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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题材小说的类型及演变(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与文化》2013年3期 罗立群 参加讨论

    二观音题材小说的演变
    观音题材小说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小说的发展阶段与演变趋势。这种发展及演变,与观音信仰在中土的传播、变化密切相关。
    唐代以前的观音题材小说主要敷演佛经有关观音灵验的内容。汉魏六朝时期,由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和流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都是讲述救苦观音的内容。至唐代,佛教密宗传入中土,观音题材小说的内容有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念诵观音大悲咒免灾脱难的内容: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都,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15)
    将此篇小说与汉魏六朝的观音灵验故事相比较,可看出,其中的观音信仰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以后,在观音灵验的小说里,人们除了继续关注刀、兵、水、火、劫贼等重大灾难外,也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琐事,如治病、送子、姻缘、家庭和睦等,上引《广异记》“李昕”条就是记叙李昕凭借大悲咒威力,治病祛鬼,保佑家宅亲人平安。又《异物志》“李元平”条,叙述李元平在东阳寺与一女子相爱,女子自称是鬼,并向李坦陈两人的前世姻缘:“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妻”。大悲咒确实显示了神力,二人“他年果为夫妻”。(16)描述观音大悲咒灵验小说的出现,表明中土观音信仰已经由早期单一的救苦观音信仰趋向观音信仰多元化,这些变化与佛教的普及、社会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变迁、世俗功利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宋代以后,佛教的发展在总体上走向衰落,禅净合一乃至三教调合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如宋初禅师延寿援儒道入佛:“儒道仙宗,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17)“三教虽殊,若法界收之,则无别原矣。若孔老二教,百氏九流,总而言之,不离法界,其犹百川归于大海。”(18)云门宗禅师契嵩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名目不同,却“同归于治”。他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19)从宋至清,三教合一的思潮不仅影响了佛教的发展走势,而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知识阶层和民间教派。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观音信仰的中土化迅速加剧,“观音在民众间更加普及,以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的重要性不只超过了其他众菩萨,而且超过了佛陀。另一方面,他被普遍地纳入道教和民间教派以及民众一般的信仰之中,成为普通的善神、福神”(20)。
    观音信仰的变化当然会对观音题材小说创作产生影响。宋代以后虽仍有大量的有关观音灵验的小说出现,但已基本脱离了对佛典的依附,不再是佛教宣传的辅助读物,其故事内容明显蕴涵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小说情节更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更加世俗化、本土化。比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有关观音灵验的故事,送子和疗疾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送子情结是中华民族重视传宗接代的宗法伦理意识的体现,与佛教追求彼岸解脱的终极关怀有很大差别,送子观音的出现,反映出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某些变化:家族意识浓郁,宗教内涵淡薄。(21)
    除了送子观音之外,宋代以后的观音题材小说,还根据民间传说演述了民众极为喜爱的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南宋洪迈《夷坚志·陶彖子》叙嘉兴令陶彖之子被女鬼缠身,“形色语笑非复平日”,陶家“聘谒巫祝,厌胜百方,终莫能治”。后请天竺僧人元净前来驱邪。元净至陶家,“除地为坛,设观音菩萨像,取杨枝霑水洒而呪之,三饶坛而去”,女鬼终被驱逐。(22)从元净驱鬼治病的方法,可以看出杨柳观音信仰在民间社会的盛行。《夷坚志·观音断臂》描写了白衣观音: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梦白衣女子来谒曰:“我亦若此。尔能医我臂,我亦医尔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宁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宁寺,以所梦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观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误伤其臂。”引至室中瞻礼,果一臂损。媪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媪病遂愈。(23)
    在民间,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的主要功能是治病祛邪,虽然没有多少佛典依据,却是广大民众理想化的象征,也反映出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的变化。(24)
    最能体现观音信仰变化的,是有关观音本缘的小说创作,这是观音信仰中土化的重要标志。佛经对观音本缘的记述不多,刘宋时期,沙门昙无竭译《观世音菩萨授记经》云:往昔世界有国王名威德王,忏信佛法,入于三昧,“左右有二莲花从地踊出,杂色庄严,其香芬馥,如天旃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跏趺而坐,一名宝意,二名宝上。”威德王后来修成正果,成为佛陀,二童子分别成为观世音菩萨和得大势菩萨。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观世音菩萨成等正觉,号普德功德山王如来。(25)按此经描述,观世音菩萨是由莲花化生的童子修成正果的。刘宋昙无谶所译《悲华经》对观世音的出身有不同的记载。《悲华经》云:往昔恒河沙阿僧祗劫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王有千子,第一王子名不绚,第二王子名尼摩,第三王子名王象,第八王子名泥图。转轮圣王皈依佛陀,发下誓愿,要解除众生的一切苦难。后修成正果,成为阿弥陀佛。不绚成为观世音菩萨,尼摩成为大势至菩萨,王象成为文殊菩萨,泥图成为普贤菩萨。此经说观世音是王子出身。关于千手千眼观音形象的由来,唐代僧人伽梵达摩翻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样叙述:千光王静住如来为观音说大悲心咒,嘱观音持此心咒普度众生。观音此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于是发愿定当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发是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26)观音题材小说有关观音本缘的叙述,完全抛开了佛教经典,根据中国民间传说以及传统道德文化观念,自出机杼,全新创造,不但改变了观音的性别、国籍与道场,而且把观音的出身、修道与中华民族的孝道伦理紧密结合,既表现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也突出了尽忠至孝的人伦理念,真正完成了观音信仰的本土化。(27)
    自明代始,作者有意识地在观音题材小说中融入自己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及对现实社会的讥讽与道德评判,在观音信仰的叙事框架下尽情地抒发内心的感触。此类作品文言小说有《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白话小说有《西游记》、《雷峰塔传奇》、《天妃济世出身传》等。如《聊斋志异·江城》写高蕃与江城,因前世孽缘,今生配为夫妻。婚后,江城泼悍无比,对丈夫百般虐待,又经常冒犯公公婆婆,致使合家不宁。观音托梦婆婆告知前世因缘,嘱其“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公婆依嘱而行。于是观音化身老僧宣讲佛果,用清水喷射江城脸面,使其变更肺腑,悔悟自新。从此夫妇恩爱和谐,家庭生活美满。蒲松龄于篇末感慨道:“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也?”(28)这篇小说讲述的不是战争、灾难等重大事件,而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家庭的道德伦理。蒲松龄创作此篇小说显然是对不良世风提出针砭,篇末发出的感叹则是希望观音以宏大愿力改造社会、善化人心。
    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过程中,不断融入儒、道意识和民众理想,信仰的核心“现世他力救济”虽然没有改变,但信仰的内涵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观音信仰的变化,使其日渐脱离佛教经典,越来越中土化、世俗化,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改造的巨大能量。观音信仰的变化影响了观音题材小说创作,宋代以后的作者大都以一种世俗的眼光审视观音菩萨,用传统文化心理去表现和阐释观音信仰;另一方面,观音题材小说又成为观音信仰的重要表现形态和传播媒介,有效地推动了观音信仰的普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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