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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族群民众：在看见与看不见之间 从丽江洞经音乐的历史上看，不能一开始把“民众”定位为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主体，因为这里有个历史发展演化的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它作为外来移民传入的汉文化载体，经历了道教音乐到儒乐的转型，在这过程中，上层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成为这一传统艺术的传承、转型、改造的主体。因为从传播范围、演奏主体、音乐风格、类型来考察，皆与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精英文化特征紧密联系。 晚清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在统治者与文化精英的共谋中，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即西方话语越来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取向，尤其晚清以来，整个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制度实行“一化三改造”;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向市场化转型。这些历次社会转型都是以西方话语作为参照体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时代语境中，民众文化作为传统、乡村、边缘的文化身份象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转型中，没有一次不把它视为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落后愚昧的文化象征而成为被改造、教育、强制同化的对象。改土归流时期的“以夏变夷”，他们是“夷”的身份象征，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运动”，他们是封建迷信、陋俗的文化象征;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被动员、被改造、被利用的对象，民间文化完全沦为政治化工具;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同样作为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因素而加以“改革”、利用、篡改。从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建构与表述过程来看，不管是“仙乐”、“儒乐”、“活化石”、“国宝”、“文化遗产”等“赋魅”，还是“封建迷信”、“封建礼教”、“陋俗”、“大毒草”、“四旧”等“反魅”命名，这一族群艺术的传承者——族群民众作为被动的支配者，他们往往处于“在场的缺席者”的身份境遇，成为历史话语的失语者。 当然，民众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拥有者及社会基础构成，国家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对他们的改造、利用也有时代话语情境的限制，尤其是传统文化作为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与主流话语也有共谋、互构、互审的一面。国家意识形态、精英文化也并不是一味的居高临下地实行僵硬化的控制，在不同时代语境中，也有妥协、俯就的策略调整。民间文化也利用这些有利因素，不断地寻求生存境遇的改善，从而促进传统经验的不断丰富、传承。国家意识形态对丽江洞经音乐的政治化改造，文化精英的审美化艺术改造，他们对此也有基于传统生存经验的有利化选择、变通、融合。 譬如民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丽江洞经音乐实行宗教脱离化改造，与民众的价值取向有着契合的一面，这也是此时期丽江洞经音乐得以民间化的内在动因。文化精英从审美艺术立场也对原来礼教音乐实行审美改造，从宗教音乐改造为文人雅乐，他们在祛除了宗教音乐的神秘性、礼教性后，把新词填配到其中，在音乐形式上也进行了“雅乐化”改造，突出了文人的审美价值取向。民众则悬置了与自身生活情境相隔阂的“雅乐”成份，通过选择、改造其中合理性因素，使之趋向于民众休闲娱乐的普遍性功能。 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主流话语支配中，他们处于不断被改造、被建构、被表述的命运境遇，但他们也不是被动地“逆来顺受”，而通过不断地利用主流话语的合理性因素，实现自我的更新改造，依照自身发展逻辑坚韧地延续着传统力量，构成了主流话语无法忽略的存在主体。在当下国民化国家向公民化国家转型过程中，这一主体越来越成为“显性化”的，与主流话语相对话的实力话语。 4、西方：大气候决定小气候 丽江洞经音乐的身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地被改写、改述，其背后是不同权力话语实践结果的折射。这不仅仅是与国家及地方的小气候有关，同时与世界的大气候也着深层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强者身份介入到中国历史的构建过程中，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成为中西方的话语权力关系的两极格局。在这种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的各阶层精英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作出了强烈的反抗;同时在构建现代性国家的努力中，又在有意无意地迎合、俯就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国内话语权力格局的建构中，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主流与非主流、民间与精英、中心与边缘另一套“格式化”的话语霸权体系，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改造、解构小传统的、边缘的、民间的、村落社区的文化体系，视其为构建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阻碍性因素，导致这些弱势文化的失语化、破碎化，继而其话语权也被强势话语所替代，成为被表述的对象。 丽江洞经音乐忽而尊称为“仙乐”、“雅乐”、“活化石”、“国宝”，一时又贬斥为“陋俗”、“封建迷信”、“大毒草”、“四旧”，这种不断地被强势主流话语赋魅与祛魅，其背后也是不同话语权力实践的反映。除了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外，西方话语也成为强势话语的构成部分，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国家主流话语中的“反传统”趋势是以西方现代话语为话语背景的。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传统文化艺术，与国家诸多传统文化一样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系列政治运动，无不以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参照标准。当下语境中的“文化遗产”概念同样如此，以西方话语语境中构建出来的“文化概念”来观照非西方文化，由此在这些“遗产文化”倍受尊崇的同时，其文化有机性、生态性也遭受了破坏，其间隐喻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交换功能。丽江洞经音乐被纳入“纳西古乐”的概念表述中，成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本，由此引发了系列的文化反应。概言之，这也是国内外话语权力格局互动、互构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