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后的《文汇报》无论是版面还是内容都有了明显变化，从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起，《文汇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专论、旁听记，如《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暴力是扭不转历史的》等文章，并新增了“星期座谈”、“读者的话”等栏目。这个时期的《文汇报》战斗性极强，比较典型的是对羊枣事件的报道。
    羊枣，真名杨潮，进步记者，1945年7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6年1月被害死于狱中。《文汇报》对羊枣被害一事给予了详尽的报道，并联系其他报刊的记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1946年7月《文汇报》又以“羊枣无钱安葬”为题，控诉这个社会。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就收到捐款。羊枣安葬后，《文汇报》以《冤狱犹未了结，羊枣昨晨入土》做了最后的报道。以后《文汇报》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内战、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抗议美军暴行的文章。
    《文汇报》传播的正义之声，最终惹恼了国民党当局。1946年7月18日，《文汇报》被勒令停刊一周。一周后，《文汇报》复刊，读者争相购买。“读者的话”栏目刊登了郭沫若、叶圣陶等人的来信。《文汇报》刊登大量揭露、抨击反动政府的文章，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促进民主运动。如《中共声明全文》、《毛泽东论原子弹》等。1947年5月23日，因反动当局制造“五二○”血案，《文汇报》派记者李肇基、麦少楣采访，遭到特务殴打。5月24日，《文汇报》发文“少楣后脑被雨伞重击，已生血块，肇基则右眼被击伤甚重，已告青肿充血，”揭露暴徒行凶，要求惩治凶手。就在当天下午，《文汇报》发行到1086号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
    1949年6月21日，上海解放后的第25天，《文汇报》复刊，复刊当天的报纸沿用原来的顺序号1087号。复刊当天发表总主笔徐铸成撰写的社论，热情讴歌共产党的领导，鲜明地表示了报纸的立场和宗旨。复刊后的《文汇报》在经营方面，遇到与其他民营报业同样的问题，当时的党政机关及国营单位，对民营报纸不了解、有抵制；加上国家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上海的新闻业也不景气，此时的《文汇报》经营窘迫、步履维艰。1950年元旦，《文汇报》出了一期新年特刊，刊登了周恩来为《文汇报》的亲笔题词。3月份，徐铸成参加中央政府新闻总署会议，会议明确《文汇报》定位要面向青年知识分子。周总理的关怀及会议的精神为《文汇报》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文汇报》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三次改版，从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改版后的《文汇报》大量增加对教育的报道，开办“文化广场”、“社会大学”等栏目，这些栏目以中小学教师和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很受他们的欢迎。《文汇报》的发展及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引起国家教育部的关注。经与各方协商，《文汇报》决定迁址北京，改为《教师报》，并在1956年4月28日发表《终刊词》。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56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等人，向他们传达中央恢复出版《文汇报》的决定。同年10月1日，《文汇报》复刊，复刊编号是3405，顺延了停刊时的顺序号，馆址仍在圆明园路。复刊后的《文汇报》广义理解了“文汇”的含义，即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的新闻汇合起来。这个时期的《文汇报》确定了除翔实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外，着重报道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新闻，并以一定篇幅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形式力求活泼大方的办报方针。《文汇报》的改革，受到了党中央及新闻界人士的肯定。毛泽东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对与会的徐铸成说：“你们的报纸放（指“百花齐放”）得好，我也爱看。”60年代初期，新闻媒体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日益升级，《文汇报》也不例外。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讨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灾难，新闻界更是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此时的《文汇报》演变为“四人帮”御用文人的新闻喉舌，成了“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粉碎“四人帮”后，新闻界实现了拨乱反正，《文汇报》也获得新生。在以后的岁月里，《文汇报》继续以事实说话，坚持新闻反映现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