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巴渝民歌演化而来的文人竹枝词，大多以平直的风格记录了一时一地的民俗文化与社会风景，实际上是乡土志，或者说是民族志的另一种记述模式，隐喻了创作者、民族志记录者的意识与心态。创作于租界时期的上海洋场竹枝词，正具有这种活态的、深刻的思想价值，传达出晚清民初知识分子面对近代化潮流的复杂心态，及其启蒙思想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洋场竹枝词/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启蒙/演进

    由巴渝民歌演化而来的文人竹枝词，自唐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历代皆有著名文人以之唱和之风。竹枝词大多以平直的风格记录了一时一地的民俗文化与社会风景，有纪实的因素，也有“以诗补史”的特别功效，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乡土志，或者说是民族志的另一种记述模式，是后世进行历史、地理、文化等研究不可不用的重要参考史料。近年来，竹枝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既有搜集整理编纂者，如《中华竹枝词》、《历代竹枝词》，上海顾炳权的《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历代竹枝词》等，也有对各地竹枝词或者竹枝词的源流等进行研究者，不过，最多的还是将竹枝词作为资料加以引用。实际上，内蕴深厚的竹枝词可供挖掘的余地广阔，目前的研究远远不够，尤其是它所隐喻的创作者，或称民族志记录者的意识与心态一直被忽视。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民族志创作者内心的隐喻更具有一种活态的、深刻的思想价值。上海自元明以来，有大量反映地方风物、胜迹的竹枝词，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多有人感洋场风声气息之殊异，奇技淫巧之纷呈，写下了大量的竹枝词，因此，本文拟以上海洋场竹枝词为例，试从中探究其传达出的晚清民初知识分子面对近代化潮流的复杂心态，及其启蒙思想的发展、变化。
    一、上海洋场竹枝词的兴起
    
    已故上海浦东顾炳权先生，曾潜心研究中国竹枝词及上海风俗史，他编著的《上海洋场竹枝词》“广搜博采，钩沉索隐”[1]6，从16种专书，昔日报刊辑录59种，共选词4000首，内容详尽丰富，本文使用的洋场竹枝词都取自此书。
    上海洋场竹枝词的蔚然兴盛，是有如下原因的：
    第一，创作竹枝词的氛围。竹枝词这种文体经过历代文人的创作，至清代达到巅峰期，“我们从《历代竹枝词》收录的状况来看，会发现唐宋元明四朝集中为1册，其余7册全数为清代作品，道光年后的更是占了3册(因为第8册为未能判别年代者)”[2]。竹枝词的广泛流行为上海洋场竹枝词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气氛。
    第二，丰富的描写对象。开埠之后的上海，迅速从一个苏州庇护下的孩子发育成强壮的青年，走出苏州的阴影，成长为世界大都市，堪与巴黎媲美。在这种成长过程中，新鲜之人物、事物出现频仍，迥异从前及外地，形成了丰富的描写对象。当时著名的文化人王韬就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睹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造之具，悦耳曼之音，淫思巧构，靡物不奇。虽穷极奢欲，暴殄已甚，而文人雅士来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谈屑、拾诗料。迩来《竹枝》、《柳枝》之词，述者甚多。”[3]110辰桥《申江百咏》序中也说：“是以游其地如历蓬莱，睹其人都离烦恼。然而婆诃杂处，怪异迭陈，泄两闲未有之奇，极亘古罕闻之事。征为谈薮，漫嗤海客瀛洲；被诸歌谣，并类美人香草。此吾友辰桥《申江百咏》所由作也。”[1]466
    第三，有利的传播途径。晚清民初华文报刊的增多为竹枝词的发表和传播提供了园地和途径。在清末的社会条件下，文人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必须自费出版。但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的江浙籍主笔在旧日关系网中征稿，声明“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4]。《申报》这种免费刊登作品的诱惑使得很多文人开始踊跃投稿。
    第四，广大的接受群体。报刊的兴起标志着文化传播大众化，直接效果是带来阅读群体大众化，使文化传播符号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因为这一阅读群体决定了他们需要一种可以看得懂的文体。竹枝词恰具备这种特征：“意显语浅，老媪能解”，即以容俗为特色，而淡语中有味，浅语中有情，俗语中含雅。这种以俚俗文字写就的诗歌遂为时所宠，社会上也因此出现了专门为看文艺作品而购买报纸的读者群。
    另外，晚清政府为加强自身统治的内在需要，更是面对外侮，国内、国外朝野一致的爱国主义要求，将乡土教育提到相当高的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底，清政府开始在多个方面进行改革，废科举、立学部、兴学堂等措施陆续出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颁布的中国第一部学制——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实际上已经把乡土课程纳入教学内容。翌年十一月，新出台的癸卯学制对小学乡土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一年级、二年级历史课学习“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课学习“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次及于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三年级历史课学习“历朝年代国号，圣主贤君之大事”。地理课学习“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5]。显然，政府强调了乡土志题材的启蒙作用。这对于可视为特殊地方志的竹枝词的兴起，也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竹枝词作者及其启蒙观念
    
    1.作者群体
    清末民初，文人在报刊上发表诗文，用笔名之风盛行，洋场竹枝词的作者们也多以笔名示人，如南仓热眼人、龙湫旧隐、海上逐臭夫、花川悔多情生、青溪月圆人寿楼主、海上忘机客、酒坐琴言室主人，不一而足。然而很多笔名今已难考，从诗歌内容等或可推断，他们有的是上海人，有的是游客，也有的是寓居上海的。
    从作者身份看，有的是与传统文化渊源深厚但对西学也有相当认识的文化人，如著名的有王韬、袁祖志等；有的是洋务派文人，如杨勋，阳湖人，同治三年(1864)春，清廷设广方言馆于沪，杨勋为该馆学生。后又受应宝时、丁日昌聘，入翻译馆任英语翻译；有的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如朱文炳、刘豁公。朱文炳，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掌秘书于革命军外交总代表伍廷芳门下。刘豁公，辛亥革命时，充铁血军马队营连长、都统副官等职。可见，竹枝词创作者的身份、经历等有很大差别。
    2.启蒙观念
    启蒙观念源远流长。在欧洲各国语言里，启蒙(Enlightenment)的主要词义是“获得新知新解，思想得以解放”。英语的enlightenment，法语的éclaircissement、lumiere，德语的Aufklarung，或指光亮穿透阴霾，或指思维由暗而转明朗。启蒙借心智之光(即笛卡尔所说的“自然之光”)，驱散黑暗愚昧，扫除迷信无知[6]。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潮，则有如下一些核心的概念：理性、平等、进步、民主、宽容等[7]，清晰地显示出启蒙观念的内涵。“启蒙”一词，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之。在汉语中，“蒙”往往与“昧”连用，用来指知识未开的愚昧状态。“启”或“发”来自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8]68；“蒙”，原为《易经》中的一卦，《易经》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启蒙就是启发愚蒙，打破欺蒙，揭除蒙蔽，开导蒙昧，使人茅塞顿开，幡然醒悟，通晓事理，自觉行动。中国历史上，针对愚昧、朦胧状态的“开蒙”、“训蒙”，很早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自觉行为和观念形态，并伴有多种以“蒙求”为名的“蒙学”课本的问世。洋场竹枝词中透露出的危机意识、改革意向、对富强的追求，以及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不断思考，都是启蒙观念的表现。不难看出，晚清民初的竹枝词创作者们也寓启蒙观念于浅白的竹枝词中，希望启迪百姓。
    3.写作时间
    这些竹枝词的写作时间大致分为晚清、民初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伊始，知识分子阶层刚刚开始近代城市化进程体验，在“条约口岸”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在与西方人士的交往中，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感悟中，他们初步体会到西方文化的真髓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意识、改革意向以及富强的追求。在基本的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9]。后一个阶段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废除，知识分子近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他们从职业、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等方面渐渐由传统迈向近代，从维新启蒙走近革命启蒙。
    综上所述，竹枝词创作队伍显然不是由同一代人构成的，1898年71岁的袁祖志去世时，朱文炳年仅23岁。上海洋场竹枝词因创作者的身份、经历以及写作时段的不同，所透露的启蒙信息既有近似之点，也有相异之处，启蒙观念的演进变化轨迹甚明。
    三、启蒙观念的演进变化
    1.启蒙观的近似之处
    第一，相似的创作动机
    一方面，感洋场风声气息之殊异，奇技淫巧之纷呈。袁祖志《海上竹枝词·续沪北竹枝词》：“生怕繁华迹易磨，闲将时事广搜罗。吟成合写三千纸，付与游人缓缓歌。”自注：“闲居既久，闻见遂多，形之咏歌，足新耳目。”[1]14又“客来海上见闻多，风景欧洲问若何。聊联小诗编异俗，墨池幽怪伏蛟鼍”[1]16。他们都为了保留住这种新鲜事物的痕迹。
    另一方面，启蒙。刊载于1872年7月19日《申报》上的《洋泾竹枝词》，作者署名为“沪上闲鸥”，文末有跋语云：“意在劝人，语颇警切。”[1]450刊载于1872年9月6日《申报》的《琐谈近事》，署“忘忧馆主稿”，也说：“虽属描写艳情，而意存惩劝，质之大雅君子，其不呵绮语否？”[1]450很明显，这些目的无不是为了劝诫、教诲，开启民智。
    再次，补史。租界景观在文人内心引起的强烈震撼，是明清数百年文坛不曾见闻的。“玉局他年深怕改，诗成留于后人看。”[1]18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前有序言：“以香山之诗笔，补沪渎之土音。清奇浓淡，皆入讽谏；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可以益方志，裨方言，作诗史，于诗中另辟一境界，洵诗家革命之巨子耶。”[1]479其实，补史不也是一种启蒙吗？
    第二，都反映了租界的浮世生活
    随着新事物的兴起，社会日新月异，相似的创作动机之下，这两代知识分子将内心的复杂感触都笔之竹枝词：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商业、社会、生活、娱乐、信仰、人物、器用等皆纷呈于其中，将“十里洋场”这个万花筒描摹得淋漓尽致。
    一方面，他们都对洋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叙述。既包括众生相，也包括各行业；既描述日常琐屑：休闲、娱乐、时装等，也记录各种场所：怡情的、信仰的、消费的。比如，他们都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叙说秦楼楚馆——洋场最常见的一景；还有风俗民情，岁时节日。
    另一方面，他们都写下了新鲜的人、事、物。西人占据了租界，在那里兴土木，进行市政管理，带来了西方的器物和制度。电灯、电话、电报、洒水车、热气球、跑马场、天主教、自鸣钟、照相术、拍卖行、礼拜天……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值得记录的新事新物，故都大方地泼墨如水。
    第三，都有危机意识
    启蒙心态下，新事物的涌入，让敏感的知识界有了不安。竹枝词里的他们，无疑是充满忧虑与危机感的。上海一夕成为繁华都市，骄奢淫逸之风尤令其不安，“衣食源头不两歧，无端暴殄本非宜。世人戒食猪羊肉，被体何曾惜半丝”[1]4。他们因此发出慨叹：“归真返朴知何日，愁煞旁观冷眼人。”[1]12又道：“海市中来幻景虚，谁将覆辙鉴前车。”[1]19竹枝词作者们深以为租界之繁华不真实，对于本民族的发展不利，因此，“唤醒痴人第一功”[1]204在他们看来最关键。
    第四，都有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就是“对个体意识施加强制影响的行为或思维方式”[10]17，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在中国大地上正是一个不容分说的社会事实，它已经融入华夏知识分子的血肉与灵魂，甚至生理化为一个无法替换或改变的文化基因。何况竹枝词作者大多受过系统、精良的儒家文化教育，如王韬，17岁即以第一名中了秀才，少年得志；袁祖志，为清代文坛宿主袁枚之孙，擅长诗文。出任过县令、同知等一类官职。朱文炳，性耽诗酒，庚子被难归，方才抛举子业，恣情游历。所以，即使西洋文化长驱直入华夏大地，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烙印短期内根本无法消除。
    这在“我手写我口”的竹枝词中也有显著的表现，“孔子仍教食太牢，但尊至圣簿同曹。颜曾思孟和朱子，祀典防难一例叨”[1]221。儒家先贤的地位仍是动摇不了的。《续沪南竹枝词》中有“自从老学毁红巾，殿庑重迁又一新。礼乐修明文物盛，藻芹共乐泮池春”[1]8。看到被太平天国毁损的书院重迁，知识者喜不自胜，为的是传统的礼乐文明可得继续；“秦公古墓重修葺，忠义新词更创观。一片贤侯维世意，甘棠留荫颂声欢”[1]8。忠义贤良仍是这些知识者们道德观中的重要内容；而传统的夷夏之辨也还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情结，“回首朱明泪自潸，思宗殉国痛煤山。今朝纪念无多语，天道原来是好还”[1]219，所以“大汉光复喜气腾”[1]219。
    可见，虽然不是同一代知识者，但彼此的文化底蕴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底色都是中国传统的，因此，他们所怀有的都是传统儒家文化下的启蒙心态。
    2.启蒙观念的演进变化
    然而，海上繁华，岁岁不同，加之作者们不同的生活背景、出生年代、生活经历，他们的内心世界与启蒙观念呈现出较明显的历时差异与演进轨迹。
    第一，出发点、观照的变化
    同样是对洋场的日常百态进行详尽的叙说，晚清知识者主要着眼于器物的介绍与描述。“鬼火攒星张亥市，番音掣电走庚邮。”[1]7讲的是西人的电灯、电话等；“升天气足球形异，落地花开炮立遵。”[1]7讲的是西人制的热气球、火炮；同样说西人的电灯，又有“竿灯千盏路西东，火自能来夺化工。不必焚膏夸继晷，夜行常在月明中”[1]11。新事物一时涌入，令人目不暇接，外国律师、教堂、火钟台、抛球场、跑马场、火车、洋行、留声机、马戏、脚踏车、电气脚垫、各力表、大自鸣钟、荷兰水、水门汀……包罗万象，不一而足。这些洋玩意初来华夏，带给了晚清国人无数的惊奇和新鲜感，让他们津津乐道。
    而在民初的知识者笔下，虽然也有西方事物的描绘，但惊奇感已经淡了不少，他们注重的多是国人道德、精神方面起的变化，所以对社会百态，特别是不良风气进行了不少评论。“丑态人人怕现形，官场习气更膻腥。惹他小说描摹尽，可作当今座右铭。”[1]197这是写的官场恶劣习气；“滑头码子亦风流，流海箍长滑似油。还缀胸前花一朵，全身本领轧姘头。”[1]197“申江阔佬漫相呼，四季衣裳尽可租。真正像煞有介事，空头岂独是姑苏。”[1]197“沪上绅商半道台，无非循例报捐来。大人真个多如鲫，付与倌人叫几回。”[1]197这些词描写了沪上众士相；“沪上须知骗局多，公司股票广张罗。佯言机器当新购，先共洋行细揣摩。”[1]198“娶妻纳妾要留神，白鸽飞来看不真。待到卷逃才觉得，恐防无处觅媒人。”这些则写了骗子种种。“谁料修行垂十载，一朝参透野狐禅。”[1]243对无良僧人进行了讽刺。这类现象很多，再如打着“文明”、“自由婚姻”大旗下的婚姻危机，教授娶女学生，同性恋，以及当时社会的各种欲望，儒林无行，商场无德，等等，民初的竹枝词都有明确的记述。相较而言，民初知识者所见已经由表及里了。
    第二，启蒙的内容和程度的演进
    正如上述清末与民初知识者具体观照有区别，他们对洋场出现事物的忧虑与反思的内容与程度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妓女题材，前者带有明显的士大夫阶层的倾向：“廿四间楼景色酣，寻春先向此中探。也知声价今非昔，尚可逢人说二三。”[1]10“镶金大镜挂房间，照见檀郎日往返。更设西洋藤睡椅，尽堪乘兴到巫山。”[1]113红闺习尚，绿鬓闲情，尽相穷形，无微不至，反映出士大夫的狎妓心态。尽管他们也体察到妓女内心的苦楚，写出了“只恐床头金尽后，更无人伴可怜宵”[1]19之语，也只不过停留在这个层面而已，主要还是从士大夫的角度反思嫖客的处境，“明知陷阱从中设，偏似飞蛾扑焰来”[1]20，“寄语英年诸子弟，桃源深处有风波”，替他自己一阶层担忧。后者则不同，“娘姨带肚尤苛刻，不比亲娘爱惜奴”[1]183-184。“好花未放人先折，如此谋生亦可怜。”[1]190“烟花误入亦堪怜，老大头颅不值钱。自叹色衰谁顾问，讨些饭吃度残年。”[1]196字字句句皆从妓女的角度来看待她们悲惨的生涯，这种关怀具有初步的博爱精神以及启蒙心态了。
    民初知识者的人文关怀对其他一些下层劳动者都施与了，“修脚谋生亦可怜，但凭十趾度华年。有人扦后还须刮，半晌看他裤未穿”[1]204。“地状无非告路人，街旁饮泣岂无因。纵他真假难分辨，谁肯装贫自辱身。”[1]196对于街头饮泣者，他们也给予了同情。当时战乱频仍，外地难民纷纷逃往租界，这一切都进入他们的视野：“人间富贵孰怜贫，车后狂奔尽难民。一样夫妻和子女，路旁栖息倍酸辛。”[1]196“衣物全抛未足悲，尤多骨肉惨分离。天涯雁杳无消息，黄浦潮流涕泗随。”[1]212“车站门前见一斑，衣箱堆积竟如山。可怜逃难人无数，岂为遨游日往还。”[1]212
    很明显，同样是看，无论是丑陋的社会百态，还是悲惨的下层境遇，民初知识者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晚清知识者则似乎在梦幻中，观花赏月，猎奇冶游，他们自己也很明了他们的迷蒙：“满目烟花醉不醒”[1]6，“蜃楼海市争沸腾”[1]7，“海市中来幻景虚”[1]19，“拟将幻景述繁华”[1]20，“红尘是处有迷津”[1]22同样是忧，晚清知识者忧的是奢靡的风气，“太息膏粱纨绮辈，几回花月逞时流”[1]8，“归真返朴知何日，愁煞旁观冷眼人”[1]12，所以要用巴辞一唱三叹以示劝诫；民初知识者则既忧浮靡之风，更忧国人道德沦丧，精神腐化。宣统年间桐乡玉川氏序朱文炳《海上竹枝词》说：“夫通都大邑，其纷华靡丽，是以快纵吾人嗜欲者，即其晏安鸩毒，足以败坏吾人之道德，所谓沃土之民不材也”[1]474，所以他们怅然“座中多少貂裘客，那问阶前范叔寒”[1]243，痛心“大地已无干净土”[1]256，忧心“薄俗真成不可医”[1]259，一片苦心昭然。
    第三，对西学的理解不同
    知识分子对新事物和先进事物具有高于普通百姓的敏感度，但对于西方的事物风习，两代知识分子仍有不同程度的理解。
    从认识论的角度，器物、技艺层面的认同相对直接、容易，晚清知识者注重的更多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文明”。从上述分析可知，他们对西洋的电气化毋庸置疑是欣羡、赞许的，并且他们认为科技和商业的发达是西洋人国富的根源，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的几篇序言道出了他们的认识：“我朝向不重商，自互市以来，见泰西首重商政，国日以富，于是朝立商部，市立商会，殷殷仿效，无微不至……然不谙商务，不达商情，虽艳其利益，终苦于无从下手。”[1]469商以货为根本，商业发达，更重要的在于制作，“迄今泰西各国通商，始知利国首重制作。制作由于化学，化学兴而政治可以改良，人民可以改良，土产可以改良，牧养种植、工作制造、商品国货无一不可以改良……”[1]471所以，中年学贾的颐安主人以意浅语显的竹枝体摹写沪上各业，使得人们略知商务梗概。洋务运动参与者杨勋也撰写《别琴竹枝词》，用本土语言标注洋泾浜英语的读音，以期国人与西人交流减少障碍。这些皆可视为近代化浪潮来袭时之实业启蒙。
    到了民初，知识者更加认同了西方的一些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他们不仅对于下层人民给予了注目和同情，也有了初步的平等、民主、进步的观念：“发起青楼进化团，教人莫作等闲看。薛涛当日原官妓，何故芳名永不刊。”[1]230“榛苓学校共熏陶，伶界于今品亦高。”[1]231他们对妓女和优伶是尊重的，而不是像传统士大夫那样予以鄙视。他们也主张男女平等，“新朝男女尽平权，教育谁云可涉偏”[1]231，“垂帘听政忆当时，国事全行付女儿。知否荷兰仍女主，要求参政复何疑”[1]231。这些初步的民主博爱观与西方文化长达半个世纪的濡染是分不开的。
    显然，从晚清到民初，知识者的启蒙已由表层的实业启蒙转为深层的精神文化启蒙了。
    总之，作为一种乡土志、民族志，竹枝词很好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社会面貌，成为后人分析那段历史不容错过的记忆。上海洋场竹枝词的一时云起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创作竹枝词的知识者面对近代化的复杂心绪，在竹枝词中有充分的表露。因此，学术界所谓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群体，域外的新思潮新学理输入、传播时间的早晚、长短不同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启蒙观念。简言之，一是晚清士大夫，一是近代知识分子，从维新启蒙到革命启蒙，从实业启蒙到精神启蒙，他们还是走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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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