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唐时期，白居易等人以闲官的身份居住于东都洛阳。其生活方式以宴集和游赏为主，在享受感官刺激的同时又追求玄远的精神境界。从思想上讲，这主要是受到南宗禅的影响，并以白居易的中隐观为思想基础。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饮茶、填词、私人园林和清幽淡雅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中唐/东都士人/生活方式/美学意蕴
    作者简介：李昌舒(1972－)，男，安徽肥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美学、美学原理。

    安史之乱意味着唐代由盛而中的转变，经过大历诗人的彷徨与惆怅，在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之后，士人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寄托。概言之，这里有两个转向：(一)由出而处的转向：即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转向。白居易的“中隐”是这一转向的典型模式，它不再是盛唐的京官加别业的大隐，当然也不是彻底远离官场、隐于山林的小隐，而是东都与闲官相结合的中隐。(二)由外而内的转向：即从君王苍生转向个人生活，从社会现实转向一己身心，即李泽厚所说的“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1]，此即学界经常谈到的中国文化的内倾性。这种转向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何建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普通的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士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承载场所，这是中唐士人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和至会昌年间，以白居易为中心，在东都洛阳聚集了诸多分司闲官①，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上述两种转向。本文尝试以他们为对象，探讨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其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美学意蕴。②
    宴集：私人生活的诗意化
    东都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是宴集与游赏。先说宴集。选择闲官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因此，宴集成为东都士人的一项重要活动。“世事闻常闷，交游见即欢。杯觞留客切，妓乐取人宽。”(白居易《初夏闲吟，兼呈韦宾客》)③如同园林逐渐演变为封闭的壶中天地，宴集同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私人空间，参与者多为东都闲官，有一个远离世事的群体自觉。“洛城无事足杯盘……坐中收拾尽闲官。笙歌要请频何爽，笑语忘机拙更欢。”(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书》)无事之闲官是类似宴集的前提条件，忘机之拙则是笑语之欢的基础。这一切，又是相对于官场的机心与忙碌而言。“竹桥新月上，水岸凉风至。对月五六人，管弦三两事。留连池上酌，款曲城外意。或啸或讴吟，谁知此闲味。回看市朝客，矻矻趋名利。朝忙少游宴，夕困多眠睡。清凉属吾徒，相逢勿辞醉。”(白居易《张常侍池凉夜闲宴赠诸公》)此诗前半段着力写宴集之“闲味”，后半对则刻画“市朝客”的忙碌与辛苦，明确将东都闲官与趋利之官对立起来，闲散之趣相对于忙碌之苦，正是在“市朝客”的背景下，游宴、眠睡等等才有特殊的趣味。
    宴集的主要内容是诗酒、歌舞。“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白居易《七老会诗序》)其参与者主要是七位年逾七十的退休官员，虽非仍在任上，但其表现的思想情趣与东都其他士人完全一致，故解读于此。刘真《七老会诗》曰：“垂丝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赏景尚知心未退，吟诗犹觉力完全。闲庭饮酒当三月，在席挥毫象七贤。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垂丝”与“朱紫”，说明年高位也高，赏景与吟诗、饮酒与挥毫、山茗煮与玉杯斟、花笑如歌妓与松声当管弦，这是东都士人宴集的主要内容。
    诗中提到的“七贤”应指竹林七贤，在出处问题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④较之于嵇康等人的彷徨、抗争，“七老”自比竹林七贤当然殊为不类，但这也可看出士人在集权制度下的自我调节。嵇康式的激烈抗争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是在名教与自然、社会与个人、出与处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大多表现为抗争精神的丧失、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也就是本文开始所说的两个转向。所以在大历士人短暂的错愕与迷惘之后，中唐士人的私人生活异样繁荣，作于中唐时期的《唐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2]也许可以说，这是出处矛盾影响下的产物。“遁迹岂劳登远岫，垂丝何必坐谿磻。”(张浑《七老会诗》)这是从魏晋兴起的大隐思想，到了中唐，白居易进而改造为中隐。在东都的宴集上，虽无远岫、谿磻，却同样可有遁迹、垂丝之趣。“更无外事来心肺，空有清虚入思神。”(郑据《七老会诗》)虽然外面的社会已是危机四伏，百弊丛生，却无碍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宴集也是宇文所安所说的私人天地中的重要内容。
    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于宴集，从《汝洛集》、《洛中集》与《洛下游赏宴集》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裴度《雪中讶诸公不相访》：“忆昨雨多泥又深，犹能携妓远过寻。满空乱雪花相似，何事居然无赏心？”这是说，上次雨天路况很差，刘、白二位都能来访，今日雪景如此之好，二位“居然无赏心”？刘、白均有酬答之作。裴度另有一首诗，题曰：《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数惬可知，因为联句》。仅看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想见东都文士对宴集的热情。类似的诗题还有很多，如，刘禹锡《吴方之见示独酌小醉首篇，乐天续有酬答，皆含戏谑，极至风流，两篇之中并蒙见属，辄呈滥吹益美来章》、白居易《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白居易《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诚如白居易所说：“又无宾客至，何以销闲日？”(《懒放二首呈刘梦得、吴方之》)在热闹喧嚣的宴集中，闲日被销，私人生活得以充实。白居易的《夜宴惜别》充分表现了东都士人对宴集的近乎疯狂的热情：“笙歌旖旎曲终头，转作离声满坐愁。筝怨朱弦从此断，烛啼红泪为谁流？夜长似岁欢宜尽，醉未如泥饮莫休。何况鸡鸣即须别，门前风雨冷修修。”这似是近于古诗十九首中秉烛夜游式的人生态度了。《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更是研究者多有引用的：“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这已是近于淫靡了，历来论者多有批评。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于放荡，但并非纯粹纵欲享乐的人生态度，此“牛家”是牛僧孺，与裴度都是中唐时期有名的宰相，都曾有积极进取、甚至是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同样如此。面对中唐时局，他们不愿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又无法实现兼济之志，只能转向对个人生活的全力经营，在私人天地中安顿自己的身心。
    游赏：由山水而园林的转向
    与宴集一样，东都士人的游赏活动也是在出处矛盾的背景下展开。“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须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正是在此意义上，东都士人在游赏中体悟的往往并非山水景色本身，而是这种游赏之乐。
    游赏分为户外与园内两种：(一)户外。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云：“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泝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这颇为类似东晋时期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但在精神境界上却有高下之分。兰亭序洋溢着发现宇宙万物的欣喜，对生命短暂的哀痛；此序则充满洋洋自得的夸耀，既无美景也无深情。下面试选取两次聚会的诗作进行对比：
    洛下今修禊，群贤胜会稽。盛筵陪玉铉，通籍尽金闺。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刘禹锡《三月三日与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十二韵》)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孙统《兰亭诗》)[3]907
    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兰亭诗》)[3]911
    刘诗一开始即自觉地将此次聚会与兰亭集会相比，但从后面的几句即可看出，物质的奢靡，感官的享受，是此次聚会的主要特点。不要说兰亭集会相比，甚至与石崇的金谷集会，似也有相逊之处。这是不正常的，从思想上讲，刘禹锡作为永贞革新的成员，其进取、入世之信念，即使是屡遭贬谪、受尽磨难，也未见消沉，如有名的《浪淘沙》之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从艺术技巧上讲，刘禹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平庸浅俗的作品？其原因也许主要即在于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在相对封闭、以安逸闲适为目的的东都，士人主动远离现实，拒绝动荡，对一切触目惊心、引起情感变化的事物自觉排斥，必然导致思想境界的平庸，艺术手法的浅俗、雷同，这并非某一个诗人的偶然现象，而是东都诗歌的整体特征。
    也许是兰亭集会在历史上的影响太大，白居易另有一首游赏、宴集合一的诗作《游平泉宴浥涧，宿香山石楼，赠座客》，同样是自觉与兰亭，以及金谷相比较：“逸少集兰亭，季伦宴金谷。金谷太繁华，兰亭阙丝竹。何如今日会，浥涧平泉曲。杯酒与管弦，贫中随分足。紫鲜林笋嫩，红润园桃熟。采摘助盘筵，芳滋盈口腹。闲吟暮云碧，醉藉春草绿。舞妙艳流风，歌清叩寒玉。古诗惜昼短，劝我令秉烛。是夜勿言归，相携石楼宿。”文人之间的游赏、宴集不仅是简单的游宴，更是同类相求、彼此慰藉的重要形式，因此，从金谷到兰亭，再到东都，文人游宴一直在延续。金谷与会者，多为汲汲功名之俗子；兰亭与会者，多为超越玄远之名士；东都与会者，则多为追求独善之闲官。较之于金谷，东都更多文人雅趣；较之于兰亭，东都更多物质享乐。金谷太俗气，兰亭太玄远，东都则介于二者之间，力图实现感官享乐与精神境界二者的统一。不仅如此，从兰亭的超越、萧散，到东都的世俗、享乐，士人精神境界由超越而中庸，这既是包弼德《斯文》所说的士族到庶族的变化，也是陈寅恪所说的新进士人之人生观的反映，同时也折射出哲学思想上从传统佛学到南宗禅的演变。就出处问题而言，这也是出处矛盾从尖锐到缓和、从动荡到稳定的发展过程。同样是面对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社会现实，兰亭士人尚在玄学、山水中探索思考，东都士人则已在歌舞、妓乐中沉迷享受。
    (二)园内。这主要是指在私人庭园中游赏。东都士人大多在住所内叠石理水、经营花木，构建自己的私人庭园。“坊静居新深且幽，忽疑缩地到沧洲。宅东篱缺嵩峰出，堂后池开洛水流。高下三层盘野径，沿洄十里泛渔舟。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白居易《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深且幽”是此后中国园林的根本，只有如此，才能在并不宽敞的、有限的空间腾挪转移，幻化出开阔的、无限的空间。“缩地到沧州”也就是芥子须弥、壶中天地的思想，中唐士人园林对中国园林、乃至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即在于此。通过借景，新居将宅东的嵩山、堂后的洛水与自己融合为一。“野径”、“渔舟”说明虽住于城市，而能有江湖之野趣。在私人园林中，士人涤除庙堂之风尘，舒展屈辱之身心，获得出处之平衡。对此，学界论之已详。周维权在评价白居易的洛阳履道池台时说：“造园的目的在于寄托精神和陶冶性情，那种清心幽雅的格调和‘城市山林’的气氛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园林观——以泉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4]贾晋华说：“士大夫们朝是官，回到模仿自然山水的私家园林中就是隐士，在那里他们可以放任心性，矜持人格，游赏景物，吟诗作画，歌舞作乐，饮酒狎妓，仕与隐、出与处也就大致获得了平衡。”⑤正因如此，东都士人热衷建造自己的庭园。且不论裴度高大轩敞的绿野堂、午桥庄，白居易情趣幽雅的履道里，仅仅是李德裕的平泉庄就引人深思。作为“牛李党争”的主要人物，李德裕终身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仕途越是艰险，就越是需要园林的调节。平泉庄是李德裕在洛阳营建的私人园林，但他一生并未真正退隐，故很少涉足。越是如此，平泉庄就越是艰险仕途的一个必要补充、必要调节，正因如此，平泉庄成为李德裕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就以李德裕现存于《全唐诗》者为例，一百三十九首中题为‘忆山居’、‘思平泉’之类竟占七十二首之多！”⑥不仅如此，李德裕在探讨出处矛盾的《知止赋》中认为：“怀绮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观画图。何必尚遍游于名岳，蠡长往于五湖！”(《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七)也许他自己就是将平泉庄入画，随身携带，时时披阅，神游于平泉庄的泉石花木间。就美学史而言，山水画在中唐时期的兴盛也许与此有一定关系。
    比较而言，东都士人对园林的感悟高于对户外山水，园林游赏诗的成就高于户外山水诗。其原因正如林继中所说，中唐士人的目光已从田园山水转向身边的庄园，故对园林更为亲切，更为熟悉。从田园山水诗自身的发展而言，东都士人与盛唐王、孟有很大区别。白居易有一首《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其中有这样几句：“心兴遇境发，身力因行知。寻云到起处，爱泉听滴时。”“寻云到起处”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似有延续关系，但王是让山水说，周裕锴说：“‘入禅’之诗中的‘我’似乎消解于观照对象中，一切只是‘物原如此’的直接呈露。和其它流派诗歌相比，王、孟派的‘入禅’之诗有以下两个特点：一、诗人视点的失落；二，诗人情感的消亡。”⑦白则完全相反，诗人视点无处不在，诗人情感直接表现，山水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几乎看不到具体的景物描写。王与白都热爱登山临水，但王是融自我于山水，白是融山水于自我。王可说是境遇心兴发，重在境；白是心兴遇境发，重在心。王是在山水中忘我，白是在山水中有我，确切地说，是在我中忘山水。⑧
    思想基础：南宗禅影响下的中隐观
    除了诸多现实原因之外，东都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必然还有其思想基础。最重要者应当是南宗禅，对于南宗禅与白居易等中唐士人的关系，学界已有充分讨论，本文于此只略作探讨。中唐时期，南宗禅逐渐占据佛教主流，其“不即不离、不粘不滞”的禅修观不仅承续郭象哲学，进一步涤除出处之别，而且融禅修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导出“生活禅”的思想。马祖道一云：“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5]黄檗希运云：“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6]⑨这是从般若空观出发，破除对立，不落两边，从而将深奥的佛法理论、艰难的佛法修行落实于最普通、最轻便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士人而言，这意味着既可以尽情享受世俗生活，又能有超越、玄远之精神意趣，方外与方内相融为一。白居易《自咏》：“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行歌半坐禅，今日维摩兼饮酒，当时绮季不请钱。”醉歌与坐禅并不矛盾，甚至是相即相融，醉歌即坐禅。刘禹锡《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曾向空门学坐禅，如今万事尽忘筌。眼前名利同春梦，醉里风情敌少年。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心知洛下闲才子，不作诗魔即酒颠。”因为“坐禅”，所以能“忘筌”，所以能放下种种束缚，纵情享乐。本应是森严、枯燥的清规戒律，却因其破除各种对立、分别、执著的不二法门，从而导出对日常生活的不即不离。在禅门弟子那里，也许只是在佛门生活中农禅并作、棒喝交加；在士人这里，却是在世俗生活中任运自然、声色大开。
    其次是中隐的出处观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作为东都士人的核心人物，白居易不仅积极倡导安逸闲适的生活方式，而且在理论上有较为充分的表述。《分司洛中多暇，数与诸客宴游，醉后狂吟，偶成十韵……章公》：“性与时相远，身将世两忘。寄名朝士籍，寓兴少年场。老岂无谈笑，贫犹有酒浆。随时来伴侣，逐日用风光。数数游何爽，些些病未妨。天教荣启乐，人恕接舆狂。改业为逋客，移家住醉乡。不论招梦得，兼拟诱奇章。要路风波险，权门市井忙。世间无可恋，不是不思量。”因为与时远、将世忘，才有游与宴；荣启期和接舆都是有志而未酬者，分别选择了乐和狂的生活方式，又都是孔子所认可的；改业、移家是在兼济不得之后为自己开辟的新的人生道路；最后四句是沉痛而无奈的告白，并非自己主动选择逋客与醉乡的生活方式，对于现实社会，不是不思量，实在是风波险、市井忙，只能是无可恋。这首诗也许可以作为东都士人心迹的典型表白：选择东都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通向兼济之路险且忙，则只能转向独善生活的安逸与闲适。白居易云：“朝蹋落花相伴出，暮随飞鸟一时还。我为病叟诚宜退，君是才臣岂合闲。可惜济时心力在，放教临水复登山。”(《春来频与李二宾客郭外同游，因赠长句》)自己是病叟，所以选择闲、退；李二宾客是才臣，且济时心力都在，不应选择这种“临水复登山”的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说，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只是限定于年迈、病退者，并不具有普遍性。
    美学意蕴：日常生活审美化
    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一)茶。从佛寺开始，茶逐渐进入文人生活中。“剑外九华英，缄题下玉京。开时微月上，碾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其馀不敢费，留伴读书行。”(李德裕《故人寄茶》，《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这是多么清幽淡雅的生活方式！茶与诗思紧密相联。“诗情茶助爽。”(刘禹锡《酬乐天闲卧见寄》)较之于酒的迷狂，茶更为清醒，更为幽雅。“昨晚饮太多，嵬峨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移时睡。睡足摩挲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馀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白居易有数十首饮茶之诗，此诗典型表现了文人饮茶的品味所在。
    (二)词。对于中晚唐词的兴起，以及刘、白与词的关系，学界已有充分探讨，本文于此只略作论述。宴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妓乐歌舞，在歌舞流连之际，文人自己填词入曲是极其自然的事。刘禹锡评价白居易说：“制诰留台阁，歌词入管弦。”(《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将白居易早年作为中书舍人的制诰与晚年感官享乐的歌词并列，说明无论是兼济还是独善，白居易都能从容应对，享受其中。此诗的最后四句为：“欲向醉乡去，犹为色界牵。好吹杨柳曲，为我舞金钿。”在东都士人追求感官享乐的生活中，词是必然而有的一种文艺形式。
    (三)私人园林。它意味着无需登山临水即可享受江湖野趣，郭象理想中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成为可能，名教与自然、出与处的矛盾也得以消解。“养病未能辞薄俸，忘名何必入深山。与君别有相知分，同置身于木雁间。”(白居易《咏怀寄皇甫朗之》)木雁一典出自庄子，在东都士人的笔下屡次出现，在才与不才之间获得一种兼济与独善的平衡，私人园林的兴起正是这一思想的承载之地。“诚知厌朝市，何必忆江湖。能来小涧上，一听潺湲无。”(白居易《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小涧虽处朝市，却能有江湖之功用。“老鹤两三只，新篁千万竿。化成天竺寺，移得子陵滩。”(白居易《奉酬侍中〈夏中雨后近城南庄〉见示八韵》)只要善于建构，即使是遥远的天竺寺与子陵滩，也可以“化成”、“移得”进入士人的私人庄园。
    (四)审美趣味。这表现为矛盾的两方面：一是游宴的感官享乐。“昨日山水游，今朝花酒宴。”(白居易《早夏游宴》)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感官享受成为主要目的。白居易《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云：“珊瑚鞭亸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盂。腰为逆风成弱柳，面因冲冷作凝苏。银篦稳篸乌罗帽，花襜宜乘叱拨驹。雪里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写真图。”很难想象，这是当年以“惟歌生民病”为己任、写了那么多新乐府的诗人所写的。生活的平庸带来思想的平庸，所谓齐梁体的复归，其根本在于生活与思想的日益狭窄，日益平庸。如果这可以算作宫体诗，则《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八年寒食日池东小楼上作)》这类的咏物诗同样索然无味。这样的诗，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思想情感，都已枯萎，了然无生气。较之于此前的忠州，杭州、苏州，白居易东都时期的诗很多都是如此。其原因也许就在于失去了出处矛盾的内在张力，在狭小封闭的湖中天地中，其审美情趣日渐枯萎。二是清幽淡雅的文人趣味。笔者对此已多有讨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它与感官享乐是相互补充、相互统一的。如同白居易的斋戒一样，往往在游宴妓乐之后，进入长斋。二者相互衔接，相互循环。下面这两首诗颇有谐趣，“荤血还休食，杯觞亦罢倾。三春多放逸，五月暂修行。……禅后心弥寂，斋来体更轻。不唯忘肉味，兼拟灭风情。”(白居易《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延僧徒，绝宾友，见戏十韵》)白居易《斋戒满夜，戏招梦得》则云：“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无复更思身外事，未能全尽世间缘。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理管弦。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散花天。”也许，这就是东都士人的矛盾与可爱之处：因为远离社会现实，所以需要开辟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因为丰富多彩的感官享乐，所以需要玄远清幽的精神境界；又因为这精神境界太过玄远清冷，所以还要回到低俗的感官享乐。此后的中国美学也许同样是在这一矛盾中循环往复，一方面，在私生活中追求感官享乐；另一方面，又在文艺中表现玄远境界。
    引用格式：李昌舒．中唐时期东都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美学意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6): 753－758.
    

注释：

①关于唐代东都分司官的诸多特点，请参见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②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涉及白居易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为免重复，凡他文已讨论者，本文均从略。另外，就本文而言，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宴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上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建梅《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阳诗坛——以晚年白居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董乃斌。
    ③本文所引唐诗，主要依据贾晋华辑校：《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宴集》，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下编，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④王毅指出：“‘竹林’时期虽然是短暂的，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因为士大夫阶层与集权制度、仕与隐、自然与名教等中国封建社会中意义重大的矛盾经过长期酝酿，特别是经过东汉中后期以来的催化，至‘竹林’时期而达到近于激化的程度。”(《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05页)
    ⑤《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44页。另请参见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4年)、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漓江出版社1996年)、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修订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⑥《唐诗与庄园文化》，漓江出版社1996年，67页。另，林先生对李德裕的平泉庄情结有极为精审之论，参见该书64－67页。
    ⑦《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1页。另外，孙昌武先生在《禅思与诗情》中有与此相近之论述，参见该书84－90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⑧林继中说：“统观白居易闲适诗，田园景物的体味、刻画比王、韦要少，要粗浅，而自我内心想法的剖白倒是大大增多了，很有‘议论化，与‘叙述化’的倾向。至此，盛唐田园诗自足、自在的神情已被‘安全感’所取代。”(《唐诗与庄园文化》，87页)
    ⑨《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载《大正藏》第48卷，385页下。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155.
    [2]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0.
    [3]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11.
    [4]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930.
    [5]道原．景德传灯录[M].顾宏义，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252.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