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学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报刊逐步取代版籍成为文学传播的主流媒体；报刊成为文学传播者沙龙活动的中心；报刊是文学组织、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开展文学活动的基本阵地；报刊参与并影响了中国文艺发生与发展的进程。
    关键词：近现代之交/文学传播/报刊/中心化

    清季以前的文学传播主要有两种方式：口头传播与版籍传播。口头传播主要有歌诗、讲唱、说书等形式；书籍传播主要是传抄、刊刻等形式。应该指出，版籍传播在文学传播的速度、广度以及易保存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口头传播；但在形象性、感染力方面，口头传播则占明显优势，尤其是说书等口头传播形式对受众并没有文字方面的要求，深受社会低端人群的欢迎。这两种传播方式各有优长，因而一直伴随着文学传播的发展。这样的文学传播方式至近现代之交时期，随着报刊的繁荣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刊媒介逐渐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
    一
    
    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报刊逐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传播媒体。就小说而言，不仅数千篇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最先发表在近代报刊上，而且许多长篇小说也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再由出版社刊行单行本。近现代之交的许多长篇小说名著，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东欧女豪杰》、《新中国未来记》、《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上海游骖录》、《老残游记》、《孽海花》、《邻女语》、《负曝闲谈》、《雪鸿泪史》、《断鸿零雁记》等，都是首先发表在报刊媒体上。吴趼人的情况比较典型，其全部中长篇小说，除《恨海》和他的生前未刊稿《白话西厢记》外，其余16部中篇小说和他的全部短篇小说都在报刊媒体上首发。刊登小说（包括翻译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文艺类报刊之多自不待言，非文艺类刊物也很多，“五四”前的有代表性的是《清议报》(1898)、《新民丛报》(1902)、《浙江潮》(1903)、《女子世界》(1904)、《东方杂志》(1904)、《扬子江白话报》(1904)、《民报》(1905)、《竞业旬报》(1906)、《粤西》(1907)、《女报》(1909)、《国风报》(1910)、《妇女时报》(1911)、《中华教育界》(1912)、《留美学生季报》(1914)、《浙江兵事杂志》(1914)、《娱闲录》(1914)、《大中华杂志》(1915)、《中华妇女界》(1915)、《太平洋》(1917)等。
    在这类报刊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曾连续刊登了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孤雏感遇记》、《埋石弃石记》、《苦儿流浪记》、《二青年》、科学小说《科学者之家庭》、少年小说《童子侦探队》、《青灯回味录》、《双雏泪》著译小说9种。又如《励学新编》刊印《迦茵小传》，《商务报》把中外大商人一一作为小说，《女子世界》刊发《女中华传奇》、《侠女奴》等，《中国实业杂志》除刊出小说外，还载有梁启超、宋教仁、汪笑侬等人的戏剧和诗歌。“五四”以后非文艺类期刊刊载文学作品这种情形趋于普遍，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许多现代文学名作家的处女作均发表其上。文学副刊也是刊载文学作品的主力军2。以《晨报副刊》为例。据统计，《晨报副刊》“新文艺”与“诗”栏发表诗歌共计1033首，这还是把一总标题下的诸多作品只计一首，如《繁星》标题下共有164首，但只以一首计。“剧本”栏发表创作剧本共53部。在《晨报副刊》刊行期间，共刊载翻译小说284篇、翻译诗歌140首、翻译剧本28部，另外还刊载创作小说数百篇，并且所刊登的小说与剧本多系连载，所占的篇幅总量相当可观。单个作家的作品刊载的情况可以以鲁迅为例。据统计，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全部作品都在报刊上首发，其中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6篇；《彷徨》的11篇小说，除了写于1925年10月17日至21日的两篇小说《孤独者》、《伤逝》没有在报刊上首发外，其余9篇分别发表在《语丝》、《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副刊》以及《莽原》上。散文诗集《野草》的24篇文章全部发表在《语丝》上。第一个杂文集《热风》共有30篇文章，其中16篇发表于《新青年》，其余14篇发表于《晨报副刊》。由此可见，鲁迅作品发表主要依靠报刊刊载，并且不仅仅局限在纯文学报刊上，综合性期刊、报纸副刊都成为他作品的园地。
    非纯文学杂志与报纸刊发文学作品的原因有很多，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活跃在近现代传播媒体中的编辑、作家等传播主体的强烈启蒙意识，使其较为自觉地运用文学作品作为传播载体进行“新民”与启蒙就显得非常重要。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一直到鲁迅等人即是如此。前文已有详细论析，此处不赘。其二，满足读者需要。在近现代之交，我国民营报刊迅速增多，剧烈的报刊之间的竞争，使出版者重视刊载文学作品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从而增加报刊发行量并提高其知名度与影响力。比如《世界繁华报》（1901年）1903年4月至1905年连载了李伯元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据孙玉声回忆：“《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说报界极盛时代。”《世界繁华报》虽是“大抵记叙官场的笑柄、社会的趣事，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茶肆酒馆的新闻”[1]29-37的小报，但在小说传播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另外，在提高发行量的同时，降低了单册报刊的印刷成本与价格，如上海期刊零售价每份一般不超过4角，《礼拜六》、《星期》等每份1角。各种文学类期刊5个铜元到1.2元不等。报纸类也较为低廉，如日报《晶报》仅为2角；《上海新报》为了竞争，一段时间全年订费只有2元[2]339。这是很多市民和读书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价格，从而扩大了报刊的读者群。其三，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通过报刊媒介首先发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广告效应，能引起一定的读者购买单行本的兴趣，为出版商与小说作者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其四，文学作品本身以其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对大量读者有着较为强烈的吸引力。晚清以来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市民群体亦随之不断增长，其对文艺作品的要求也有相应增长。其五，报刊迅速增加与因长期以来的职业偏见而造成的报刊从业人员明显不足的矛盾，使编辑者不得不考虑以文学作品补充版面。
    二
    
    文学传播者的沙龙活动逐渐走向以文艺报刊等媒体为中心。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的文学活动空间基本上局限在“沙龙”性质的小圈子中。酒会上的诗词酬唱、志趣相同的同声应和以及亲朋好友间的刻本抄本辗转相传是其主要的活动形式。近代报刊崛起之后，由于大量刊载文学作品日益受到文学传播者的重视。报刊特别是文艺副刊与文艺期刊同文学传播者结下了不解之缘。文艺报刊日益成为文艺传播者聚集的中心，几乎每一种有较大影响的文艺报刊都有着一定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比如“鸳鸯蝴蝶派”的诸多刊物中集聚了多以言情小说创作为主的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陆士谔等一批作家，这一类小说家群体生活在近代大都市之中，没有传统功名利禄思想的束缚，大都是新式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像包天笑等既是编辑又是作家的情况。又如，孙伏园执编时期《晨报副刊》(1923.6.1～1924.9.21)的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鲁迅、冰心、郭绍虞、叶圣陶、俞平伯、徐玉诺、陈大悲、王统照、余上沅、孙伏园、许钦文、朱自清、汪静之、孙福熙等。为了保持报刊作者群的稳定，刊物有时还举行一些诸如聚餐会、茶话会、联欢会等形式的活动联络彼此感情。据五四时期活跃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的新女性作者陈学昭回忆，孙伏园为答谢给《京报副刊》撰稿者，曾邀请这些作者在北平大栅栏的一家西餐馆聚餐。陈氏回忆道：“一间餐厅里，长长的桌子，面对面的坐满了人，每人座位上有一个写着名字的卡片放着”，“钱玄同坐在我的斜对面，我对面的是李玄伯”。“钱玄同老是和人说笑话，他和李玄伯开玩笑，也和我开玩笑”[3]22-23。聚会气氛之好，亦可想见。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由于文学报刊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其作家群也会有一定的变动。比如，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后，其作家群便有了一定的流动，接编《京报副刊》，原来《晨报副刊》的一批作者如鲁迅、周作人、许钦文、李小峰、林语堂、孙福熙等人便转移到《京报副刊》；至徐志摩主持时又是一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报刊是文学传播群沙龙活动中心这个基本判断。
    三

文艺报刊是文学组织、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的开展文学活动的基本阵地，也是观察文学组织、社团流派的文学主张之重要窗口。王晓明认为，文学社团流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研究不能够仅只局限于作家和作品，“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4]178。毫无疑问，与之相关的刊物的出版发行对社团“同人”的文学创作和活动构成极大影响。鸳鸯蝴蝶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小说流派，拥有文学报刊上百种，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小说时报》(1909)、《游戏杂志》(1913)、《小说丛报》(1913)、《中华小说界》(1914)、《礼拜六》(1914)、《小说新报》(1915)、《香艳杂志》(1914)、《消闲钟》(1914)、《小说大观》(1915)、《小说画报》(1917)、《红》(1922)等等。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是《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月刊（1卷4号始）等。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虽并非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但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阵地。报刊是文学社团流派推广其文学主张、扩大其影响的重要工具，甚至有的刊物为扩大其影响干脆以该社团的名字命名。这也是后来研究者往往把有无机关刊物作为衡量社团流派是否存在的标志之重要原因。“社团在人数方面有多有少，也不一定有严密的组织，但都各具特色。它们大都有自己独立的刊物，成员之间也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5]737-738郭沫若在回顾创造社创办的缘起时所说的一段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6]38。刘纳就此分析道：“找人和找出版社都是为了办刊物。刊物，这正是一个文学社团生存与发展的关键。”[7]“在他们看来，有了杂志才有‘社’，杂志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杂志是‘社’的形象的体现，杂志是使‘社’立足于中国文化界的惟一方式，杂志几乎就是‘社’的一切。”[8]3从这种近乎偏执的掌握媒体欲望，亦可窥见传播主体对报刊这种“权力媒介”之极端重要性的认知。当然指出报刊与文学社团、流派存在密切关系轻而易举，但是从文艺报刊的视角研究文学社团、流派的产生与演变规律的却不容易。包礼祥在研究近代小说理论时提出一个颇为新颖的命题：按照小说理论家的传播经历来划分理论家的群体归属，“有助于我们看清当时的理论派别，认识理论家的贡献”[8]3。据此，他将近代小说理论区分为政论报派、小报派、文学派、国粹学派、鸳鸯蝴蝶派、无传媒归属者等流派。这种分法是颇深刻的，因为在某种层面上说，“传媒的归属能准确反映人的基本政治倾向”[9]50-52。因为，作为“权力的媒介”的报刊，只有那些具有相同政治思想者才能共同拥有，思想一旦发生分歧，他们就无法共享同一个媒体，同人刊物尤其是这样。五四时期的胡适后来退出《新青年》另办刊物来言说自己的主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
    报刊参与并影响了中国文艺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文化的变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时代等因素存在普遍联系，这是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一联系并非直接的、简单的对应关系，正是媒介等中介把技术、资本、政治等非文学艺术因素引入到文艺生产中，使文艺生产过程与整个社会的运动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运动。《新小说》、《清议报》等报刊刊发了一批论说，旗帜鲜明地集体提倡政治小说，并发表了一批政治小说，影响了几代人小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自然，提倡政治小说的传播主体是梁启超等人，“人”在文学变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容否认。但是，“人”这个主体怎样才能发挥作用乃至发挥最大作用，也应该是文学研究不能忽视的论题。试想一下，若没有《新小说》等报刊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人之媒体平台，使他们的话语能得以高密度、高强度、大范围地传播，而是仅靠人际传播，其传播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近代文学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格局。以《晶报》、《礼拜六》、《申报》副刊《自由谈》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报刊阵地之于晚清通俗小说，以《繁华报》、《采风报》、《游戏报》、《消闲》、《新上海》、《花世界》等为代表的文艺小报之于晚清谴责小说，《新青年》杂志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这样。有学人在梳理《新青年》杂志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时指出，由于“《新青年》同人的努力，至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方式；是这一批自身并非文学家的启蒙主义者最先喊出了新文学的口号，正是在他们的提倡、鼓吹、组织和亲身试验下，才产生了最初的一批新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小说”。他们以最坚定的姿态倡导文学革命、呼唤民主与科学，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门。王晓明由此得出三点颇为独特的结论：“第一，文学的进程是可以设计、倡导和指引的；第二，文学是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主导倾向的；第三，文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可以对创作发挥强大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我想，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观念对五四以后文学进程的深远影响。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高居在作家头上的最基本的文学规范，正是它们和它们所衍生的其他文学规范，一起制造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独特现象。”[4]201看起来，好像这个论断难以理解与接受。其实，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从其同文艺开始紧密接触后就再也难以分离，并直接参与到文学生产过程中。而且，文学发展本身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非文学因素常常影响着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方向、性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媒介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文化运动与媒介之间的存在这种“奇特的”关系[11]52，在五四既不是第一发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由上可见，报刊媒介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本雅明在论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活动时说：“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12]44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面貌有些不同，报纸副刊与期刊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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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