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于昊燕(1976—)，女，山东滨州人，教师，博士，大理学院文学院
    内容提要：“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从不同方面塑造儿童的心灵，对于作家日后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对作品情感类型的影响极大。父亲在老舍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在老舍的家庭结构中，“父亲之名”却并未消失，通过母亲的话语，甚至是通过一些物体得到体现，“父亲之名”———母亲———孩子构成了新的家庭三角平衡关系。于是，父亲的角色功能靠“父母之名”的形式存在于老舍的生活与心灵中，并对老舍的人生抉择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父亲之名/丧父/人生抉择/创作

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比较有效(效力总是相对的)的抚育方式是双亲抚育。他把夫妻和子女比作“社会结构中的真正三角”。心理学家亦认为，一个具有完整结构、有效发挥全部功能的家庭，在人一生成长的最关键的儿童、青少年时期，给予全盘的生活能力的培养、情感的安抚、社会知识的灌输、社会规范的熏陶，从而为人格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化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从不同方面塑造儿童的心灵，对于作家日后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对作品情感类型的影响极大。一般地说，“母亲”主要是从情感上塑造作家的心灵和个性，而父亲则从才能上、社会规范上培养他们。“母亲意象”、“父亲意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涉及文学创作与人生选择的各个方面。
    老舍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老舍才一岁多一点，对父亲本人并无多少记忆。老舍是母亲带大的，老舍母亲身上的旗人优秀品德影响到了老舍的方方面面。在老舍的心目中，他认为母亲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人们在谈论到老舍的成长的时候，也多提到母亲对老舍的言传身教，而少有议论父亲对老舍的影响。
    那么，父亲意象与老舍的成长、创作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一、丧父与父亲之名
    老舍四十岁时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追述童年：“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文中的“三岁”，是中国农历的计龄方式。按照现在通行实龄方式计算，那时候老舍一周岁零几个月。1899年2月3日傍晚，老舍降临到这个世界。1900年8月15日，他的父亲为抵抗八国联军入侵在巷战中遇难。父亲的去世使得家里生计极为艰难，“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同时，贫穷生活也加剧了老舍的丧父之痛。父亲的惨死与国仇家恨联系在一起，成为老舍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痛。
    丧父会导致“父亲意象”的缺失。但是，“丧父”并不等于孩子生活中一定失去父亲这一角色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亲———母亲———孩子构成原始的家庭三角关系，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真的去世了，他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应该仍然存在，并且由能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来占据这一空位。这个能指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几句话、一件物体，总之，它们应该是能体现父亲作用的象征力量。拉康将这种体现父亲象征力量的能指称为“父亲之名”。在拉康的规则里，父亲的概念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不代表孩子幻想中的无所不能的父亲。拉康认为，父亲是“一种隐喻”，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它代表法律与家庭秩序。
    由此可见，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父亲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父亲所自然具有的，他必须要体现法律和经济的力量，反之，如果真实的父亲不能发挥这个作用，他就不能被称为“父亲之名”。父亲在老舍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在老舍的家庭结构中，“父亲之名”却并未消失，而是通过母亲的话语，甚至是通过一些物体得到体现，“父亲之名”———母亲———孩子会构成新的家庭三角平衡关系。
    二、父亲之名的体现
    
    首先，父亲的作用会通过母亲的话语得到体现。
    按照拉康的理论，如果母亲认可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他真的去世了，他对家庭及孩子们的影响仍然存在。父亲去世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老舍从母亲对父亲的回忆中感觉到了父亲的存在和他在家庭中的作用。自老舍开始记事起，直到母亲病逝，老舍听过母亲多次含泪追述八国联军的罪行，联军攻入了地安门，老舍的父亲战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此外，老舍在十来岁的时候也经常问母亲：父亲是什么样子。而母亲若高兴，就把父亲的特点告诉老舍。在童年阶段，老舍每年都有几趟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死去的父亲上坟。母亲告诉他：咱们是旗人，庚子年间，你的父亲阵亡了。
    母亲的回忆使得父亲的地位在家中得到确认。同时，他的地位与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就这样，母亲对父亲的回忆替代了父亲的名字，使父亲———母亲———孩子三角结构关系得到平衡。
    其二，父亲之名还可以通过他物来体现。父亲的模样，老舍记不得。但是老舍在八九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父亲出入皇城的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四个大字。另外，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保留了父亲所种的花草与爱花草的习惯。“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是“面黄无须”的腰牌与父亲的花草填补了父亲留下的空位，与母亲对父亲形象的叙述话语一起，满足了老舍对父爱的需求。
    其三，父亲之名与宗月大师。
    宗月大师对老舍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和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宗月大师担当了父亲的社会角色。
    宗月大师送老舍上了学，奠定了老舍的文化基础。在老舍的少年时代，刘寿锦(即宗月大师)对老舍的母亲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然后，第二天，老舍“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后来，老舍“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同时，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乐施好善、同情穷人的品质。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中写道：“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我去入私塾那样!”不管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宗月大师也担当了部分“父亲之名”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老舍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残缺不全，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结构被拆解，但是母亲对父亲的追忆、父亲的遗物以及宗月大师的人性关怀构成了“父亲之名”，使得这个家庭重新建构了一个稳固正常的状态，使老舍的心理发展基本处于平衡状态。
    三、父亲之名对老舍的影响
    
    在老舍的生命中，血缘上的父亲虽然去世得很早，但是父亲角色对孩子的社会作用通过“父亲之名”体现出来，形成了忠诚、善良、仁慈的父亲形象。
    1、父亲之名对老舍人生抉择的影响
    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八旗军队中一个守卫皇城的护军，任务是负责保卫整个京师的安全。在清代中晚期，虽然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是某个政府的官场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某个民族整体。实际上，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几十年间，八旗下层官兵中依然表现出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他们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也在史书上多有记载。
    1900年，八国联军疯狂入侵北京，八旗军人为护卫祖国首都而喋血奋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场景。老舍的父亲舒永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舒永寿在这一场战斗中没有如太后皇帝般临阵脱逃自已奔命或者回家看顾妻子儿女，而是在巷战中坚守岗位直至最后殉难。幼年的老舍在“父亲之名”的熏陶下渐渐长大，父亲英勇忠诚的形象在老舍心中扎下了根。老舍一生极具爱国情操，从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流淌在父亲血脉中的对国家的忠诚，影响了老舍一生中的数次重要抉择。
    1937年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爆发以后，老舍首先考虑的是：“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一个读书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为此，他思索再三，毅然决定抛弃舒适宽裕的大学教授生活，舍下刚刚分娩的妻子与幼弱的儿女，提着皮箱，登上最后一列火车奔赴抗战后方，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艰难困苦的抗敌文化工作，为社会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叹的表率。老舍并不是对家无情，老舍曾经几次把皮箱打点好，可是看看妻儿又不忍心离开。后来，老舍在武汉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当时的情怀：“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这首诗中透出老舍对家人的殷切牵挂，但是，老舍内心有着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战卫国的榜样，于是，老舍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难困苦、与家人分离的流亡之路，守护自己的气节，为国效力。
    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原定期为一年。一年后，曹禺按期回国，而老舍却留了下来，直到1949年，决定回到祖国的怀抱。老舍迟迟不归原因是多样的。一是1947-1948年夏，他几乎天天苦写《四世同堂》；二是老舍要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作品，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在老舍的参与翻译下出版了《离婚》、《鼓书艺人》、《四世同堂》等重要作品；三是老舍对内战有自己的看法。1946年老舍在《内战》一文中提出：“和平是条活路，内战是条死路，其他都是诡辩。”经历了八年抗战，情感单纯的老舍出身贫寒，对老百姓有着深厚感情，他一直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再受内战之苦；四是1946年老舍和左翼作家之间发生了误会。因为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可是美国报纸刊载这个消息的时候说老舍反苏。消息传到上海后，郭沫若等文协的老朋友纷纷谴责老舍，而老舍也因为老朋友们的不理解而伤心，以致于请辞文协理事与退还文协资助的药费。这件事情给老舍内心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1948年老舍给何容的信里还说：“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
    虽然因各种原因让他对祖国的情况感到忧虑，他也可以留在美国或者去英国，但是老舍最终还是决定回国，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舍内心有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在中西文化修养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使他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同时，在政治上常常超越党派。促使老舍做出最后选择的不是一个政治权衡，而是老舍内心的自发的情感选择：天然倾向于一个为穷人说话的政权，天然倾向于自已的祖国，“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
    1966年，老舍选择在太平湖自沉，同样与他的爱国情结有一定的关系。老舍在《茶馆》中借常四爷之口说：“我爱咱们大清国啊，可是谁爱我啊?”这句话表现了爱国情绪的困境：爱自己的祖国，但是在祖国生活的基本权利却无法得到保障。1966年的老舍身处爱国情结的困境中，尊严被人侮辱践踏，对祖国的忠诚与对现实的强烈质疑让他陷入无路可走的悖论，只能选择死亡来保持缄默与继续忠诚。
    2、父亲之名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
    父亲之名的身影也总是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若隐若现。在老舍的作品中直接以舒永寿为原型的作品有《小铃儿》、《正红旗下》等。小铃儿的父亲形象复活在小铃儿母亲的叙述中，“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而小铃儿也正是在父亲阵亡这一形象的影响下要锻炼身体抗击侵略者，要为父亲报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的父亲形象是老舍对舒永寿的直接缅怀与描述，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人物外貌及事迹都与舒永寿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在老舍的作品中，有一类慈父形象：性格宽厚、平和又自尊要强，为人老成持重，对家庭负责。虽然这些慈父形象没有死于战火之中，却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祁天佑是上敬父母下佑子孙，是一个正派的生意人，他善良，在小崔惨死的时候捐钱捐物，在自已受了委屈的时候存在心里而不去让家人难受；他明理，他支持儿子出城抗日；他负责，在动乱中看顾铺子，他宁肯自已卖了袍子受冻也不肯让柜上吃亏；他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慈父形象，但是，这个四世同堂堡垒里最要紧的一层却很少出现在四世同堂的日常生活中，老舍给他安排了一个布铺掌柜的身份，使他大多数时间在铺子里，而在家中处于近乎缺席状态，以致于家人在讲古的时候几乎忘记了他还活着。祁天佑最终因为侵略者的侮辱而自杀的悲剧结局使这个人物彻底走出了四世同堂。
    父亲之名对老舍文学创作的影响，不止是表现在人物方面，还表现在主题方面。卢沟桥的炮声开始了老舍流徙不定的抗战生活，与此同时，老舍的文学道路和文学理念也随之转型，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至上”的情感倾向，为抗战写了《国家至上》等大量抗战作品。“国家至上”的主题在老舍的创作中并不是应时而作，国家主义是老舍毕其一生的坚执信仰。比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敬重那些精忠报国的壮士们，鄙薄卖国求荣的汉奸。老舍在写到最终叛国附敌的学识高深的牛教授时是这样描写的“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他有脑子与身体，而没有人格。”老舍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忠诚爱国血脉不止奔流在身体里，也沸腾在作品里。
    在现实生活中，老舍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只生活在家人记忆中的死者，却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缺失了的存在”符号，具有象征意义。于是，父亲的角色功能靠“父亲之名”的形式生活在老舍的生命中，并对老舍的人生抉择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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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