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分体”与“独立形态” 仪式的衰落为诗、乐、舞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脱离了仪式空间，诗、乐、舞分别以自己的个性特长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文化渐进，三种艺术分立，音乐专取声音为媒介，趋重和谐；舞蹈专取肢体形式为媒介，趋重姿态；诗歌专取语言为媒介，趋重意义”[15]。鄢化志先生也说：“乐器本用于伴随、模拟人声，发展到演奏有声无词的乐曲，则标志着乐音与语音的正式分流，标志着音乐真正成为独立于语音之外表情达意的手段。”[16]那么，这个独立的年代究竟是何时呢？众多学者对此有过详细考证，但都难以取得一致结论。实际上具体的年代并不存在，艺术发展渐进性的规律决定了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以某个历史事件为转型标志或在某个历史瞬间突然完成。笔者认为，诗、乐、舞独立是从春秋末开始的，到战国时期已变得十分明显。 春秋末期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代，这一时期，古乐开始消退，新声逐渐兴起。《礼记·乐记》中魏文侯和子夏一段关于音乐的对话充分展现了古乐的尴尬和新乐的魅力：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这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古乐即雅乐，新乐即新声，魏文侯时期，新乐已普遍流行。子夏认为魏文侯喜欢的新乐并非是乐而是“音”，古乐才是乐，二者相近而不同。古乐演奏时“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产生的效果是严肃、是教化，“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乐演奏时“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然而，“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子夏站在捍卫雅乐的立场，为新乐形式、内容的变化和功能差异带来的影响而深感忧虑，他不明白一场音乐史上的重大变革已经悄悄来临。新乐全方位对古乐的背叛实际上是由于乐走出仪式打破三位一体的混合形态而走向独立所体现出来的初始特征，这一现象在春秋末期已相当普遍，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士人一切“乐正”的努力都无法挽回古乐的衰退，更无法阻拦新声的崛起。至战国时期，乐翘首昂扬的独立姿态已得到普遍接受。 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17]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闲、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18]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19] 臣闻赵，天下善为音。[20]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21] 秦王和赵王相会是重大的外交活动，按礼制定当有隆重的仪式相随，可这时的情形是以奏瑟、击缻相娱，诵诗、起舞的场面不见了。秦王令赵王鼓瑟，赵王被迫通过乐表达对秦王的友善和尊重。击缻是一种民间低级文娱形式，在秦国广泛流行，蔺相如请秦王击缻，意在羞辱秦王，捍卫赵国的尊严。这一系列复杂的外交行为都是由乐来单独完成，在此我们看到了乐走出仪式、完全独立的成熟姿态，况且，奏瑟和击缻作为高雅和低俗两种典型的音乐形式，足以说明乐的独立已经完全普遍化和常态化。顾颉刚先生分析上述材料时总结说：“战国的音乐重在‘器乐’而不是‘歌乐’，很明白。若依春秋时的习惯，赵王与秦王在渑池宴会，彼此一定是赋诗了；但他们只有奏乐。我们读完一部《战国策》，看不到有一次的赋诗，可见此种老法子已经完全废止。至于司马熹说赵国‘天下善为音’而不说‘天下善为歌’，齐宣王聚了三百人专吹竽而不再使人唱歌，也可见战国时对于乐器的注重。乐器为什么会比歌乐注重？也无非单是音乐已经极可听了，不必再有歌词了。”[22]至此，乐走完了自己独立的全部过程，独立后的乐不再有诗配合，不再有舞相伴，不再仪式，不再说教，只是“快意当前，适观而已”。 乐的独立意味着诗的独立，古乐衰退之时正是诗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春秋末期同样是中国诗歌史上特别重要的年代，诗从这一时期起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从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看，春秋末期的《雅》、《颂》诗已不再需要乐的伴奏了。从《左传》赋诗情况来看，大量赋诗也都是以诗义为用，如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僖公五年：“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里所赋之诗出于自创，也无乐配合。到战国时代，诗已基本摆脱了乐声的束缚，语辞意义空前扩展，独立形态渐已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