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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随着明代中期以来对儒学修正的不断深入，明末清初的诗学也相应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因变。第一次是公安、竟陵派的诗文革新运动对“复古”诗论的反拨。受阳明学说中肯定个性的意识以及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公安派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相标榜，对于复古派末流肤廓、僵化的泥古之习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令诗坛为之耳目一新；但其对规矩的过度逾越和情感的不加检束，也使其后学滑入俚俗轻佻的泥淖。其后经竟陵派矫枉过正的努力，又走上“幽深孤峭”的清寒苦吟之路。诗坛的发展越来越与前、后七子的“复古”诗论相背离。在“复古”还是“革新”的选择上，这种前后异辙的变化也造成了诗坛激烈的动荡。其实，即使在“复古”论甚嚣尘上的“七子”时代，这种诗坛论争也从来没有停息过。复古派对古人的“尺尺寸寸”以及诗歌内容上的“薄情寡义”逐渐为人所厌倦和诟病。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复古派的故步自封和丧失生机也为其后狂健自我与冷峻孤诣的公安、竟陵诗风的出现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造成了对整个诗坛“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的影响，也开创了明末清初将诗坛“复古”与“创新”争论继续推向深入的条件和基础。 第二次是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针对公安、竟陵诗论所造成诗坛“俚俗”、“隐暗”、“冷寂”风气的批判。面对此时诗人日渐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现象，陈子龙以政治家救世的热肠，将诗风与士风、诗道与世道结合在一起，以“回归传统”为职志，重树诗坛“复古”的大纛，以挽救诗坛的“堕落”。在陈子龙领导下的复社、几社诗人，倡导文学对社会的全面介入，呼吁在诗歌精神上向“诗骚”传统回归。这是一次对公安、竟陵诗风进行矫正的自觉努力，也有对以往“复古派”的检讨与反思，因此，不能视为是对复古理论的简单重复。面对政治昏暗不堪、国运步履维艰、世人漠视现实的社会现实，云间诗人赋予了“复古”诗论新的内涵。他们欲以振兴诗道的方式振兴世道，以及通过振兴诗道以达到复兴传统文化精神的努力，都体现了明末诗学积极正面的现实努力。 第三次是在清朝建立之初，以明代遗民诗人和清初贰臣诗人为主的诗人群体对有明一代之诗的全面反思，从而形成合诗人与学人、仕宦与布衣之诗为一体的诗风整理、总结运动。这一时期的诗人群体数量极为庞大，分布较广，具有影响力的代表诗人彼此关系也颇为微妙复杂，诗论主张更不是铁板一块。然而从历史发展和文学演进的角度而言，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诗人群体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从空疏迷乱的诗坛向经世致用诗风的转变，并用冷静、理性的大脑去审视有明一代诗歌的得失，在回顾中反思，在批评中寻求新的诗歌发展方向。陈子龙的救弊，引起了诗人们对现实和传统两方面的关注，而在这种关注之中所体现的“经世”的努力成为此时诗坛总结历史和规划未来的一个前提，这一切又都以“致用”为目标和方向。诗人群体在“经世致用”的要求下进行的诗学道路上的探索，方式多种多样，虽论诗各有所得，但其核心最终都可归纳在钱谦益所提出的“灵心”、“世运”、“学问”三要素之中。从社会阶层看，遗民诗人中前朝的仕宦与布衣皆有，而贰臣诗人则基本为现时的仕宦。而从对诗歌的投入看，有专门从事于诗歌的诗人和以研究学问为主业而兼及于诗的学人。因此，笼统的说，这时的主流诗人群体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其诗学特征则是仕宦与布衣、诗人与学人等不同类型诗人诗学理念的趋同与浑融。这个特点，也可以说是明清之际诗歌在风貌上迥异于前代的一个体现。 第四次是随着清朝政权逐渐稳固，以新贵诗人王士禛领骚诗坛为标志，逐步消融“复古”与“创新”、“才情”与“学识”、“雅正”与“新变”、“庙堂”与“草野”等诗学离立现象并向“神韵”之诗的演进。现在讨论王士禛的“神韵说”，大体可以从消融以上四个对立面的角度去加以阐释。诗歌发展到清初，经两代人的总结和反思，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的繁盛已臻极致，诗坛本身亟需一次整饬和规范；顺康时期，通过“通海”、“科场”、“奏销”三大案的威慑，清朝政权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也趋于严密，统治者也需要一个在文化领域内既能够弘扬新朝“文治”，又能中和士人情绪的诗歌范式，于是王士禛的出现就成为了“时代和某个特定人物之间双向选择的必然现象”[16]。随着清朝统治日益稳固、社会生活逐渐趋于稳定、遗民群体的逝去，清初诗人群体内部也逐渐消融了因阶层、身份的差异而出现的各种对立与分歧，越来越多的“草野”诗人也与“庙堂”诗人密切了联系，清初“朝”、“野”对立的诗坛格局逐步消解。曾经风靡一时的、产生于动荡之世的“经世致用”的诗学风气也逐步被走向承平时代的、体现温柔敦厚诗教特征的新时代风气所取代。王士禛所标举的“神韵”诗歌既带有其家族烙印，也体现出其本人所述的“三变”文化意蕴。从他秋柳唱和到登上鼓吹盛世元音的诗坛盟主地位，也正是他顺应时代潮流、总结过去诗歌成就，以及开拓未来诗歌新路的自觉努力的过程。王士禛编选的《唐贤三昧集》，虽然不是清初诗学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却是在这一时段探寻诗风改革之路过程中，由“变”趋“正”的标志，这也是研究由明末到清初甚至更远延至乾嘉诗坛诗歌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由上述诗歌领域内发生的四次因变我们可以理出一条关于明末清初诗学发展的脉络，顺着这条线，既可以看出这一时段诗坛发展的景象，又可以领略这一时期诗歌鲜明的时代个性。从儒学转向的维度来审视诗学发展的四次因变，可以将从三个层面上获得对两者之间关联的体认。 一、儒学发展与诗学创新。在明代心学产生之前的理学时代，儒家伦理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关系及个人身份的高低尊卑以天理的方式加以固化，个人人生最大的价值在于对外在的“天理”的追寻，外在的天理其实就是儒家依据统治者现实统治的需要所制定的一套规范，这是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一种理想模式，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摒弃一切的“私欲”。但人类的思想是生动、灵活、丰富的，社会也处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人为地对人的思想加以禁锢，只能造成思想界的僵化和闭塞，这种缺乏创新的意识对理学的发展也极为不利，明代中期儒学失去发展的生机并走向没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阳明心学的产生，是儒学改革的必然要求。心学对传统理学将“心”“理”割裂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心”即是“理”的命题，认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17]在心学看来，世上之理尽在于人心之中，向外寻求所谓的天理只能是南辕北辙，由于心学对人的个体价值与意义的肯定，过去长期被压抑的个性得以释放。从诗学的立场上看，也大大激发了诗人们革新诗学的热情，这对长期笼罩于“复古”思潮中的诗坛也是一种解放。对权威的怀疑、对规矩的漠视不再被视为一种禁忌。因此，诗学的发展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出现了“人自有诗”的诗学繁荣局面。如李贽说“童心”、唐顺之论“本色”、屠隆主“适性”、王象春举“侠禅”、公安抒“性灵”、竟陵吟“幽峭”、谢肇淛谈“妙悟”、陈子龙倡“用世”等等。这些繁杂多样的诗学理论都展现了这一时期诗人群体渗透到诗学思想里面的文化品格的多元与开放，也说明了诗歌创作在走出复古泥潭之后所焕发的新的生命力。这是儒学转向对诗学开拓的一种促进，而多元化的诗风也正是当时诗学发展在走出狭隘的视域后的必然呈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