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常常涌现出新现象、新问题，已有的理论话语和批评经验很难对其做出令人满意的及时回应。因此，理论和批评如何认清文学的动向与走势，如何更新话语系统，一直是近些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所遵循的重点。2012年的理论批评基本上体现出这一发展趋势。这一年中相继出现的几次重要文学事件，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都成为理论批评的导火索，相继掀起了批评的小高潮，论者从相关事件蔓延开去，讨论了一系列的热点文学话题。
    新闻事件引发理论热点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话题的热烈讨论，除各报刊发表的文章外，一些文学报刊和大学还先后举行了研讨会。可以预料，因莫言获诺奖而引发的文学话题，还在继续发酵，一些批评文章将出现在2013年初出版的文学报刊上。
    莫言获奖促使批评家重估当代文学的价值。莫言是第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认为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荣誉，也在思考它对中国文学具有什么意义，它被看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莫言获奖也启示人们：中国文学应该如何与世界文学对话。有批评家认为，中国文学首先要有一个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平台，还要使西方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只有当中西方建立起没有落差的文化交融平台时，对话才能正常进行。同时，更多的批评家强调，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自行消失，借由莫言获奖这一事件，在正确评估其对于当下文学产生何种积极意义的同时，反思这又在何种意义上凸显了当下文学存在的重要问题。
    同时，莫言的文学特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又以“暴力叙事”和“魔幻现实主义”最为突出。在讨论到莫言作品中的暴力倾向时，许多批评家强调，莫言的“暴力”是根植于现实的，我们应该看到苦难、血腥、死亡背后的主体精神、主体意识以及作家所秉持的农民立场、农民本位、农民信念和农民的强悍生命力。也有批评家尖锐地指出莫言的问题，他们认为没必要因为获奖而刻意抬高对其的评价。而莫言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莫言的文学特征，更涉及到如何认识西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大家认为，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对于外国作家的借鉴经常不是在浅层次上，大多数成熟作家在作品中所给予的是一种反馈，这种反馈是很高层次的一种呼应，是与外国作家高层次的对话、神交。
    201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除相关部门举行了纪念性的会议外，学术界也举行了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基本摆脱了纪念性的话语程式和约束，在理论深化上做文章，它们涉及到当前文艺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讲话》精神在当代文艺和文化生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延安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一些理论问题。
    《讲话》的历史化过程是人们关注得比较多的角度。《讲话》的传播不仅是地域性的辐射，更是阐释、演化、变异的意义再生产的过程，是不断进行着的意义被深化、窄化、修正或妖魔化的过程，从不同时期对《讲话》不同的建构和解读中，可以透视出文学的命运发生的变化。《讲话》在当下的价值是指引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同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兴起，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如何吸收大众审美经验，建构起新时代下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观点与新问题
    
    孟繁华的《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认为，乡土文学造就了“50后”一代作家的辉煌，“而他们已经形成的文学观念和隐形霸权统治了整个文坛”，但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表征，而“50后”作家依然书写着他们昨天的记忆和故事，他们30年的文坛经历，已经构建了一种隐性或未做宣告的文学意识形态，他们是当下文学秩序的维护者。在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时候，“50后”作家无论愿望还是能力都是欠缺的。“为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理由终结‘50后’建构的文学意识形态。”该文发表后引起争鸣。李雪在与孟繁华商榷的文章中认为，终结“50后”就是把“50后”当成了文学发展的绊脚石，但事实上，“50后”建构的文学秩序依然具有创造力。“50后”并没有遗忘正在崛起的都市文明。白烨部分认同孟繁华的观点，认为“50后”在乡土文学写作上难以逾越，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要寄望于“60后”、“70后”，这其实隐含着对孟文关于乡村文明崩溃的判断的否定。
    《文艺报》自2012年年初开辟专栏，讨论如何增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中国作家网也举行了主题为“切实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的网上学术论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当今的文学创作，在题材开拓、艺术方法借鉴等方面都不成问题，目前比较成问题的是创作的价值取向和立场。面对这种现实，文学理论需要“介入”并给文学实践以必要的影响和引导。实证是有效性的基石，批评家不能简单地虚构自己的结论，而需要如胡适所说的“小心求证”，在批评中，应充分地调动与文学批评对象相关的人证与物证、主证与旁证、内证与外证等各种证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人认为，有效性批评基于审美价值的多重结构，基于对人类文明进步、对社会健康发展的信念。当下文学批评有效性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
    陈晓明在《去历史化的大叙事——90年代以来“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一文中提出“精神中国”的概念，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思想意向解构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着眼点是小叙事，但这种小叙事又可以看成一种大叙事，因为它们对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其独特的方式、从不同侧面构建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价值，从整体上进行一种精神中国的文学建构，这种建构包括文化想象、日常伦理、乡土记忆、自我经验、灵魂叩问等问题。
    李建军认为，由于现代主义思潮和小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带来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又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鉴于此，我们应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
    热点话题持续发酵
    
    一些热点话题在2012年仍然得到理论批评界的重视。如文化自觉、中国经验、文学想象力等。批评家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文学创作和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呈现出与以往文学传统不同的面貌，它冲击和动摇了原有的文学格局，文学表达和想象世界的经验方式也不断被更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批评方法也需要面对新的文学格局不断更新。张炯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特点是既要建构当代文学史著作，又要追踪文学创作的最新发展，同时还要展开多层次多视角多方法的批评。程光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有诸多断裂，当代文学需要重建整体性。而重建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仅要关注当代文学史与民国史、北洋史、晚清史的关系，还要重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关联。
    文学现象、文本以及文学史写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史写作一直是常议常新的话题。周晓风认为，当前文学史写作存有危机，其表现为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当代文学发展实践的错位以及当代文学史写作在理论方面的欠缺。
    随着海外华裔作家在内地的影响日益壮大，新移民文学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新的热点话题。洪治纲将新移民文学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域中来考察，认为新移民文学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异质性”在于：在审美内涵上，它呈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载道意愿和多元文化的混杂性等特征；在审美形式上，它体现出鲜明的寓言化倾向、敏锐的空间意识、多变的文化视角等特点。新移民文学的强势崛起，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资源，拓宽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视野，也推动了中国文学不断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樊星探讨了新移民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认为当代作家在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对于国民性的新认识显然已经不同于“五四”先驱者的批判意识，而更富有五味杂陈的复杂意味。申霞艳通过对严歌苓和张翎作品的分析，讨论了新移民文学中的民族想象问题，认为“他者”的文化视角使边缘化的移民拥有多维反思的可能。
    此外，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体的产物，逐渐被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曾有批评家感叹，关于网络文学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几乎看不到一篇具体分析网络文学文本的论文。邵燕君的一篇评论网络小说《间客》的文章因此应该受到重视。邵燕君用“启蒙的绝境”和“娱乐至死”来描述中国网络文学的现实语境和国际语境，她在网络小说中发现了延续《平凡的世界》文学传统的作品《间客》，她认为这部小说以幻想的方式在“第二世界”重新立法，以个人英雄主义坚持启蒙立场，在困境下坚持“个人另类选择”的权利。王月关注到网络写作的产业化问题。他认为，进入21世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异常紧密，文学生产的一切活动都未能离开媒介场的干预。资本对于网络写作者和网络经营者的诱导，新媒体技术带给大众的新鲜体验与欲求，多种合力开启网络写作的产业化运作过程，影响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甚至震荡整个文学生态。
    学术争鸣愈加深化
    
    《文学自由谈》从2012年第2期起接连数期发表关于西部文学的讨论，其起因是藏族作家严英秀的文章《“西部写作”的虚妄》，通过自己的写作经验反思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部文学。严英秀认为，这种评论家似乎都在期待西部作家坚持写原汁原味的“西部文学”，但她认为：“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从中国文学的全局观照，‘西部作家’这样一种提法曾经是有意义、也有意味的，但时光走到今天，我认为已经不存在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西部作家’的群体。生活在西部的作家同样面临的是普遍的中国性境遇，没有谁因为‘西部’而可以置身事外，逍遥在千年的牧歌想象中，没有谁不被裹挟进强大而盲目的现代化洪流中，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西部’，‘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严英秀进而批评了目前仍然被人们欣赏的“西部文学”的写作状况：“有许多人在‘东部’陌生化的期待视野下进行着这样取巧的写作——在潜在的功利性美学目的、懒惰的思维、固定的套路下的写作。”阎小鹏认为，不能因为西部社会的巨大变化，就否定“西部文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可能性。他认为：“西部永存，西部写作大有可为。西部独特的历史风云和文化组成，无疑是巨大的精神宝藏”，“应该直面‘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真实处境，穿越被固化的‘西部文学’表层色调，超越风俗民情等题材层面，开掘‘西部文学’丰富多彩的精神价值，重视普遍性的人道、人性以及‘人类性’的诸种内涵，绘制新型的‘西部文学’图景。”王贵禄则认为，应该将“西部文学”纳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他还特别肯定了西部作家新世纪以来展现出的对文学性的坚守和对文学理想的执著，认为他们有效扭转了“伪后现代派小说”在叙事领域形成的颓风。
    《北京文学》从2012年第1期开始，在“文化观察”栏目中组织讨论“中国新诗向何处去？”与以往诗歌问题讨论不同的是，这次讨论面向普通读者，其缘起即是读者来信表示对新诗不满，他们由诗歌爱好者变成了诗歌的陌路人。参与讨论的既有普通读者，也有著名诗人、诗评家以及学者。刘再复坦言，他在读到这个栏目中陈原的《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一文后，有“振聋发聩”的感受。刘再复分析了诗歌式微的原因，“一是诗人们普遍缺少思想，从而未能对人类的生存困境作出诗的回应；二是诗人们普遍庸俗化，从而未能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讨论中对当代新诗的批评不乏尖锐之声。贾爱军认为，当代诗歌正走在一条隔断历史并必将被历史所隔断的路上。陈原的批评直指诗人和作家的精神世界，认为他们的独立姿态基本完全丧失。陈超最担忧的则是“媒介语言”对诗性的蹊跷消解，“它以‘泛诗歌’、‘类诗歌’的姿态潜入诗歌，从内部稀释、软化诗歌，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自我麻醉术。”也有论者认为应该看到当下诗歌的成绩。燎原说，当下诗歌是当代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时期之一。李少君认为，只有到了21世纪之后，新诗才真正被广泛接受，当代诗歌正处于一个上升状态。草根性是其重要的现象。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