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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史是以符合叙史者价值评判标准的视角、观点和方法所建构的权威话语书写。萧红的文学史评述在海内外两条序列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这揭示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问题，更是研究者依据何种标准或理论来阐释、定义作家和文本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位作家的评价都是相对的、历史的，对萧红文学史价值的研究应集中于萧红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包括她作品的人文精神蕴涵、艺术感染力、所具有的显在与潜在的阐释空间等。 关 键 词：萧红/文学史/起点/独特价值/阐释空间 作者简介：刘巍(1975-)，女，文艺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就是要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切入点去把握作家作品。实事求是也好，独辟蹊径也好，高屋建瓴也好，史著者都要按照符合自身价值标准的视角、观点和方法去表述研究对象，所以，文学史是被整合(“另写”)过的文学的历史。既然著史的标准有差异，文学史的书写在树立权威、排列等级的同时也有着“排他”和歧视的嫌疑。 萧红被写到文学史上的位置并不显赫，在诸多史著版本中她大都位列于“东北作家群”或“左联”的层级，与萧军、叶紫、端木蕻良等人并列，长度不过二、三页，似乎排在被认可的主流作家的外围。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首先，萧红的文学史评价揭示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更是研究者的问题，即研究者依据什么标准或理论来阐释、定义作家和文本的？这种阐释和定义的目的、范畴、方法、意义何在？其次，一生短暂的萧红在文学史上到底应获得怎样的定位？她无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东北”时期、“左翼”时期及香港时期的断裂式研读能否涵盖她文学个性的全部？ 一、萧红文学史话语表述的起点 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表述的起点来自鲁迅、胡风、茅盾等的经典评论。当某一命名被权威化的同时，很可能就会左右乃至遮蔽史著者对作家作品的真实评价。鲁迅将她纳入阶级、民族斗争的大框架之中，为新文化构想服务，应当说有其时的功利性，鲁迅亲笔为萧红作的“序”也似乎奠定了之后史评者的阐释基调：“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P1)。自此以后，对萧红的文学史书写便始终是将其民族、阶级的立场高于普遍的人性、生存的立场。相对来讲，胡风的“后记”就显得苛刻一些。胡风既指出萧红对乡土社会“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现实主义写作力度，称颂她那种不似女子的“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又为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有待改正的缺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个别地看来，人物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2](P396)。这些评价也可说为文学史上称颂《生死场》的主题而小觑它的叙述笔法埋下了伏笔。而依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恰恰不失为萧红的写作特色之所在。 但这个时候，萧红还处于创作的初期，鲁迅、胡风等都还没有预见到她后来的转变，以为她会如丁玲般走上切实的革命道路，在国家、民族和女权意识的纠结中进退维谷。及至茅盾《〈呼兰河传〉序》中“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论说，萧红的艺术个性在文学史上基本定型。两篇“序”和一篇“后记”的话语权力，肯定但也制约了对萧红的文学史评价，“起点”的定位几乎就是全面而终极的范式，后来者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或多或少的修订。 然而，对文学史的质疑由来已久，即使是写出了思想史、癫狂史乃至性史的福柯也认为自己所写的所有“史”都是“杜撰”。他指出了“起点”的不可靠、但又难以逾越的诱惑性：“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3](P2)。由是，关于萧红文学史叙事的“起点”，在海内外不同的文学史书写中或将命定成为被推翻和超越的一个“标签”，研究的话语及其秩序亦由此得以分流。 二、萧红文学史话语表述的两条序列 在不同的批评语境下，文学史对萧红的评价呈现出迥异的样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陆与海外两类不同版本的表述上得到习焉不察的启示。这种不同不仅取决于两类作者阅读的语言(汉语、日语、英语、德语等)、获取资料的途径(母语呈现、亲身经历、别人转述)、论作的表达方式(体验式、思辨式、考证式)的不同，更取决于二者在研究理念、学术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先说大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里评论说：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生死场》没有忽视阶级矛盾，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并指出，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如果说，这本书在言说上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某种限制，以政治眼光评判文学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变过来的话；那么，同样由唐弢主编、严家炎、万平近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增订版)》(2008)，依然承袭了原来的评价，指出，《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憎恶与愤懑，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寂寞的情怀。这种评论与茅盾的“起点”如出一辙。茅盾说萧红“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诅咒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4](P10)几十年过去，这一观点在中国大陆并未有太多的改变，可见文学史著述对名家圈点的尊敬与奉行。同样，钱理群等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萧新如、吴天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诸多版本，也是对萧红描述灾难、弘扬革命的部分高度赞颂，而对她书写自我本心的部分颇有微辞，具体的表现是扬前期而抑后期、扬《生死场》而抑《呼兰河传》、扬“抗日文学”而抑“寂寞回忆文学”。总的来看，这类论断占据了文学史编写的很大比例，权威化的表述已压抑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国内现有的萧红文学史评价已成为民族国家取向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合谋。 而海外学者对萧红的解读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特殊的声音。虽然他们对作家本人的评述并不多，但我们仍可从相关的副文本像序、跋、后记等中探测出蛛丝马迹。域外文学史一方面在再现中国现代文学样态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建构着能支撑起属于他们自己文化主张的体系： 首先，这种殊异表现在对入史对象的选择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生死场》最初只有一句评价：“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5](P194)。这很难说与鲁迅及国内文学史对萧红的定位无关，他是在有意规避跟政治有关的作品。可后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中说：自己“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又说，“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5](P401)在另一部著述中，夏志清则明确说：“讲起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一般人心目中都以冰心、丁玲为代表。其实最有才气，真正写过两本好书的倒是萧红。”[6](P161)这段颇有些自责的认识演进过程，显示了在异域对原语言发生场文学的鉴别的某种曲折，除了研究者自身的阅读局限，也有对民族国家话语的认同程度、辩难及反驳程度上的因素。 其次，这种殊异还表现在研究方式的策略上。顾彬说，他与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的最大不同，在于方法和选择。“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7](P2)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中，顾彬坦言，是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来考察现代文学史的。尽管他对美国汉学界过分强调的女权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8](P119)，但还是客观地指出：“萧红选取了一个女性角度来观察日本的占领……对这位女作家来说，男人就是最基本的恶，这种恶在入侵的日本士兵形象中达到了登峰造极”[7](P141)。他认为，萧红“并没有把农民呈现为启蒙的对象或反抗的主题”，“没有美化他们的生活”，而是“独立于政治和战争事件之外，女作家构思了一个空间，在其中‘生老病死’的链条不会被历史打断。”因此，“作家要表现的不是一个日本人入侵前后的历史中国，而是在中国的大陆上人类生存的一个示范性、象征性的场所。”[7](P142)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译作“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在他的专著《漫谈中国新文学》中给予“东北作家群”大量的笔墨。与夏志清不谋而合，他也说：“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文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9](P98)但葛浩文始终“撇开政治观点不论……”，在对萧红连篇的“抗日文学”命名之际，他仍然非常肯定地认为《生死场》是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当地农村生活的一部小说。虽然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确产生了抗日的效果，但是“作者的原意只是想将她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中的素材——她家乡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情况，以生动的笔调写出。”[9](P53)他在肯定了这部小说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其在结构与修辞上的不足，并认为如果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生死场》要算部分失败。应该说，葛浩文的评说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某些观点。 再次，在对大陆文学史的反驳中暗自竖起另一面旗帜。日本是最早翻译萧红小说的国家，《马房之夜》在中国发表一年后，1937年就被翻译刊印在日本的《文艺》杂志上。这或许与鲁迅和萧红跟日本的渊源有关，但从时间上推断，这也可以说是日本宣传界在为放大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而淡化中日的民族矛盾造势。我们看到，大陆和海外对萧红评价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生死场》是抗日(革命)小说还是乡土小说？萧红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到底是她的思想高度还是艺术才能？而导致分歧的原因在于：第一，在海外学者看来，大陆学者对萧红创作的连贯性没有作出具体分析，比如她一贯的乡土叙事、人生悲悯等，而只是以某个时期的某部作品作为作家的总体风格，这就难免以偏概全。第二，两种声音都试图以遵循(大陆)或打破(海外)某些前在规定性的方式来佐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或特异性，而又无法拨去“定论”的笼罩去直面作家。第三，不同的著史者是依据各自的批评语境、文学观念、叙事立场来评价作家的，但文学史的书写更应考虑的是，作家到底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承担了什么角色，这个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他在历时、共时的文学场域上的独特性何在等等。海外学者常质疑大陆本土研究的不足为信，试图绕过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的定位，希望以“纯文学”的叙述话语来对待萧红。但任何文学史都是“未完成”的，都存有它在特定体制范围内难以克服的缺憾，萧红的海外研究同样如此。 三、萧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尽管文学史写作难以做到彻底还原文学的历史现场，但著史者还是试图尽力将历史呈现出来。那么，判断一个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应考虑哪些因素呢？这就包括，是否为文学史提供了前辈或同辈作家没有提供的思想或人文精神内涵；是否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否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等。基于此，笔者认为，萧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独特贡献。萧红的创作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敞开了东北区域(不仅仅是沦陷时期)的原生生存状态。在萧红之前，东北区域还不是当时文坛主要的叙述场域，是萧红将不为人熟知的白山黑水的自然风物、社会人生，包括生灵的涂炭、不屈的抗争等等昭以示人，以力透纸背的书写扩大了文学史观照的地域版图。北中国的寒冷、萧杀、荒凉不仅为萧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资源，更酿就了她对“生死场”浓烈的爱恨情感。萧红宛若刀刻般的笔锋将一种野蛮的生存状态直白而冷酷地展现出来：“……二里半的婆子把小孩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小孩有的头发蒙住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也有几个好好的睡在那里……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生死场》)这样血淋淋的场景在作品中数次出现，是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复制的荒蛮而乖戾的特例，这足以使萧红在同期作家中独树一帜。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生死场》这样一部涵盖了北中国大地被割裂的、封闭的空间和整个沦陷时期并刻画出特定时空下人物众生相的作品，显然是萧红作品的时代意义、文学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多重体现，而非仅仅是抗日意义。 其二，精神内涵。与前一问题相联系，除阶级立场之外，萧红在作品中还揭示了被一些显在的关系所遮蔽的更为深层的人性问题、生存问题，使她的创作超越于单纯的个体经验和苦难之上。有人说，“把语言、话语、文本(包括历史写作本身)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话语行为在构造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10](P251)。萧红的“术语的力量”，是她没有简单地追随左翼文学多数作家的创作道路，用浓墨渲染农民的悲苦辛酸、赤膊上阵、绝处逢生，而是写出了北中国农村祖祖辈辈生活的沉滞、封闭，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窒息：“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呼兰河传》)。萧红笔下呈现的农村的萧条、凋敝，农民的懦弱、愚昧与当时的某些新闻报道颇为类似：“……这乡村，正如大多数其他的乡村，是沉默的——是一种阴郁不散的沉默……原是一个抽掉了情感的真空世界发出的声音。”[11](P86)这才是乡村宗法、种族、生命链条得以延续的可能性，这才是乡土中国的真实呈现。 其三，艺术感染力。文学的本质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故经典作品往往具有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注意到，萧红在当时不是简单地迎合阶级政治，而是保持了独特的艺术创作品格，《生死场》之所以成为抗日反帝的先声，除了题材领风气之先外，还在风格手法上横扫了时下风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小说模式，带给新文学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朴和野性。历史证明，与萧军、叶紫等相比，萧红的表现手法显然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当时，萧红稍事雕琢的心性书写并未获及太多的认可，相反，评论者一直要将她引导到普遍认可的写作模式之中，而萧红只能这样为自己辩护：“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2](P3)。单线条的延续性书写是小说，多家多户的繁复铺陈就不是小说了吗？她凭着才气和悟性带给我们的包括如鲁迅所说的“略图”、如胡风所说的“素描”、如茅盾所说的“多彩的风土画”等，却也都并未牺牲作品的艺术深度。 其四，阐释空间。应当说，萧红写作之初所接受的权威活语，是由社会规范、伦理要求等建构起来的男性权力中心话语，她的表达要通过男人“间接”地实现。于是，她就一直在接受、认同，在遵循各种习俗规约和试图抗拒、突围这些规约中游走，并经由辨析沉淀才能向她所认定的文学之路前行。这是一份浸润着忧虑、也不乏执拗的对“他人”寓言的改写，其显在、潜在的意涵都较为丰厚。当她痛失鲁迅和萧军这一导师一爱侣之后，她对现实话语权力显现出了背离的倾向，开始回归她擅长的乡土社会原生态全景式的描摹。或许，她原本就是为了某种趋附才将《生死场》写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否则，文本不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前后断裂。在对待男人的问题上，萧红也充分显示了一个游走灵魂的暧昧：她所渴望的也是她由此恐惧的；她想靠近的却是她曾坚决拒斥的；她意欲勇往直前却又常幻想落叶归根；既希望自持自立又希望能有副男人的肩膀来依靠。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期待、失落，直至弥留之际“不甘，不甘”的感叹，显示出她仍然在左右为难中徘徊。即便这样，萧红也并未只写男人之“恶”而掩盖其“善”，除了坚忍的冯二成子(《后花园》)、多情的表兄(《小城三月》)，最突出的就是“祖父”(《呼兰河传》)。这位老人形象也许是现代女作家留给我们最真实、最感人、最可亲的祖辈形象，正是因为“祖父”，才使得多舛多难的萧红对“温暖”和“爱”怀着永恒的憧憬与向往。由此一点，也足以说明顾彬评价萧红认为男人“恶”的说法并不准确。 或许基于文学史的“定论”，我们总会先验地推断萧红写作的关键词：苦难、悲悯、战乱、死亡、寂寞等等，我们甚至不愿意正视她后来的转变，包括她经历人生哀乐后的那种淡然，那种有欢欣有愁苦的家园回忆。还有，对于女人的态度，我们也常常注意到她作品中的女人之痛、女人之轻、女人之愚等，却忽略了她笔下的女人之美、之善，像“有一双亮油油的黑辫子”的金枝、“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长得窈窕”的翠姨等。女人在萧红的笔下虽然常是无能为力、听从命定摆布的，但作者仍是自怜自爱地欣赏着她们的美丽，并未因其困窘就自轻自贱。如果说冰心、丁玲生动地演绎了新女性的觉醒和抗争；那么，萧红笔下的女性则以其自然、纯真、不加粉饰的美成为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又一风景。 参考文献： [1]鲁迅.生死场·序言[A].萧红.生死场[M].上海：荣光书局，1935. [2]胡风.生死场·后记[A].胡风评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法]福柯.话语的秩序[A].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许宝强，袁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呼兰河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7]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顾彬.略谈波恩学派[J].读书，2006，(12). [9]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10]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A].语言翻译的政治[C].许宝强，袁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12]聂绀弩.萧红选集·序[A].萧红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