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清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要求，都源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近代先驱在设计社会变革路径时，最初并没有把文学摆在重要位置。梁启超等人对文学看法的改变，与他们维新变法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变革问题上思路的调整有关。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人士在试图引入西方的科技文明与文化观念时，发现自己曾经得心应手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已经显得言不及意，新民、开发民智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语言的转换。晚清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在实践的层面上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学革命，极其看重白话的作用，把语言变革当成了重要突破口；而由于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近代的语言变革运动必须最终突破这一堡垒才能够言胜。
    关键词：晚清/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现代性焦虑/政治启蒙

    鸦片战争后，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寻找使古老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出路。技术上的师法外夷，政治上的变法立宪失败之后，文化变革渐渐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文化变革，最终则落实在了变革文学与变革语言上面。就语言而言，传统的文言系统一方面导致知识阶层与大众隔绝，使得现代性启蒙难以展开；另一方面，文言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同时蕴藏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文化价值观念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急需建立的新的价值观念有着尖锐的冲突。因此，要启蒙大众，需要转换知识分子的语言；要完成文化的重建，也需要从语言的重建入手。就文学而言，一方面，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里文学所发生的巨大作用以及通俗文学在中国民间广泛的影响力，深深地吸引了变法失败后陷入无助困境、开始意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的维新派思想家；另一方面，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核心位置也使得包括语言变革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变革，如果不攻克这一堡垒，不仅难以言胜，而且最终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看起来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实际上关系十分密切。它们都产生于晚清知识分子深深的现代性焦虑之中，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层次的内涵高度一致。在实践的层面上，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则相互依存，互为前提。
    一
    晚清文学变革的呼声最初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内部：传统的文学形式越来越显得没有生机，需要新的文学形式的冲击；一是来自文学外部：社会变革要求文学承担起新的使命，这种使命是传统的文学形式无法承担的。两个方面尽管互相纠结，但着力点并不相同。前一种努力意在拯救文学，后一种努力意在通过文学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后来真正左右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力量，实际上是后者，这决定了文学变革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中介性地位。
    有清一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文学生长的环境其实并不理想。当清代学者在义理、考据、辞章之间加以区分与选择时，实际上也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考据学派的兴起，不仅使空谈心性的宋代学术受到否定，同时也使以模山范水、吟咏性情为目的的诗文的地位大为降低。鸦片战争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多主张实学救国。在这批倡导实学的人的心目中，与实学（新学）相对的“旧学”就包含了作为传统文人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对于当时重实学轻“旧学”的情况，王韬在《上当道论时务书》中描述说，“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①一直到维新变法时期，严复还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传统学术只能在“富强而后，物阜民康”的情况下“以为怡情遣日”，对于试图“救弱救贫”的维新运动，则为无用之物②。当时人们的这种理解，影响到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设置。1898年夏，孙家鼐在奏覆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时讲：“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学务纲要》中亦云：“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则称：“集部日多，必归湮灭，研究文学者务当于有关今日实用之文学加以考求。”③
    最初人们对文学的忽视，还可以从近代翻译的情况得到进一步印证。在清代，不但最初一些传教士在翻译介绍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时，极少涉及西方近代的文学作品，就是19世纪中期以后洋务派与维新派为强国而译介西方的著作时，也主要选择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哲学思想，同样极少涉及西方近代的文学作品与文学观念。以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小说的翻译而言，据陈平原统计，1840-1896年之间有证可查的域外小说翻译只有7篇④。
    显然，在近代先驱设计社会变革路径时，最初并不看重文学。只是到了后来，当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运动相继失败，人们反思失败的教训时，通过变革文学而变革社会，以及为变革社会而必须变革文学才真正成为人们的共识。其中两个事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是梁启超从新的角度对文学价值的强调，一是在梁启超文学价值论指导下的小说创作与翻译。
    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是人们所熟悉的。在探究梁氏文学功能观的理论根源时，人们往往要追溯到清代文学内部的变革，以及在这种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对文学经世致用的强调。其实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与此前清代的文学变革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梁氏之前的文学变革多为文学内部的调整，主要目的是为了拯救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像龚、魏等极个别的人也有文学之外的考虑，但他们的“经世致用”文学观仍然属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范围，在这一思想范围内，文学与政教的关系只能是辅助性的。实际上，清代学风向经世致用方向转移，只能导致文学的日渐边缘化，而不可能导致文学的真正复兴。因为用经世致用的观念去看，最有用的不可能是文学。在诸多经世致用的学术事业中，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且是不甚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在戊戌变法后倡导文学革命的梁氏那里，既然“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那么新小说也就成为与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为内容的“新民”事业二而一的事情。而且，变法失败后的梁氏借文学革命以“新民”的主张，实际上是希望民众在阅读文学的过程中，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认识到现有统治秩序的不合理，进而产生改变现状的愿望，其文学观念背后隐藏着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启蒙观，它与属于封建思想范畴的“经世致用”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梁启超之所以会把文学，特别是小说提高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与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痛苦反思分不开。最初，梁启超像其他维新派一样，是轻视文学的，认为“方今世变日亟”，如果溺于词章之类，无异于玩物丧志。所以梁启超虽然强调“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但1897年他在《论译书》一文中，论及需要“择书而译”的科目时，涉及法律、教育、历史、矿学、农学、数学甚至古希腊的哲学，却唯独没有提及西方的文学⑤。在通过政治变革社会的努力失败之后，文学成了他进行社会变革的新的突破口，甚至成了他终生事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维新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就发现，从读者范围的角度看，“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小说是知识分子联系下层民众的最佳方式，因而提出了“‘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的主张，赋予了文学以极重要的使命⑥。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对小说重要性的认识几乎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当梁启超等人赋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时，他们发现，现有的文学是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的。正统的文人诗赋文章，不仅陈陈相因，了无生气，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远离时代，远离民众，当然不能担当此任。对于现有的通俗文学，他们承认其巨大的影响力，但认为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曾痛陈旧小说之危害：“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他认为，旧小说“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对近代启蒙思想家而言，小说这一文体是一种不能不利用的资源，而旧小说在内容上又是一无可取之处的。这样，小说革命作为一个与社会变革直接相关的命题的提出，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二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焦点逐渐聚集到了文学变革上的同时，语言变革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必然导致语言的发展与变化，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又会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与变化的前提。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作为汉语核心的文言则是一套高度封闭的语言。这套语言总是抱持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试图将所有新生事物都同化到自己的观念体系之中。中国封建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套语言支撑起来的。然而，19世纪中期以来，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物，在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下，试图引入西方的科技文明与文化观念时，却遭遇了极大的语言上的困境。他们发现，自己曾经得心应手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在转述来自西方的由近代科技创造的许多器物名称的时候，传达来自西方的进步思想观念的时候，时常显得言不及意。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就遇到很大困难，原因是原著“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⑦。这种语言的困境不是靠翻译家个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尽管严复有很好的古文基础与英文基础，他的翻译工作也是以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为支撑的，但最终还是难以避免把英文著作“OnLiberty”译成“群己权界论”这么一种尴尬。梁启超在20世纪初回顾中国曾经走过的现代化之路时，深有感触地说，“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④在梁启超看来，正是言文分离的现象，严重束缚了新生事物的产生与传播，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实际上，对言文分离现象不满的声音在19世纪后期已经变得越来越多。“洋务运动”首先需要翻译介绍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新事物，这已经使汉语文言系统显得捉襟见肘。所以，有人认为“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行”⑨，把白话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直接联系了起来。同时，“洋务运动”要想真正取得成功，还必须与传统的保守观念进行斗争，引入与西方现代科技相伴而生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并使之深入人心。“新民”、“开发民智”因此成为“洋务运动”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前提。对于变法维新派而言，新民的任务则更加艰巨：“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因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被谭嗣同称为“今日要政”⑩。而这一切，在知识分子的文章用语普通民众根本不知所云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戊戌变法过程中，裘廷梁撰文指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明确宣称“白话为维新之本”(11)。
    在近代报刊发展过程中，语言问题也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与主要在官员之间流传，以传达皇帝谕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的“邸报”不同，近代报刊主要是一些有识之士受西方影响而创立的，他们主要是希望报纸能够像在西方那样，一方面实现传播新思想启蒙大众的目的，另一方面成为表达民情、民意的工具。传达新思想的启蒙目的，面向大众的读者定位，使得近代报刊不可能采用在文化形态上充满惰性，只有在士大夫文人之间才能够顺利流通的规范的文言，而必须寻找一种相对通俗的语言形式。
    语言变革的呼声最初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中国近代的报人。许多开明之士在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之后认识到“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12)。为传播自己的进步主张而办报，因办报而主张语言变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相当普遍的现象。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莫不如是。正因为如此，从最初的“新文体”，到白话文的语言变革实践，也主要在近代的报刊上展开。到20世纪初的时候，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白话报刊的创办热潮。根据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白话报刊不少于140种，不仅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有白话报刊出现，河南、山西以至黑龙江、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也有白话报刊出现。其中像《杭州白话报》（项藻馨1901年创办于杭州）、《京话日报》（彭翼仲1904年创办于北京）、《安徽俗话报》（陈独秀1904年创办于芜湖）、《中国白话报》（林獬1903年创办于上海）等白话报刊在全国都颇具影响力。没有这一时期白话报刊的大量印行，后来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不可能迅速获得成功。
    语言问题在近代引起广泛关注，还与一些开明之士试图效法日本与欧洲的社会变革历程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努力有关。实际上，近代中国的语言变革，直至后来胡适的白话文主张都直接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启发。黄遵宪在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中，由“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言语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文字始盛”为例，论证了“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文字变革的合理性。梁启超、胡适等人更是将西方国家民族语言的建立，看成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的前提，以此证明语言变革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意义。
    但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所走的道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民族语言的产生之间的差异：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变革要求天然地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一是规范与统一汉语语音，建立并推行“国语”的努力。在统一语音的过程中，方音是作为一种不利于语言在不同群体中流通的因素而要加以克服的。而西方的民族语言建立的过程，恰恰是语言分化的过程，它的结果是，一方面固然抛弃了拉丁文，在不同的民族内部实现了言文的合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原先的语言（文字）共同体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分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变革除语言的通俗化诉求外，还有借对民族语言的强调而获得民族身份认同的目的。而汉语在近现代的变革要求则是在不分割原先的语言共同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语言在这一语言共同体中更方便地流通。汉语近代变革与欧洲语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变革之间路径上的差异，恰恰表明了汉语的语言变革要求源于中国社会自身面对的具体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过程的模仿。
    总起来讲，中国近代的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要求的产生，源于同一语境，那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的深深的现代性焦虑。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睁开眼睛放眼世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必须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而如果不对中国自身的文化结构加以改造，无论是在器物层面上，制度层面上，还是在思想层面上，西方现代文明都无法在中国立足。于是，要变革社会必须先变革文化，变革语言，变革文学，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晚清到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从废文言倡白话的主张、统一国语读音的主张、推行注音字母的主张，直至废除汉语汉字，改用世界语或拼音文字的主张，都是把现代性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最直接依据的。而断言白话是“惟新之本”也好，主张“要救国，就要提倡注音字母”也好，实际上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文学革命主张使用的是完全同一的逻辑。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强调白话的言文合一特性、强调语言的当下交际效果、强调普通民众语言文字学习的方便等问题时，传统语言观中文言相对于白话的中心位置、书面语相对于口语的中心位置受到了触动，普通民众使用语言的权利受到了关注。这种变化，与在传统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小说代替诗文成为文学的核心、文学把一般民众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没定为自己的读者，具有同样进步的意义。同时，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被认为事关民族生存与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它们都被赋予了太重的历史使命，得到了太多的关注。而在热闹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之中，语言与文学又都是处在工具的位置上，语言的文化承继功能、文学的审美性，都被严重地忽视了。
    三
    
    对于中国19至20世纪之交的文化变革而言，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常常是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从分的角度讲，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涉及的具体问题存在很大差异。在具体的社会实践层面，也的确存在相对独立的语言变革运动与相对独立的文学变革运动。从合的角度讲，无论是当时的语言变革还是文学变革都是手段，它们背后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通过传播新知，改造国民而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两个领域的变革也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文学变革的成功最终离不开语言变革，语言变革的成功最终同样离不开文学变革。
    由于梁启超等人于世纪之交发起的文学革命，是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的，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文学承载新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在形式上通俗易懂。梁启超之所以说“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看中的正是这种文体在民众中产生的广泛影响力。在探究小说这一文体何以对民众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时，梁启超认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小说所叙内容贴近普通之人性而感人至深；一是小说语言使用的是“浅而易”的俗语而流传广泛。梁启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具体内容评价是相当低的，甚至认为旧小说乃“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而他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吸收旧体小说贴近人性及语言形式通俗易懂的特点，而将其中帝王将相、忠孝节义、才子佳人的内容转换成有利于政治变革的新思想、新观念。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发现，今人“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就因为其语言上的便利。因此，他说，“今益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哉！”(13)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更明确地讲，“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所以，当梁启超断言“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时，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绝对不是以古雅的文言文为载体的文人笔记小说，而是像《水浒传》那样的白话通俗小说。这样一来，梁启超对小说价值的强调，就不仅仅是颠覆了传统文学中诗文相对于小说的优越地位，而且也颠覆了文言之于白话的优越地位。清末“小说革命”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白话小说的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晚清的诗界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与其仍不肯放弃文言有关。在诗歌领域，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也曾把使用“新语句”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诗歌本身在中国传统文人的事业中属于“传世之文”，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诗界革命在创作实践上都没有从形式上与旧的文人诗歌真正拉开距离，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新旧的转型。与20世纪初年小说界的红火热闹相比，原来一直处于文学核心地位的诗歌却相对寂寥，其成就与影响力都远不及小说。这种状况与清末诗界革命的不彻底直接相关。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倡导白话诗歌之时才启动的。
    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近代翻译文学。林纾试图以标准的文言文翻译西方小说，以求小说语言的“古雅”。其结果是不得不把西方小说的情感、思想甚至故事情节都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之中，造成极大的“误读”。比如，林纾用中国文化中的“孝”这一道德伦理范畴去解读西方小说，把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现译《老古玩店》）翻译成《孝儿耐丽传》，使其翻译显得不伦不类。另外，林译小说中常常将原著中大段文字简化为一两句极简略的概述，究其原因，也与文言小说的表达习惯直接相关，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古代文言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与严肃的公文及文人一本正经的科举时义、言志文章十分相宜，而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的语言，根本无法准确地转译西方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近代小说。有人断言，林纾的小说翻译与后来的现代白话小说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应当把它算在古典文学的范畴之中(14)。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了近代以来的文学转型离开语言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近代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文学变革需要通过文学语言的变革才能够真正实现；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的变革也只有借助文学才能够真正成功。
    以“语言统一”和“言文一致”为行动纲领的国语运动也是从清末就开始的。这一运动除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外，还包括通过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以统一语音的努力。然而，不仅白话文最终取代文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成为现实的，就是统一国语读音的努力，在新文学建立之前也收效甚微。早在1892年，卢戆章就撰写了《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之后，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编《增订合声简字谱》。以什么方言为基础来统一全国的语音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音，学者之间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些方案。然而，这些探讨大都局限在学者的范围内，并没有对汉语的使用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到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以行政手段推行国语教育，同样进展缓慢。只有到新文化运动展开，“国语的文学”渐成气候的情况下，“国语运动”才得以迅速推进。
    在传统文人的写作中，文学（诗与美文）的写作居于核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构成中国文人正经的事业（经术、政事、文章）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文学语言的变革，近代的语言变革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相当表面的。而只有表面变革的语言变革不可能是成功的语言变革。
    在晚清梁启超等人的语汇里，有“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之说。按梁启超的划分，“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5)。显然，梁启超所谓的“传世之文”，更加接近传统文人的诗文创作，具有更高的文学性；觉世之文，主要是指近代文人的一些报刊文章，以议论时政、启蒙民众为目的。在晚清的文章语言变革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大部分人在报章上写时文小说时使用的是“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报章文体；文集文章则使用的是与传统文人的诗文创作没有实质区别的文言。就诗歌而言，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晚清以用俗语入诗、学习民歌语言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语言改革，其实是以前中国古典诗歌反复实践过的路径，并不具有太大的革新意义(16)。因此，从整体上讲，晚清的语言变革只涉及到文人文章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文学而言，只是传统文学中的边缘部分。这正是晚清的语言变革不彻底的地方，也是其最终没有完成语言的现代转型的原因所在。只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当语言革命涉及到传统文学当中的“传世之文”，特别是涉及到文人的诗歌创作时，才算是触及到了中国语言传统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内容。而当汉语文学特别是诗歌彻底摆脱文言文系统，使用新的白话语言时，古代汉语连同它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传统才轰然倒塌。
    就晚清而言，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两个事件是在白话小说上交汇的：一方面，白话倡导者的语言通俗化、大众化诉求，借助小说这一本身就有大众化、通俗化倾向的文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另一方面，梁启超等人赋予小说的“新民”使命，借助于白话这种更贴近大众的形式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白话小说是近代语言革命的主战场，也是文学革命的主战场。白话小说创作的繁荣，标明的既是近代文学变革的实绩，也是近代语言变革的实绩。

    注释：
    ①吴拯寰等编：《清文观止》，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595-596页。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页。
    ③张传敏：《晚清学制改革中的白活与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前奏》，《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④陈平原：《中国20世纪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⑤梁启超：《论译书》，见氏著《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5-149页。
    ⑥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见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⑦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2页。
    ⑧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11号，1902年6月。
    ⑨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⑩谭嗣同：《仁学》（上），《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7页。
    (11)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册，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12)《白话报小引》，《演义白话报》第一号，1897年10月13日。转引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24-125页。
    (13)梁启超：《论幼学》，见氏著《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17-118页。
    (14)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
    (15)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页。
    (16)钱竞、王飚：《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1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01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