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既受到1929年蔓延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所致的农产品倾销的影响，又有国内各种重大自然灾害的因素，因而导致了“农村破产”、“谷贱伤农”的事件比比皆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从立法到行政，在不同层面上都制定了一系列应对农村经济危局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反映该时期农村生活状况的左翼小说中，非但看不到这些内容，反而随处可见对现政府的各种指责和贬斥，呈现为一种腔调、一种声音。从艺术性来看，左翼农村题材的小说普遍成就不高。细究其中原因，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大部分左翼作家由于其所采取的政治立场、理想信仰及其身份的限制，加之创作指导思想的束缚，在有关农村社会现状的小说叙述中普遍表现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针对农村经济危局的系列政策及其执行效果的漠视、回避，放大对农村社会可能性事件(农民生活境遇的苦难、农村生存环境的恶劣、农业经济的萧条残破)和经济政策负面影响的叙写，以此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更为广泛的生活体验和更为宽广的视野的欠缺，制约了左翼作家，使得他们的小说叙述整体上不具有艺术表达上的可持续性，作品难以具有丰赡的美学效果，甚至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集体“失语”或“亚失语”状态。也就是说，囿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既定观念，缺少超越，是左翼小说整体成就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2年1月，丁玲在自己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起了“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讨论，应征者有郁达夫、张天翼、鲁迅、郑伯奇、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陈衡哲、邵洵美等21人。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阶级压迫太甚，没有言论自由，作家的生活生命不能保证。但其间郁达夫认为，“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将来若有新文学起来，怕就是亡命文学。”(二)未脱离旧意识的窠臼，未走向大众。(三)缺乏生活经验。几乎没有一个应征者不这样认为。(四)技巧差，不够大众化。 实际上，此前的左翼小说已面临着困境，张天翼的《二十一个》《仇恨》、周文的《雪地》、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都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急功近利、粗糙肤浅的急就章和政治宣传品，类似作品还有不少。
    第二、1930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出台的滞后性、政策执行的软弱性、效果的非显著性和左翼小说叙述宣传的有效性、叙述立场的预设性之间形成了巨大而强烈的反差。一般而言，经济政策及其效果不可能立即作用于小说叙述，但在193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在“革命”成为左翼叙事主流话语的前提下，面对着广大农村近乎绝望的经济前景，南京政府的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及其执行效果在客观上为左翼农村题材小说叙述提供了无尽的可能，但大多数左翼作家仅仅把自己当做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非时代真实面貌自觉自愿的代言人，既无力创作出气势磅礴、意味隽永的作品，也无法沉潜入农村生活的底部以获得创作的深度。
    第三、而在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此时期的农村生活状况成为小说叙述的背景，从而在与现实有距离的观照中发现生活的本质和对人性的挖掘探索，生活本身的苦难成全了作品的美学意义。显然，这种超脱对文学本身来说是有益的。
    可见，要想创作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堪称优秀的作品，作家非不断地自我超越不可，包括党派性、宗派性和思想内涵。除了创作技巧的卓越外，其一是在创作立场上要趋于中立，如沈从文；其二是要具有更宽广的全局性视野，对农村实际情形有深入的了解。而这两条恰恰是许多左翼作家没能做到的，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系列农村经济政策没条件关注或不愿关注或关注了没有成为创作的一部分等等，使这些作品的倾向性太过鲜明，丧失了创作出厚重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乃至作家自身的独立品格。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