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曾朴不仅是晚清知名小说家，也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翻译家。1912年辛亥革命后，曾朴从法语翻译了雨果的名作《九十三年》，并将其题为“法国革命外史”，刊载于《时报》。曾朴于此时翻译《九十三年》，虽然明显地包含着应和中国革命时局的动机，但作品高扬人性的主题却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革命，表达了“诗人”的革命理想。译者曾朴的“诗人”身份以及他对作品的细致解读又使他进一步阐发了作品“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道主题，因此使这部小说在当时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思考革命的理路。
    关键词：曾朴/雨果/《九十三年》/翻译/革命

    1912年，曾朴翻译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根据韩一宇的研究，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曾朴可能是第一位直接从法文翻译雨果小说的译者(韩一宇，2007：78)，这就标示出曾朴在早期雨果译介中有别于其他译者的特殊位置。
    值得我们关注的正是作为“法国革命外史”的《九十三年》之主题以及曾朴对它的理解。因为，1912年2月《九十三年》在《时报》开始连载之际，正是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政体由君主专制向共和过渡之际，而法国革命正是清末革命宣传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那么曾朴的《九十三年》译本究竟呈现出何种面目的革命形象？译者对作品的阐释又与其自身经历有何关联？这一形象与当时知识界对法国革命的集体想象又是何种关系？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对这部雨果作品和曾译《九十三年》的考察之中。
    雨果虽然在小说中设置了法国大革命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渲染了大革命的激情与理想，但他又在作品中不断试图超越现实政治革命，倡导普遍的人道和人性。在作品中，面对一位在苦难中只坚守于生存和母性的女人，巴黎民兵的革命话语变得毫无意义；同属于郭文家族的郭文和朗特纳克间的战斗又让叙事者联想到全部中世纪亲族战争的历史等等。特别是小说中两个革命者的结局更让人痛心，郭文被斩首，在他临死的一刻，他精神上的父亲、因坚持革命原则而投票判郭文死刑的西穆尔登也举枪自杀。于是，“以恐怖对恐怖”的政权、种族、阶级的革命，与人性的解放和人道的张扬相比，就不复具有绝对正义的面目。在曾译《九十三年》中，主人公瞿文反问：“且革命之目的，果为毁弃人乎？破坏家族乎？绝灭人道乎？皆非也。”“革命者，人群之新纪元也，其实并无所谓人群，人群即家族也，即人也。”(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7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批评家认为，“如果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关于革命的小说，革命对于雨果在根本上却是一个道德事件”。(Mehlman，1977：50)
    从“《九十三年》评语”的激情风格来看，作为读者的曾朴显然对原作这一主题和寓意感悟颇深。他从作品的革命内容和历史重量中，剥离出《九十三年》为人道的内容和为世界的大主意，而且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句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气息的表述进行了解释。1911年11月，《九十三年》尚未刊登前，《时报》上曾刊出《革命小说九十三年事迹撮要》，介绍了该书的主要情节。文章未署名，但从其标注的法文原文以及对原作体例的介绍中，我们能够判断该文为译者曾朴本人所作。不过，其中所述原作“共分三编，第一编四卷，二编三卷，三编七卷”，虽然完全符合雨果原作的体例，却并非后来发表的曾译本体例(四卷六十章)，可见曾朴此时还并未完成此书的全部翻译工作，而是在连载过程中逐渐完成全书的。曾朴在讲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后又称，作品“又兼叙巴黎骚乱情形，及国约议会中罗约士比、丹顿、马拉各党派之暗潮，均极翔实奇崛，与我国现在情形均有关系，实惊心动魄之作也”(《时报》，1911年11月7日)，突出强调了译本与本土现实的关联性。但是，熟悉《九十三年》的人不难发现，曾朴上文所列举的与当时情形有关系的内容，主要是小说作者描画的历史背景，而不是作品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曾朴自己所用的“兼叙”一词也点明了这些内容在文本中的性质，后来发表的曾译正是删除了与我国情形有关系，但是却远离作品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国约议会”一章。译本于《时报》连载完毕，由有正书局发行单行本时，曾朴在译作前加入了“《九十三年》评语”，转而阐发此书“为人道”的主题，而不再挖掘此书与国内政治情形的直接关系。由此我们不难推测，曾朴最初翻译此书主要起因于作品内容与辛亥后政治局势的呼应，却未必对作品主题有深刻的理解，“革命小说”的定位恰恰突出了这种呼应，而翻译过程中曾朴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则使他进一步把握了雨果这部书“为人道”的“大主意”。
    雨果原作中集中探讨和凸现这一主题的段落，在第三部最后两卷“在胜利之后才发生战斗”以及“封建和革命”中，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郭文放走朗特纳克前夜的思想斗争以及他临刑前夜与老师西穆尔登关于革命理想的对谈，这两部分在原作中占有相当篇幅，在曾译中亦如是，约为4500字和3000字左右的文言。考虑到文言的简练以及中国传统小说绝少大段心理描绘，曾朴在翻译这两段文字时尽量传递原作的努力就更显出他对作品主题的把握。而在林纾及其合译者翻译的此书另一译本《双雄义死录》(商务印书馆，1921)中，对应的段落却均只有一百多字。
    在曾朴对原作的解读中，他所使用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表达尤其引人深思。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孟子·离娄》)，曾朴从传统资源中抽取“赤子之心”——未受任何遮蔽的人的真心和真情，来阐发原作“为人道”的主题，让我们看到面对雨果从社会革命出发探入人类灵魂的方向，曾朴是在以自己的文化视野与人生体验把握原作并与之对话。通过“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评价，曾朴不仅解释了放弃政治利益拯救孩子生命、使“人道终克非人道”(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67)的朗特纳克的行为，还解释了不惜放走共和国敌人的郭文的举动，而举枪自杀、内心深处终有“没有被浸进冥河的一部分”的西穆尔登，也同样拥有那超越政治利害计算的赤子之心。和林纾将雨果作品定名为《双雄义死录》，纯粹以“义”这一范畴来解释两位革命者行动的解读相比，曾朴的理解显然更贴近原作。
    在一个暴风雨般的大革命时代倡导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形象地反映了诗人与政治家立场的差别。在雨果小说中，郭文临刑前夜与西穆尔登的论辩，集中呈现出诗人的革命与政治家的革命间的差异。政治家总是权衡利弊，考量得失，法律是其借以成就一个“绝对的共和国”的最高力量，而使一切和谐相处才是郭文“理想的共和国”。当西穆尔登表明“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德造成的人”时，郭文则称“我倒愿意要荷马造成的人。”②在小说中，雨果对理性的计算与感情间的差别进行了定位：“逻辑只是理智，感情往往是良心；前者是从人类本身来的，后者是从天上来的”③，他相信“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郑永慧，2006：355)④，而主人公郭文最终听从的正是未被政治利害和理性计算所遮蔽的“赤子之心”。
    曾朴于清末进入政界，以后又有着起伏动荡的政治经历，但他晚年则坦言对政治并非真心感到兴趣，并在自传体小说中强调自己“唯感性”的气质(曾朴，1931)。辛亥后曾朴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当选省议员，因坚持清查江苏省六厘公债案得罪不少权贵与同僚，虽然此事终因大环境的黑暗以失败告终，但曾朴在这一事件中不为各方左右的顽强抗争精神多少能体现其执着的“赤子之心”。曾朴的个人经历无疑使他更能体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非人为因素，而他本人唯感性的诗人气质，也会令他对在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赤子之心”的作品主人公，有着比常人更深的共鸣。袁枚有曰：“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袁枚，1960：74)，如果说《九十三年》的原作者雨果借直接的政治斗争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描述，表达了一个诗人的社会梦想，呼唤着一场“人心”的革命，那么当曾朴以“为人道”，“不失其赤子之心”来解读这部“法国革命外史”时，同样表达了他本人置身政治生活中的诗人情怀。⑤
    这样一部诗人笔下的“法国革命外史”，其实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言说革命的方式。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知识界关于法国革命的言说⑥，并以此为基础来体味曾译《九十三年》。辛亥前后，无论是反对法国革命激进和暴力倾向的维新派还是赞扬法国革命风暴的革命派，都将法国革命作为一种可资参照的政治资源加以利用，按照自我的需求塑造法国革命形象。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更着意于渲染法国革命混乱、恐怖的一面，而革命派则“视法国大革命为世界民权运动的先导，是民权、自由和平等的化身”(刘宗绪，1990：90)。在1905-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革命问题的大论战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场论战以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停办，革命派在舆论上获得胜利而告终，“一种将支配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革命崇拜心态也随之初步确立了下来”(高毅，2000：19，20)。不难想象，近代知识界带着中国的问题来考量法国大革命时，必然是从政治观念和策略出发的，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笼统地谈论法国革命，而是对其各个派别进行了区分并给予不同的评价，且往往带着鲜明的价值判断对之进行政治上的考量。但读者面对雨果《九十三年》中的人物却很难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价值判断，毋宁说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令人感动与珍视的“人”的品质，他们虽然都置身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且的确是作家政治思考的产物，但我们只有从超越政治的人道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人物的处境。这样呈现出来的面对革命的不同立场，不仅与古代长篇小说善恶鲜明的人物塑造方式大相径庭，而且与从政治考量角度对法国革命各派进行明确价值判断的思想方式差异极大。
    另一方面，即使热情称颂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派人士，对于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思想原则，“自由”、“平等”、“人权”等，也仍然停留在口号的吸取上，并未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和系统的探究(刘宗绪，1990：92)。而雨果的作品恰恰试图从现实革命中抽离出大革命的精神目标，对之进行反思。雨果将大革命所有价值最终定位为“人”，通过对人道、仁慈的张扬将革命转入了伦理的领域，小说中人物的思考和叙事者的议论都带有强烈的哲理性，特别是主人公郭文所描绘的诗人理想的共和国，极具乌托邦色彩，很难为中国社会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提供具体的借鉴或教训。
    这样，译本《九十三年》所呈现的法国革命也因而超越了正义与邪恶、进步与保守等等二元对立的方式，显出复杂、甚至矛盾的面目，必然很难投合当时知识分子试图根据自身立场对革命各派作出明确价值判断的思想倾向。
    就《九十三年》的译本生产来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的社会现实无疑催生了人们对革命话题的关注，曾朴译本题为“法国革命外史”的策略就印证了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已经在汉语世界中沉淀下来的雨果形象及其意义则为译本的出现提供了另一个基础。清末民初法国革命本身就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当它出现在一位怀着“爱人之心、救世之论”的文豪兼政治家笔下时，就更具有了特殊的价值。“雨果笔下的法国革命”这种结合本身就应该对当时的读者具有巨大吸引力。《九十三年》最初连载于《时报》(1912年2月-9月)，在辛亥前的上海，《时报》是最为知识阶层所喜爱的报纸，有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从现有的材料看，这部作品似乎并未引起显著的社会反响。1921年，林纾与合作者从英文转译这部杰作时，丝毫未提及曾朴的译本。考虑到林纾曾多次表达对小说家曾朴的赞赏之情，无论林纾是否知道有曾朴的译作存在，他重新翻译此书时未言及曾译，都显示出曾朴译本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茅盾认为此书“先有林琴南的译本”，后有曾朴的译本(指曾朴后来重印的《九十三年》，1931年出版)(茅盾，2001：186)，说明曾朴的早期译文已湮没不闻了。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唯一一篇当时谈论《九十三年》的文字，是1916年刊于《清华周刊》(第76号)“含英咀华”栏目中的一篇《九十三年》书评，作者是汤用彤先生，署名“彤”，文中提到《九十三年》有中英文译本，证明作者对曾朴的译本有所了解，但对译本本身却并未作出评价。该文也谈到《九十三年》“末章言私义、公理、人道、革命之位置，甚有分寸”，显示评论者对这部作品重心的把握。不过，汤用彤先生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了解和体验却绝非一般读者可比，他作为哲学家较易领会这部作品对“私义、公理、人道、革命”的形而上思考，并不意味着这一主题能被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接受。
    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关于法国革命的话题集中于论证革命的合法性问题，那么雨果作品所关注的却是革命的终极目标。同时，法国革命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国王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贵族流亡，雅各宾专政的残酷，与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一片陈旧、军阀的势力膨胀、从前的封建势力重新掌控中央和地方政权有相当大的差异。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问题更多地反映为革命的不彻底。因此，雨果面向法国历史与现实创作的《九十三年》，作品所表现的面对革命的矛盾，以人性、人道为尺度反思革命的思路，以及其中所描述的革命乌托邦，在一个以民族存亡与发展为最紧迫任务的救亡时代，很难为当时的启蒙话语所容纳。
    《九十三年》这部译本展现了法国文豪雨果笔下的“法国革命外史”，其描述“革命”的方式，面对“革命”提出的问题，均突破了20世纪初知识界偏重从政治角度对法国革命进行的解读，显示了另一种思考革命的理路，正是这一独特性质，构成了这部严肃的译作未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原文为“Au-dessus de l'absolu révolutionnaire, il y a l'absolu humain”(Victor Hugo, 1965: 337)，今流传最广的《九三年》译本为郑永慧所译，郑译此句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此种译法经常为国内关于《九三年》的研究文章所引用，以说明作品之主题，笔者根据黄晞耘老师的建议，翻译为“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性”，实为更贴近原作的翻译。此句曾朴译为：“此时于革命决心之上，忽又发现一人道之决心。”(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66)。
    ②曾朴译为：“瞿文曰：然则汝不迷于算术中乎？”(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94)，原作为：“(-Tu te perds dans le nuage.)-Et vous dans le calcul.”(Victor Hugo，1965：368)。“薛慕丹曰：我愿以安格黎特(希腊之几何学大家)之学，改造人类。瞿文曰：我则宁为和美尔(希腊大诗家)”(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94)原作为：“-Je voudrais l'homme fait par Euclide. Et moi, dit Gauvain, je l'aimerais mieux fait par Homère.”(Hugo，1965：368)
    ③曾朴译为“理想仅属诸理，而感情则往往出于天良，一本于人，一源于天。”(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77)原作为：“Le raisonnement n'est que la raison; le sentiment est souvent la conscience；l'un vient de l'homme, l'autre de plus haut.”(Hugo，1965：347)。
    ④曾译为“权衡之上，尚有琴瑟。”(东亚病夫译，1913：卷四94)，原作为“Au dessus de la balance il y a la lyre.”(Victor Hugo，1965：368)
    ⑤有趣的是，在晚年所写的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中(梅志、张小风整理辑注，《胡风全集》，第7卷，第70页)，胡风认为，诗人“顶好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喜怒爱憎的人”，对诗人品格的表述，使用的也是“赤子之心”。
    ⑥本文关于法国大革命形象的描述，主要参考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许明龙《梁启超的法国大革命观》、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及沈坚《中国近代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等文，均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参考文献：
    
    [1]高毅.法国革命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崇拜的确立[J].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2]韩一宇.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8.
    [3]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0.
    [4]茅盾.雨果与《哀史》[C]，茅盾·茅盾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嚣俄.九十三年[M]，东亚病夫译，上海：有正书局，1913.
    [6]雨果.九三年[M].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8]曾朴.鲁男子·战[J].真美善季刊，1931，1卷1号.
    [9]Victor Hugo. Quatrevingt-treize[M].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5.
    [10]Jeffrey Mehlman. Revolution and Repetition: Marx/Hugo/Balzac[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论文所参考的文献有些是民国时期旧报刊，因为当时的报刊都是每篇文章独立排页码，连载文章的编码更是接续杂志上一期，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一本杂志从头到尾编页码，所以写出的页码对参考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笔者当初查阅这些民国文献时仅记录了卷期，并未记录页码。 )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