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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资源的建构与首次分配(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民族文学网 王尧 参加讨论

    [①] 作者简介:王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
    本文系第5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5M571206)的阶段性成果。
    [②] 地方性神灵,指产生于一地之内,或至少带有突出地方文化属性的神灵,在其他地方很少能见到。在地方性神灵中,又有一部分是由本地实际生活过的凡人演变而成。
    [③]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93页。
    [④] “马子”,又尊称为神灵的“弟子”、“宫人”等,是洪洞当地对巫觋的称呼。巫觋通神的行为被称为“顶神”、“上马”,代神立言的行动被称为“出口”。
    [⑤] 人们通常会认为,庙宇规模越宏大,说明信众捐资越多,表明神越灵验;庙小而破败,则说明主神的神通不够,人们不来求他,所以香火不旺。如果兴建而复衰,则往往暗示着该神灵在诸神谱系中的地位和信众认可度的下降。
    [⑥] 华北地区常见的形态是:多个地方人群(常以村落为单元)在各自与神灵具有亲属/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结为神亲,人群之间除了原有的地缘关系外,又增加了一重亲缘关系。尽管这种利益很难明确化,但在原有基础上多了一层额外的联系,使村落间关系更紧密,则是确定无疑的。
    [⑦] 有些例子可以从反面证明这一点。山东济宁马坡的马氏家族,当地传说认为他们是梁祝传说中马文才的后代,当地的马、祝两姓世代不通婚,马氏家族还有不唱梁祝戏的禁忌,正因这样的身份和亲属关系带来负面价值,名誉不升反降,使他们感到羞辱。见杨冰、刁统菊:《禁忌:在历史与传说之间——关于济宁马坡梁祝传说的调查》,《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⑧] 此为主流说法,另有“杨玉金”等异说。
    [⑨] 关于通天二郎夫人的身份还有几种异说,但只见于少数几人,远不如“张寨马氏说”影响大。如:卫家坡村杨三增回忆,曾听老马子说其名段玉娥;神西村罗大山演述,夫人出马小姐是蒲县蒲榆川人;垣上村申来儿演述,夫人是提牌小姐,山东隰县人,姓张,十岁左右身亡;东梁村何新木演述,夫人是刘家垣镇萝云村人。
    [⑩] 此外也有所占比例极小的少数异说,如刘家垣镇西义村的郑阳旺讲,第一回“出头”是在蒲县的乔家湾。
    [11] 李国富、王汝雕、张宝年主编:《洪洞金石录》,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刘泽民、李玉明总主编,汪学文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9。
    [12] 从“民国□年”看,藉巫传说与托梦等事可能发生于民国十年(1921)之前。而“惜乎当时未及勒石”,则建庙时间应早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13] 录音文档:2012年11月24日V03“右石村罗金柴”;2012年11月25日V05“右石村通天二郎庙问罗金柴民国二十三年碑”等
    [14] 通天二郎的身世传说结构符合特定的成神模式,并且含有多项容易引发成神联想的元素,构成了集体性的信仰心理基础。传说的模式化从理论上确实为其成神机制的启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然而真要让这位神灵在现实中确立,还需“特定场景”下的“特异演述人”,即灵异事件发生后代神立言的马子。
    [15] 在洪洞地区,多位神灵于不同时间附于一巫的情形十分常见。
    [16] “民俗精英”指占据着民间知识话语权,并且实际引领着民间知识整合与变异走向的人。它包括民间知识分子,同时也涵盖其他阶层中的特异分子。见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
    [17] 按,通天二郎十二岁离世,何来后代?当地的常见说法是:杨才兴一辈是通天二郎杨玉堂之亲兄杨玉清之孙,杨才兴一辈也是将杨玉堂当做亲生祖父来敬奉的。这样计算直系血亲是比较符合民俗传统的,通常对于祖先里可知的绝嗣亡人,活着的后辈是有义务像对待直系祖先一样予以祭奠的;另一说法认为,杨玉清是杨家在玉堂离世后过继来的儿子,这从客观的血缘关系上说是远了,但从家族谱系而言却更直接了。无论哪种说法,当地人都刻意忽略实际存在的无后现象,愿意坚信这一家族传说,并可循例推导至于自身。
    [18] 录音文档:2012年11月27日V03“三交河二郎庙马子邱七常”。
    [19] 录音文档:2012年11月27日V03“三交河二郎庙马子邱七常”。
    [20] 据杨才兴、吴红红、杨吴新一家说:张寨马家起初并不相信此事,后来吴红红再次上马顶神,传话说出马氏小姐父亲名“蛋子”,排行第二,在祖坟墓碑上可以查到。马家查证,果然如此,始予接受。录音文档:2012年11月26日V02“卫家坡采访杨吴新母亲”
    [21] 精英运作下的右石、南沟于信仰发端期各方面皆已建设完备,而亲缘关系最近的卫家坡却迟至八十年代才开始发展信仰事业,距前两者有较大的时间差距。
    [22] 近年来,卫家坡的杨氏后裔人群以其标识性身份积极举办各种祭祀活动,持续推动该信仰的发展。村中又陆续兴建了另两处通天二郎庙宇,并伴随有年节奉祀、庙会祝寿、通神问事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外乡信众。
    [23] 【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4] 王尧:《灵验传说:事件的选择、叙述与传播》,《民间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
    [25] 如陈泳超关注的历山罗兴振,周越在陕西发现的黑龙大王庙“老王”,等等。参见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文史哲》2010年第2期;Adam Yuet Chau,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p191-195.
    [26] 其妻葛亮妮与通天二郎孙媳吴红红的情况相似,有时被神灵附身。但在洪洞地区,女性马子通常只能承担一些比较轻松简单的巫性工作,像通神之后出口传话、看病求药、占卜预测之类,远不如男性马子能“上五刑”、主持建庙一类的“大事业”。这样的女性马子在每个村落都有几位,不能认定她们就是成神祖先的直接继承人。
    [27]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23页注1也有同感:“这是某些西方学者和经过破除迷信洗礼的人最易产生误解之处,他们更倾向于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过去人与祠神信仰的关系。”
    [28] 据罗金柴说,他的祖父和通天二郎是表兄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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