这个叫“民”的男孩，不是一个“死魂灵”，而是被作者“设想”为一个“无处不在”的活人。凭着这双“无处不在”的活人的眼睛，方方让他见证了1911年在武昌爆发的那场革命的全过程，从秘密串联到密谋策划，从酝酿起义到机密败露，从仓皇无计到瞬间爆发，乃至首义功成，大乱甫定，民国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民”既作为方方“设想”的一个“无处不在”的观察者，时刻注视、关切着这场革命，同时也作为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剃头匠的儿子，以自己的微弱之躯、微薄之力，尽其可能，与武汉民众一道，参与、援助这场革命。这种虚实相生的双重身份，无疑使“民”成了这篇作品的一个“象征物”。在他身上，既隐约可见活动在革命党人身边的民众的身影，又仿佛可触游荡在革命党人头脑中的民魂，激励革命党人为之奋斗牺牲的民众的意志和精神。通过这个“象征物”，方方从一个作家所持的朴素的民本立场出发，诠释了1911年发生在武昌的这场革命，如何从“帝王的国”进到“民的国”的伟大转变，让“民”的意义通过文学叙事，得以在历史的层积中生成和凸显出来。 如果说，在《民的1911》中，无论是作为一种“全知”的视角，还是作为一种意义的抽象，“民”都不免带有某种形而上的虚幻性质，那么，到了《武昌城》中，无论是在“平民”的意义上，还是在“民众”的意义上，“民”已经不再是这种“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实体。在这部以北伐战争中武昌城的攻、守战为上、下篇对应结构起来的长篇小说中，方方把这些活生生的个体或群体的命运，交给敌对的双方，让双方面对他们的生死存亡，作出各自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攻城的一方来说，自然是以夺得武昌为目标，因为只有夺得这座城池，才能保证此后的北伐顺利成功，才能最终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包括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解救”眼下被围困在武昌城的百姓。但这样的胜利，须得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除了像梁克斯、莫正奇这样的革命军人的牺牲，还有被围困的武昌城的民众在死亡线上的挣扎。而对守城的一方来说，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武昌城的民众，正是他们选择的艰难之所在：继续固守，必致生民涂炭；放弃坚守，民众得救，却有悖军人“天职”，还要背负骂名，接受军法审判。方方虽然写出了他们的矛盾和痛苦，尤其是守城主将刘玉春和他的“副手”马维甫的内心冲突，但最终还是让马维甫选择了“弃守”。马维甫说：“就算今生今世被打上懦夫或者叛徒的印记，我也选择弃守。以我一己的遗臭万年，来拯救众生。个人名节被毁固然可惜，设若这毁灭能换取无数人的生命，便是值得。”这个选择的结果，不仅是马维甫内心的道义和良知的胜利，同时也是高于军人“天职”的普遍的人道的胜利。方方让马维甫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意味着，梁克斯、莫正奇等为国民革命的理想而牺牲，与马维甫的最终以自杀殉人道，在“人本”或“人道”的意义上，其内在精神有着某种契合与一致。正是这种契合与一致，使得这部长篇小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的道德评价，表现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方方在《武昌城》的“后记”中说：“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战争将人性中的大善大恶都张扬了出来。我相信，无论革命军还是北洋军，投身行伍，有人是为了解决饥饿，有人是为了反抗压迫，有人是因为天性尚武，也有人就是无可奈何。但亦有人，为的就是理想。这理想便是希望中国有个美好的未来，希望能投入自己的一己之力让国家和平安宁。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只是选择不同结果也全然不同罢了。”⑧这样的说法，似乎有悖于我们向所习惯的阶级分析，但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论定一样，在一个某些时代可能“绝对正确”的阶级分析之上，似乎也有一个在任何时代都可能“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正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方方才有可能对这些人物的个体差异和生存动机的多样性，有足够充分的“了解”，也只有对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才能把敌对阵营的这些人物，从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的壁垒中剥离出来，将其“还原”成带着各自的动机和目的、具备各自的个性和气质、“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⑨个人。这样的个人，自然不仅因为选择的不同而分属不同的阵营，或者也可能因此而打上不同阵营的思想烙印、有不同的情感倾向和行动目的，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同时还应该有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同情，一种人所应具的道义的或良知的诉求，或者说是人所应具的一种“类的属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罗以南的愤慨于同学的被杀、物伤其类、在出家途中改变初衷追随梁克斯参加北伐；还是陈明武的以一介书生，在乱世中肩起保护老弱妇孺的责任；抑或是孟洋人冒险出城、要说服北伐军停止炮击以免伤及无辜，一个普通学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力谏马维甫开城投降、以拯救苍生；甚至也包括刘玉春对喜云一家的关心，和在情急之中作出同意难民出城觅食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出没于炮火之中的双方救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和汉口各界对难民的援助、关注与同情，以及北伐军对北洋军的“给食”、“疗伤”等人身救助，等等——不能说这些都不关乎战争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但方方所着力表现的，似乎更多地是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内涵，而不是直接的政治或军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写武昌城的攻守战，不如说是写攻守双方的人性较量和围城之内各色人等的人性“表演”。而这一切，又都系乎武昌城二十万百姓的生命安危，是他们的生命安危激起了攻守双方的人性较量，包括他们自身的道义和良知，怜悯与同情，当然也有义务和责任，而造就了这样的一场“人性的战争”。武昌城的最后弃守，固然与“大势已去”的战场态势有关，但最终让马维甫作出开城的决定，一个最直接的促成因素，毕竟是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危。尤其是舅舅一家的遭遇和他所爱的表妹的惨死，更是他不忍再睹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1926年发生在武昌的这场四十天围城战事的结束，并非完全的军事上的胜利，同时还有，或者说更多地是人道和人性的胜利。在方方笔下，民众或平民作为一种力量，决定战争胜负、进而影响历史的进程，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心向背，而是在于他们的生命和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能够以这样的眼光看历史，方方的历史观因而带有较重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色彩。 注释： ①关于这件事，方方说：“一夜之间，我就醒了过来，就仿佛一个复杂不过的人生和世界一下子摊开在了我的面前，睁眼也罢，闭眼也罢，总之，萦绕在眼前在心头的是一种永远也抹不掉的失望”，“以后，我就在那样的心境中越沉越深，甚至无法使自己挣扎出来”；“1986年后我写小说便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之中”。参见《方方文集?白梦?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於可训：《论方方近作的艺术》，《文学评论》1993年4期。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⑥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方方：《水在时间之下?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⑧方方：《武昌城?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