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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一点只要将《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与《诸子》篇对照读，对它们相关的内容加以分析，就大致可以得到证明。下面即以两文比较为主，再结合其他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略述看法。 首先，刘勰对他为何撰写《文心雕龙》的说明与他论子书的写作相一致。《序志》篇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7]⑧“拔萃出类，智术而已”，“腾声飞实，制作而已”，这是说超出庶众者必是智术之士，声名留世者必是创造者。“智术”、“制作”可以有各种表现；对君子而言，各种表现皆莫过于建德、立言之重要，而又以立言最为切实可行。这些都是刘勰自道其著《文心雕龙》的大胸襟语，说明立言不朽是刘勰重要的价值观，追求不朽是他撰写《文心雕龙》最重要的原因。“岂好辩哉”云云，借用《孟子·滕文公》“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语，然含义已有改变。孟子表白自己好辩，是针对当时是非淆乱的社会状况，激浊扬清，维护正义正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勰主要是说人的生命有限，写作可以使人的声名“踰金石之坚”，自己“好辩”是不得已。刘勰之意是追求不朽，是以声名不朽抗衡死亡，“好辩”是他强烈的求名意识的体现。“好辩”不是指与别人争辩，而是指立言。《序志》的“赞”也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作为对全篇总旨的概括，“赞”更是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以寄托心愿、留下不灭名声的目的表达得非常醒豁。这样的表述，我们在《诸子》篇也可以读到。他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这是《文心雕龙》每篇文体论“释名以章义”部分的内容，解释各类文体的含义。⑨从他对“诸子”的释义看，诸子著作的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的内容“入道”，二是作者用以“见志”。“入道”留待下面说，这里先说“见志”。他所谓的“见志”，不是泛指著作应当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主要是指作者通过著述来体现追求不朽的抱负和志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是指大夫有善言嘉语为世人所传诵，后来立言不朽则主要指作者立一家之言，创一家之说，而且又经常是指诸子著述。刘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诸子著述是“见志”之书的。刘勰以为，诸子撰写著作⑩是因为他们“疾名德之不章”，才借助于撰述文章“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使自己的名声永垂。《诸子》篇正文最后又说：“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钟惺评曰：“数语严然以子自居。”纪昀也评道：“隐然自寓。”[4]65将刘勰这些话与《序志》篇“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那段话相对照，无论语句还是意思，都如出一辙。可以说，《序志》篇的文字简直就是《诸子》篇这段话的改写，借用钟惺、纪昀的评语，《序志》篇数语也表示刘勰隐然以子自居。《诸子》篇“赞”还说：“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这既是强调诸子著作是“含道”的，同时也是强调诸子“怀宝挺秀”，通过撰述来表现志向，与《序志》篇“赞”意思相近。通过对读和比较，很容易发现，刘勰《序志》篇说的“余心有寄”就是《诸子》篇说的“见志”。两篇文章不仅表述的意思，而且使用的语言、言说的方式、段落安排(都出现在开篇和结尾)，都极为相似，这在《文心雕龙》全书再也寻不出第二个例子。仿佛刘勰撰成《文心雕龙》正文四十九篇后，又将《诸子》篇单独取出，当作撰写《序志》的主要参考，否则很难解释这些行文高度一致的现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对诸子写作原因和目的的说明，恰好也是对他自己撰写《文心雕龙》之原因和目的的说明，这说明刘勰是以撰写子书的态度撰写《文心雕龙》的，也就是说，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就是撰写一部他个人的子书。 其次，刘勰关于《文心雕龙》、诸子作品与儒家经典关系的论述相一致。《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是从辅翼儒家经典的角度肯定文章的功用，也说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更好地写作文章，以起到“经典枝条”的作用。这与他在《诸子》篇定义的诸子著作两大特点之一(“入道”)，完全吻合。《诸子》篇具体论述“入道”的意思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老子)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一方面固然是在追溯经、子分派异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指出周师鬻熊与周文王的友朋关系、老子与孔子的师友关系，说明圣人所著为经，贤人所著为子，强调经、子关系密切。刘勰对子书的认识显然受到《汉书·艺文志》的影响。班固说：诸子各家“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8]1746刘勰用最早的子书(《鬻子》)和最佳的子书(《老子》)，证明经、子之间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十分重要，从而为他“入道”、辅翼经典的子书观张目。事实上，子书内容复杂多样，三教九流皆杂糅其中，并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或主要思想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刘勰对子书提出这种要求。后世子书作者共同的写作原则是，成一家之言而辅翼(至少是弗畔于)圣人之道。刘勰以高标准要求子书写作，也这样要求他的《文心雕龙》撰写。《诸子》篇的这种要求与《序志》篇关于《文心雕龙》写作目的(佐助儒家经典)的说明是一致的。《诸子》篇还说：“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意思是说，子书虽然繁杂，它们的“本体”却可以总结为“述道言治，枝条五经”。这是对他用“入道”两字定义诸子内容的最好说明。“枝条五经”与《序志》篇“经典枝条”的说法相同。所以从“入道”的要求来看，刘勰也是用子书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文心雕龙》撰写的。 最后，刘勰自述《文心雕龙》取名是受了子书启发。《序志》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他这段话举出的例子，分别说明组成书名的“文心”和“雕龙”两个词语取自何书。关于“涓子《琴心》”，《汉书·艺文志》载道家有“《蜎子》十三篇”，原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颜师古注曰：“蜎，姓也。”[8]1730，1732学者认为涓子即蜎渊，《琴心》即《蜎子》。[9]而署刘向《列仙传》卷上《涓子传》则曰：“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人经》四十八篇……受《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10]《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列仙传》提要指出，这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不相符合，《列仙传》“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刘)向耶?”[11]1248无论刘勰“涓子《琴心》”一语是依据《汉书·艺文志》还是《列仙传》，《琴心》是一部子书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关于“王孙《巧心》”，《汉书·艺文志》儒家载：“《王孙子》一篇。”原注：“一曰《巧心》。”[8]1725关于“驺奭之群言雕龙”，驺同邹。《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载：“《邹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8]173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张守节《史记正义》：“《驺奭》十二篇，阴阳家。”[12]由此可知驺奭从邹衍学，他在当时有著作流传，是阴阳家。刘勰《序志》列举《文心雕龙》命书之意的出处，无一不是受启发于先秦子书，这直接说明他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仿效子书，将它当作子书来写的。 《序志》、《诸子》说明，刘勰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但《文心雕龙》又是一部有些特殊性的子书，它的内容和主题都非常集中，或是“论文叙笔”(《序志》)，或是阐述普遍而重要的写作道理，是属于“论”的著作。《诸子》篇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据此，似乎子书与论著有严格的区分，《文心雕龙》既然是“论”著，就不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其实不能这么机械地理解刘勰这句话，也不能这么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诸子》篇列入《文心雕龙》文体论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诸子是对各家著作的统称，其本身不是具体的文体，诸子的著作可以包括多种文体，而又以论说文为主。正因为《诸子》篇与其全书文体论各篇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所以刘勰认为，论著与子书的界限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跨越的。《诸子》篇说：“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陆贾、贾谊、扬雄等人著作中的内容，都有标出“论”名的，然而因为这些著作论述的对象广泛，不限于“一理”，故依然应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建安七子之一徐幹著有《中论》，该书虽以“论”名，其实是子书。《文心雕龙》集中介绍文体知识，广泛评论作者作品，深入论述文理，其实际涉及的范围和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集各类著作的特点、源流变化，以及文学史、学术史上众多复杂的现象等等都为之穿贯覆盖，正如佘诲《文心雕龙序》所说，是“网罗古今，弥纶载籍”。[13]他对经、史、子都有专篇论述，它们是《宗经》、《史传》、《诸子》等篇，全书没有论集部的专文，那是因为他论述的各类文体叠加在一起(无论集合一类文体的作品，还是集合多类文体的作品)就是集部，所以不必分别论述了。这与以前的文论在撰写体例上有很大不同。《序志》篇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又说，他所作“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这些话都在强调他论文所及范围广大，问题众多，不是拘囿于某一文理。若依视陆贾、贾谊、扬雄书为子书之例，刘勰显然也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刘勰在《论说》篇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接着他举《庄子·齐物论》、《吕氏春秋》作为对“论”定义的证明。庄子、吕不韦所著都是子书，这也可以看作刘勰把研精文理、“弥纶群言”的《文心雕龙》视作子书的旁证。所以，上文所引刘勰关于“论”与诸子有区别的话，不会影响他对《文心雕龙》是子书的认识，《文心雕龙》的某些特殊性不足以消解其作为子书的整体属性。 从著书人与子部和集部书籍的互相关系看，《文心雕龙》也应当是一部子书。魏晋而后，别集、总集不断涌现和积累，然而总集是由别人编纂的，这与刘勰自撰一书无关；别集之名创自东汉，其书也往往是由后人编纂而成。《隋书·经籍志》即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1]1081比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到建安七子中的六人，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14]9建安诸子死后，曹丕为他们编辑文集，这种情形适与《隋书·经籍志》“后之君子……故别聚焉”的说法相符合。从《隋书·经籍志》所叙看，这种情况至隋朝依然未改。在此情形下，人们在写作时未必会有明确的意识，以为自己撰写的是集部书籍，由此看来，刘勰打算写一部这种性质的集部书籍的可能性显然也是没有的。至于个人论著，在《隋书·经籍志》将其中一部分归入总集以前，自然是以归入子部最为恰当。所以刘勰以撰写子书的态度对待《文心雕龙》写作，从当时作者与著作的普遍关系和人们著书习惯、意识来看也是最为合理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战国策注》提要说：“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11]462这用以说明先秦子书当然是恰当的，而汉魏以后的子书命名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普遍不再因子名为书名，而是另取书名，如《新语》、《法言》。所以《文心雕龙》的书名与它是子书也没有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