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郭沫若代表着一个时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时代。他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本成熟的成系统的学术成果，作者及其一系列理论学术著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文化伟人，郭沫若在文学、历史、考古、古文字、艺术、翻译等诸多文化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追求革新的创造者姿态，一生追求光明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在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郭沫若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面旗帜，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巨匠。郭沫若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还是《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主任，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报》有着特殊的渊源。今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120周年诞辰。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本报就郭沫若及其时代的话题组织了几位学者的对话。
    一、为什么是郭沫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时代。我们经常说，时势造英雄，从这个角度讲，出现郭沫若的那个时代是怎样的？
    谢保成：郭沫若所处时代，是一个新旧社会、新旧思想交替、冲撞的时代。中国文化随之不断更新、不断创新、不断求新。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定于一尊的约束，客观上为人们根据各自的认识去选择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建立各自的文化理论体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这样的时代，必然造就出代表这一时代的文化巨人。在郭沫若那个时代，人可以自由选择发展的方向。他诗歌成就最高的时候，是他学医的时候，《女神》是他“不务正业”的一部伟大的现代诗歌集。而甲骨文、金文研究也是在他被通缉、流亡日本时成就的学问。郭沫若作为诗人、学者投身社会活动，最初都是处于自由选择状态的。这种自由选择、自由发展和其他条件结合起来，成就了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常说“时势造英雄”，只说了时代需要某种人物，却没有说时势造就的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也有人说，当时文学界、学术界，称得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止一个郭沫若，比如王国维，比如茅盾，但为什么是郭沫若最终成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
    谢保成：20世纪20—30年代为什么会造就出郭沫若？时代为什么会选择郭沫若？就在于郭沫若本身具有的诸多不为他人所具备的特质或个性。或者说，郭沫若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和品质是时代选中他的重要原因。郭沫若说自己是“弄潮儿”，即在社会变革大潮中，始终站在潮头，接受挑战——“弄潮”，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民族新文化。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史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呼声预示整个文化领域即将出现一场新陈代谢。旧体制被推翻，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引发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动着文化的更新。郭沫若异军突起，以新的表达形式、新的文化内涵，吹响时代号角，竖起一面旗帜。
    具体来说，敢于弄潮的特质、高度敏锐的眼光、渊博深邃的知识、力行创造的品格，使他登上文坛整整60年，始终站在潮头，成为时代的标杆。
    李晓虹：天才不止一个，但是像郭老这样在如此多领域都有所成就的并不多。他不仅是学者，还是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我觉得，郭老这样天才人物的产生，一方面源于个人智商、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理性的观念，有自己的人才观。郭老1920年在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就写道：“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他说，后者更了不起，是立体的发展，目前他只发现了孔子和歌德。他崇拜这样的球形发展的人物。在他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有了这样清晰的想法。就是说，郭沫若在青年时，对自己的发展就有一个了不起的要求，就有一个主观上的追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是很重要的。
    谢保成：郭沫若是永在潮头的弄潮儿，敢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弄潮，与时俱进。他顺应潮流又要引领潮流，勇于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一条特质很多人不具备。在新文化运动大潮中，胡适还在尝试白话诗，郭沫若的《女神》就已经写出来，划了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一开始郭沫若就出版了较成熟的成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解放后，郭沫若仍然是一个表示文化方向的标杆，甚至连接受批判也是一个风向标。凡文化领域要开始批判，他往往是第一个接受批判的带头人。“文革”结束后，他又第一个喊出“呼唤科学的春天”，预示着科学发展的春天真正到来。正因为他总是立在潮头，所以历史选择了他。
    郭沫若有极其敏锐的眼光，能够知微察著。他有敏锐超前的眼光，与时代的关系十分紧密，所以时代很容易选择他。他总是能看到时代的动向，所以才能代表文化发展的方向。举最典型的几例，1927年3月，郭沫若到江西等地走了一趟，就看出蒋介石的某些动向，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再如，1928年6—7月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确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周恩来年底回到上海传达六大会议精神之前，郭沫若已写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之前，郭沫若已出版了《全面抗战到认识》的小册子，反复强调“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并论证了“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等问题。再如，1944年3月，郭沫若为反驳陶希圣替蒋介石写的《两个中国之命运》而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点出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被当成共产党党内的整风文件（编者注：毛泽东在延安给郭沫若写的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再有一点，郭沫若确实有极高的秉赋和渊博的学识。他是一个不懂甲骨文的人，钻进去研究几年，竟与甲骨文名家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齐名，被誉为“甲骨四堂”（郭沫若号鼎堂）。他没有参与殷墟的发掘，只是和董作宾保持通信联系——“十年神交”，看了罗振玉、王国维的几本关于甲骨文研究的书，再加上董作宾寄给他的新出土大龟四版和20多片最新甲骨材料，自成体系的《卜辞通纂》就写了出来。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37年间在殷墟共有15次发掘，由董作宾主持。这一期间，恰恰是郭沫若研究甲骨文的高峰期，同起同止，推出3部专书——《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亦可谓“与时俱进”。学术功底深厚是一方面，思维敏捷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出研究金文的著作7部，郭沫若研究青铜器的科学方法迄今仍被奉为圭臬而沿用。郭沫若的终极旨归是“要创造民族新文化”，并不怎么强调改造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要填补恩格斯没有说到的中国古代社会，要在世界文化史中补上中国这一页空白。这都在于他的知识储备和贯通，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又懂德语、日语、英语。在翻译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西方先进或科学的思想，这些东西又进一步成就了他。
    郭平英：总体上说，五四时代的那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逊于现在。在这样一个群体中，郭老也是佼佼者之一。郭老尊重他视为精华的那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但又不是固守的、学究式的推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独到的理解，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但他同时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往往成为一个沉重的背负，沉重到我们背不动的程度，要打开窗子，让西方文化的光透进来，吸收西方文化的养分，将二者的精髓结合起来，这是他对五四文化的理解。
    除了鼓吹西方文化的开放、灿烂，他还能从中敏锐地吸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他之所以能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上捷足先登，并不是单纯在理论上依靠马恩原著，同时还得益于德国学者米海里司（A. Michaelis）教授1908年完成的一本关于19世纪美术考古的著作《美术考古一世纪》。他说：“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的。”19世纪有成就的西方考古学家在对古代遗址进行发掘时，经常通过有明确年代的建筑样式，来断定无确切记载的建筑物的年代。通过一处又一处历史遗迹的发掘，使以往只略知其大概的史实鲜明而系统地呈现出来。这种方法使郭老获益匪浅，他在对青铜器进行研究时，根据古器物的标准器的样式特征，厘清商周青铜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而观照了中国古代社会史。他借鉴西方考古学的科学方法，从微观到宏观，解决了青铜器研究的重大问题，用唐兰先生的话说，他“以清晰之思想，锐利之判决，发前人所未发，言时人所不敢言”。现在人们喜欢说，细节决定成败，学术研究离不开对个体的客观分析，然而“不要忘记了全体”，这一点正是郭老始终因循和反复强调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点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郭沫若最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思想利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谢保成：当时讲文化“更新”，面对的是众多外来的“新”思想、“新”学说，这些思想、学说都纷纷在中国大地寻找传布的土壤。然而，在这众多的“新”思想、“新”学说当中，哪些属于先进，哪些在国人看来可能是“新”而在产生它的本土则已过时，整个文化界都在不断探寻中。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问题的提出，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包括吸收何种外来文化），如何创造自己的新文化，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热点。郭沫若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到“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思维对于自然观察上所获得的最高的成就”，亦即“先进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地接受”，使之“中国化”，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已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趋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把《易》、《诗》、《书》纸上的材料与甲骨文、金文地下的材料紧密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传统治史实际、中外科学治史方法紧密结合的产物，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一开始就是进步历史观与科学运用史料紧密结合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应该单一地强调某一重要因素而忽略其他重要因素。郭沫若由于这一方面的创新，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代表着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方向。
    二、郭沫若的文化遗产和当下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郭沫若的“力行”与“创造”的品格，我觉得，这一特质不仅是郭沫若之为郭沫若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个精神遗产。

谢保成：可以这么说。郭沫若“身体力行”和“大胆创造”的精神特点非常明显。不管是写诗，还是研究甲骨文，郭沫若都是一想到就立即去做，先把研究成果写出来，再与人交流、论对错、不断改正。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尝试都成功了。
    作为学者，我认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学术研究上。解放后，他觉得自己在日本的十年消沉了，甚至用了“玩物丧志”的说法。实际上，他最杰出的学术成就都诞生于那一时期。社会史论战期间，别人都拿他当靶子，他却起劲地研究甲骨文、金文，出版了研究甲骨文、金文的论着十种。1948年他被评为院士，凭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三部研究甲骨文、金文的论着。
    在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不止郭沫若一人，但郭沫若的身体力行、大胆创造非别人能比。而且他能够把诗人的形象思维引入到学术研究中，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因而在甲骨文、金文等研究领域能有更突出的成就。郭沫若敢于打破成见、大胆怀疑，这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在新诗创作中，他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革。他并不是不懂古体诗，而就是要突破。
    郭沫若的这些特质在今天尤其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研究郭沫若仍然有现实意义。现在学界的因循守旧、跟风等风气，跟郭沫若所倡导的精神是背离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今天谈论郭沫若，是站在21世纪、站在距离郭老逝世已有三十多年的一个时间点来谈论。郭沫若之所以在今天还值得我们谈论，就是因为他对我们还有意义，他对未来还有意义。
    谢保成：郭沫若瞩目“异民族的文化之优秀成分”，却以国情为基点，考验其适应度；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并使之中国化，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然后再“走出去”，面向世界，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空白页。这在20世纪文化发展中，既是郭沫若自己所走过的学术文化路程，也是郭沫若长期坚持的一贯思想。
    在中华民族进一步同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深入交往的今天，在“异民族的文化”弥漫中华大地的时候，郭沫若在20世纪形成的这一世界文化观，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扬，在不断求新中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郭沫若的这种追求，显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利目的。
    谢保成：当时那一代人，有一种承担的意识。现在学科越分越细，但那时不局限在一个方面。在做学问的时候，他抱着“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强烈意识，只要关乎“民族新文化”，他都尽力去研究、大胆创造。他不是定位于某学科的学者，他不关心“是什么”，而关心“做什么”。
    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关于郭沫若的一些不实之词、一些攻击主要是哪些，在学术上为什么是错误的？
    谢保成：近三十年来，对郭沫若学术的不实之词主要有这么几件事：第一件事，是上世纪80年代围绕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展开的争辩，有30多篇论文。刘弢、谷斯范等纷纷撰文，明史专家顾诚从学术角度对姚雪垠的观点逐一进行驳论之后，姚雪垠未作任何回应，也不再提及此事。
    第二件事，是余英时等说郭沫若“攘窃”钱穆着《先秦诸子系年》。1996年《中国史研究》发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对余英时的污蔑之词逐一进行驳斥，证明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污蔑“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是出于“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之后再没有此类质疑了。第三件事，是围绕陆键东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炒作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陈寅恪（资产阶级史学）的关系。
    我发表了《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的长文，全面考察了二人的交往，澄清了二人交往中的是是非非，弄清了“龙虎斗”、“马牛风”那副对联产生的背景，此后再也没炒作两位大师交往的文章了。第四件事，是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有抄袭冯家昇之“谜团”，我用笔名在《科学时报》发表了《“谜团”应该清楚了》一文，说明郭沫若关于中亚碎叶的论述是参考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写成，根本不存在抄袭冯家昇的任何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小部分人对郭沫若的学术懂得得越来越少，从学术层面对郭沫若进行攻击的情况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是对郭沫若的批评仍不时听到，虽然有些打着学术的名义、有的不打着学术的名义。
    谢保成：对于郭沫若的评价或认识，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说法，学人有学人的说法，普通百姓有普通百姓的说法，这表明郭沫若是一个在全社会各类人心目中都有深刻印象的人物。对于郭沫若的评价或认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客观、公正的评价或认识，在排除道听途说、刻意诬蔑等带有某种要“搞臭”其人目的的某些做法、说法之外，应该根据郭沫若是一个政治、学术兼而为之的人物来进行评价或认识。对于他属于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应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评价，如傅斯年那样，不管他是否被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也不问他是否是共产党的“党喇叭”，只看他的三部甲骨文、金文研究着作的学术水平，认为符合评选院士标准，便力荐他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对于郭沫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新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的高层负责人的言行，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进行分析。从他50年代两次说出精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犹如必须精通烹调术才能治好烹调”，但“厨司不能专门拿烹调术来享客，历史家当然也不能专门拿研究方法来教人”，“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
    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的话，已足以反映他的思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一名中共党员，只能服从党和国家的决议，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保持“高度一致”，不允许有丝毫的“不一致”。陈寅恪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可以说“历史二所不学马列”的话，郭沫若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人、中共党员，则不能说“不学马列”，最多也只能说上面那样的话。
    李晓虹：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站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文化界的思想运动他无法回避。当年，《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中国科学院刊物《科学通报》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郭沫若身为院长，自然难辞其咎，亲自过问处理此事，编者也公开做“自我检讨”。
    现在有人谈到这些问题时，都把郭沫若孤立起来看。其实当时这些事件一出，学术界反应十分迅速，立刻出现大量的批判文章，许多着名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撰文参与，一些今天看来比较超脱的人都写了分量很重的文章。
    可以说郭沫若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一个缩影。如果批评只针对他个人，一是不客观，二是意义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放在一个历史情境中来研究历史人物，才是历史主义的。
    谢保成：因为《武训传》，郭沫若做了两次公开检查。郭沫若既是政治人物，又是学术人物，要以纯学者的标准要求他，那不可能。学问家和政治家需要的学术不一样。遭人批评的《李白与杜甫》就是一个混合物。特别是当他以类似今天“新闻发言人”身份发表的言论，更不应该用纯学者来要求他、认识他。总之，需要仔细区分、弄清史实，不应混淆两种身份，捕风捉影、人云亦云。

李晓虹：我一直记得郁达夫的一句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郭沫若这样的人，尽管他身上存在某些欠缺，但是他的成就是值得我们民族去珍视的。在现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郭老也成了一个被娱乐化的名人，他生活里的某些东西被无限放大。
    四、“我不懂古文字，所以不知道郭沫若的伟大”——女儿眼中的郭沫若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以前多次采访您。您谈到郭老时，大多直称其名，这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十年前，您曾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谈到“女儿眼中的郭沫若”，非常平实，也非常真实，很令人感动。
    郭平英：我们应该承认亲情，亲情这种东西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也非常具有感染力。但是作为郭沫若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个从事郭沫若着作、史料的整理者，我愿意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参与其中。郭老学识之广，使我们这些后人很难能够完全地读懂他。以我在知识储备上的浅薄，深感难以胜任现在的工作。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一位研究员的说法，不懂古文字，就不知道郭沫若的伟大。我就是一个不知道郭沫若伟大的人，因为我不懂古文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希望听到您对郭沫若的一些更新的看法。
    郭平英：我只能从比较感性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理解。
    郭老在古史研究中，尤其重视春秋战国时期，这同他少年时代在四川所受的传统教育、所接触的经学课程不无关联。另一方面他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所抱的浓厚兴趣，似乎超出了历史研究的本身。他甚至把春秋战国时代称为“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这表明他的一种主张，文化发展需要众说纷纭，需要百家争鸣，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民族性格开朗、文化发达、思想健全。他认为，当时的楚文化如果能够成为主流，而非由商鞅的法家文化一统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更具有开放性，那正是他所希望的。结果不然，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
    在先秦文化中，他非常推崇儒家文化。他在五四运动中一直走在前列，高扬个性解放旗帜，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浪漫诗人，却没有和国内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值其时，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与德国文化进行比较。他一直对儒家文化持肯定态度，这种意识贯穿了他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始终。
    为什么郭老如此肯定儒家文化？他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的。他认为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对人的尊重，是对奴隶制社会的撼动，同时孔子本人也是一个体魄强健、才华横溢、能从文又能从政的球形发展的人物。如果汉代以后的文化是按照真正的儒家文化发展，还原历史，那也是理想的。遗憾的是，汉代以来延续的儒家文化已经不是原本的儒家文化了，包括我们现在推行的国学和传统文化是否是正宗，恐怕也值得商榷。
    郭老从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到抗战后期所作《十批判书》，一直是尊崇儒家的。肯定仁爱、肯定尊重人性、肯定以人为本，我想这与郭老做人、做学问的精神追求一致。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想，这才是真实的郭沫若，而不是后来被某些媒体扭曲的郭沫若。
    郭平英：他的兴趣非常宽广，视野非常开阔，这一点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就译作的量而言，不下500万字，足以与职业翻译家比肩；就涉及的学科而言，从诗歌、戏剧、长短篇小说、音乐美术理论、政治经济学，到生命起源等自然科学，跨度极大。
    他善于在海量阅读的基础上快速把住世界文化的脉搏，在第一时间把西方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例如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辛克莱的《石炭王》等三部长篇小说的翻译，对英国科学家威尔士的巨着《生命之科学》的翻译，都是在他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同时，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完成的，实现了不同学科的大跨越。他善于在广泛的涉猎中摄取精华，将之提炼出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自己乐在其中。
    以前面提到的《美术考古一世纪》这本书为例，这本书并不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着作，它没有对美术考古学的具体方法进行系统归纳，而是用大量篇幅，甚至是在滔滔不绝地叙述希腊、罗马诸多古代遗迹的发掘过程。郭老兴致勃勃地阅读着、翻译着，并画龙点睛，指出原作者是在不惜词句地强调要重视“历史的发展”，要在“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观察”，“精细地分析考证”的同时“留心着全体”。郭老最初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并请成仿吾设法在德国去买这本书的原版。
    但是由于出版商操之过急，在初版时留下两个遗憾，一是没容得郭老根据德文原着进行校对，二是略去了原着中的大量插图。第一个遗憾我们已经无法弥补了，但第二个遗憾是可以补救的。我请朋友在国外寻找米海里司那本书的原版（EinJahrhundertKunstarchaeologischerEntdeckungen），待有机会重新出版时，应该补上原书的大量插图，使图像尽量清晰，这样才能把郭老当时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和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如实展现出来。
    郭老新中国成立前有很多学术上的独到见解，新中国成立后同样如此，除去人们比较熟悉的为曹操翻案、兰亭论辩以外，我想以两篇短文为例说明郭老在他的位置上如何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一篇《发辫的争论》，一篇《对〈辞海〉未定稿的审阅意见》（编者注：见A06版附文）。《发辫的争论》这篇文章署名“龙子”，是聋子的谐音。郭老因为长期重听，所以他以聋子自喻。文章很短，又用了化名，一般读者未必很注意。文章表述了两个观点：一个是要写短文，要言之有物，不要像编长辫子一样，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八股文章；还写了左边的辫子和右边的辫子相互间的争吵，动辄某某主义，借以讽刺那些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所谓“批评”。
    文章给了《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很谨慎，请示胡乔木能不能发表。乔木同志先批示“可以发”，这个意见还没有反馈到《人民日报》，又把“可以发”改成“应该发”。这件事在胡乔木纪念文集里提到，它既说明郭老一些文章的发表是需要经过批准的，也说明当时胡乔木在宣传工作上的态度还是开放的。
    当然，郭老的文章也遇到过不能出版的情况，比如《再生缘》这本书，1963年前后他把关于长篇弹词《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研究的文章，连同出国期间校订的《再生缘》的前17卷本交给中华书局，纸型都打好了，但是接到通知说不能出版，因为弹词故事内容涉及历史上与邻国的领土纷争。为服从外交的需要，郭老的书搁浅了。出于同样的原因，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也不能出，陆键东只看到陈寅恪学术着作受到约束，却不知郭老也受到同样的限制。
    关于《对〈辞海〉未定稿的审阅意见》，是针对“文革”前印发的《辞海》未定稿里“经学”、“乾嘉学派”的词条而写的。当时“未定稿”请学者提意见。郭老看过后说，这个词条的评价完全是否定的，这个判断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生活在清朝政府设置的文字狱里，乾嘉学派不搞考据搞什么？
    乾嘉学派比一门心思参加科举考试、追名逐利的士人强得多。郭沫若批评了《辞海》未定稿在这个问题上的“幼稚病”，说：“您们的解说没有从发展来看问题，没有从比较来看问题，没有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看问题，而是用五四时代的立场来侧重否定。这和今天强调调查研究的精神也不甚符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些年有本书《反思郭沫若》，很多学者针对那本书说，郭沫若在学术方面的建树是攻不倒的。于是有人又从个人崇拜的角度来诟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郭平英：郭沫若不是一个静坐书斋，与世无关，不参与政治的纯学者。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怀抱一种强烈的改造旧世界的愿望，并时时置身于社会实践的浪潮中。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结束了腐败贫弱的旧中国，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郭沫若赞佩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这在不少他的诗歌作品中都看得到。同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郭老也是一个很有组织纪律性、很有集体精神的人。他在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到过蚂蚁这种微乎其微的昆虫，为了维系族群的生存延续，工蚁会心甘情愿赴汤蹈火，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动物本能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令他震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诗人的气质上，毛泽东和郭沫若两个人有着共通之处。您觉得呢？
    郭平英：我也这么认为。两人不仅在诗人的气质上有共通之处，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析，也不谋而合。毛泽东不止一次肯定郭老在《反正前后》这本书中对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的描述，说同他在湖南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完全一样。
    郭老在《反正前后》中写道，辛亥革命前，四川的保路先锋是拿着光绪皇帝甚至宣统皇帝的牌位来保卫路权的，接着就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辫子是剪掉了，但是中国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从封建社会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所以，像这样多方面的对于文学与艺术、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的相通，使得郭沫若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把他看做新中国的代表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意思是说，郭老是真诚的？
    郭平英：郭沫若是那个时代所有拥护共产党、唾弃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大家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在这一点上，郭沫若和很多知识分子的情感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颇不寻常，充满曲折。人是历史的人，社会的人。
    每个人都会受到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郭沫若不是超人，也不例外。他的一些诗作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在警惕个人崇拜的问题上，他并非没有过思索，他在家里就曾经和我们就《东方红》与《国际歌》歌词的不同、“一分为二”的提法是否准确等问题有过交谈。
    但是，他却没能够始终保持这种冷静。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会理性地思考很多问题；一旦进入火热的、需要迅速作出反应的具体境况中，他又难免会说出一些过于绝对、过于冲动的话来。政治地位的约束、所处的领导岗位，还有性格上的诗人气质，也都是其中的原因吧。
    谢保成：这里我插一句，郭沫若自幼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对自己“被指为浪漫主义者而加以歧视”颇感不平。1958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郭沫若认为“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才“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并一再表示“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没有的心情”。这哪里是什么郭沫若“迎合毛泽东”，而是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替郭沫若说出了早就想说而又不敢说或不便说的心里话，因此他“特别感着心情舒畅”。
    五、学术研究是最好的继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郭沫若研究和鲁迅研究一样，都是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大课题。近年来，有学者批评，《郭沫若全集》“不全”，或者有重要的删改，是否存在类似问题？
    谢保成：现在的“全集”问题比较多，比如错别字多、收编体例不统一等。“文学编”和“历史编”有收重和收漏的情况，如“历史编”中的《奴隶制时代》用的是1973年版，少收录了8篇文学文章。再如，历史剧后边有的附录文章“文学编”和“历史编”收重了，而《天地玄黄》里的《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又收漏了。
    郭平英：“全集”的编辑工作是1978年开始的，当时一些涉及政治事件的作品没有收，有的写了编者说明，有的只能一带而过。《沫若诗词选》是编成年代最晚的一个集子，编成于1976年，其中有21首诗“全集”没有收录，最有代表性的是《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编委会就此向有关机构备了案，并不是由于粗枝大叶和跟风造成的。
    此外，为加快速度，当时编委会还决定先把郭老生前编订的文学、历史、考古三方面的作品集收入其中，集外诗文和翻译作品待以后陆续整理。然而，长时间以来，郭沫若纪念馆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些后续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重要作家的全集，对于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那么，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谢保成：所以现在我们建议，鉴于“全集”出版时间很长，以及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取舍，可以修订和再版。 转自米尔军情网 http：//www。miercn。com
    郭沫若研究，在个案研究基础上需要加强综合研究，把郭沫若其人、学术、社交等融入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进行分析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对某篇作品、某些言论的孤立研究。对于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学术交往，虽曾有过郭沫若交往文化圈的研究，但仍存欠缺。这是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的，其间的学术交往，各方面学人对于郭沫若学术的影响是什么。在已出版的20世纪学术大家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等文字中，大都可以检索到“郭沫若”，从中可以发掘郭沫若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汇总起来必将对认识郭沫若大有裨益。
    此外，郭沫若书信尚有大量留存在收信人处，有的已公开发表，有的知道收藏单位，应当注意收集。如抗战期间郭沫若与南岳祝圣寺暮笳的来往书信，反映当时郭沫若与佛教界人士的交往，在残破信封背面题写缘由，说明战时艰难，却有缘法，可以算是一件难得的文物，存衡阳市常宁市文物局。其他如档案，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不少郭沫若在各种文件上的批文，在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拟聘学术委员会名单上的批语，在日本学术团体诸多来函上的批文等，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李晓虹：郭沫若一生着译丰富，且不断再版。而他是一个经常修改自己文章的人，同一本书不同版本可能从篇目到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许多修改的地方并未在后来的版本中注明，一些学者忽略了这一点，把郭老后期修改过的观点作为最初发表时的提法。因此，收集尽可能多的版本，为研究者提供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是我馆近年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目前我们收集到的郭沫若版本书数量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并且已经全部数字化，并免费提供查阅。
    其次是对《郭沫若全集》38卷之外散佚作品的收集整理。《全集》是郭沫若去世后，由“郭沫若着作编委会”历经20年编纂而成。但是，根据当时的编选原则只收录了郭沫若本人生前结集的文章，而大量未曾进入选本的散佚作品未能进入。这一部分作品数量巨大，《郭沫若全集》“不全”的问题多次受到学者诟病。
    这两年我馆一直在做这些散佚文章的收集整理工作，目前已经找到《郭沫若全集》之外的文章近800篇，而且基本找到原刊文，并做了认真的校对，拟尽快面世，以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当然，对于郭沫若散佚诗歌、题词等其他文体的作品的收集也在进行中，我们相信，这些工作对于郭沫若研究的推进会有重要意义。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是研究的难点，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缺少第一手资料。关于郭内心世界怎样，很多都是在猜测。我们希望多拿出来一些馆藏的东西。给学术界提供新鲜的材料，这可能会对郭沫若研究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郭平英：郭老的译作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的见证，也是他本人思想发展进程的重要见证。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对翻译作品的选向是不同的。20世纪20年代初期对歌德作品、雪莱诗歌的翻译，反映了他在个性解放和艺术风格上的追求；20年代中期对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新时代》（一译《处女地》）等书的翻译，反映了他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与变革道路的关注；30年代翻译的马恩着作和美术考古史方面的专着，与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就有极为直接的关系。
    抗战爆发前夕，他又翻译了席勒的《华伦斯泰》，抨击了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的叛徒，预示他早已做出“又当投笔请缨时”、“鸿毛泰岱早安排”的选择。总之，郭老翻译作品全集的出版非常必要。近年有出版社选择新版过若干种他的译作，作为系统文献的整理，这样零星再版是不够的。“译文集”需要得到更多人力物力的保障，也需要懂得外国文学的专业人员的帮助和参与。
    对话嘉宾
    谢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评传》、《中国隋唐五代思想史》、《中国隋唐五代政治史》、《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
    郭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郭沫若纪念馆原馆长、郭沫若女儿。主编《郭沫若书法集》、《郭沫若题画诗存》等，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编著《转变中的近代中国（1840—1949）·郭沫若》。
    李晓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散文的审美建构》、《中国当代散文史略》等。
    对话主持人：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本报记者）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