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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灾荒贫困与《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发生在1703至1704年的灾荒，在年迈的蒲松龄笔下得到全面的展现，这时他已是“垂翅已倦飞，思归卧蓬藋”(《答毕振叔》)，渐渐失去了对科举、对上层文人交际圈的兴趣与渴望，视野也回归乡土。这使他的诗风同青壮年时期有很大的变化。蒲松龄早年的诗风是走浪漫抒情的一路，“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九月晦日东归》)⑧，诗中尤多熔铸李贺的诗境与诗句，如《秋闺，拟李长吉》、《马嵬坡拟李长吉》、《独酌》中“半生粉蠹争膏火，一枕长松捲夜涛”；《慰历友丧偶》“欛树已荒风送雨，鬼灯如漆夜迎人”等等，这些荒幻意境和色彩丰富的辞藻是“聊斋”小说的底色、基础和“练兵场”，⑨但是到了晚年，这些唐诗的旖旎藻彩就是淡化了。我们看他1703至1704年的纪灾诗，已是繁华落尽，露出朴实的本色。这种对环境和乡土的关注与直白地表现，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聊斋志异》那些华艳凄美故事的物质背景。 一是饥荒贫瘠，物质匮乏。在蒲松龄的诗文中荒年的忧叹和口粮不续的担心始终存在，并不限于这场灾荒。如他自己所说“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甁罍虞”，北方旱地的农获所得十分菲薄。据研究者的统计，清代山东全省综合起来每市亩耕地年产粗细粮约在140斤上下，⑩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蒲松龄的愿望是“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科头栖旧庐”(《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先不论他实现了没有，百亩之田对三十口家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均不到4亩的口粮田。自战国时期李悝就提出人均4亩才达到温饱线，清代张履祥和洪亮吉也认为人均4亩方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稍遇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11)蒲松龄《寄弟》诗这样描述其生存境况：“我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蹻，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蒲松龄的这段话和现代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2)这些令人忧惧的“灭顶细浪”，在蒲松龄的生活中似乎从未止息。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下层寒士或者小自耕农的经济困境，靠天吃饭，旱涝虫灾，各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危及其生存。换而言之，乡村社会普遍的饥荒阴影和粗粝的食物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一边构建着书生与妖女的唯美幻境，一面紧张着现实中的天灾人祸。他的“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藜藿士，腹中无异粮。”“枵腹待秋成”，“谷苗已焦卷”，(《忧荒》)“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王长人园中讌集，因怀如水》)、“甕米将空”(《东归》)苦贫家易弃、《西成》“谁谓今年丰，淫雨伤我谷”以及《日中饭》中眼见甕中儋石无多，子女争食麦粥的心酸，这些是弥散在聊斋艺术世界和其读者中的现实底色。那些穷困的书生和有艳福的农人，其实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草丛、坟墓、荒斋里有精灵、有艳遇。这和唐宋士人所写的传奇是不同的，他们在山程水驿、陌生的世界里探险，或者把熟悉的教坊里曲陌生化为仙鬼世界，如《游仙窟》、《周秦行纪》一类故事，和《聊斋志异》的贫瘠背景是不一样的。 以上的论述与梳理试图突出蒲松龄的个人特性和乡土气质，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聊斋世界的构成或许有些许的启发。因为蒲松龄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聊斋故事的影响研究已较充分，故本文只从以下两点来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