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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纪末情结”与学术自觉追求的交互为用，催生上个世纪末相当一批意在学术回顾与前瞻的研讨和论著。从外部环境来看，21世纪头十年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整个人文社科研究的黄金十年。从《明清小说研究》所发论文来看，2001-2011年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出现一系列可喜进展，当年学术回顾中的一些针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进一步扩展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品格和当代价值，今后应在古代小说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之关系等两个方向作更为深广的开掘。 【关 键 词】2001-2011/古代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研究》 【作者简介】吴艳玲(1969-)，女，安徽潜山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潘承玉(1966-)，男，安徽桐城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后（浙江绍兴312000）。 学术研究的自觉是现代学术的应有品格之一。20世纪末，“世纪末情结”与学术自觉追求的交互为用，催生相当一批意在学术回顾与前瞻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论文和专著。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也是如此，诸多前辈时彦均对未来学术发展擘导深切，既望殷殷。这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转眼十年过去，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到底进展如何？早先的回顾与前瞻对当下的学术研究是否真的发挥鞭策和引领作用？未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又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或曰强化？本文谨依据与古代小说研究关系密切的《明清小说研究》期刊，对这些问题略作检讨和思考。 一 坦率地说，从外部环境来看，2001-2011年是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整个人文社科研究的黄金十年。 其一，学科队伍空前壮大。高校发展经历前所未有的一波大扩招。根据资料，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1999年达到160万人，此后经历2000年180万人、2001年260万人、2002年320万人、2003年380万人、2004年420万人、2005年504万人、2006年530万人、2007年570万人的逐年递增，至2010年达到657万人。大扩招的同时是一大批学校的办学层次升格和规模扩张；而“求大求全”的扩张趋势和“文理渗透”的发展思维，又使中文一级学科本科专业广泛设置于各综合性大学和经、法、理、工、农、医等等几乎所有非综合性高校；“研究型高校”“研究教学型高校”理念的提出，更使雨后春笋般拔起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硕士点。以造就学术生力军和各类学术哲匠为职志的各层次学科平台获得飞速发展，促使学科队伍得到空前壮大。 其二，学术激励机制空前强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为此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建构起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到各省社科规划基金、各省教育厅社科研究基金，甚至到各地级市社科基金、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社科基金的庞大课题激励体系。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体制机制支持。 其三，学术资料基础空前丰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基本社会特征，就是承平发展三十年；承平发展三十年是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三十年，又是网络信息化日新月异的三十年。前者导致一大批稀有文献资料得以凭借大规模影印或其他整理手段，走出故纸堆的尘封状态，而平静呈现于万千学者面前，诸如四库系列各丛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与《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清代诗文集汇编》等等的问世，仅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者；后者导致“中国基本古籍库”“古籍在线”“新浪共享资料网”等多种文献查阅、检索网站的开通、开放。许多过去“上穷碧落下黄泉”也难以寻觅的稀见资料，现在都“唾手可得”。 其四，思想解放、学术规范与学术净化氛围日益浓厚。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解放几乎推倒所有人造之“神”，也几乎冲破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禁区。外在精神氛围自由开放、“百无禁忌”的同时，内在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自说自话”遂日益成为学界的自觉追求，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学术必须真正摆脱其早期的自发随意性和任意蹈袭印记，而显现其科学独创品格的本质要求所在。人文社科领域近年出现的不少学术批评，爆发的多起学术“打假”事件，都属学界内部的这种激浊扬清，归根到底都属学术研究的一种自我净化；这种激浊扬清和自我净化将各种假学术、劣学术、浅学术不断逐出学术行列，从而日益厚化扎实严谨的学风和健康清新的文风。 这些都是明显有益于包含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 当然，包含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既赶上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干扰，其中最主要的干扰就是课题激励机制的空前强化、科研管理的量化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牍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著书都为稻粱谋”现象在相当一部分学者身上的卷土重来和相当部分学术精力的虚耗，一定程度上腐蚀包含古代小说研究在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格。 但在总体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的最近十多年，21世纪的头十年，外部环境是特别有利于包含古代小说研究在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的。 二 就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而言，实际上的情形到底如何呢？ 本文选择《明清小说研究》发表的论文，作为简要检讨的主要参照。《明清小说研究》是目前惟一主发明清小说兼及其它古代小说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以“篇不计长短，文不论家门。考证务以翔实见长，论述当以深颖取胜。论难不避，言当有据；评说当新，力戒浮华”(首期《开卷语》)为办刊宗旨，从1985年创办，至2011年第2期已出版整整100期。2001-2011年间共发表论文1058篇(会议综述、书讯、书评等不计)，试按各论文的主要题材内容和论述焦点分类统计如下：   根据中国知网的收录，快速披览这1058篇论文可以发现： 第一，20世纪80年代即已蜚声国内外的相当一批老专家如程毅中、宁宗一、陈辽、鲁德才、陈美林、吴圣昔、刘世德、王汝梅、侯忠义、刘敬圻、齐裕焜、石昌渝、胥惠民、王同书、李剑国、欧阳健、萧相恺、黄霖、吴敢、孙逊、沈伯俊、薛洪勣，中年学者如王长友、陈洪、陈大康、郑铁生、董国炎、李时人、王平、赵兴勤、杜贵晨、陈桂声、皋于厚、黄强、王学钧、石麟、王齐洲、宁稼雨、蔡铁鹰、关四平、宋克夫、罗立群、陈文新、陆林、乔福锦、梅新林、朱恒夫、许建平、曹炳建、王进驹、傅承洲、张志和、陈维昭、谭帆、刘勇强、陈益源等等，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杜桂萍、洪涛、秦川、左鹏军、万晴川、冯保善、赵维国、郭浩帆、王青、程国赋、雷勇、李忠明、纪德君、罗书华、苗怀明、胡胜、曹立波、杨绪容、韩石、聂付生、张蕊青、魏文哲、李桂奎、潘建国、陈国军、黄大宏、涂秀虹、徐永斌、宋莉华、段江丽、乔光辉、李舜华、韩伟表、赵红娟、邱江宁、胡莲玉、夏薇、冯大建、张平仁等等，中青年学者也不断崛起，逐渐走向学术前沿。同时还吸引了古典诗词领域的老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如刘世南、王英志、陈书录、张仲谋、张宏生、罗时进、朱玉麒等程度不同的加盟。古代小说领域前辈时彦的薪火相传，部分古代抒情文学研究者的施援，导致古代小说研究梯队呈现出年龄结构与学缘结构日趋合理、学历层次和学术规范性不断提升、总规模不断壮大、科研产出源源不断的可喜局面。 第二，学术视野不断扩展。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作品研究对象的扩展。尽管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两拍”等公认中国古代小说巨峰之作的研究仍然占了极高的比例(其中对《西游记》和《红楼梦》的研究又最多，耐人寻味)，但毕竟新发现相当一批小说作品，如明传奇小说《杜丽娘传》《巫山奇遇》，明公案小说《奇快集》，晚清黄世仲《义和团》、洪兴全《说倭传》、带批语的补拙斋抄本《红楼梦》等，并将研究触角伸展到《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七曜平妖全传》《花影娇娘》《琐蛣杂记》《凤双飞》《邻女语》《第一侠义奇女传》《惨世界》《催醒术》等数十种过去甚少提及的小说作品。二是对有关历史时空范围的扩展。这方面既问世不少有关中国古代小说对域外和境内少数民族影响的研究，如孙逊等《论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倡善感义录〉》、卞良君等《朝鲜梦游录对中国古代梦幻小说创作经验的借鉴》、聂付生《中国文言小说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周以量《〈夷坚志〉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勾艳军《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的明清小说评论》、宋莉华《19世纪西人汉语读本中的小说》、吴刚《明清小说在东北少数民族说唱文学中的传播》、张宁《蒙汉民族文学交流的镜鉴——论〈泣红亭〉对〈平山冷燕〉的借鉴与创新》等，还出现任增霞《日俄战争与晚清时事小说》、朱恒夫《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与反抗史——论晚清华工题材的纪实小说》、李亚娟《晚清留日学生刊物与小说刊载》等论文，极大地拓展了小说题材研究的范围。 第三，学术深度有了更全面的体现。一是在貌似长盛难继的单部经典名著研究上有了新的更多更深的挖掘。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五大名著均经历好几代人的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问世一大批厚重、精彩成果，进入新世纪一般以为再难有作为。但《明清小说研究》一家仍然十年间就分别发表了54篇、50篇、76篇、57篇、99篇专论论文，这还不包括将两部以上经典名著综合研究的论文。在老话题上做出新文章，自然得有新抓手。其中之一就是“成书研究”。我们看到，这十年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小说名著成书研究论文，它们从各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方面推进了对文本的解读和有关真相的澄清，如苗怀明《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侧面考察》、胡胜《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冯大建《多源与多义——从成书过程看世本〈西游记〉文本的多义性》。二是在一些二三流作家、作品研究，和一些长期习焉不察的文本细节、熟视无睹的场面描写与“蚁族形象”研究上获得不少新发现。前者如清中期曹去晶《姑妄言》和晚清小说家陆士谔，过去均极少为人所知，但这十年间《明清小说研究》一家就分别发表7篇、6篇专论论文；后者如刘铭《从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郑铁生《〈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王宝红《说说〈红楼梦〉中的“冒了风”》、严明等《闺阁内的爱情导师——“三言二拍”中婆子、丫环、尼姑的角色分析》、李萌昀《论古代小说中故事场景的文化含义——以“客店场景”为例》等。三是对古代小说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意涵解读和有关模糊观念澄清上，表现出“大智慧”，体现出古代小说研究作为当代精神文化建构组成部分之一的时代精神。如宁宗一《经典小说文本：大师叙写的民族心灵史》、宁稼雨《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逻辑关联》、宋克夫《论章回小说对宋明理学的超越》、齐裕焜《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思考》、刘根勤《向死而生：〈三国演义〉中英雄的生命意识》、杜贵晨《〈三国演义〉与儒家“圣人”考论》、曹炳建《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西游记〉沙僧形象新论》、王青《从内陆传奇到海洋神话——西游故事的海洋化历程》、唐琰《海洋迷思——〈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镜花缘〉海洋观念的比较研究》、陈文新等《站在〈儒林外史〉的立场看〈红楼梦〉——从胡适先生扬〈儒林外史〉抑〈红楼梦〉说开去》、王学钧《以理杀人与有罪推定——〈老残游记〉对理学化清官的批判》、谢超凡《一枝一叶总关情——论晚清小说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等，均启人遐思，不可多得。四是在小说文体特征研究和有关理论建构上取得新收获。如鲁德才《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与小说文体的形成》、闫立飞《历史与小说的互文——中国小说文体观念的变迁》、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孟昭连《口传叙事、书写叙事及其相互转化——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中心》、罗书华《论中国小说学的基本构成》等。 第四，学术视角更为多元。一是既有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比较研究，又有古代小说与其他文化史现象，或小说创作(翻译)与其他文体写作的关联研究。如吴莺莺《由司马迁笔下的儒生到〈儒林外史〉群像》、黄强《“稗官野乘悉为制义新编”——论明清小说对八股文的影响》、高永东《“劝百讽一”——明清艳情小说与汉大赋结构类同问题初探》、纪德君《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之双向互动现象初探》、屈小玲《〈聊斋志异〉与清代地方政府的神灵崇拜考察》、颜湘君《清代骈文中兴与小说序跋》、倪惠颖《清代中期游幕背景下文人的戏剧活动和小说创作初探——以毕沅幕府为个案》、刘永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吴微《“小说笔法”：林纾古文与“林译小说”的共振与转换》等等。二是出现不少中外相近小说形象、小说题材、小说现象的比较研究，如楚爱华《女性统治神话的张扬和终结——〈红楼梦〉和〈创世纪〉中两个祖母形象的文化比较》、纪映云《林黛玉和娜塔莎不同人生走向的文化意蕴》、王青《中西说书方式对小说叙事的不同影响》、王玉玲《中国理想女性之美：从中、越〈金云翘传〉比较中看民族审美的差异》等等。三是将近年在诗文领域日渐突出的区域文化视野引入小说研究，出现董国炎《武侠小说起于运河流域说》、葛永海《从富贵长生到风月繁华：古代扬州小说的历史流变》、耿淑艳《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旅程》等有分量的论文。四是改变既往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对研究对象的盲从和片面赞美，换种眼光正视和审视“并不纯净”的小说文本或小说的“并不成功”之处甚至“并不成功”之作。如范丽敏《社会学视角下的〈水浒传〉文化批判》、韩石《下降到物质—肉体形象——论〈水浒传〉中的英雄》、陈秋香《〈儒林外史〉的“题不对文”现象》、李延年《〈歧路灯〉叙事纰漏举隅与订误》、王琼玲《妄续新篇愧昔贤——〈续镜花缘〉研究》等。 四 在20世纪末出现的一波中国古代文学暨小说研究回顾与前瞻中，不少前辈专家均对此前的学界流弊与未来努力方向做出相近针砭和展望。例如，在1997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胡明提出，“古代文学遗产中无疑蕴含着丰厚的古代文明，今人的研究应该注入先进的思想意识与时代精神，传播一种健康的文化心理，目光落在提高与丰富今人的精神文明，推动我们生活着的时代思想、思维与观念形态的前进”；陈伯海提出，“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有些现在还有活力，有些在当时是活的，现在已经死了，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将尚有生命力的传统激活，而不是搞得更死。因此，局限于就传统而谈传统，路就会越走越窄，必须将研究工作放在传统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中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需要参照系，但不是用中国的思想材料来证明西方的东西，也不是用西方的思想材料来证明中国的东西，而是要达到双向观照，互为诠释，以期科学地说明两者的异同”；李时人先生批评，“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者盲目追随外来的理论，随时套用别人的方法概念；或者‘以古证古’，放弃现代意识和文化批评精神，以繁琐考证、放弃思想创造为唯一学问”，“要使我们的研究超越前人，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站在时代文化的高度，站在世界文化的交汇上，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研究理论、学科理论”。[1]在1997年8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逵夫、张明非、赵明等亦纷纷批评，“套用西方文艺理论，将生动鲜活的文学现象纳入简单的框架，以此代替丰富的感知，是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维成果的”，“提出文学史研究的民族精神与文、史、哲和其他相关学科的融通才能开拓新境”。[2]邓绍基在《回顾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一点想法》一文中告诫，要重视“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二三十年代，“学人们在用‘新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学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落差现象”，“当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需要提倡的是理性思辨的深化，而且应当是通过研究文学史的实际来达到的深化境界。因此，在回顾这个世纪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时，似乎不应停留于一般地探讨在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学人们如何一方面继承着传统研究方法之精华，一方面引进和吸收外来的先进观念和方法来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而且也应看到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落差现象，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3] 现在看来，这些针砭还是对过去十年的古代小说研究发挥了作用；其中的展望，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加强。赵昌平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曾经观察分析，“20世纪的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以‘五四’前后与八九十年代两次中西研究方法的碰撞为起结”，“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这次碰撞渐趋沉寂，而出现了向‘五四’前后回顾乃至回归的学术思潮”，“最近的这次却更多的是用一知半解的外来理论来构架同样一知半解的‘古代文化模型’，‘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尤甚，‘碰撞’因此成了‘碰壁’。痛定思痛，便有沉寂；沉寂的后面也许会有更高层次的兴起”。[1]就《明清小说研究》2001-2011年发表的这1058篇论文而言，的确进一步显现出向“五四”前后——更准确地说是向五四之前的乾嘉朴学和五四前后王国维、胡适、鲁迅那样的“好的”中西汇通学风——回归的倾向，像王长华先生所痛切批评的那种“对新理论洋方法吹捧多、批评少，盲从多、分析少”，“东风来了唱东风，西风来了唱西风，学术风标左右摇摆，到头来时髦思潮过了一波又一波”[4]的现象，在这些论文中已绝难寻觅。这些论文中没有一篇以所谓现象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立论之作；从原型批评角度分析小说形象之作，或从西方叙事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之作，较之以前也大大减少；刘勇强还在《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上发表一篇极有见地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文章。这是《明清小说研究》所见过去十年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总的可喜进展。当然，《明清小说研究》所见过去十年古代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十分明确地把古代小说作为当代精神文化现象来研究，[5]这样的学者和相应的成果还太少，古代小说特别是一些经典名著的传统生命力仍待“激活”；在有关古代小说的理论把握和当代价值发掘上，还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很多论文的思辨性和理论建构均不足，建立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小说学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 顾后瞻前，除了继续有关文本、文献、文化，作家创作、作品传播、读者接受的考察与研究外，如何进一步扩展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品格和当代价值，笔者以为，有两个方向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是古代小说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的关系研究。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等叙事文学与古代诗词文等抒情文学都是古代文学、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既往在叙事文学内部古代小说、古代戏曲的关系方面，以及古代小说与文学之外其它文化系统方面着墨较多，关于古代小说与诗词文等抒情文学关联的零星探讨虽有一些，但在总体上还非常不够，与历史的实际状态相比还极不相称；很难想象，仅满足于古代小说与文学之外其它文化系统的关联探究，对古代小说与文学系统内其它文学现象的关系缺乏深度考察，而可以真正揭示古代小说的存在真相与其内在价值。不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可以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而古代知识分子更多的文学文化创造，实际上还是诗词文等抒情文学。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收录1912年以前古代中国写、抄、刻、印白话小说1251种，文言小说2904种；而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收录清代一朝诗文作家就有近2万名，诗文别集约4万种；柯愈春先生凭一人知见完成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亦著录清代诗文别集传世者有1.97万家多，4万多种。数量悬殊足以见出古代小说存在的外在文学环境是何等丰厚，它所属的文学系统是何等庞大。古代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彻底改变对这个文学环境和文学系统的隔膜。二是古代小说与现当代小说的关系研究。古代小说特别是其中占大头的明清白话小说，堪称封建社会晚期以来全民族的文化元典，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与刚刚开始社会化的相当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它们是很大部分知识、(生活、审美)智慧和精神价值观的源泉。进入20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很多现当代作家的创作谈和研究成果已经揭示这一点。莫言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被有识之士认为是西方主流文学圈在向古老的中国叙事传统致敬。莫言叙事的魔幻笔锋和多重话语视角转换，与《西游记》《红楼梦》等中国古代经典名著的千丝万缕联系清晰可辨。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要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打通，但古代小说研究者至今从古今小说一脉相承出发的研究还太少。如果总是限定在过去的圈子里，非但不能很好地完成以古代小说研究参与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学术使命，古代小说作为一科业已固化的资源也总有枯竭的一天。 参考文献： [1]李时人，“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1997(5). [2]韩式朋，“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J].文学遗产，1998(1). [3]邓绍基，回顾百年文学史研究的一点想法[J].文学遗产，1997(3). [4]王长华.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J].文学遗产，2005(3). [5]刘勇强.作为当代精神文化现象的明清小说——兼论明清小说的阅读与诠释[J].明清小说研究，20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