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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书·二疏传》呈现出仕、退隐及养老的特殊风采，为后世士人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对文人创作心态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会激发一种新的文学风尚的兴起。南朝诗歌，既关乎养老，又从此主题衍生出艳情趣味，就与这种人生追求与生活方式有关，故值得追寻其间之脉络。 关 键 词：二疏/退隐/养老/艳情 作者简介：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等。 中国史书，一旦跻身官修，就产生了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弊病，其实即使政治人物，亦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然在政治之外，此辈多种人性需求，却被史书遮蔽。所以一篇《汉书》疏广、疏受传(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二人并称“二疏”，其传合称为《二疏传》，下同)，就显得比较特殊，形成一个可以不断述说或引申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空白，有补苴罅漏之助焉。进一步而言，《汉书·二疏传》呈现出来的出仕、退隐与养老的生活状态，为后世士人树立了典范，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可以对当时及之后的文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暗示，并影响他们的创作心态，甚至促使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迥异于前代的创作倾向与文学风格。具体来说，南朝艳情诗歌既与《汉书·二疏传》养老主题有关，又能从这个主题出发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艳情趣味。从而可以启发我们：史书反映的社会生活史及其体现出来的文人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可以为我们勾勒文学嬗变的细微轨迹提供良好的素材。 一《二疏传》提供士人出处、养老抉择之范例 在战国时代，士人偶像，当首推鲁仲连。人，是社会性动物，虽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人若无所事事，却侈谈“独善其身”，就缺乏意义。所以，鲁仲连功成身退，亦须凭借“功成”为其一生光辉之前提，否则，亦属无谓之人矣。《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其人：“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出于对先秦政治的深刻认识，鲁仲连挺身而出，帮助赵国，解秦军之围，并坚拒平原君封官、千金之酬谢，翩然而去，充分展现其人格狷介和高洁。 然而，一旦天下一统，鲁仲连高则高矣，却高不可攀，此缘于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士人活动空间收窄。若仅坚守高节，如鲁仲连，此种人生道路，与之相类者，譬如《史记·伯夷列传》，其中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止剩饿死一途。于是，人在社会，君臣关系，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庶几符合实情，但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士人总有出处两端之选择。 在前汉，《汉书·二疏传》提供了迥异于苏武等人的另一种人生模式，其传记载：“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春秋》之公羊学在宣帝时恰为显学，故朝廷征之为博士、太中大夫。在宣帝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疏广为少傅，数月，徙为太傅；身为疏广侄子，疏受亦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好礼恭谨，机敏有口才，宣帝幸太子宫，疏受应对得体，因此，承蒙宣帝赏识，被拜为太子少傅。 宣帝外家许氏欲争夺太子监护权，疏广婉谏，得到宣帝支持。于是，在汉初以来，罕见地出现父子并为师傅的景象，朝廷以为荣。 恋栈贪禄，是人共性，能够战胜人性弱点，见机行事，并急流勇退者，堪称豪杰之士。按《汉书·二疏传》曰：“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此番叙述语焉不详，按《汉书·元帝纪》曰：“(元帝)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而在二疏担任太傅、少傅职位的大约五年时间内，朝廷局势颇不平静，《汉书·宣帝纪》说地节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此标志霍光时代结束，宣帝开始执政；至地节二年五月之后，“上始亲政事”，仅至地节四年秋七月，宣帝就治“大司马霍禹谋反”。霍禹是霍光之子，宣帝清除霍氏家族，其手段之残忍，亦史上罕见。由于《二疏传》仅给出五、十二岁等比较模糊的数字，据此，大致可知，二疏辞职，当在元康三年或稍后，他们见证了霍氏的覆灭。二疏隐约感觉到危险，身为名儒，疏广脑中涌现的不是儒家豪言壮语，而是《老子》哲言，为自家如何脱离是非之地，寻找退出之路，其办法就是借口年老多病，主动告退。二疏请求竟获宣帝恩准，而且，宣帝、皇太子赐赠黄金(实为银子)甚丰厚，二疏从此囊中不空矣，遂满载而归。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指出：“《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①作为太子师傅，二疏所教授皇太子通《论语》、《孝经》，此仅为中学科目，教程尚在初级阶段，其师傅职责远未尽到，若本诸敬业精神，或者儒家忠君观念，二疏当奋不顾身，继续施教，竭己所学，倾囊相授，引导太子深造乎六艺，这才配作王者师，才不负宣帝、太子的知遇之恩。但是，汉初以来，儒者似并未泯灭一己主体意识，如《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文帝时，楚元王后继者为刘戊，儒者穆生仅以刘戊一次小小的失礼，“遂谢病去”；儒者于侍奉的主人，既要保持客卿身份，且又不失尊严感。总之，自我意识强烈，客主关系就显得十分敏感，尤其因为汉宣帝骨子里并不好儒，所以儒者在朝，如二疏等本质上仅仅属于点缀耳②。此辈有或无并无关大局，他们与内朝或中朝之臣隔之甚远，对政治影响亦微，二疏之高明，且为后世迂儒所不及者，在于他们早就参透此点，《汉书》赞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一旦仕宦成为险途，前程隐含危机，那就毅然决然，从君臣罗网中挣脱出去，洞察先机，义不受辱，保全性命，维护尊严，避免沦为政治牺牲，此为考虑之首要，至于杀身成仁等，那绝对不在其选项之内。可以看到，二疏出处行藏，获得朝中同僚、友好等普遍认同和共鸣，二疏代表其心声，故此，为二疏祖道，出现了盛大场面，“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此显示宣帝朝廷内部，朝臣与今上之间存在裂隙，官吏、士人逡巡于出处进退之间，所谓乃心宣帝，献身政治，且死心塌地者，盖十分鲜见者也。朝廷仅具备这样一种象征性符号，为学者虽以鹰扬此间为荣耀，但仅限于见好就收，并且出仕与经济利益密切挂钩，在一定意义上，士人投身仕途，目的是为了缓解陷于穷困之窘迫。士人精神之学统、道统，本应独立守清，何以与王权政统发生交集？毋庸讳言，士人利禄之亟须，乃沟通两边之津梁。《汉书·韦贤传》云：“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通经，入仕，其与俸禄的等价关系，早就为世所皆知；如东方朔戒其子：“以仕易农。”此乃智者的选择。《二疏传》中，“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此叙述十分显眼，涉及二疏告别仕途后的生存状况，不容当事人及后世读者不格外重视，出仕遂成为职业及利禄行为，除此之外，其忠贞不二性则被弱化，换言之，二疏颠覆了《苏武传》等。《汉书》所宣传的诸如苏武等节士，其实杜撰成分较大，远没有二疏来得真实。 二疏之立身大节，树立楷模，那就是出处裕如，卑亢有节，为解决古代士人人生之犹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而古人还须面对生老病死，对此，二疏启迪，同样贡献良多。儒家“不知生，焉知死”，关于生死，经常避而不谈，实际上，“死生亦大矣”，《二疏传》记载：“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生命逐渐靠近终点，如何处置金钱，或者身外之物，疏广显得旷达、睿智，他视赐金为“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并不认同子孙用作本钱以求田问舍，乐以此作酒食之资，与族人故旧宾客尽欢共享。此关涉汉人养老大问题，对于了解汉代社会生活史，具有管中窥豹之助益。 汉代为何大力提倡孝道？在子孙一端，从根本而言，当物质匮乏，赡养老辈亲人必须被强化为子孙社会天则，否则，若食物不足，人类会如动物一般，遗弃丧失劳力者，而孝道舆论则堵塞了不孝子孙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在父母，对子孙爱之不尽，关爱子孙，无所不用其极，两者都存在误区。然则，子孙尽孝，虽属天经地义，而作为渐渐老去的老者，幻想不成为子孙之累赘。换言之，人人都会有疾病衰老之日，人生结局，最终陷于苦痛，如何缓释此种人类悲哀？于是，拥有财富，扮演潇洒、富足的强者，不沦为被动地为子孙所赡养的老翁，始终主宰一己之生命，则是古代士人的普遍梦想。而手握多金，并且来自皇帝恩赐，那是至为风光之事，几乎达成士人财富梦想之极致！而《二疏传》描述，疏广既得金，却又疏于财，其财富观、子孙观均臻乎“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之境界，不以财富为意，实质上是要表达其自然而不扭曲的人生观。因为财富之过甚或不足，都会戕害人性，贻害子孙，二疏拿捏，恰到好处，对后世教益无穷。 由自古普遍人性观测，士人必然会打通儒、道两端。士人除了忧患他人、社稷、君王等之外，如何安顿自身、家庭及宗族，亦是终日萦绕脑际之大问题。中国史书往往忽略这种人性真情，而《二疏传》则几乎是个例外。《汉书》透过《二疏传》于此人生大关节堪谓切中肯綮焉，文末“皆以寿终”，为二疏一生作结，其人生可谓不虚度矣！南齐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曰：“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最贴切地揭示了人在仕途的内心世界，谓之总结二疏点睛之笔，并不为过矣。 然而，《二疏传》所叙家居一节，固有所本矣，此印证在前汉，养老乃社会焦点问题，众人感同身受。按《史记·陆贾列传》叙述：“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慁公为也。’”③读此节文字，其所营造者，亦为养老之“乌托邦”，当年陆贾奉高祖命，出使南越，南越王尉佗赠以珠宝之类，价值千金，陆贾以此养老，“乃病免家居”，大概已到其人生之暮年，陆贾和二疏相类，人生至此，则以优游度日为上，恬退闲适，家务琐事不复扰动其心矣。陆、疏二氏同样将自己一生宦游所得钱财，交予子辈，陆贾家有五子，分财于五子，五子轮流，招待酒食，十天一更换，直至老父死于某子家中为止。这种养老模式之树立，有三个原因，首先，老者盛年时期才学卓异；其次，家有孝子贤孙；复次，老爷子本身富有钱财。否则，做白日梦也。陆贾大智，故《汉书》赞曰：“身名俱荣，其最优乎！”由于陆贾珠玉在前，为避免重复，故而，二疏的事迹略有不同。《二疏传》仅笼统叙述疏广之家人，未及有子几人，并且数子聚居，不曾析家，所以尽孝亦非数子轮值。然而，《二疏传》因袭《陆贾列传》，其痕迹显而易见，唐白居易诗曰：“陆贾功业少，二疏官秩卑。”④已经暗示二疏与陆贾之间存在关联。不过，在谈及财富、子孙等问题时，《二疏传》更加凸出疏广思考之深远、语言之隽永，更富有哲理。因此，《二疏传》在某种意义上，其影响力竟后来居上，遮掩了《陆贾列传》之辉光。 在前汉，以至整个古代时期，二疏充分演绎了作为士人的完整人生，堪称士人宿命，具符号性特征。假设他们不曾出仕，其生命于社会及他者，即使如花之盛，亦犹“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⑤，因此，曾经跻身太子师傅之显位，令生命之社会性有所附丽，得以实践其人生价值，并且名垂青史；而当断则断，急流勇退，捍卫了其所归属的道统、学统之尊严、纯洁，不曲学阿世，不至于令高洁之梅花“污淖陷渠沟”，亦保全自己人格之无瑕；而金钱取之有道，则又使自己活得富足、自在，陶然安享晚年，以至终老，于是，二疏去就有节，如四时之行焉，起承转合，无不自然而又妥帖，一生无憾矣！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二疏无疑是举世的典范！ 二二疏事迹影响后世士人人生观之铸成 二疏事迹，影响深广，垂范后世。故而，当时激起巨大反响，后世亦拥有无数知音。较早吟咏二疏事迹者，按《乐府诗集》卷四三《相和歌词十八》之大曲《满歌行》二首之一曰：“为乐未几时，遭世险巇。……祸福无形，唯念古人，逊位躬耕。遂我所愿，以兹自宁。自鄙山栖，守此一荣。……穷达天所为，智者不愁，多为少忧。安贫乐正道，师彼庄周。遗名者贵，子熙同巇。往者二贤，名垂千秋。饮酒歌舞，不乐何须。善哉照观日月，日月驱驰，轗轲世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但当欢乐自娱，尽心极所嬉怡。安善养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颐。”⑥这里出现的人名庄周、子熙，有人理解为即此《满歌行》中所谓的“二贤”，其实“唯念古人”是以庄周为师的，此二贤就是所指“古人”，而《二疏传》有“贤哉二大夫”之赞语，所以《满歌行》中的“二贤”正是“二疏”之谓也，可见“二疏”已经成为退隐者效法之著名人物。 魏晋以来，士人读《汉书》，对于二疏事迹，似特具会心，掩卷之余，均情不自禁，神往不已，且多结合自身感慨，遂付之咏叹。笔者读书留意焉，汉代之后，在诗文中，涉及二疏者，可谓不胜枚举矣。西晋张协《咏史》曰：“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曜金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大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⑦此诗特点在于，一则使用暗示对比的手法，譬如开篇即言前汉时期，“朝野多欢娱”，认为相对而论，前汉君臣之相与，关系尚平缓，在如此情势下，二疏尤能“遗荣忽如无”，全身而退。如今，政局凶险，为官者却如堕梦里，一味贪图功名利禄，不能防微杜渐，趋吉避险。相较之余，其间智与不智，不啻云泥之别也；二则二疏所感人至深者，除了辞官之外，其“挥金”不吝，亦留给后世难以磨灭之印象，两者相辅相成，前后辉映，缺一不可，所以，张协赞颂其人，亦兼顾两者，绝不偏倚，通观全诗，二疏完整的人生轨迹被呈现出来，如此咏史，正反映作者视《二疏传》字字如珠玑，落笔时，唯恐有遗珠、失真之憾，此作是以诗的文体，改写史传内容，且隐括无遗，此在“咏史”一类诗歌作品中，颇显特色。 晋宋之际，陶渊明《咏二疏》曰：“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⑧陶渊明此诗融合儒道，以更高远开阔的视野，来观照二疏生平。开头两句“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典出《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天地、四季及事物，皆自然运行，对此，人无丝毫的作用，若明乎此，人则会以谦卑的心态，来看待世事，人，若居功自傲，就极为可笑，于是，便逻辑地推导出《老子》第九章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二疏人生，正实践了“功成、名遂、身退”之轨迹，陶渊明尊之为春秋末期以来，远绍孔、老之贤人！知易而行难，真能参透世事，踵武二疏者，孔、老以来，亦凤毛麟角耳。二疏“知止不殆”，“余荣何足顾”，此凝聚止足的智慧；此诗亦近乎张协《咏史》，对二疏一生，用五言诗做完整的复述，从诗歌写作手法而言，此诗几乎纯用赋体，比兴手法则少见，钟嵘《诗品序》谓：“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然而，陶氏此作却并无“芜漫之累”，原因何在？由于二疏故事已极富象征性意味，所以陶诗即使多用赋，其赋体亦极具比兴之义。实际上，在此诗中，赋即比，赋即兴也，在平实叙述中，一字一句，均兴味盎然，其得益于二疏之一枝一叶，均拨动士人之心弦，感发无穷者也。此作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氏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氏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二疏之后，唯陶氏得老庄之真趣！陶氏复二疏之举也。老庄、二疏之道，并非人亡道灭，继之而起者，陶氏乃此道之中坚也。而陶氏与二疏之区别，二疏尚可优游不迫地“挥觞道平素”，有赐金可挥，而陶氏则需荷锄躬耕，以维持生计。由此启发，读陶氏《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指自己年老体衰之时，其所谓“虽有五男儿”，暗扣陆贾之“有五男”，亦关乎养老送终。二疏和陆贾之事例，在古人眼里乃同功一体者也，其中饱含了陶氏的黑色幽默：陆贾流转于五男之家，五男既贤且孝，陆贾尽享天伦；而自家五男儿，无一成器，由此看来，自己养老无望矣，面临此境，陶氏亦能知命达观，且随遇而安吧！ 唐初王绩《赠梁公》曰：“疏广岂不怀，策杖还故乡。”盛唐诗人李杜均笔涉二疏，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五曰：“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曰：“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二疏，成为唐初以来士人立身的重要参照。 中唐韩愈《送杨少尹序》感叹：“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⑨二疏之辞位而去，作为儒者，韩愈亦十分景仰，可见在后世士人心目中，二疏占有重要地位，韩愈此序具有史料价值；据此又知，二疏非但引发士人题咏，且被画家图画其迹，成为画中题材。白居易作《不致仕》曰“……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⑩以二疏贤明，反讽世之不舍退位者，老颜无耻，遂令二疏几成绝响。白居易《闲卧有所思二首》之一曰：“大底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回。”(11)人之吉凶，常在一念之间，李斯与二疏命运悬殊，此证明一切在乎如何抉择。白氏内心有其闲适隐退的一面，故对二疏，尤其津津乐道，二疏潜移默化于白氏血肉之间焉。苏轼《二疏图赞》曰：“惟天为健，而不干时。沉潜刚克，以燮和之。於赫汉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师友道丧。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此意莫陈，千载于今。我观画图，涕下沾襟。”(12)苏轼此赞，更印证韩愈所记工画者图画二疏事迹，并非虚言，北宋士气高昂，苏轼以亦师亦友来看待君臣关系，认为宣帝尚法，诛杀良臣。二疏同情此辈，于是决绝而去，维护了士与臣的尊严。千年以来，臣，作为人应具的自尊意识，遭王权所压抑。苏轼观画，有感于此，以致热泪涟涟。按苏轼之二疏观，无疑大胆、深邃，可惜，其于史实，有失考之处。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二疏赞》曰：“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得传信后世。东坡先生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无恙。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13)苏轼议论，极为高远超迈，光芒四射，即使人事与时间有错讹，然瑕不掩瑜，亦正说明二疏为先知先觉者(14)。陆游《闲游》曰：“高会挥金愧二疏，食贫只似布衣初。”(15)如何对待金钱？二疏不做守财奴，士人无不钦佩其挥金洒脱。 两晋时代，由于《汉书》并不易得，二疏其人，未必为世人尽知晓，所以张协、陶潜咏二疏，需原原本本叙述二疏生平，故写作方法偏于赋体。此后，二疏日渐深入人心，尤为士人所耳熟能详，并成为士人约定俗成的意义符号，所以唐宋文人题咏，则删繁就简，更多使用比兴手法，仅笔涉“二疏”两字，辄其意毕见，以少总多，含蓄不尽，不必再使用赋体，复述其行状，此种变迁，盖可考见焉。由于二疏影响，不绝如缕，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从二疏养老主题到南朝宫体艳情 读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指寒人兴起，亦带来主流诗歌趣味的改变，商人估客喜好的民间艳曲，逐渐进入南朝宫廷(16)。刘跃进先生《玉台新咏研究》提出《玉台新咏》是一部歌辞总集的看法(17)，此大致符合《玉台新咏》的实际面貌，也可与唐长孺说相印证。 相较以前，南朝文艺之变迁，确乎大异其趣者也！研究者当思索产生此种演变的深层原因。研究梁代文学，刘孝绰可作一重要参照。由于梁武帝得享高寿，在位时间较长，导致他与储君萧统之间，以及萧统与萧纲、萧绎之间，均关系微妙。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常以谢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18)刘孝绰非但是昭明太子萧统东宫之核心文士，而且亦与湘东王萧绎交好。按《梁书·元帝本纪》记载，梁普通七年，萧绎出为“荆州刺史”，《梁书·刘孝绰列传》说：“时世祖出为荆州……孝绰答曰：‘……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刘孝绰以曹植《与杨德祖书》为典故，深悉萧绎辈不甘于“岂徒以翰墨为勋绩”的真实心理。在侯景之乱中，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他“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19)，可见在武帝诸子间，矛盾潜藏，积怨颇深，当大难临头，就暴露无遗。 《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载在普通七年，萧统听信风水师所言，以其生母丁贵嫔所葬墓地于己不利，故埋入蜡鹅等以厌胜之，后为武帝所知，大为震怒，以致萧统继承人地位不保，萧统因此忧惧而死。即使《梁书》等无此记述，然而，《南史》所揭示的萧统遽然而亡的史实背景，似非空穴来风。关于萧统、萧纲之关系，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后世亦不甚了了。然而，若认为两者要好过曹丕、曹植之相与，亦属皮相之见。 《梁书·简文帝本纪》记录萧纲落入侯景之手，其绝命题壁自序有曰：“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此并非写给侯景看，乃宣示世人，意在杜悠悠之口。此种表述，存在两种可能，一则心底坦荡，光明磊落，对于王位从无觊觎之心；另则却欲盖弥彰，为己开脱。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兄弟之间，因王位继承，友于难免陷于尴尬，仅以汉魏为例，譬如戾太子巫蛊事，譬如曹丕和曹植，譬如景帝和梁孝王，等等，实在不易自处和相处；近世宋、齐二朝，兄弟、宗室相残，殷鉴不远。所以在王储与非王储王子之间，隔着一条鸿沟，由王道和霸道、学术和政治、文学和经学、真性情和假道德，等等，将二者隔开，虽萧统和萧纲亦属一母同胞之手足，而《梁书·昭明太子列传》塑造其“孝谨”及“咸有种德”的完美形象，足见萧统以王位继嗣者身份来约束自己；而《简文帝本纪》文末“史臣曰”指萧纲“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此种“轻华”的特征，若属本性天然，则自不待言，如果有意为之，就与其特殊身份相关；然而，萧纲一旦贵为太子，当时朝野，颇惹物议。《梁书·简文帝本纪》记述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萧纲被立为皇太子，若依照儒家礼仪，萧统去世，若论太子之位继任者，则当属萧统之子华容公萧欢，而非萧纲，萧纲当仁不让，并不合礼制。故《陈书·周弘正列传》就保存周弘正奏记，劝告萧纲持“让王之道”；梁武帝诏谓萧纲：“文义生知。”指萧纲天生文士，此四字要在回护萧纲，意谓其性情本属“文义”之类，对嗣位武帝，萧纲绝无野心，使他与“蜡鹅”事件撇清干系，也为他僭越萧欢升任太子缓颊。 “文义”一词，比较接近后来文学的定义。《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71条说：“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谢安与晚辈“讲论文义”，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称谢朗“文义艳发”，此“文义”主要指文学创作，谢安好“言咏属文”，此作为谢家风气被延续下来(20)。 在《宋书》中，“文义”一词出现较多，其意之所指，耐人寻味。在政治上，似指与主流保持距离，即便政治人物，“文义”亦是其生活当中属于雅趣部分；而疏离于政治者，被称为喜爱“文义”，恰恰反映出其艺术审美天性，或出世狷介品格，甚或隐逸高蹈象征。《南史·谢晦传》说谢晦“涉猎文义”；《宋书·隐逸传》之《关康之传》记述：“关康之字伯愉……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之友善……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宋书·隐逸传》之《王弘之传》说王弘之之子王昙生“好文义，以谦和见称”。《南史·隐逸传》之《宗少文传》记载：“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乃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南史·颜延之传》附《颜竣传》云：“竣字士逊，延之长子也。早有文义……”《宋书·何尚之传》曰：“尚之雅好文义……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南史·刘勔传》说：“刘勔字伯猷……勔少有志节，爱好文义。”《宋书·自序》载宋太祖对始兴王称赞沈璞“学优才赡，文义可观，而沉深守静，不求名誉，甚佳”。《南齐书·沈冲传》云：“沈冲字景绰……冲亦涉猎文义。”《南齐书·庾杲之传》说：“庾杲之字景行……杲之少而贞立，学涉文义。”《宋书·隐逸传》之《王素传》曰：“王素字休业……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南齐书·高逸传》之《庾易传》说：“庾易字幼简……以文义自乐。”《南齐书·刘绘传》说：“绘聪警有文义。”《南齐书·王奂传》指：“(殷)睿解文义。”观此辈人物，其出身门第大抵不高，在政治上亦无甚权势，因此，即使与“文”相关，“文义”之“文”却绝对与章表奏议无涉，而偏乎私人化写作性灵之“文”，也即近似后世“文学”定义下的抒情性文字，譬如诗歌一类。 《宋书·武三王传》说：“(刘)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文义”与“德业”相对，指“文义”并无现实功用；《宋书·谢灵运传》说宋初“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书·谢灵运传》说：“太祖登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此“文义”与实权相对，正反映谢氏被边缘化处境。《宋书·宗室传》之《刘义庆传》说：“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编纂《世说新语》，可视作刘义庆爱好文义的结果(21)；朝廷视“文义”为雅事和点缀，《宋书·明帝本纪》称明帝“好读书，爱文义”。《南齐书·褚炫传》说：“升明初，炫以清尚，与刘俣、谢朏、江敩入殿侍文义，号为‘四友’。”《宋书·武三王传》载：“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宋书·颜延之传》说：“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文义”除了具有抒情功效之外，尤其包含审美价值(22)。关于“文义”喜好，虽然朝野人士皆可倾注兴趣，并无截然的阶级区分，但是投身其间，文士惟以“文义”宣泄性情。 按照《宋书·宗悫传》谓：“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若此等记述属实录的话，玄风不竞，渐被“文义”取代，已告式微，“文义”令士人兴致不减，形成社会潮流。南朝作为江左政权，有别于大一统时期，就士人之构成而论，寒士毕竟占据多数，南人崛起，并人多势众，既然无缘染指军国大事，则竞相以“文义”相炫，在“文义”中挥洒性情，任气使才，即使文士“羔雁之具”，也与经学时代存在本质区别。 《南齐书·刘绘传》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此“文章谈义”恰可简化为“文义”二字，也涵盖了“文义”之精髓。萧纲“文义生知”，无论真假，被贴上此标签，实际上有助于萧纲减少东宫猜忌，令自己逍遥于是非之外。按《史记·五宗世家》之《集解》引《汉明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对王室血缘相近人物，作为帝王，均不喜此辈热衷政治，或才干绝伦。萧纲深谙此理，其《诫当阳公大心书》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谨重者，可为执政作准备，而文章放荡者，则君子之瑕疵也。《文心雕龙·章表》说：“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故从文体的特征而论，萧纲“诫”其子，重点不在论文，而在告诫其立身之道。萧纲之王子大心，于中大通四年被封当阳公，同年萧纲之长子，亦武帝之嫡皇孙大器被立为宣城郡王，此前一年，萧纲被立为太子，自己从储君之储君，一跃而为太子，面对帝位考验，他十分理解兄弟感情脆弱不堪，他所钟爱的王子大心，其身份近似当年的自己，为避免诸子间兄弟睨于墙，萧纲令大心谨守王孙与嫡王孙的分际，开悟其人，以文章放荡为手段，就是善于自贬、自诬，佯狂、佯放，以达到立身安稳目的，这无疑是其金针度人的教诲。 而何谓“放荡”，是指诗兴文思冲决礼教藩篱，甚至突破固有伦理道德底线，纵意所如，毫无顾忌。亦如欧阳炯《花间集序》谓：“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陈书·世祖本纪》记载其诏曰：“梁氏末运，奢丽已甚……逐欲浇流，迁讹遂远。”这是一个淫靡之风盛行的时代，诗文所展现者，亦复如是。沈约《宋书·乐志一》收录尚书令王僧虔于升明二年上表论乐：“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梁邓铿《奉和夜听妓声诗》说：“妓儿齐郑乐，争妍学楚腰。”因此，宋至齐梁，文学生长于“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土壤之上，尤其“新哇”、“谣俗”提供音乐资源，音声感人至深；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藩邸时，撰《西府新文》，迄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因此，雅文学颇受侵蚀，雅不敌俗，导致植根于民间的俗文学后来居上，并置换了汉魏主流文学。若以刘孝绰为例，其诗歌写作，并不像萧统般矜持，兴膳宏先生《〈玉台新咏〉成书考》关注其书卷七、卷八，保存不少萧纲与属下的同人们的唱和应酬之作，除了王筠、刘孝绰外，其他作者均属萧纲、萧绎集团，“构成卷七、八中心的，是皇太子萧纲——湘东王萧绎集团的诗作”(23)。《玉台新咏》之所以收录刘孝绰作品，除了其文坛地位崇高因素之外，还由于其作品，尤其同题共赋之类，亦凸显当时淫荡靡丽的写作特征。对此风习，萧纲、萧绎以及刘孝绰非但未加遏制，反而推波助澜。若以一篇乐府诗《陌上桑》作对证点，即能管窥其间之变异。乐府诗《陌上桑》，在沈约《宋书·乐志三》中标题为《艳歌罗敷行》，描写少妇秦罗敷外出采桑，遇使君勾引，罗敷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相拒，其形象美丽而端庄；宋齐以来，佛教直指心性，以“淫欲”为妇女之天性，遂将《礼记·内则》篇等儒家经典所培植或塑造的妇德彻底摧毁，于是，此篇乐府诗遭肆意篡改。在古代，妇女、老人，无经济能力，属被赡养一族，故秦罗敷虽大义凛然，亦须凭借夸耀夫婿“高富帅”，以增强其贞洁刚烈之底气。南朝诗人极具戏谑恶搞精神，他们以为，既然罗敷美女嫁入豪门，已经“白富美”，何须抛头露脸，因此，外出采桑，无非不耐寂寞，想勾引野男人罢了。关于此题，他们引申发挥时，想必笑得见牙不见眼。刘孝绰《淇上人戏荡子妇示行事诗》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汤汤。美人要杂佩，上客诱明珰。……”(《玉台新咏》卷八)其诗意就在于将贞女一变而为荡妇，所透射的恰是作者的妇女观，贞洁纯属伪饰，淫荡却是本质，因此，在此题材中，驰骋男性绮思，满足意淫需求。 按梁代诗人，简文帝《采桑》，萧子范《罗敷行》，徐摛《万山见采桑人诗》，沈君攸《采桑》，姚翻《同郭侍郎采桑诗》，王枢《至乌林村见采桑者因有赠》，无不祖述乐府诗《陌上桑》(24)，却颠倒罗敷形象。直到简文帝《洛阳道》，萧绎《洛阳道》说：“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庾肩吾的《洛阳道》，皆虚化罗敷采桑场景，径言女子“潘生时未返，遥心徒眷然”，成为专写艳遇的乐府诗篇；费昶《春郊见美人诗》最后点出：“薄暮高楼下，当知妾姓秦。”刘孝绰《为人赠美人诗》说：“幸非使君同，莫作罗敷辞。”此说明秦罗敷已然被符号化，它代表所有女性，是淫荡的代名词。 《梁书》记述萧统、萧纲行事风格，基本把握二者差异，萧统端重自持，萧纲颓弛疏放，此与两人身份、处境相吻合。《梁书·太祖五王列传》记载：“(萧恢)常从容问宾僚曰：‘中山好酒，赵王好吏，二者孰愈？’众未有对者。顾谓长史萧琛曰：‘汉时王侯，藩屏而已，视事亲民，自有其职。中山听乐，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国，当佐天子临民，清白共优乎！’坐宾咸服。”此反映梁代王侯无所事事，若忧心国是，反遭猜疑，然则悠游度日，醉心文义，便为明智选择。实质上，《文选》和《玉台新咏》编撰理念迥异，正契合二萧政治语境。而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如果视若纯文学行为，则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在版本文献细节上，即使有所发现，以佐证己见，却有违宏观体认。故此，在朝廷内部，所存在的政治与文学自然生态两个层面，研究者须既联系又区分地看待。傅刚先生认为《玉台新咏》编纂，其时间在中大通四年到大同元年之间，也就是萧纲继立为皇太子后一年(25)。萧纲此举有悖礼制，激起朝野非议，想必未曾衰歇，若傅先生考订正确，试问萧纲登太子位后，为何还要编纂《玉台新咏》，其答案在于，企图继续营造假象，示世无远志，令世人觉得其人无意问鼎政治，以淡化议论纷纭。 由于潜藏此一目的，所以《玉台新咏》之“文义”及顽艳特质被发挥到极致，专好以女性作为逞才刻画之对象，此在史上，实属罕见！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上客们“人人眼角里是淫荡”(26)，此言传神。《玉台新咏》将“淫欲”化写作几乎拓展到各种题材，足证面对民间艳情作品，萧纲们毫不排斥，并且将原生态更精致化，使民歌变身为精致的玩意儿，而在内容之香艳程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养老而言，南朝士人亦多关注。齐梁佛教盛炽，士人竞作《八关斋四城门诗》，生老病死，岂可忽哉！《梁书·徐勉列传》记述徐勉写给儿子徐崧《诫子书》曰：“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殚，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余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J2X910.JPG，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吾岂知如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徐勉此番话，乃以前汉陆贾、二疏之养老模式为蓝本，本传说：“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自己“劬劳夙夜”，当老之将至，徐勉亦希望享受余暇，故家务、田事等，全托付儿子打理，自己舒心地走完人生之路。所以其财富观、子孙观均极肖疏广，他可谓陆贾、二疏之后身。《梁书·止足列传》说：“其后薛广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礼，有可称焉。”《梁书·韦睿列传》说：“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此亦折射在梁代士人心目中，陆贾、二疏居于偶像地位。 然而稍有不同者在于，汉人养老，凸显重物质、尚朴实的特性，二疏、陆贾晚年享受亦不过酒食而已。酒，于中国古人，就是恩物，《汉书·王尊传》就记载：“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万章、剪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可知当时赵放造酒，已是有知名度的品牌，作为养老之物，酒绝对不可缺少。惟陆贾“从歌舞鼓琴瑟侍者”，超越一饮一啄，透露文娱之需求。而徐勉《诫子书》则与汉人不同，按徐勉意愿，心情愉悦远比酒足饭饱重要，精神无负累，潇洒送日月，更成为养老主旋律。 庾肩吾《八关斋夜赋四城门诗更作四首》之第一赋韵《南城门老》说：“妍容一旦罢，孤灯行自设。”其第三赋韵《西城门死》曰：“自应蝼蚁躯，值此风刀逐。”人之老与死，绝不可逆转，在老、死面前，庄严人生显得苍白渺小。关于老病、死亡，若达成儒家所赋予人生使命，汉代士人便感到死无遗憾矣；而南朝士人却不然，因受佛教冲击，生老病死，人生旅程，必经之途，但是其实质性意义被彻底消解，空观令人生固有价值亦顿然悬置，于是生命体验非人伦道德，而止剩感官刺激，也即生命之本能也。因而，当年华老去，即使子孙满堂、丰衣足食，但南朝士人依然难以安顿其心。沈约《宋书·乐志三》说：“古词(五解)《何尝·艳歌何尝行》有曰：‘……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虽无官爵，鞍马J2X911.JPG，往来王侯长者游。(三解)’”这是以一个兄弟的口气，叙述其两兄一弟既富且贵，而自己则满腹苍凉。此作所谓“解”，指两句一个段落为一解，长兄、中兄两句结合为一解，小弟独占两句，亦为一解，但跳脱活泼，尤其醒目。 此种结构被运用至乐府诗《三妇艳》和《长安有狭邪行》之中，且在齐梁，曾有许多诗人同题共赋。以此为观照，可见其间交织养老与艳情两个主题，而且艳情欲念更压倒了养老梦想，或者说，养老梦想包含了绮艳的内容，此盖与整个梁代文学思潮相合拍。秦汉以来，儒家文献以及朝廷诏令，亦涉及养老仁政，但是大抵止流于空文耳，若家无孝子，则养老亦无从谈起，这才是实情。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九》有汉代乐府古辞《相逢行》，一曰《相逢狭路间行》，一曰《长安有狭邪行》，郭茂倩仅指其属古辞，其主旨写某男子有子有媳，富足自得，艳情并不突出(27)。西晋陆机作《长安有狭邪行》，为《文选》卷二八收录，其内容亦无关艳情，大致表达诗人临歧彷徨，情思苍茫；南朝宋谢惠连《长安有狭邪行》曰：“纪郢有通逵，通逵并轩车。帟帟雕轮驰，轩轩翠盖舒。撰策之五尹，振辔从三闾。推剑冯前轼，鸣佩专后舆。”此诗为残篇，在形式、内容上，与陆机相近。此题乐府诗何时发生逆转，成为艳情、养老主题的复合体，由于文献不足征，其始作俑者，已难详考。可是《长安有狭邪行》一变而为艳情诗，且同侪友朋同题共赋，其时间当在梁代，此大致可以推测。齐梁诗人沈约传世作品既有《长安有狭邪行》残篇，又有《三妇艳》，然观沈作，其前者宛然陆机、谢惠连笔法，作为齐梁文坛大老，在其手里，《长安有狭邪行》旧体依然，此说明在齐梁时期，文章新变，班班可考。《颜氏家训·书证》说：“《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又疑‘丈’当做‘大’，北间风俗，妇呼舅为大人公。‘丈’之与‘大’，易为误耳。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此节文字涉及乐府《长安有狭邪行》和《三妇艳》两题，然而，据此不可辄以为《三妇艳》出自《长安有狭邪行》，两者并无从属关系。将题为《长安有狭邪行》、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者，称之为《古乐府》，其实有误。北周王褒《长安有狭斜行》曰：“威纡狭邪道，车骑动相喧。博徒称剧孟，游侠号王孙。势倾魏侯府，交尽翟公门。路邪劳夹毂，途艰倦折辕。日斜宣曲观，春还御宿园。途歌杨柳曲，巷饮榴花樽。独有游梁倦，还守孝文园。”王褒身处北方，未染南风，所作《长安有狭斜行》，仿佛旧时月色，亦与陆机、谢惠连和沈约一脉相承，恰可旁证此题《古乐府》歌词本不涉香艳。 然则颜之推所谓“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应指旧题《古乐府》之变体，亦即旧瓶新酒之谓也。“先述三子”贴近养老主题，堪谓陆贾、二疏故事之再创造。陆贾五子分灶，体现南方习俗，而二疏诸子同居，则俨然北方敦礼家风②。南朝诗人作《长安有狭斜行》，“先述三子”，本该对应陆贾五子，然此题呼应其后“次及三妇”，则有关绮思。且述“三子”、“三妇”，均套用古词(五解)《何尝·艳歌何尝行》之“二解”，所以主人公之三子，可视作化多为少，缩减陆贾五子为三子，却取二疏诸子同居之模式也。 按梁武帝《长安有狭邪行》曰： 洛阳有曲陌，曲陌不通驿。 忽遇二少童，扶辔问君宅。 我宅邯郸右，易忆复可知。 大息组絪缊，中息佩陆离。 小息尚青绮，总角游南皮。 三息俱入门，家臣拜门垂。 三息俱升堂，旨酒盈千卮。 三息俱入户，户内有光仪。 大妇理金翠，中妇事玉觿。 小妇独闲暇，调笙游曲池。 丈人少徘徊，凤吹方参差。借与二少童问答，主人公大事炫耀：家有三子，三子均非等闲之辈，故主人公老来有靠焉。尤其小儿子青春阳光，生机勃勃，令门庭生气洋溢。然而，即使三子神勇，设若家中一个老者，加三个光棍儿子，父慈子孝，总嫌阳刚太甚，凑在一起，亦无趣得很。所以亟需女性滋润，诗意遂从酒滑向色。紧接三子，以“大妇理金翠，中妇事玉觿”为一解，大妇、中妇已然熟女，手脚利落，从事针黹、饮食诸事，侍奉公公之起居；而“小妇独闲暇，调笙游曲池”则别为一解，大妇、中妇务实，唯小妇对应小息，尚不知稼穑之艰辛，行为务虚，且又浪漫，在物质之上，尚有文艺爱好。令老者不但衣食无忧，甚至还有视觉、听觉等享受，其老来有福矣，岂陆贾、二疏所可比拟者也。此作格式倾覆《古乐府》原作的思想，意指与其奔波四方，还不如在家享享天伦之乐。 旧题新作《长安有狭斜行》一般有固定的情节和格式，大多为五言、二十二句，然而，如此乐府诗题，到宫体诗作者手里，却变味了，主旨与旧体大相径庭。譬如萧纲《长安有狭斜行》，同样二十二句，其结尾四句则说：“小妇最容冶，映镜学娇颦。丈人且安坐，清讴出绛唇。”女为悦己者容，小妇妖冶，然所献媚者，似乎并非夫君，而是丈人，也就是公公，此为驰骋男性遐想，留存无限空间；而庾肩吾《长安有狭斜行》，其形式相似，最后四句竟曰：“少妇多妖艳，花钿系石榴。夫君且安坐，欢娱方未周。”亦搞不清其所谓夫君为何人，在暧昧之中，有意制造乱伦之嫌；而淫荡之尤，要数徐防《长安有狭斜行》，其诗末四句说：“小妇多姿媚，红纱映削成。上客且安坐，胡床妾自擎。”纯乎勾引淫乱，超越伦理之底线。这样的写作，在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笔下之少妇、少女，妩媚性感，其活力、魅力令困于老境之男人，如久旱逢甘霖，遂使枯槁之生命，得以滋润、舒张和激动，在此意乱情迷之下，真不知老之将至矣，于是，养老之题旨也被隐匿，顿然置换至情欲贲张语境，艳情成为不二之主题。 而与之平行生长的另一乐府诗题之作《三妇艳》，亦众相竞作，干脆就不要“先述三子”之二解，作者纯然为色中饿鬼，堪称文学之宣淫者也！ 然而，从文学史积极意义而论，《玉台新咏》提供新颖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亦大胆涉猎文学与性主题，人生一场，风和日丽，良辰美景，其实虚妄不真，在飘风骤雨中，人生往往残破不堪，血泪斑斑，然则，寄情声色，文学发挥其梦幻功效，在诗歌之中，就让世人拥抱青春和美好，忘却黑暗与苦恼，而唯有美女，唯有美女的舞姿娇态，唯有其一颦一笑，令男人淡忘忧愁和烦恼，即使虚幻不真，而陶醉其间，岂不很好？当然，此仅代表其一家之说耳。 注释： ①载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6页。 ②《汉书·元帝纪》记述宣帝的心里话：“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③《汉书·陆贾传》与之文字略有出入。 ④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二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伸酬献》，《白居易集》卷二九，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6页。 ⑤陆游《卜算子·咏梅》句。 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三《相和歌辞十八》，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36页。 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晋诗》卷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4页。 ⑧《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8页。 ⑨《韩昌黎文集》卷四，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⑩《白居易集》卷二，第32页。 (11)《白居易集》卷三二，第717页。 (12)《苏轼文集》卷二一《赞》，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00页。 (13)《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4)苏轼诗文多涉二疏，譬如《更漏子·送孙巨源》曰：“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 (15)《陆游诗集》卷一八。 (16)《唐长孺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0页。 (17)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7页。 (18)《颜氏家训集解》卷六，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8页。 (19)《梁书·敬帝本纪》所引述魏徵的评论。 (20)《南史·谢弘微传》说：“(谢)混风格高峻，少所接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 (2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考释了在宋文帝多猜忌和行诛杀的形势下，刘义庆借助清谈以图免祸的窘境，其“爱好文义”，亦与其充满忧患的政治处境有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页)。 (22)按《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载沈约说：“谢安石素族之台辅，时无丽藻，迄乃有碑无文。”所谓“有碑无文”，指缺乏文采，文必须具有文采。 (23)收录于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29页。 (24)以《陌上桑》为题，有王台卿《陌上桑四首》、王筠《陌上桑》等。 (25)傅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6)《闻一多全集》(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页。 (27)郭茂倩《乐府诗集》，第508页。 (28)《颜氏家训·兄弟》说：“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