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晓梅(1976—),女,甘肃白银人,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方面的研究。
内容提要: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无疑是很值得瞩目的人物之一,在戏剧史研究中他提出“短剧”概念,并积极肯定了这种一折杂剧的文学价值,为中国戏剧史研究尤其是明清戏剧史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他的短剧创作严格按照古典曲律创作,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拟就卢前先生的短剧研究和短剧创作做一探讨。 关键词: 卢前/短剧/研究/创作
中国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代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无疑是很值得瞩目的人物之一。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虽然进入新的世纪后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卢前及其创作,但研究大都论及其散曲创作的实绩,且多以单篇论文为主,对于卢前进行系统研究的工作还未展开。笔者拟就卢前戏剧史研究中关于明清一折短剧的论述及其短剧创作做一探讨,希望可以为卢前的专题研究乃至近代戏剧史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资料。 一、卢前的短剧观 卢前的短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戏剧史研究著作《中国戏剧概论》和《明清戏曲史》中。这两部著作分别完成于1927年和1934年,可见,卢前是继王国维之后较早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客观地说,在这两部戏剧史研究著作中,卢前对前人和时人的观点多有继承,但其中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性的意见值得重视。 (一)“短剧”概念的提出 何谓“短剧”?卢前在《明清戏曲史》中曾有这样的定义:“‘短剧’者,指单折杂剧而言。”在《明清戏曲史》中卢前专辟一章,细述了短剧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按照元杂剧的体例,四折敷衍一个故事。在元代,杂剧创作十分严格,但也不是没有破例之作,元代后期的《围棋闯局》《赵氏孤儿》《秋千记》,分别是一折、五折和六折,但数目毕竟寥寥,屈指可数。明代中叶,破杂剧体例的作品大量涌现,一折敷衍一事的短剧创作成为文士阶层的风气。据曾永仪《明杂剧概论》统计,隆庆以后至明末共有杂剧235本,其中一折短剧就有76种,约占总数的1/3。明代最早出现的一折杂剧当是王九思的《中山狼》,虽然只有一折,但从此就看出杂剧转变的痕迹了。之后还有许潮的《太和记》。《太和记》共有24本,今存8种。作者按照24节令写作,每季填六折,其中《兰亭会》、《武陵春》、《写风情》、《午日吟》、《南楼风》、《龙山宴》六剧皆采用南北合套谱曲,而《同甲会》、《赤壁游》则纯用南曲谱成。不但在折数上有所突破,而且在曲调的运用上也有了突破。此后,徐渭又开创了四折之中分叙四事的形式,至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有引子来开场,且唱曲又不限主角一人。至此,元杂剧的体制几乎完全被突破。就是在题材上,也不再写包龙图、李逵、郑元和、尉迟恭这样的民间喜闻乐见的人物,而开始转写文人所爱的故事,以便借剧中人物宣泄自己的心志。同时在剧情的展开上,短剧的故事趣味越来越少,抒情成分却越来越多,种种变化,使得“北剧那种蒜酪之风,遂不可复”(1),此时的杂剧创作开始向案头发展。到了清代,短剧创作更加兴盛。代表人物有徐石麒、尤侗、嵇永仁、张韬、桂馥、曹锡黼等人,其中以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为最好。杨潮观以嬉笑怒骂自写其怀抱,他的创作固定了短剧的规模,开了文士剧风气的先河。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初创阶段。由于是初创,无论是文献资料的占有,还是对资料的科学认识,都还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加之受到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观点的影响,当时的戏剧研究者要么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戏曲均不足观“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2),要么基于一种发展的观点,重视新生,强调特色,突出重点,喜好关注一时繁盛、“新生”的现象,对“没落”、式微的事物避而远之。这就势必造成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存在厚此轻彼、顾及不周的弊病。卢前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关注明清杂剧、提出“短剧”概念,无疑具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二)重视短剧的研究 卢前在戏剧史研究中不但率先提出了“短剧”的概念,而且给予它充分肯定,在《明清戏曲史》中专辟一章论述。对于破格之说,他认为“无论何种文体之兴,其作也简,其毕也巨。杂剧之起为四折,终而至于四十出之传奇。物极必反,繁者亦必日益就简,短剧之作,良有以也”(3),他认为,短剧的出现是戏剧发展的必然,无所谓“进化”与“退化”。这恰恰符合他文学思想中的“蜕化说”:“文学古今,一部分进,一部分退,进退互有其理。盖文学之演进,若蝉之蜕皮,若蚕之破茧,层出无穷,谓为有优有劣、有进有退可,谓为无优无劣、无进无退亦可。此不独文学为然,一切事物,因果环生,莫不如此,进化退化,何必轩轾其间!无已,名之曰蜕化可耳。”(4)的确,按照中国古典戏曲的发展过程看,短剧对元杂剧体例的种种突破,恰恰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适应了戏剧传播的情势:首先,一折讲一个故事,较之四折演一故事,戏剧结构的安排必然更加紧凑,戏剧冲突也势必更加激烈;其次,在套曲的运用上,南曲因素的加入,会更适应群众的欣赏需要,使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再次,多人演唱制度的确立较大程度地克服了北杂剧部分剧情迁就角色主唱的弱点,不但减轻了戏剧演员超负荷的演唱强度,而且更有利于剧情的有效开展。卢前认为,这是短剧值得重视的主要原因。 就部分学者所指出的短剧的“案头之弊”,卢前指出:“曲有场上之曲,有案头之曲,短剧虽未必尽能登诸场上,然置诸案头,亦足供文士吟咏”(5)。他认为,尽管有的短剧不适合搬演梨园,然而其文学价值很高,依然值得重视。如徐渭的《渔阳三弄》以[仙吕·点绛唇]一套谱写,几乎无调不佳,“诚短剧中杰作也”。再如陈与郊《文姬入塞》中[莺集御林春]四支,被沈泰称为“元人白描之笔”。桂馥的《题园壁》谱放翁事,其词清新隽永,可见其致。另如短剧的集大成者杨潮观,他的三十二部短剧“无一不佳”,因为它不仅是“案头场上,两得其便”,而且其词“如橄榄之在口,以少许胜多许,而其味弥隽永。”(6)同时,在《明清戏曲史》中,卢前详细地对短剧进行了分期,对重要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析,使得后学者对杂剧的发展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最终向案头发展的趋势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正如黄霖先生在《〈晚晴民国传奇杂剧考索〉序》中指出的:“即就‘文体’而言,有旧有新,有盛有衰,新因承着旧,衰孕育着盛,它们之间往往是交互关联、若即若离的。更何况,某一种文体、某一种现象何以会衰落?无论如何也总有一些值得人深思的地方。因此,对于新盛的东西固然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但对于没落的东西也应该去认真加以总结。”(7)是的,只有具备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更加正确的“剧史家”定位,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更加良好的研究前景,才有可能有一部完整的戏曲史和文学史。诚然,由于书写仓促、时局动荡等因素,卢前对短剧研究的文本资料并不丰瞻,且多在戏曲作品的音韵、曲辞等方面驻足,多少影响了他短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客观地说,他对短剧的重视已经体现出一位戏剧研究者对戏剧发展规律的把握程度。 (三)“不独气格之变,亦与海西独幕之体相暗合也”(8) 这是卢前在《明清戏曲史》中对短剧的评价。可以看出,卢前在研究“短剧”时,已经将其设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了。那么,短剧和独幕剧有无可比较之处呢?独幕剧是20世纪初伴随话剧传入中国的,英语中称作“one act play”,本意是“一次动作的戏”。它是西方戏剧中独成一幕的短剧形式。由于展示剧情受到严格的时间、场景等限制,独幕剧创作要求结构紧凑,矛盾冲突的展开比较迅速,而情节的基本部分即开头、发展、高潮、结局却必须一一表现出来。在独幕剧中,一般人物较少,情节线索相对单纯,往往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戏剧故事。从体制上看,短剧与西方的独幕剧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确有比较研究的可能性。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先进的中国学者开始将外国文论引入中国,在研究中开始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如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率先引进“悲剧”概念,对中国戏剧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蔡元培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也采用了中西对比论证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明清戏曲史》中“独幕剧”的提出充分表明:在自觉探寻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道路上,卢前在注重本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积极在世界其他文化中寻找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直接体现了一种中西比较、融通的视野和意识,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二、卢前的短剧创作 细致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较为成熟的文学观念势将孕育出较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饮虹五种》是卢前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作品集,其中包含在“短剧”理论指导下创作的杂剧五种:《琵琶赚蒋檀青落魄》《茱萸会万苍头流涕》《无为州蒋令甘棠》《仇宛娘碧海情深》及《燕子僧天生成佛》。根据吴梅先生《〈饮虹五种〉序》所述:“冀野诸作,皆削稿于丙寅(1926)。时余方主南雍,每一折成,辄就余商榷,余亦相与上下议论。”(9)这些剧作完成于1926年,当时卢前只有21岁,还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但是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都显示出较高的艺术价值。 (一)“曲虽小艺,实陈国风”(10) 从内容上看,这五个剧本都不是向壁虚构、无病呻吟的作品,它们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可以称为“社会问题剧”。《琵琶赚蒋檀青落魄》讲述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宫廷乐师蒋檀青流落江南,始终不忘国耻的故事。戏剧从蒋檀青梦中重现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情景入手,通过蒋檀青醒来后悲愤的大段唱词表明了对清政府无能的谴责。《茱萸会万苍头流涕》讲述的是一个家庭伦理的故事。常氏兄弟,父母早亡,靠大哥、大嫂抚养成人,大哥因积劳成疾死去。到了重阳节,兄弟聚会竟然不邀请大嫂,老仆人万苍头向常有士哭诉当年大哥大嫂抚养他们的艰辛,最终常氏受到教育,决定迎养恩嫂。《无为州蒋令甘棠》取材于冯煦的《蒋绍由先生传》,全剧通过驿亭亭吏的演唱,讲述蒋绍由在无为上任仅仅七个月就病逝的故事。蒋绍由一心为民,深得百姓爱戴,所以百姓都自发地穿上素服送他的棺木返回故里。《仇宛娘碧海情深》关注的是一个被退婚的女性。仇宛娘从小就和表兄杨柳孙订婚,谁知杨去欧洲留学后与一位瑞士女子结婚,写下一封家信欲与仇宛娘解除婚约。仇宛娘得知后悲痛欲绝。《燕子僧天生成佛》反映的是当时著名僧人苏曼殊的矛盾内心。苏曼殊虽然已经出家,却依然为情所困,思念昔日女友。无奈之下,他请求师兄遣凡为自己指点迷津,最终醒悟。通过以上五剧,我们多少可以感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伴随着清政府的被推翻,“五四”运动对传统礼教的攻击以及西方文明的引入,中国社会中原有的秩序难以为继,中国社会逐渐浮现出许多不安定因素,诸如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亲情在物质裹挟下的淡化,官吏的贪污腐化令人发指,知识分子“停妻再娶”的不良风尚,等等。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使动荡的社会更加飘摇,同时使尚未开“民智”的民众更加迷惑。21岁的卢前以知识分子的前瞻敏锐地意识到高涨的革命热情背后的种种隐患,他力求通过自己的剧作唤起民众对新社会中传统文化、道德建设、婚姻爱情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这样的创作目的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有诸多相同之处。他的这种创作意图也与“五四”时期提出的文学必须面对现实生活的要求相一致。卢前的五种短剧使传统的戏曲形式承载起新的历史任务,成为唤起民众觉醒的重要武器,体现了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二)“置诸案头,奏诸场上”(11) 就形式而言,卢前的这五个剧目都是一折短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卢前对这一戏曲形式的钟爱;另一方面,短小的篇幅更是新形势需要的直接体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时局动荡、大革命起落激变的时代氛围中,直观、切近、迅捷的戏剧形式与当时敏感、躁动的社会情绪更加契合,更能引起社会民众的浓厚兴趣。卢前顺应时代需求,对中国传统戏曲做了有益的“旧瓶盛新醴”的尝试。卢前的戏剧作品除了20世纪50年代和甘家兄弟合作的京剧本《傅善祥》的剧本在“文革”中被销毁外,其他的剧本都有印刷品存世。这些剧本既有短剧,又有长剧;既有杂剧,也有传奇;既有北曲,也有南曲。然而,所有剧本中,都有格律严谨的唱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卢前是严格按照古典戏剧格律进行创作的最后一位剧作家。《饮虹五种》皆由北曲写成,吴梅先生曾给予很高评价:“君五折皆俊语,不拾南人馀唾,高者几于元贤抗行。”(12)严格遵循古典戏剧格律的同时,卢前又对短剧进行了改良。首先,表现在:为了避免明清短剧案头化倾向严重的弊病,力求将唱词写得明白、易懂。如《茱萸会万苍头流涕》: [北南吕一枝花]咱依人苦一生,悔不抽身早。看遍了兴亡千载事,都向梦中抛。禁不住风雨飘摇,世态炎凉老,好一似长江东去潮。说将来一件件妙想天开,一个个心机异巧。 简洁明了的唱词较之雍容华丽的唱词更加符合当时民众的文化审美要求,这就使短剧更适合扮演舞台;其次,为了使戏剧有更好的舞台表演效果,卢前努力向西方话剧、独幕剧中的优秀作品学习,尝试在传统戏剧形势下着时装(如《仇宛娘碧海情深》中“末燕尾服上”)、采用剧中剧、幕中换景等形式(如《琵琶赚蒋檀青落魄》中梦境的运用),使剧中人物个性更加鲜明、戏剧冲突更加激烈。同时,他还尝试利用有限的时间深入地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燕子僧天生成佛》中生大段的心里独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剧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卢前对短剧“旧瓶盛新醴”的改造是一种尝试,今天看来,这种融西方戏剧艺术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尝试无疑是大胆而可行的。就是在这些勇敢而真诚的文学爱好者之后,许多的话剧创作者开始从传统戏曲中汲取养分,最终实现了话剧与戏曲的诗化“联姻”。 卢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去世,此后他的作品鲜为人知。2006年,中华书局为了纪念这位不应被忽视的江南才子,出版了一部《冀野文钞》,使得其作品得以广为流传,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在此,笔者特向该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向卢前这位长眠于祖国大地并为中国戏剧史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致以诚挚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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