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一1929）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著名导师。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 [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如张心澂著《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2]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3]
    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一书，[4]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平反疑古辨伪所造 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
    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5]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1927年2月至6月，梁先生在燕京大学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学期，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周传儒、姚名达、吴其昌记录，辑为一书。[6]其第四章《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分传授统绪和文义内容两大项，提出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古今辨伪方法之大成。下面，笔者就以梁先生此说为主，参以前两说，平议其是非短长，以为借鉴。
    梁先生从传授统绪辨别古书真伪，第一条标准就是看旧志是否著录。他说：
    我们除《汲冢书》以外，无论拿着一部什么古书，只要是在西汉以前的，应该以《汉志》有没有这部书名，做第一个标准。若是没有，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7]
    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
    西汉一代，勤求古书。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刘歆编校中秘之书，著于《七略》。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著录的却没有。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以外，别无可信。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8]
    其逻辑推导是：天下所传先秦、秦、汉书，尽藏于中秘，刘歆《七略》尽收中秘之书，《汉志》尽可代《七略》之功用，所以《汉志》未著录之书，“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
    这一推理，其大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余嘉锡《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云：
    《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也。以班固本书之说推之，其故有三：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著于录。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夫礼仪律令，既藏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者同。《后汉书·曹褒传》言“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固既深惜汉典之寝而不著，及亲得其书，乃不与刘向、扬雄、杜林书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录》不录国家官书，故不得而入之也。一则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著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班固直录《七略》，新入者仅三家，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仓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王莽传》之《乐经》，《律历志》之《三统历》，并不见录，他可知矣。（刘向、扬雄书，所收亦尚未尽，《方言》是矣。）《艺文志》于汉时书，不尽著于录，证之本书，章章可考。其他古书，真出于西汉以前而不见于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9]
    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著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品，可谓的论。[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著录。著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出于战国楚墓，此书也不见于《汉志》等史志目录。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如《五行》（又称《德行》）、《二三子》、《要》、《缪和》、《昭力》、《五十二病方》诸种，皆未为《汉志》所著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此 类情况尚多。如以是否见于《汉志》来判断真伪，上述出土佚籍则皆为伪，岂不谬哉！所以，无论 从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看，梁氏的这“第一个标准”就不能成立。
    梁先生古书辨伪的第二个法门是：“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11]梁先生的这一判断，实质是假定后志的作者尽见流传于后世的前志著录之书并皆收录。正因为是尽见著录，所以当“异本突出”，尽管前志已有著录，但后志不载，则定其为伪。这一推论的前提同样成问题。《隋书·经籍志序》云：
    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12]
    余嘉锡先生说：
    既于旧录有所删去，则六朝以前古书为所刊落，不见于著录者，必甚多。故为唐人所不满。《旧唐书·马怀素传》言怀素于开元初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以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证。”……新、旧《唐志》所载隋以前书，多《隋志》所不著录或注为残缺亡佚者，则怀素所谓古书近出，阙而未编者也。《旧唐志》本之毋炬《古今书录》，《新志》本之《四库书目》，二书皆修于开元时，正在怀素之后。故其所录，当为可信。而后来目录家之论古书者，或反以《隋志》不著录，至唐复出为可疑，其亦不考之甚矣！清章宗源尝作《隋志考证》，有王应麟之例，每类补入不著录之书。今其全稿已佚，只存史部，就其书考之，几补六百一十九部，《志》注为梁有隋亡，或残缺者，尚不在此数。推之经、子、集三部，至少当亦不下一千余种，亦可骇矣！[13]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注曰：孙膑。《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等皆不见著录。日人斋膝拙堂以为《吴孙子》系孙膑所著，孙膑与孙武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实际否定了《齐孙子》一书的存在。[14]国人钱穆、金德建皆袭其说，[15]几成定论。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吴孙子》，又出土了《齐孙子》。后者存三十篇，整理者分为上、下两编。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乙本《老子》前，有古佚书四篇，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唐兰先生认为它们就是《汉志》里的《黄帝四经》四篇。[16]赞同唐说者不乏其人。[17]竹简本《齐孙子》和帛书《黄帝四经》皆属“异本突起”，“前志著录，后志已佚”，如依梁氏之标准，当被 定为伪书或可疑之书。所以，无论考之出土材料，还是证之文献，梁氏的这第二个法门也是成问题的。
    梁先生的第三个方法是：“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可疑。”他说：
    这有二种：一是减少的，一是增多的。减少的，如《汉志》有《家语》二十七卷，到了《唐书·艺文志》却有王肃注的《家语》十卷。所以颜师古注《汉志》说：非今所有《家语》。可见王注绝非《汉志》原物，又如《汉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为后人假托。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说《公孙龙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六篇，又说《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说有十卷，《崇文总目》说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这都是时代愈近，篇数愈少。这还可以说也许是后来亡佚了。又有一种，时代愈后，篇数愈多的，这可没有法子辩说他不是伪书，如《鶡冠子》，《汉志》才一篇，唐朝韩愈看见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总目》著录的，却有三十篇，其实《汉志》已明说《鶡冠子》是后人假托的书，韩愈读的，又已非《汉志》录的，已是伪中伪，《崇文总目》著录的，又非韩愈读的，更是伪中的伪又出伪了，又如《文子》，《汉志》说有九篇，马总《意林》说有十三篇。这种或增或减，篇数已异，内容必变，可以是伪书，最少也要怀疑，再从别种方法定其真伪。[18]
    古书“时代愈近，篇数愈少”，个中原因，梁先生也知道是“后来亡佚”，怎能据此而定真伪呢？其所举《孔子家语》例，似乎是铁证。但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有一块木牍，“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19]阜阳汉简整理组的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说：“还有……完整的《孔子家语》篇题木牍等。”[20]定县八角廊竹简也有一种书，“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21]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简书很可能是《家语》。竹简没有《汉志》二十六卷之多，大概只是一种摘抄本，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22]
    至于“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不能作为辨伪的标准。余嘉锡先生云：
    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他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夫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为一种者；以有一二篇单行者。[23]
    诸子之书，既然“散篇杂著”在先，“聚而编次”在后，那么“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并不能证明其必伪。今人之文集，全集，大多续编、补遗不断，也是“时代愈后，篇数愈多”，总不能说这些续编、补遗皆属伪书，标准一错，其举例也就难以正确。如《鶡冠子》一书，尽管柳宗元以来人们多以其为伪，但唐兰先生发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里，多有与《鶡冠子》相同或类似的语句；[24]李学勤先生续加论证又发现《鶡冠子》的某些部分和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有联系；[25]吴光先生发现其《博选》、《著希》两篇避秦始皇讳；[26]《鶡冠子·王铁》将县令称为啬夫，裘锡圭先生指出：“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证明《鶡冠子》不会是汉以后的作品。”[27]英国学者葛瑞汉证明今传本《鶡冠子》十九篇内容浑然一体，彼此有内在联系。[28]李学勤先生指出：“《汉志》所录各书本于刘向、歆父子，一般是当时最好的本子，然而也有失收或所收系不全本的情形，不可绝对化。《汉志》所载《鶡冠子》仅有一篇，或许就是所收不全的例子。”[29]《文子》《汉志》著录九篇，《隋志》、新旧《唐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同。唐兰先生发现《文子》与帛书《黄帝四经》相同的有二十余处。[30]定县八角廊汉简“已整理出与今本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整理者认为，“《文子》本非伪本，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31]。所谓“佚文”，当指出于今本十二卷之外的文字。既然今本十二卷之外尚有“佚文”存在，又怎能因今本多出汉志》著录三篇而定其为伪呢？所以，梁先生的这第三条标准也是不能成立的。
    梁先生的第四条方法是：“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是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32]后附的姓名并不见得皆属伪。“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帅相传”，“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33]。如《汉志》《尚书》家有《传》四十一篇，不注姓氏。《隋志》则云：“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晋书·五行志》云：“伏生创纪《大传》。”《经典释文·叙序》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故今本皆题曰：汉伏胜撰。《玉海》卷三十七引《中兴书目》：案郑康成《叙》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间，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余嘉锡先生认为，这是说张生、欧阳生之《尚书》虽受自伏生，而其所作《章句》，则以己意弥缝其间，不纯记伏生之口说，故别自专门名家。而此《传》则杂成众手，不出一人，故不可以题为张氏或欧阳氏。传之者推本帅授，知其出伏生。[34]所以《隋志》云“伏生作”，并非为伪，而是出自特定的体例。余先生的这一分析，应较梁说更为合理。
    梁先生的第五条方法是：“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35]这一方法也不能绝对化，如《汉志》著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文子与孔于并时，则在春秋未年。而周平王在春秋初年，故班固疑其为依托。《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云：“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36]楚平王于公元前528至516年在位，正与孔子同时。定县八角廊《文子》只有“平王”，并无周平王，可见是班固理解有误，将楚平王当成周平王，故疑其“似依托”。又《汉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认为非今所有《家语》，似乎今本《家语》为伪。但如上所述，阜阳汉墓出土有《孔子家语》篇题木牍，定县八角廊简也颇有与今本
    《家语》相司者，可见今本《家语》来源颇早，难以简单地认定为伪书。由此可见，旧志或注家之言并非辨别古书真伪的绝对标准，我们不应盲从。
    梁先生辨伪的第六第方法是：“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37]这一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如果“那时人”能看尽那时所有之书，当然可以。如果他没有看尽呢？事实上很少有人能看尽所有之书，就是刘向父子也不可能。叶适以降，人们怀疑孙武其人其书，就是因为《左传》不载，但银雀山竹简《吴孙子》的出土，正好证伪了此说。
    梁先生的第七条方法是：“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38]他举张霸的百两《尚书》和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为证。对前人的说法，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取分析的态度，个能只取一面之辞。
    梁先生的第八条方法是：“从书的来历暖味不明而定其伪。”他说：“所谓来历暖味不明，可分二种：一是出现的，二是传授的。”[39]前者他以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书以及张湛注《列子》为证，后者以《毛诗·小序》的传授为证。古书出现的来历和传授的系统有欠清楚，多属自然过程，有意作伪者当属少数，以此定罪，近于栽赃。对壁中书的怀疑，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曾列举“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居首位的便是孔于壁中书。后来汲冢书的发现，殷墟甲骨的出土，敦煌藏书的面世，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足证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是可信的。将其列于来历不明而指其为伪，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列子》之书，自宋人高似孙以来，明人宋濂，近世梁启超、马叙伦、顾实、杨伯峻等称为伪，几成定论。但最近严灵峰先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列子》一书决非张湛所伪造，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文字或错简，但其属于先秦古书无疑。[40]严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列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由此可见，梁先生从古书的传授统绪上提出的这些辨伪方法，大多是有问题的；他所列举的论据，也有许多已经被证伪了。
    从文义内容方面，梁先生又提出了五种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
    第一是“从字句罅漏处辨别”。这又分为三项：一是“从人的称谓上辨别”。梁先生认为：
    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作。若书是某人做的，必无“某某曰”之词。例如《系辞》、《文言》说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许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应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说，《系辞》、《文言》便非所能专有。又如《孝经》，有人说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为孔子做的。其实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讲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应称弟子为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应自称为子而呼师之字。我们更从别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经》乃是汉初的人所作，至少也是战国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么关系呢？[41]
    这一方法欧阳修当年就曾使用过。貌似正确，实则是以今律古，不合古人著述之体。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加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42]如《系辞》、《文言》，它们虽非孔子手著，但其学出于孔子；它们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整理加工，但其思想仍出于孔子。[43]后学将其归本于孔子，说是孔子之作，正是先秦诸子书的通例。因此，不能因其有“子曰”就否认它们与孔子的关系。相反，从先秦古书的通例来看，“子曰”倒是它们出于孔子的铁证。《孝经》系“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44]其篇首“仲尼居，曾子侍”二语应为实录，后学将其学归本于孔子、曾子，故云孔子作。从形式上讲，应系曾子门人所记；但从思想上言，应渊源于孔子。《吕氏春秋·察微》篇已明引《孝经》，《后汉书》梁刘昭注引蔡邕《明堂论》称“魏文侯《孝经传》”，[45]西汉不但有今文《考经》，而且有出自孔壁的古文《孝经》。凡此种种说明否定《孝经》和孔子、曾子有关是不能成立的。
    梁先生又说：
    书中称说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人死始称谥，生人不能称谥，是周初以后的通例。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齐桓公的谥。但《管子》说是管子做的，却称齐桓公，不称齐君、齐侯，谁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即逃亡被杀，自然无暇著书。若著书在孝公生时，便不知孝公的谥，但《商君书》说是商鞅做的，却大称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还是在孝公死后著的？[46]
    以“称谥”作为辨别作者的标准，一般是正确的。但古书的形成与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如《商君书》既有商鞅的亲著，如《垦令》、《境内》，也有商鞅后学之作，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更法》篇记录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的“御前辩难”虽称孝公谥，但学者认为：“本篇记录翔实可靠，刻画生动感人，撰述者如果不是躬临参与或亲闻其事，恐怕难以致之，因此，其撰述时代极可能很早。”断为车裂前之作。[47]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后学在传抄过程中将“君”改为“秦孝公”的可能。不从古书的整体内容出发，只凭片言只语，很容易将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当成古书原本的问题，从而对古书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点，梁先生不是没有觉察，他说：
    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又如汉文帝名恒，所以汉人著书，改恒山为常山，改陈恒为陈常。现在《庄子》里面却也有陈常之称，这个字若非汉人抄写时擅改，一定这一篇或这一段为汉人所窜补的了。[48]
    《庄子·说剑》有“常山”之称，《盗跖》篇有“田成子常”之称。《盗跖》篇最近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中有竹简本出土，[49]可见并非汉人著作。但改“恒”为“常”，显属避讳。这种避讳并非《说剑》、《盗跖》本身的问题，而是“汉人抄写时擅改”，是流传中的问题。以流传中的问题来定原著的是非，难免不出问题。所以梁先生论“从人的称谓上辨别”古书的真伪，其说虽不无有见，但不足处也很明显。
    梁先生的第二项“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第三项“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论述都较正确，值得肯定，问题是要避免“以偏概全”，此不详述。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二种方法是“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他认为此种方法又可细分为三种：第一，“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他认为，“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不过贪图篇幅多些，或者本是类书，所以往往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并分“全篇抄自他书的”、“一部分抄自他书的”二种情况进行论证。[50]他肯定“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本是类书”，大体接近事实。但“贪图篇幅多些”，“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则不合实情。详说可见上文。其所举例也有一定问题，此不细辨。
    第二，“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他认为，“有意作伪的人想别人相信他，非多引古书来掺杂不可”，他举了伪古文《尚书》、《列子》、《文子》三例以为证明。[51]《列子》、《文子》并非存心作伪之作上文已有论述；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系伪作，但传闻陈寅恪先生有异议，[52]因此尚可讨论。从例证的错误可以看出，梁氏所谓“专心作伪”、“剽窃”的指控其实多是古书流传和整理中的问题。
    第三，“已见晚出的书而剿袭的”。他以焦氏《易林》和《列子·周穆王》篇为例，他认为《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易林》引了《左传》许多话，而《易林》说是汉昭宣时人焦延寿所作，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所以《易林》是东汉人见了那晚出的《左传》假造的。[53]其实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已提到《左氏春秋》，杜预《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记载了《左传》在汉以前流传的情况，汉兴以来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刘歆以前，传《左传》者不断，又怎能说《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呢，以此论定汉昭宣时人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不可能看到《易林》有引《左传》语，因此论定《易林》不可能为焦延寿作，必为东汉人假造，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的。梁先生又认为张湛见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才假造《列
    子·周穆王》篇。严灵峰先生以两者互证，比较的结果是“《列子》所引之文并非出自太康二年汲冢出土之《穆传》，必据别出之古本”，《穆天子传“虽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但其成书应在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西元前252年）之前”，“穆王卒于西元前九百四十一年，列子与郑繻公同时，其生存年代，当在西元前三百三十九年之前，其书当成于战国三家分晋之后，编撰《列子》书者之采集《穆天子传》中文字，亦属自然之事，不足为怪”。[54]最有意思的
    是，张湛注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观日之所出入”出于《穆天子传》，并点明其脱去“西登弇山”四字。如果是张湛伪造，他又何必自揭其短？所以，梁先生举的这一例，也是错误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三种方法是“从佚文上辨别”，他认为“有些书因年载久远而佚散了，后人假造一部来冒替，我们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书比较，看两者的有无同异，来断定书的真伪”。具体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二是“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的”。[55]前者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
    立的。因为人们的眼界有限，不可能阅尽当世之书，难免会出现遗漏。例如宋沈该撰《易小传》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于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易小传》六卷，附《系辞补注》一卷，为沈该撰无疑。[56]依梁说，则此书必为假冒。又如龚原《周易新讲义》，宋志有著录，但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四库采进书目》未见著录，馆臣亦未之见。然《总目》编成不久，日人林衡辑《佚存丛书》，内中就有龚原《周易新讲义》十卷。[57]此类情况，决非仅以上二例。更
    何况还有地下出土的古书，若依梁说，这些都会断成错案。后者说服力较强，但所举例至少《孔于家语》有问题，咬定其系王肃造伪是不对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四种方法是从“文章上辨别”。具体他细分为名词、文体、文法、音韵四项，他认为，“从书名或书内的名词可以知道书的真伪”。[58]其实，某一书名或某一名词究竟产生于何时，公认之说并非就是定论。例如《尚书》之称，众口一词皆说它始于汉代，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就有与《周易》并举的《尚书》之称，而且出自孔于之口。[59]如以为汉代始有《尚书》之称，并以此来定书之真伪，就可能造成误断。又如“黔首”一词，有些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一语，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方有“黔首”之称，并以此来断定古书的年代。其实《战国策·魏策·魏惠王死》章、《吕氏春秋·大乐》诸篇、《韩非子·忠孝》篇、李斯《谏逐客书》、《礼记·祭义》等皆有此称。王念孙云：“盖旧有此称，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60]此说良是。抓住一两个名词而定书之真伪，最易陷于偏颇，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大多了。
    文体，梁先生认为，“这是辨伪书最主要的标准，因为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即使甲时代的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61]一般而言，这是正确的。但一个时代的文体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有的仿古味浓，有的口语性强。稍一不慎，便会酿成错案。比如柳宗元《辨鶡冠子》云“读”《鶡冠子》“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62]柳说疑古者视为定论，不意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一出，便告动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流传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是如此，银雀山竹简本《尉镣子》也是如此，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艰奥文
    句，细察今本之所谓“不古”，实系后入的修改润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其为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63]所以，单纯从文体辨别，就会让今本《尉镣子》蒙上不白之冤。
    以文法、古韵辨伪，标准客观，梁先生重视这一方法，极有眼力。但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要定准，标准一错，全盘皆误。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对许多语法现象的认识，过于靠后；而古代的语音现象，又异常复杂，所谓的定论往往有误。许多的语音、语法现象，公认是隋唐才出现的，结果后来发现汉代早有了；大家认定是汉代才有的，结果后来发现先秦早有了。这与过去汉语史研究的不深入有关，也与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上有关。正因为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新材料一出现，结论往往就得改写。执着错误的文法、音韵尺子去定古书的真伪，往往不伪者成伪。二是要将语言的真伪与思想的真伪、史实的真伪区别开，将局部的伪与主体的伪区别开。先秦古书，往往是先生之言，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才由后学整理而成。就思想而言，属于先生；但就语言风格而言，失真度就很大了。同为孔子之言，鲁国的弟子和齐国的弟子、三晋的弟子和楚国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肯定有所不同，鲁人所传带有鲁方音，齐人所传带有齐方音，三晋人所传带有三晋方音，楚人所传带有楚方音。春秋末期的孔子之语，战国中后期才著于竹帛，必然会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特色。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其字体非孔子之书，不能据此去研究孔子
    的书法；其方音、语法习惯也可能与孔子有别，不好说这就是孔子的方音和语法习惯。但从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语言形式上的伪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同时，局部的伪也不等于主体的伪。《列子》一书，本为先秦古籍，但亦掺杂有后人文字。我们不能因其有后人文字掺杂，就否定其主体部分出于先秦。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有所不同。如《孔子家语》一书，阜阳和定县八角廊有竹简本出土。与今本比较，只不过一简一繁。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我们不能因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看为伪作，不能因其流传中的问题而否定其本身。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五种方法是“从思想上辨别”。他细分为四层：第一是“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他认为，“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矛盾而断定其为伪”。[64]这种辨伪法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变的，前后一贯的。所以，根据思想的矛盾就可定其一说为伪。这一前提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的思想往往有发展变化。前后有矛盾的现象今天存在，过
    去也当存在。“看定某人的某书最可信”，这种“看定”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也难免出现看错或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梁氏认定 “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因为《系辞》“有很深的玄学气味”，而“《论语》正相反”。其实重视现实和谈论玄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重视现实并不意味他不能或不曾谈玄。即便如《论语》，孔子所谓天，既有“天之将丧斯文也”之主宰义，也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自然义，张岱年先生据此说“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65]若依梁说，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必有一种为伪。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这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有所变化。[66]所以，孔子虽然重视人伦日用，但晚年谈玄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因《论语》之实而以《系辞》之玄为伪。
    第二是“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梁先生认为，“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
    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
    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
    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
    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
    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明不见于今存典籍者亦不见于《汉志》所载其他书中？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失传的先秦简册，往往以怯对于旧传之疑，足证滥用‘默证’是不足取的。”[75]如果说梁先生在论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的方法时多用“默证”，那么，他在论从文义内容上辨伪的方法时则多用“丐辞”，以不实的前提作为标准来衡量古书。这种不科学的论证往往强词夺理，以不伪为伪，以不假为假。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学人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梁启超关于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有严重问题的。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笔者指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比梁先生更伟大，而只是说我们生逢其时，能够看到许多梁先生所未能看到的新材料、能够想到一些梁先生未能来得及思考的问题而已。自忖才薄识浅，不当之处，敬祈各方家批评。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饮冰室合集》12卷，专集104，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香港《九州学刊》3卷1期，1988年12月。
    6、 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张心澂，《伪书通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注释：
    [1]《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38页。
    [2] 张心澂，《伪书通考》，第31—33页。
    [3] 谢书第16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书第190、191页，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吴书第200—20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王书第144—14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4] 该书为作者30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有1940年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 梁启超1924年4月23日《致葡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认为此书系“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演”，恐误。
    [7]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9] 《古书通例》第4—5页。
    [10] 见《石鼓文年代考辨》，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4卷，1997。
    [1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0页。
    [12] 第9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3] 《古书通例》第8—9页。
    [14] 转引自武内义雄《孙子十二篇之作者》，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37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
    [15] 见《先秦诸子系年》第246、24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古籍丛考》十三《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
    [16] 《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7] 如余明光就著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1页。
    [19] 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20] 《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第78页。
    [21]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22] 《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409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23] 《古书通例》第93、94页。
    [24] 前揭唐文。
    [25] 《〈鶡冠子〉）与两种帛书》，《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26] 《黄老之学通论》第15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 《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8] 转引自《黄老之学通论》第95页。
    [29] 转引自《黄老之学通论》第95页。
    [30] 前揭唐文。
    [31] 《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
    [32]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1页。
    [33] 《古书通例》第19、25页。
    [34] 《古书通例》第20页。
    [35]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1页。
    [36] 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第813页。
    [37]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2页。
    [3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2页。
    [39]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2页。
    [40] 《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
    [4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3、44页。
    [42] 详参余嘉锡《古书通例》卷四“古书不必手著”段。
    [43] 参拙著《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44] 司马光《孝经指解》。
    [45] 《后汉书集解》第1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6]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3、44页。
    [47] 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第139—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3、44页。
    [49]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
    [50]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7页。
    [5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7—49页。
    [52]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李学勤集》第378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53]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8页。
    [54] 《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第106、107页。
    [55]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9页。
    [56]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第6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57]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第6页。
    [5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9—52页。
    [59] 详见拙著《〈尚书〉始称新证》，《文献》1996年第4期。
    [60] 《广雅疏证》卷四上，《高邮王氏四种》本，第10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61]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49—52页。
    [62] 《柳河东集》，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63] 《对古书的反思》，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价》。
    [64]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53页。
    [65]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66] 详见拙著《试论孔子易学观的转变》，《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67]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55页。
    [6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55页。
    [69] 许抗生，《列子考辨》，《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0] 许抗生，《列子考辨》。
    [71] 季羡林，《列子与佛典》，《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7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0页。
    [73]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
    [74] 张荫麟，《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古史辨》第6册。
    [75] 《张荫麟文集·序》，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