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笔者受姚雪垠公子海天之邀赴郑州，协助一家公司进行“姚雪垠文学馆”的展板设计。“姚雪垠文学馆”设在姚老的家乡河南省邓州市花州书院内。为了展示姚老的文坛交往，姚海天带来了其先父珍藏的许多名人信札。笔者从中有幸得见迄未面世的作家吴组缃致姚雪垠信札若干件。现将这批书信整理如下，并作必要的考证。
    其一
    雪垠兄：
    前星期回家过年，吃多了，生了一次小病；今日才回学校。您的回信摆在我桌上已多天，实在对不起！
    兹绍介中大国文系文艺晚会负责人刘甲华、牛沦仙同学专诚前来奉邀，至祈拨冗光临。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但许多热忱的青年朋友得与您见面，想必您也会欢喜的。
    所寄新书告白已代张贴。承赠大作《新苗》已拜读，若是碰巧，您到沙坪坝时，我也许可来欢迎您，那时当面谈。匆匆，祝
    撰安
    弟组缃顿首 十二日
    此信由“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寄往“重庆张家花园65号文艺协会”。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往四川，校本部位于重庆西郊沙坪坝松林坡，“柏溪”是该校的一年级分部所在地。1942年吴组缃任该校国文系副教授，往返两地授课。姚雪垠1943年初从第五战区来到重庆后，暂住在中华文协所在地张家花园内，与臧克家共居一室。原信未记年月，根据信中“承赠大作《新苗》”及“前星期回家过年”二语，推断该信写作时间为1944年2月12日。因姚雪垠长篇小说《新苗》出版于1943年11月，次年农历大年初一为公历1月25日，吴组缃度完春假（两个星期）后返回分校，正好是2月12日。
    吴组缃此信为邀请姚雪垠来该校校本部演讲，所派两位学生代表都是国文系大二学生，是他指导的一个学生文艺社团的成员，且都与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有联系，其中牛沦仙（李煜）曾主持过该校颇有影响的刊物《大学新闻》。姚雪垠从战区来到重庆后不久（1943年4月）即被推举为中华文协研究部副部长，又接连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是非常“走红”的战区青年作家，故而经常应邀到各大学演讲。
    1944年2月，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部即将脱稿，现代出版社为此印发了“预订广告”以作宣传，此广告即吴信中所提到的“新书告白”。又据报载，姚雪垠此次在中央大学校本部演讲的题目是“小说诸问题”，演讲长达6小时，学生反应甚为热烈。
    其二
    克家、雪垠兄：
    《文史杂志》张克宽先生带来示书，奉诵至快。上月廿日匆匆一晤，龙门阵未摆的过瘾，实可怅惘。弟在此间星期四五六有课，这两周须改文卷，最近期间恐尚不能进城。城中花钱太可怕，住家太困难，柏渝间交通太不便，以此总是懒懒的。弟心中有许多疑问号，独自胡思乱想，常感气闷，若能与兄等正式座谈一下，大家抬抬杠，讨论讨论，不惟有益，亦且有趣。想兄等亦愿意也，以群处不另，匆祝
    健康
    弟组缃顿首 四、四
    此信仍由“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寄往“重庆张家花园65号文艺协会”，写作时间为1944年4月4日。因臧克家与姚雪垠在中华文协同居一室，作家以群当时也住在文协，吴组缃遂在此信中一并问候。
    信中提到的《文史杂志》创刊于1941年1月，创刊时主编为卢逮曾，半年后即由顾颉刚接任。顾颉刚笃信“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刊物办得有特色，深受各界读者欢迎。由于柏溪离重庆较远，刊物出版后不能及时得到，吴组缃遂委托朋友代购。
    1944年是大后方最为艰苦的时期，物质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高等学府的教授们也深感困顿。柏溪分校临嘉陵江，陆路不便，但从水路可直达重庆。船行江上，青山列屏，江水如蓝。该校国文系教授汪辟疆曾有诗赞曰：“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然而到了这一年，诗人的雅兴全没了。
    自姚雪垠、臧克家住进文协处所后，吴组缃常来常往，是他们的座上客。寒夜客来茶当酒，妙语时出可解颐。他们无所不谈，也时有争议。吴组缃儒雅平和，臧克家旷达随和，而姚雪垠则喜欢“抬杠”，吴组缃曾戏称其为“杠兄”。几日不见，吴组缃便觉得“气闷”，于是驰函约谈，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
    雪垠兄：
    忽然接到你的信，实在又欢喜又感激。并且将你的信立刻转给克家去看。他近来身体不好，是肺部的病，在医院住了一个时期，已经回到寓所，但仍躺着。他的工作，是在人民出版社编辑《新华月报》的文艺稿，他的通讯处是：北京建国门笔管胡同七号。我想他已经有信给你了。
    你信上的每句话，都“与我心有戚戚焉”。教书与写作的矛盾我已多年难解难分。你说我“炉火纯青”，在我看来很有讽刺意味（不是说你），即使是“炉火纯青”的我，尚且一日也不能宁贴，何况你——你的勤勉努力与创作欲之炽旺，都是不能与我同日而语的。因此，你的苦恼，我格外了解。我极力主张你用最坚决的意志，最周到的办法，摆脱教书岗位，去实现写作计划。这事拖不得，拖上三二年，就拔脚不出了。严格的说，在大学教文学，实在不易有什么收获。解放后我读到你一篇《小说月刊》上发表的描写工人生活作品，你的笔力还是相当充实的，手法已经非常圆通老到。你若回河南住上些时候，一定有个新的姚雪垠叫人大吃一惊。我敢写包票。
    我在教书，业务倒不忙，只是弄了十多个其他工作在身，成天忙得昏头昏脑。有时，简直有点闹情绪。但现实局面只允许如此做，就只好如此做。我也正在打算着暑假后翻个门子，因为若不离开教书岗位，那十多个工作就摆不脱。我倒不一定要写小说，但文艺工作却死也不愿放弃。
    我最近要离北京一行，等回来后再和你笔谈。希望你现在就布置离大夏的事。并且给我们好消息。敬礼！
    吴组缃顿首 三月十八日
    此信从“北京清华大学”寄往“上海大夏大学”，时为1951年3月18日。当时吴组缃在清华大学任教，姚雪垠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吴组缃称“忽然”得信，想必是解放后第一次接到对方的来信。
    姚雪垠自1947年初居上海，1948年初为避祸化名“姚冬白”去上海市郊高行农业职业学校任兼任教员。上海解放后，受聘私立大夏大学，颇受重用，职务不断擢升。1949年8月任该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1950年8月任专任教授，同年10月代理文学院院长，1951年2月又兼任该校副教务长。然而对他来说，越是受到校方的重视和学生的爱戴，越是感到内心“教书与写作”的矛盾难以解除。他酷爱写作，视小说创作为生命，尽管教务繁忙，仍要抽空写作。1949年12月他在协助申新一厂组建工会期间，创作了表现工人运动的短篇小说《因为我也是工人》，发表在《小说月刊》3卷3期。吴组缃信中称赞的就是这篇小说。
    抗战时期姚雪垠因擅长表现中原农村生活而得名，《因为我也是工人》所表现的却是江南大都会的工人生活，其中还大量使用了上海方言。对于作家姚雪垠来说，这是他力图融入上海人文环境、实现创作转型的最初的尝试。他本来还想沿着这条道路走得更远，却因到浙东参加土改时深感不懂当地民众口语的困窘而中辍，遂萌离沪返豫之念。
    1951年初，上海各大学将实行院系调整，大夏大学拟与其他院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学院。是留下继续任教，还是返回河南从事专业创作，姚雪垠面临着两条人生道路的抉择。就是在这当口上，他从报上得知老朋友吴组缃的近况，遂去信一吐心中的积郁。
    吴组缃比姚雪垠年长三岁，早年也是以小说成名，中年也是因身处高校环境而痛感“教书与写作”矛盾而无法解除者，复信中所谓“与我心有戚戚焉”，是出自肺腑之语。解放后，他更得到重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及中文系主任，还担任了“十多个”社会职务，比姚雪垠更忙，更无暇重温写作的旧梦。正是由于感同身受、惺惺相惜的缘故，吴组缃遂极力主张他“用最坚决的意志，最周到的办法，摆脱教书岗位，去实现写作计划”。
    姚雪垠于1951年8月坚决地辞去了大夏大学的所有职务，接受河南省文联的邀请，返回家乡当了专业创作员，重新踏上文学创作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而吴组缃“翻个门子”的计划却未能实现，1952年他从清华大学“翻”到了北京大学，仍是当教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