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物中，单就“信函”一项论，巴金文库所藏虽数量算不得最多而质量却无疑最高。究其原因，一在其不少信件相比之下年代较为久远，二在其所涉之人与事大多可以“名见经传”：一言以蔽之：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巴老的藏信有着更高的文献与文物双重价值。惟其如此，2009年6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1辑才为巴老藏信所专有。尽管如此，却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尽录全收。所遗之珠，兹特掇拾几许以为钩沉。
    张静庐致巴金
    
    巴金先生：
    尊著《萌芽》一书，业经中央明令查禁，昨由市公安局会同捕房人员到店搜查，并将该书纸版全部缴去矣。耑此奉达，即希查照为荷。顺颂著安。
    上海现代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张静庐
    十一、廿四
    这是一份公函，谈的是巴老早期著作《萌芽》遭查禁的一件公事，根据内容判断其制作年份应为1933年。写信人张静庐，原名张继良，现代著名出版家，浙江镇海人，1898年4月出生，1968年9月离世。据网上资料整合可知，他1915年进天津《公民日报》，1920年进泰东书局，1924年至1934年，先后与人合资或个人独力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起起落落20年，主持出版了数量巨大的进步图书与杂志。图书不计，仅以杂志算，就有鲁迅主持黄源主编的《译文》、郭沫若主编的《洪水》、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田汉主编的《南国》、郁达夫主编的《大众文艺》、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孟十还主编的《作家》、黎烈文主编的《中流》、丁玲主编的《战地》、胡风主编的《七月》、叶灵风与潘汉年主编的《幻洲》、叶圣陶(郢生)主编的《光明》、高长虹主编的《狂飙》、李一氓主编的《巴尔底山》、周扬等主编的《文学月报》和徐懋庸主编的《新语林》等等，为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朽贡献。抗战开始后，又配合时事，出版了一批宣传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报告文学，如碧野著《北方的原野》，姚雪垠著《战地书简》，李辉英著《军民之间》，张周著《中华女儿》，曾克著《在汤阴火线》，师田手著《背叛祖国的罪人》，刘白羽著《游击中间》，舒群著《西线随征记》，吴奚如著《阳明堡大战》等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尽了一份职责。正因为如此，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于1943年组织纪念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25周年征文活动，董必武为之亲笔题诗：“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
    出版《萌芽》，是张静庐与巴老的一次不够成功的合作。《萌芽》写的是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及其觉悟后奋起反抗的故事，1933年1月动笔，边写边在《大中国周报》连载。5月上旬写完，中旬付印，8月由现代书局出版，收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内，共11章。初版两千册，尚未售尽，即被禁止发行。上述公函，就是遭遇查禁的见证。
    面对强权，巴金并未屈服。此后的斗争，有其多年以后的自述在：“(一九)三四年八月，我替书中人物改名换姓，并重写‘结尾’，又将书名改为《煤》，交给开明书店刊行。全书排竣，打好纸型，但在送审期间，忽然得到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停印的通知，开明书店感到为难，我也不服气，便向开明买下纸型，自费印了一版，印数不过千册，书名改作《雪》，说是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其实委托上海生活书店在国内秘密发售。后来图书审查会一度取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我便将《雪》的纸型送给文生社。(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但所谓初版，已是第三版了(生活书店售出的一部分算是第一版，未卖出的由我收回，换了封面和版权页，改装为文生《新时代小说丛刊》精装本，这是第二版)，所以接着在十二月又出了‘再版’本。”
    与巴老的说法相印证，即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之《新文学版本图典》中有如下记载：
    “萌芽 长篇小说。巴金著。1933年8月1日初版，印2000册。上海现代书局印行。《现代创作丛刊》之八。馆藏现代书局1933年8月初版、平社1935年1月初版(书名为《雪》)，文化生活出版社(书名为《雪》)1936年11月初版、同年12月二版、1937年3月三版、同年5月四版、1939年8月八版、1946年1月十一版、同年10月十二版、1947年9月十三版、1949年3月十四版；新生出版社1939年2月初版(书名为《朝阳》)……”
    一部小说，由现代书局到开明书店到“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左冲右突，辛苦辗转，先叫《萌芽》再叫《煤》最后定名为《雪》。《煤》虽未能出世却留下了一份清样，这清样现在正睡在文学馆的手稿库中。灰蓝色封面上嵌一烫金“煤”字，环衬上有巴老手迹“作者自存”与“巴金”名章，扉页上有上引自述。自述最后写道：“我就只保留了这一份清样，这是惟一的一份，是在别处找不到的。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它都不曾受到损害。造反派抄走了它，又把它送回来了。现在我拿它送给现代文学馆，让它在这里安息吧。巴金 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七日 上海”
    顺便提及，为《萌芽》招致灾祸的是它的结尾，那里有大意如斯的几句话：“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落雪了，“雪盖住了火山，但是火种并未消灭。”
    方叙致巴金
    
    金：
    书收到了，《珠落集》精装还未收到，如未寄，不必寄了，到上海自己取就可以。文丛销路好，甚高兴，拉稿事当尽力。亚徵的我就写信去，金魁的不成问题。诗集有点为难。***自然不成问题，可是近来我对此人颇不满。此人对朋友不忠，而且更有点势力。***找找不成问题，只是他又气焰太甚，有点犯不着。广田不知有稿子否？要他一本散文诗合集如何？我的中篇等到上海时再决定，因为从文和东华那次的纠纷，我不知道他们怎样。那中篇已寄出，原稿一二三面。故事又是□，没有法子，看到许多事都不能写，只好弹旧调。为开明的短篇写完了，为萧乾的文章还不曾提笔。该写的文章好像太多了，提笔又太难，实在没有法子。《雷雨》日文本之出版有许多有趣事，日本出版界之黑暗更有甚于中国者，详情见面谈。我大约三月十一日十二三日即可动身，总是坐车、转车，到南京大约是早晨六七时，到上海大约是下午二时余(详细时间等动身快信再告你)。我用二等半价票，孝曾给我找的……我北平大约不能去了。希望到上海我们先快活谈谈玩玩。
    方叙
    廿九日
    家宝早说过《雷雨》日文本送你一本，说不定由我带你。可是到今天还没有寄到。
    正要寄信的时候，得到快寄的《雷雨》《珠落集》精装本各一册，极好看！谢谢！
    到上海动身信，只写给你一人，所以盼你能到站接我。
    一封编辑家给编辑家的私人信件。“信中谈些私事，谈些个人感情”，而更多谈的是约稿、组稿，谈的是作者与编辑者的关系。写信人方叙即章靳以，巴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信中提到的《珠落集》是靳以的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初版；《雷雨》是曹禺的剧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初版。二者同入巴老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集，又同于1936年2月再版。由此可推知此信所署“廿九日”属于1936年的2月。当此之时，靳以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月刊》已经终刊，靳以曾于“六日”致信巴金谈到此事，“振铎给我来了一封信，劝我不要离开，但是我去志已决，我不愿意累死自己，而且为他累死更有点不值得。”信中也谈到“家宝旧剧本”，谈到巴金的丛书计划，谈到因为“母病重，家中情况不堪”而“觉得活着的乐趣很少”。后来是看了高尔基的传记，“还有一本你们(指巴老等——笔者注)所编的革命史诗”，思想情绪才得以振作，“觉得活在世上该奋斗，要用尽自己最后的一点力量，要滴尽最后一滴血”，于是“希望到上海我们先快活谈谈玩玩”。而这“谈谈玩玩”的巨大成果，便是巴金、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的诞生，是两个人后半生不离不弃的忠诚合作的崭新起点。
    对于这位30年的忠实朋友，巴老一生念念不忘。他在《〈靳以选集〉序》中写道：“靳以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又是认真负责的编辑，还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他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仿佛为了证明这一切，巴老一直珍藏着靳以写给他的另外一封信，信中所谈几乎全与编辑、出版有关：
    金：
    来信收到了，这两天上海也大热，会也开得多，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很紧张。你在北京太忙了，望保重身体。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什事我可以帮助你做。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璧拉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设(受)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家璧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星月报》也可以理论小品为主出一个丛书，《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编辑部人不要多，主要是依靠外力编丛书。只要把印刷发行搞好就是了。你看如何？……茅公的稿子还是和他说，迟早无关，只要写好肯定给我们就是了。老舍同志也是如此。从文闻在为《收获》写稿，我已写信去，你见面的时候可再说一声。你们的会如开过廿二、三，我还可以赶着到北京走一次，大家谈谈。你看如何？匆匆不再多说，祝好！
    靳以
    七月十一日
    多么友好的搭档！多么默契的配合！只可惜走得太早，让巴老写了《哭靳以》又写《靳以逝世二十周年》，写了《〈靳以选集〉序》再写《〈靳以文集〉后记》，说不完的友情道不尽的思念之后，还要为了“十几年没有印过他的一本书”而害怕他被遗忘，担心后来者“谁知道靳以是什么人”……为请巴老放心，不妨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之《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中几个有关靳以的条目抄录如下：
    《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创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前3期由北平立达书局发行，第1卷第4期起委托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出版地皆为北平。1935年12月16终刊，共出8期……重要作品有老舍的《黑白李》、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冰心的《冬儿姑娘》等小说，曹禺的剧本《雷雨》等。
    《文季月刊》，1936年6月1日创刊。巴金、靳以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发行。出版地上海。同年12月1日终刊，共出7期。该刊系郑振铎、靳以合编《文学季刊》之延续，故而创刊词名曰《复刊词》……重要作品有巴金的长篇小说《春》(1-10章)，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1-14章)，金魁的中篇小说《遭遇》，沈从文、芦焚、罗淑、萧红的短篇小说以及刘西渭的文学评论等。
    《文丛》，1937年3月15日创刊，月刊。靳以编辑。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出版地上海。因战事爆发，第1卷第6期到次年4月20日才迁至广州出版，第2卷又改为半月刊。1939年1月20日终刊，共出12期……重要作品有巴金的长篇小说《火》、靳以的长篇小说《前夕》、曹禺的话剧《原野》等。
    长简致靳以、巴金
    
    靳以、巴金：
    这里我不拟久住，假如靳以的病没有害成，请代我看一看房子。稿子正在写，连门也不敢出了。关于大公报的事，虽是小事，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熟思的结果，觉得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兹特附上致大公报的信，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请代我投邮，否则请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拨三百四十元给大公报馆(我想你们也许不怕我卷款潜逃)。我全凭你们办理，而责任决不会让你们负的。匆此颂好
    长简
    五月卅日
    长简即作家王长简，笔名芦焚、师陀。河南杞县人，1910年3月出生，1988年10月离世。曾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从1936年至1939年，先后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无名氏》，散文集《上海手札》，长篇小说《马兰》，剧本《大马戏团》等著作。 此信主要内容，是谈他的《谷》获《大公报》文艺奖之事，由此事可推知此信写于1937年。
    大公报的文艺奖，因为“史无前例”而倍受关注，当时有人评说议论，如今也还有人在考察研究，而时任《大公报》副刊编辑的萧乾则在晚年撰文记载：1936年，是吴鼎昌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十周年，报社想搞一次全国性征文活动，以为纪念。夏天，社长胡霖为此征询萧乾意见，萧乾考虑到应征稿件数量必然很大，裁判者既无时间逐一细读意见也难协调统一，就建议学习开明书店邀请作家写文章出纪念集的办法，却因为社长不愿步人后尘而遭到否定。此路不通，萧乾便另辟蹊径，又“谈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普立兹奖金，办法是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比较容易掌握”。“胡社长听了颇以为然”，要他“立即着手拟定办法并开列评选人名单”。“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萧乾说，“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萧乾甚至清楚地记得评选委员会对各位获奖作品及其作者的评说，他们对芦焚的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萧乾还说：“在协商经过中，争论并不大。如果说出现过风波，那并不在裁判员之间。评选结果公布的当天，报馆经理部一位私人开着一家书店的主任同我大闹了一场，因为没选上他出版的一本书。”
    萧乾此文曾寄巴老看过，巴老看后有回信如下：
    炳乾：
    信收到。回答如下：(一)我读过全文，觉得平常，不算精彩。(二)关于《雷雨》，你要提出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和章，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把他的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三)略。(四)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肖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肖军是否愿意接受，肖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他到天台山去写文章)。
    ……
    芾甘
    二日
    《羊》的作者是肖军，《八月的乡村》署名“田军”其实也是肖军；《羊》是短篇小说集，《八月的乡村》是长篇；《羊》在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八月的乡村》则是由上海奴隶社出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时在1935年8月。最初入选文艺奖者究竟为谁？按常理分析，似乎只有在决定把文艺奖金颁发给《羊》时，才更有理由要巴老“去问肖军是否愿意接受”，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编与著的关系，所以有理由更容易沟通。而由于“肖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致使受奖者“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最终决定“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即做好“受”“拒”两手准备而以“受”为主，前提条件是“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而所谓“不近情理的言论”，大概是指与萧乾“大闹了一场”一类人物的高论吧？
    顺便说明，《八月的乡村》是肖军的早期代表作。它通过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转移过程中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武装进行的激烈战斗，表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鲁迅曾为之作序，指出这部书虽然描写的只是北方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却代表着当时全中国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范洗人致巴金
    敬启者：敝公司内移桂林、重庆时，猥承不弃，屈就设计委员，多所匡襄，至纫高谊。现在复员东归，而文旆亦适翩然戾止，辄敢改聘台端为编审委员，仍赖指示。谨致本年下半年夫马费五万元，即希俯允哂纳。无任殷盼。此上
    巴金先生
    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范洗人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
    又是一份公函，更确切地说是一份聘书。虽只寥寥数语，但堪为出版界之楷模的“开明人”与“开明风”，却可由此窥斑见豹：先说与作家的关系——抗战期间书店“内移桂林、重庆时”，巴金“屈就设计委员”；抗战胜利后书店“复员东归”，巴金也正好飞回上海，“辄敢改聘”其为“编审委员”。被聘者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先“俯允哂纳”“本年下半年夫马费五万元”。再看聘书用语——“多所匡襄”、“仍赖指示”、“至纫高谊”、“无任殷盼”等等，虽然都是客套话，却说得温文尔雅诚恳谦和，不由得人不爱听。寥寥数语，负载着一份友情一段岁月，酝酿出巴老的一篇6千字回忆性散文《我与开明》。
    文章中，巴老的感恩之情流溢于字里行间。他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还有呢？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他的“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都是由开明率先推出。巴老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小说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把稿子交给别家书店出版，开明不反对；后来我把卖给别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书收回来送到开明去，开明也会收下，给印出来。”多么大度！多么从容！多么游刃有余自尊自信！只因为“它是作家和教师办的书店”，因此它“对每一位作者不论他的书是否畅销，它一样地对待，一种书售缺了，只要还有读者，就给安排重印”。看看巴老著作中那些初版之后一印再印的“桂林版”、“成都版”、“重庆版”、“香港版”、“东南版”，就知道即使是在“逃难”中，开明也一时一刻没有放弃对作者、对读者的这一份责任。而最重要的是，巴老与开明“并无特殊关系”，他“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也不熟，惟一的“私交”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曾同索非“在章家吃过一顿饭，却想不起同章谈过什么事情”——真正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其清也如水。
    然而，最是清淡如水的友情，才最是天长地久刻骨铭心。忘不了主持开明编辑事务的夏丏尊，忘不了只见了他“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就拿去发表的叶圣陶，忘不了介绍索非进开明的胡愈之，忘不了开明北迁之后在上海福州路留守处接待他的那位“对中国封建文化下苦功钻研过的经学家又是‘五四’时期冲进赵家楼的新文化战士”周予同，忘不了那个“不声不响、踏踏实实在书桌跟前埋头工作了一生的老友”顾均正，忘不了1932年初因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日军炮火摧毁而去了开明做编辑的徐调孚，忘不了“抗战期间‘身经百炸’的卢芷芬……”在巴老深情款款的记叙中，形象最为真切鲜明的一个该是开明后来的总经理范洗人：“记得在抗战后期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常见到他，同他一起喝过酒，躲过警报，吃过狗肉，可惜我的酒量比他差得远。那些年我写文章、办书店、谈恋爱，各处奔跑。最后离开广州和桂林，两次我几乎都是‘全军覆没’，一九三八年‘逃难’到桂林，连过冬的衣服也没有。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我常常得到开明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当然我也会活下去，会继续写作，但是我不会编印文化生活社出的那许多书……没有开明，我不可能赤手空拳在抗战八年中间做那些事情。在那些年我常说：什么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为吃饭穿衣担忧……”只可惜在巴老的开明熟人中范洗人“走”得最早，巴老曾到他的灵前行礼告别，“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开明还不曾结束”。
    《我与开明》写于开明书店60岁生日的1986年，其时巴老已经82岁，是“《我与开明》这个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巴老说：“我同开明接触多年，我始终保留着好的印象，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它没有官气，老老实实，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二是不向钱看，办书店是为了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只想勤勤恳恳认真出几本好书，老老实实给读者送一点温暖。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都把开明看做忠实的朋友。”“开明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书店，它不过做了一点它应当做的事情，因此在它结束以后三十几年还有人称赞它的传统，表扬它的作风。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在拜金主义的浪潮冲击我们的出版事业，不少人争先翻印通俗小说、推销赚钱小报的时候，才有人想起那个早已不存在的书店和它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不是来迟了些呢？”——巴老在怀念“开明人”呼唤“开明风”，而“范洗人致巴金”的信，正好做了那“人”那“风”的一点儿物质遗存与历史见证。
    为上面的文字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思绪钻出尘封的故纸，眼前霍然一亮的同时，忽然就明白了巴老倾后半生之力倡立文学资料馆的伟大意义。岁月无情，往事如烟，人的记忆又是个不大靠得住的东西——它很弹性很灵活很“势力”也很“功利”，常常在道德良心缺位时以个人好恶对事实进行筛选与涂抹，恣情使性地把历史当成一个小姑娘任由打扮。然而，只要有真真切切的第一手资料在，哪怕不过是只言片语，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也是历史的“具象”摸得着看得见。它们是前人留给后人的遗产，是后来者继往开来的倚凭与根据——巴老为祖国文学事业的未来看得深想得远，他的良苦用心，天地可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