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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向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回归，则举凡古代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科技、宗教、艺术、民族、伦理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现象，都可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与专门研究这些方面的古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相比，这些学科更重视对这些方面历史事实的考察，而文学研究则始终坚持文学本位，即重点关注人们与此有关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活动。 例如君臣关系，这本是古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上古到清末，君臣关系以及人们关于君臣关系的想法难道始终完全一样吗？臣僚们口口声声“君王神明，微臣有罪”，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普通民众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细腻的难以察觉的变化呢？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受到苏轼《寒食帖》的启发，它前后笔势变换，生动反映了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凄苦、愤懑的心情。其中将“君门隔九重”中的“君”字写得既小又潦草，根据笔迹学原理，这反映了他怎样的心态？从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相对隔绝的秦汉时代，到民众可以观看、阅读描绘古代帝王故事的戏剧、小说的明清时代，普通百姓对帝王的想象，又发生了多么丰富的变化？ 又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亲戚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氏族社会风俗尚有残留的先秦时代，到商品经济已有一定规模的明清时代，又发生了多少变化？城镇人与乡下人，南方人和北方人，环太湖流域和沿海地区的人与内地人，在这些方面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又有多少不同，它们之间又曾发生怎样的碰撞？旧道德与新伦理之间曾形成怎样的错综交织的局面，这种现实又在人们的心灵世界中造成了怎样的纠结冲突？中国人习惯于塑造至高无上、至美无瑕的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的形象。但在中国古代，凡是亲情都被伦理化，伦理既是一种天然亲情，也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权力。人们对亲情的言说，背后有大量非亲情的考虑，包括名利的考虑。在这些言说里，哪些是真情，哪些是其他？亲情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怎样被神圣化为“天伦”到祛魅回归为“人伦”的过程？ 又例如，中国古代人如何看待家乡？如何看待乡亲？如何看待妇女、儿童？如何追忆童年？如何追忆受教育的经历？关于男性美、女性美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南方人如何看待北方人，北方人如何看待南方人？城镇人如何看待乡村人，乡村人如何看待城镇人？对迁徙、远行等的态度有何变化？对山水、动物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财产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士人如何看待商人，商人如何看待农民、士人？中国人如何看待外族人？如何理解梦？如何看待出生、疾病、死亡？祭祀的对象、方式和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 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有其特点。它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启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也对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实现古代文学研究向生活史、心灵史研究的回归，首先要求广大研究者、学生以至整个学术界改变学术观念，摒弃过于狭窄的学科意识，无论是选题、立项，还是成果的发表和评价，都不要太在乎是否属于所谓纯文学的研究，确信只要是对生活史、心灵史问题的研究就有意义。同时，它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不能只了解本学科的知识和信息，而必须注意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努力拓宽知识面，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跨学科研究。又次，它对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和思维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研究的不是纯文学的问题，就不能再依附于某种现存的文学理论和概念，不能再套用常见的文学研究模式和框架，而必须根据问题本身的实际情况，援用某种理论思路，或仿拟某种理论思路，或创立某种理论思路，搭建研究框架。再次，它对研究者收集材料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研究，往往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或事件入手，扩展开去，汇集各个领域所有相关材料，从中提出问题，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如研究古代人对于个人生活空间的感受，就必须从诗文别集、史书、笔记、小说、戏剧、神话传说、方志、绘画、地图、雕刻、建筑等各种文献、文物中搜集资料，因此研究者必须掌握跨学科、跨语种收集材料的方法，并善于组织材料，善于将历史场景的生动丰富性与理论概括的逻辑清晰性结合起来。另外，它对研究者的解读文本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文本细读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生活就藏在细节中，心灵就藏在细节中。中国古代文学，以至所有的文字书写，都有粉饰、伪饰的习惯，不太直接、准确地揭示生活和心灵的真相。研究者必须分析、揭示这种伪饰下的真相，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正是这种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最后要说明的是，倡导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只是为了开辟一条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强调这一方面，绝不是说以往的文献学、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就不能做了。这些方面仍然非常重要，多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自可并存，相互配合，以共同构筑古代文学研究繁荣兴盛的景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