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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戏剧情境的典型性在于“物是人非”。尽管西楼仍然是旧西楼，但梦中的于鹃愕然地发现，眼前的“素徽”面目全非：她丑陋不堪，俗不可耐，对于鹃冷若冰霜，往日的情意荡然无存，任凭凶狠的家奴大打出手。于鹃迷惑难解，难道她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有情人，而是商人爱妾？抑或素徽“形容已改，风流体态，不可得了”？那么，自己的真心和痴情岂不是付之东流？正在惝恍迷离之时，一阵汪洋大水汹涌而来。于鹃大哭素徽，蓦然醒寤。 于鹃梦里的西楼和前二种都有所不同，西楼、月色、彩云、晚风，构成了温馨而柔美的境界，但是，有情人不仅没有鸳梦重温，反而成为陌路。这一强烈的反差将人物难以言说的悲伤和寂寞表达得含蓄、曲折、美好、动人，非常精彩。还应指出的是，西楼错梦不仅表现了于鹃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也透露了他内心的郁闷、苦恼、焦灼和不安。于鹃焦虑，主要是因为担心素徽见异思迁，西楼之约成虚话。于鹃出身阀阅世族，地位高贵，可能令素徽变心的只有富商大贾，他们的腰缠万贯，生活豪奢，这恰恰是羽翼尚未丰满的于鹃所无法拥有的，因此，作者将梦中“素徽”的身份设定为商人爱妾。可见，西楼错梦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于鹃对恋人、对爱情极度渴求的产物，也蕴含了文人文化受到商业文化的强烈冲击，士子对自身地位不保的担忧和害怕，表现了士子得到社会认可和赞许的强烈希望，是商业社会繁荣之初文士阶层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理。 与诗词相比，《错梦》中的“西楼”具有“情境”和“意象”的双重意蕴。一方面，西楼是剧中情境，是于鹃与素徽二人相视订盟的所在；另一方面，西楼又是寄寓二人相思的情感载体，象诗词中那样承载了人物深沉浓郁的情感意蕴。这种提升显然只有在戏曲中才可能完成，因而，与诗词比较，西楼意象也通过戏曲中的借用，获取了新的艺术生命。这种提升，据说还是另外一位文学家的功劳。清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二《西楼记》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正于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不测所以而别。时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今夕餽我百金矣。”乃诫阍人：“勿闭门，袁相公餽银来，必在更余，可迳引至书室也。”家人皆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见门尚洞开。问其故，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矣。”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是记大行，《错梦》尤脍炙人口。”[11](P362) 这个记载的真假不得而知，但《错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却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西楼意象从诗词到戏曲的成功移植，也得益于西楼从意象到情境的进阶和延展。这种提升和进阶具体体现为三点：(1)由于有了具体的场景，使得西楼之恋和戏剧矛盾直接关联，作品通过尖锐激烈的戏剧矛盾，突出表现了西楼之恋中男女双方冲破重重阻隔，生死不渝的深挚情感，主人公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2)西楼意象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刻和复杂，在表现士子与歌伎惺惺相惜的情感之余，还暗含了士子内心深处非常隐晦、曲折的秘密，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3)西楼意象为戏剧情境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空间，作品以西楼为主体，以忠贞不渝的男女主人公为顶梁柱，以戏剧矛盾为砖瓦，建构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戏剧情境，该戏剧情境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开放性。西楼是声色场所，无论是文士、纨绔子弟，还是商人，都能比较自由地出入。作为歌伎，因此，该剧比较自然地展开了于鹃、素徽与赵伯将、沈同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了文士与歌伎爱情之旅的第一段路程。二是多重空间。上述三类意象实际上代表了三重空间，第一重是生活中实有的物理空间；第二重化实为虚，经过了情感的浸染，具有象征意义；第三重是完全是心理空间，虚中又虚，若有若无。女主人公成为在水一方的“伊人”，惝恍迷离，隐约缥缈，令人心驰神往，但又只能眼望心至，不能身接手触，既有强烈的抒情性，又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楚江情〉叙》引陈继儒之语夸赞袁于令此作达到了“极幻、极怪、极艳、极香，读其可想见其人”的效果，可谓的评。可以说，作品借鉴诗词的艺术经验建构戏剧情境，将抒情性与戏剧性的营造完美结合，既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力量，又打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综上所述可见，戏曲中西楼意象的内蕴较之诗词更为集中，清晰；同时，由于有了故事的铺垫，有了戏剧行动的铺垫和烘托，西楼意象由此也完成了从意象到情境的进阶和延展。这种移植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古典诗词意象如何进入戏曲的典型范例，具有古代文学和戏曲学研究的双重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