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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梅显懋，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我国至汉代“序”字才有序文之义，官、私著作至汉代始有真正意义的序文。初时以序名篇，乃用“序”之引申义“次序”，旨在为书籍内容排序，述家世、明宗旨乃附益内容。其后“排序”职责为目录所替代。附益内容遂成为序文主要内容。汉代序文并无统一称谓，而且汉以后才陆续有人对序体的功用做出理论上的阐释。基于此，提出如下观点：序体或萌生于战国中后期，至汉代始形成，汉以后才渐成共识。文中侧重分析了先秦时不为书籍做序的原因，并指出汉代大规模整理古籍传注之学兴起，是序体形成的时代背景。 关 键 词：序体//汉代/时代背景 序做为一种文体，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说明文一类。自著书作序，称为自序或序传，除说明著书缘起、书籍主旨、编纂体例外，往往还有记述家世生平等内容。对前人的书籍进行整理，往往亦须做序，可称为“他序”。详者包括辨明作者生平、写作时代背景、写作经过、出版情况以及考定文章写作宗旨、辨定讹谬、评定其思想及艺术价值等等。略者或仅说明其作者、写作背景及文义。当然，序体也有一个逐渐萌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其初始形成期尚不可能有统一规范的体例，但对作品进行客观介绍说明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依此标准，我国序体究竟形成于何时？ 北齐颜之推最早提出“序……生于《易》者也”①的观点，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之“序跋类”，都将《易传》列在首位。其意乃在于凡给“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②，“推论本原，广其大义”③者，即为“序跋”主要内容。混序、跋为一体，本不科学，且就《易传》整体而言，实难称得上是早期之序。至多可以说是序文的滥觞而已。孔疏《尚书序》云：“《毛传》云：‘序者，绪也。’则绪述其事，使理相胤续，若茧之抽绪。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亦作《尚书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④明吴讷则认为“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⑤。这才涉及真正意义的早期序文。 今人则多欲进一步探讨“序”这种文体的萌发、形成、成熟的过程。例如，王玥琳的《序文研究》认为《周易·序卦》为序文的雏形，《诗序》、《书序》为其发扬光大，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是书序产生、定型阶段，成熟于两晋时期⑥。杜绣琳撰文认为序定型于《淮南子·要略》⑦，杨子江认为“最保守可靠地说，到了汉代，书籍的序体已经完全成熟了”⑧。以上诸家讨论序体的定型或完全成熟，似乎都忽略了区分“序文”与“序体”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薛峰则认为“序文之首只是传统上所说的序这种文体的滥觞，它并不具有序体文章的‘体’的规定性”。他认为“到汉末都尚未有真正的文体辨析观念，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所以“宁愿将……《毛诗序》、《太史公自序》、《叙录》、《七略》等作品仅仅当作早期的序文来看待，而很难说是最早的序体典范”⑨。案：《毛诗序》写作时代及作者问题聚讼纷纭，《别录》、《七略》原书已佚，此于后文再论，仅就《太史公自序》而言，不仅因为当时人们对序体还没有明晰的认识，且其文原本还兼有为全书篇目内容排序的职责，所以，的确不能说是标准的序体文。 此外，还有的学者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入手，来论证序体的形成。如洪湛侯先生说：“小序……几乎在目录书开始编纂时就已同时出现。是我国目录学家的一项重要创造。”⑩吴振华说：“‘序’体产生于整理编辑文献的过程中，从传说中孔子整理而作《序卦传》等到西汉刘向校理群书而作‘叙录’，标志‘序’的确立。”(11) 综上，笔者认为，全面考察序体从萌发至形成乃至成熟定型的过程固然是有意义的，但从宏观上确立序体形成的时代，当为首要之务。然而，古代一些作品的作者及写作时代往往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作品本就非一时一人所作，先秦时期尤其如此。这就是一些学者们在提到序体的形成时代时，意见总是难以统一的症结所在。因此，若仅以作品的考察为基点，探讨序体的形成时代，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因此，本文一方面仍从“序”字的本义、引申义、与后世“序体”意义的联系以及相关文献的考察、辨析入手，并断以拙见；另一方面，则侧重结合序体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探讨，企冀由此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请试言其详。 一“序”字至汉代方有序体之义 汉以前文献中的“序”字皆无序体之义。《说文解字·广部》释“序”字云“从广，予声”，而释“广”字云：“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故从“广”之字大多与可供居住、储藏之建筑有关。如廂、廳、廬、廟、府、庫、廪、廐等。《尔雅》“序”字收在《释宫篇》中，云：“东西墙谓之序。”晋郭璞注：“所以序别内外。”宋邢昺疏云：“此谓室前堂上东厢西厢之墙也。所以次序分别内外亲疏，故谓之序也。《尚书·顾命》云：‘西序东向，敷重厎席。东序西向，敷重丰席。’及《礼》经每云‘东序’、‘西序’者，皆谓此也。”(12)故“序”引申有“分别次序”之意。如《仪礼·乡饮酒礼》：“众宾序升。”郑玄注：“序，次也。”又《庄子·天道》：“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即言将一年分别为四季，由春及冬，依次排序。再引申，则“序”有位次之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卿大夫以序守之。”杜预注：“序，位次也。”(13)又引申有“排序”之意。《诗经·大雅·行苇》：“序宾以贤。”《郑笺》：“以射中多少为次第。”(14)《周礼·春官·肆师》：“以岁时序其祭祀。”郑玄注：“序，第次其先后大小。”(15)序与“叙”常通借。《尚书·舜典》：“纳于百揆，百揆时叙。”《正义》曰：“又纳于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于是皆得次序，无废事也。”(16)《周礼·地官·乡师》：“凡邦事，令作秩叙。”郑玄注：“叙，犹次也。”(17)以上二例中“叙”字皆借为“序”。王逸《离骚经·序》：“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18)二句中“述”与“序”对言，知序通“叙”。可知序、叙二字，古时确为声通而常互借用。 从现存汉以前之文献来看，“序”字无可确证为序文之意的。直至汉代，“序”方以序文的含义出现。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许慎的《说文解字·叙》、王逸的《离骚经·序》、班固的《汉书·叙传》、王符的《潜夫论·叙录》及《后汉书》载东汉卫宏“作《毛诗序》”等等。这里的序(叙)，显然有了序文之意。 二官府藏书至汉代方有真正意义的序文 现存汉以前的官府藏书只有《尚书》、《毛诗》附有序文，《周易》有《序卦》一篇，类似于序文。而《尚书序》及《周易·序卦》、《毛诗序》也并非写成于汉代以前，前人论述颇多，兹简述如下。 今存《尚书》有《大序》、《小序》。《大序》为《尚书》总序，相传为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所撰。唐陆德明论《尚书大序》云：“此孔氏所作，述《尚书》起之时代，并叙为注之由，故相承讲之。”(19)序文中有“先君孔子”云云，似确为孔子后裔所作。然《古文尚书》经学者们考察，定为东晋时人伪作，而《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于朝廷，“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并未言其为《书》作《传》，故一般人认为《孔传》连同这篇序言也当是东晋人伪作。至于《小序》，有学者认为原本为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其所伪造的百篇伪《书》虽遭废黜，但是，“所造‘百篇《书序》’却流传盛行起来，并宣称是孔子所作”(20)。《汉书·艺文志》载：“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后世误以为《小序》为孔子所作，恐即缘于此。笔者疑心此处“言其作意”四字或为后人注“序”字之文，被误作正文窜入。“为之序”之“序”，当即“编排次序”之意。《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编次其事”，正是对“序《书传》”含义的进一步解释。故此处“序”字，亦当为“编次”之意。大约《尚书》原本只是分散的官府档案，孔子按年代次序加以编集整理过。《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语：“……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论”当与“伦”通，刘熙《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荀子·解蔽》、“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王先谦引郝懿行曰：“论，读为伦，伦者，理也。”(21)伦《诗》、《书》，即将《诗》、《书》按一定的原则进行“整合编次”之意。而《汉书·儒林传》又云孔子“于是叙《书》则断《尧典》……论《诗》则首《周南》”。此处之“叙”与后文“论”对文意同，皆为“编次整理”之意。正是袭用《史记》之文意。由此推论，《汉书·艺文志》所言“为之序”，当是袭自《史记》之文，亦言孔子曾对《尚书》、《诗经》之原材料进行归类编次整理，并不是为《诗》、《书》作序。张舜徽先生亦曾有言曰：“顾《史记》所谓‘序书传’，书传谓古代史料，序谓编次之也。序与叙同，故《汉书·儒林传》称孔子‘叙书则断《尧典》’，亦即此意，皆未言孔子曾为《尚书》撰序，后之言孔子作《书序》者，傅会之辞也。”(22) 《毛诗序》的写作时代及作者问题，已为《诗经》研究的重大疑难课题之一。不过，学术界大都倾向于《毛诗序》非一时一人所作。吴振华先生从文体学角度来审视《毛诗序》的作年，也颇具新意。他说：“如果《诗序》这样成熟而标准的体制产生于先秦，而到东汉张衡时期才出现第一篇‘诗序’，这中间相隔了六百余年，六百年中的诗人并不算少，竟不作一篇诗序，显然是不可思议的。”(23)笔者曾撰文认为，先秦时《诗》本无《序》，但当有儒生说《诗》资料流传于世，例如上博简《诗论》即是。西汉一代经师传授经旨，亦当有说《诗》资料代代相传，但这些都不能称之为《序》，至少当时儒生并不以《序》视之。不然就不会终西汉一代无一人提及《诗序》。东汉初战乱甫定，光武帝亟须以儒家经典思想为舆论导向来稳定社会、巩固新生政权，卫宏应时代所需，将历代解说《诗》旨资料汇集整理，始成为有严密系统的解诗纲领性文献，故范晔于《后汉书·卫宏传》中称其“作《毛诗序》”(24)。 《周易》中有《序卦》一篇。孔颖达云：“《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意，故谓之《序卦》焉。”(25)本篇内容确是论述各篇意义及其先后次序的逻辑联系，与《淮南子·要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之后半部分内容较为相似。但《十翼》(即《易传》)是否为孔子所作，历来就有争议。清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三《辨作易传之说》中举出很多证据，证明《十翼》非孔子作，其以《十翼》“其言繁而文”，类于《左传》、《礼记》，而与《论语》之文谨严简质相去甚远为据，尤为令人信服(26)。冯友兰先生亦曾断言：“《十翼》是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儒家人的作品。”(27)朱自清先生说：“《周易》变成儒家的经典，是在战国末期”，儒家是在阴阳家和道家的影响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便是所谓《易传》”，而《说卦》、《序卦》、《杂卦》，“其实也许就是汉代人作的”(28)。李镜池先生将《易传》七种十篇按时代先后分为三组，《说卦》、《序卦》、《杂卦》列为第三组，认为其写定时代在汉代昭、宣之后(29)。 综上，先秦时期官府藏书没有一部附有可确证为先秦时人所作的序文。由此可推论，先秦时官府藏书可能根本就没有为书籍作序的习惯。罗根泽说：“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大凡典册深藏官府，则有传承，无发展，谨世守，乏研究。”(30)《荀子·荣辱》：“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31)故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并非谦逊，而是谨遵古训。虽然孔子在“述”中亦寓含了己见，但这与以作《序》的形式直接阐明作品主旨是大不相同的。先秦时期除战国中后期的少数私家著作如《庄子》、《荀子》外，篇名多是仅截取篇首二三字，作为查检标识而已。这正反映出当时人并不注重揭示书籍、篇章主旨的时代特点。南宋周孚云：“古之教人者，未尝有训诂也。故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2)言古代官府设教，官师多凭口授，弟子则重在讽诵记忆，以自行体悟为主。故至秦焚灭六经，汉初老儒生仍能凭记忆传授经书。《诗经》得以保全，正是“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 为官府所藏书籍作序，当是“传注之学”兴起之后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传注之学”的兴起，乃是缘于大规模整理古籍。我国大规模整理古籍始于汉代。李学勤先生说：“传说中的孔子整理六经，不妨说是这种工作的滥觞，但真正的大规模整理当在汉代。这是因为经过秦火，典籍残缺，书籍有赖于发现，从而整理工作应运而生。”(33)元郝经云：“古之为诗也，诵歌弦舞，断章为赋而已矣。传其义者则口授，传注之学未有也。秦焚《诗》、《书》以愚黔首，三代之学几于坠没，汉兴，诸儒掇拾灰烬，垦荒辟原，续六经之绝绪，于是传注之学兴焉。”(34)古人所说的“传注之学”，其中就已包含了后世“序”的内容。汉兴之初，面对这些残缺不全、旨意难明的先秦古籍，尽管尚有一些老儒生可以凭其记忆解读传授，但毕竟其人年事已高，又久疏学业，岂能疏通全经？故汉初《鲁诗》学者申生有“疑者则阙不传”(《汉书·儒林传》)之戒，西汉末刘歆也曾感叹“建元之间……一人不能独尽其经”(《移让太常博士书》)。因此，在收集、整理、传授过程中，必然包含了校定文字、考辨文义、辨明作者及写作背景等工作。古代保管书籍的技术本就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简册又极易残损散乱。再加上秦火、战乱，至汉初其散乱缺损可想而知。《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东汉章帝时徐防上疏称：“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四家。”(35)汉章帝于建初八年冬十二月戊申下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36)可见，两汉时期，官府曾多次集中人力物力大规模整理古籍，而整理古籍就必须对相关的整理成果作出文字说明。有明确记载的是汉成帝时刘向总校群书，为每部书“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汉书·艺文志》)、“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敘而奏之”(《隋书·经籍志序》)，称之为《叙录》，后又将各书《叙录》合为一编，命名为《别录》。其书虽佚，然从现存《战国策》等书的《叙录》来看，皆长篇大幅，评述书籍内容，剖析其编撰宗旨及历史背景等，其中也有借以宣传汉代政治教化的意味。这才与后世所说的为古籍作“序”的内容相吻合。“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至东汉明帝时，“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37)。由此可见，作“序”确是整理古籍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环节。虽然有明确记载的是至刘向时方为古籍做序，但若从情理上推论，既然作“序”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必要环节，那么，在汉初就极可能有了为古籍作序的行为，只不过当时人未必以序视之。《后汉书》所载东汉初卫宏“作《毛诗序》”，可能即是在前代儒家经师讲说《诗经》遗留下来的资料的基础上编定的，因为古代的“作”字，往往具有在前人已有的文字资料基础上，进行加工修润的意思(38)。此外，东汉末郑玄作《毛诗谱》，重在说明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各自的写作时代和地理背景，强调政治教化、风土人情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虽未以序命名，其实也具有序文的性质。 三私家著作自汉代始有作序之例 汉以前私家著作亦无作序之例。春秋以前学在官府，自孔子开创私学，方有私著，然亦“因事作文，随写随传，不自收拾”(39)，又岂能为之作序？作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被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我国最早之有形式系统之私人著述”(40)。该书在其十二纪末附有《序意》一篇，以“序”命篇，内容是以文信侯的口吻，阐述著十二纪的缘由，也可以说是序体的雏形了。不过，此篇亦尚有疑问，东汉高诱注此云：“旧云‘此篇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与此无涉，必尚有脱文。”(41)如此说来，此篇或原名《廉孝》，后人删去与廉孝内容有关的文字，截取前半部分，以为十二《纪》之序，并改以《序意》为题也未可知。按刘知几《史通·序传》的意见，私家著作制序，肇始于战国时楚人屈原所作长篇抒情诗《离骚》，形成于汉代：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42) 《离骚》首章确有自叙生平事迹的内容，但《离骚》本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抒情诗，所以篇首自叙生平是很自然的，而且这部分内容与整篇长诗融为一体，很难说是序文，至多可以说对后世私家著作撰写序文产生一定影响而已。至于说到汉代序体已形成则毫无疑问。司马相如“以自叙为传”，虽今未传于世，然其确曾撰写过自叙传(43)。前已言之，序字引申义有次序、排序之意，故古人在全书之末撰写《序》，最初目的大约是为了以篇目为单位排序，并作出相应的说明。余嘉锡先生说：“古之书序，皆所以条其篇目也。”“秦焚书之后，图籍既散乱失次，汉兴复出，自必加以编定。高祖之时，张良、韩信尝序次其《兵法》。序次者，次第其篇章之先后，使之有序也。”(44)古人著书多以单篇计数，加之书籍保存不易，若不标明内容先后顺序，经几传后，极有可能造成书籍次序颠倒、篇简窜乱。有了篇目排序及先后次序逻辑关系的说明，就为篇目次序一旦混乱后，仍可恢复原貌，提供了保障。而自屈原开创了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后，文人渐次有了以文扬名立世的意识，所以在序言中要自叙家世生平并申述其著书之意。张舜徽先生云：“汉人著书无自题姓字于篇首之例，恐历久湮没不彰，故不得已自叙世系行事于其末，且以系全书之篇目耳。”(45)吕思勉先生说：“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序》，《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可谓兼此二义。”(46)案：谓书序“兼此二义”，用以指上述早期序文，是为的论，然却不可用以指后世规范性的序体文。因为后来为篇目排序的职责，渐次以目录形式来承担，并从序文中分离出去，移之书首。按张舜徽先生的意见，“移冠篇首……别增目录于前”，乃在汉魏之交。“若夫自为之书，标目录于书首，盖晋、宋以来始有之。《史通·因习篇》称‘范晔移题目于传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犹于列传之下注为《列女》、《高隐》等目’，其明征也。”(47)不过，汉代撰写序文，尚并无统一的称谓，因为除《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文解字·叙》、《汉书·自叙》、《潜夫论·叙录》、《离骚经·序》以序(叙)命名外，《淮南子》末篇《要略》，虽未以“序”名篇，但其内容实质与《太史公自序》极为相似，除述著书缘由、书籍要旨外，还将二十篇篇名依次排序，概要介绍了各篇的主要内容及各篇之间的逻辑联系。王充《论衡》有《自纪》一篇，记其生平及所著书，述《论衡》之作意及书籍命名之缘由，明显亦为序文。还有前文提到的郑玄《诗谱》亦然。由此推断，大概序体在汉代虽已形成，但人们对序体尚未形成共识，故其名称及所叙内容皆不统一。 四对序体进行阐述说明当在汉代之后 汉以后为书籍作《序》蔚然成风。刘知几《史通·序例》云：“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夫前史所有，而我书独无，世之作者，以为耻愧。故上自《晋》、《宋》，下及《陈》、《隋》，每书必序，课成其数。”(48)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一个先实践而后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过程，序体也不应例外。汉以后序体渐成共识，著书作序已成惯例，于是才有学者从理论上总结序体的特征、作用和意义。正如傅刚先生所言：“文体辨析的观念的产生，来源于文体增繁的事实，这当然要到汉末才构成其所需要的历史条件。”(49)现存最早在论诗文体裁的著作中列出“序”体的是南朝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序以建言，首引情本。”周振甫先生注云：“建言：犹建立一篇的发端。首引情本：序言开始引出作赋的情事根据。”(50)如果《尚书大序》确为东晋人伪作，那么，刘勰的这句话，当是现存最早明确地对序体的功用进行阐释的。其后，唐成伯屿云：“序者，绪也。如茧丝之有绪，申其述作之意也。”(51)宋张表臣云：“序者，绪而陈之也。”(52)宋林之奇论《诗·大雅·抑》之序云：“序之此言其发明此诗之旨，可谓深切著明矣……序者，撮其枢要为之发明……此序《诗》者之所以为善学《诗》也。”(53)明陈懋仁云：“序者，序作者之意，谓其言次第有序，故曰序也。”(54)王维桢《姚母六十诗序》：“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诸家理各自出，犁然杂置，序者整齐之，约繁总要，明其指归。”(55)吴讷云：“《诗大序》……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大抵叙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为上。”(56)王应麟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57)以上诸家对序体的认识，已没有了最初编排内容次序的意味了，惟强调序体的功能在于发明书籍宗旨。即便是仍以“序”之“次序”之意以释“序体”，也只是强调序体具有善叙事理、次第有序的特征。大约是以序来概括全书或全篇的主旨的功用已渐次上升为主要地位，而排序的职责则另设目录来承担并渐次从序中分离出去的缘故。序文内容有繁简之别，但是，对书籍、篇章的内容主旨进行概括总结是必不可少的。故古人亦称序为提要。清人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序体的产生、发展、内容涵盖范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说： 刘向校理秘文，每书具奏，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衷。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58) 自刘向《别录》说起，遍数历代书目著作的提要，并权衡各家提要的优劣，确定自家作提要的要点。这里所说的提要，即为序，其内容包括：介绍作者家世生平、评论书籍得失、考定文字衍脱、篇目分合，以及作者人品学术的评论、作品对现实的借鉴意义等。此处是专就为他人著作作序而言，未提及自序，但也基本上涵盖了古代序体的所有内容。 马建智先生说：“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是文体产生形成的外部条件，但直接的动因是一定时期作家们不断探索和读者的认同，在这之中文学批评家起了重要的作用。”(59)我国先秦时期官、私著作皆不注重著作权，亦不注重阐明著作主旨，故其时官、私著作皆无作序之习。不过，至战国末，可能已有了作序的意识。但真正意义的序体，当形成于汉代。伴随着尊儒读经需要，汉王朝持续进行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因此，必以通经致用的观念，对古籍整理成果作系统性的总结说明，这实际上就是后世“他序”体的开端。至于“自序”体，汉代人渐已有了以文传世扬名的意识，故亦在“序”文中介绍家世生平和作品的写作宗旨。汉代早期著作在全书之末附有以“序(叙)”为名之文，主要还在于为全书内容篇目排序；及篇目排序的内容以目录形式移于书首后，述家世、明宗旨则成为序文的主要内容。不过，汉代有作序之实而并无统一称谓，更无人对序体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说明。汉以后，书籍作序渐成风习，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序体成为共识，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至少亦应在汉代之后。 注释： ①《颜氏家训》卷四《文章》，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②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页。 ③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④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13页。 ⑤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2页。 ⑥王玥琳《序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 ⑦杜绣琳《〈淮南子·要略〉与书序文章体例的定型》，《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4期。 ⑧杨子江《从自序的缘起到自传之滥觞》，《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⑨薛峰《序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⑩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1)吴振华《“序”体渊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12)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五，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2597页。 (13)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2124页。 (14)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534页。 (15)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九，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768页。 (16)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126页。 (17)《周礼注疏》卷一一，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713页。 (18)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19)《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陆德明《释文》，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113页。 (20)刘起釪《尚书学》，张岱年、汤一介、庞朴主编《中华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1)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五，《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264—265页。 (22)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二《六艺略》，《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23)吴振华《“序”体渊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24)梅显懋《〈诗序〉编撰时代考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25)孔颖达《周易正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第95页。 (26)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311页。 (2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3页。 (28)朱自清《经典常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 (29)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01页。 (30)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31)《荀子集解》卷二，第37页。 (32)周孚《蠹斋铅刀编》卷二五《非郑樵〈诗辨妄〉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93册，第662页。 (33)李学勤、郭兴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4)郝经《陵川集》卷三○《朱文公诗传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1册，第332页。 (35)《后汉书》卷七四《徐防传》，《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册，第175页。 (36)《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2册，第16页。 (37)《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册，第115页。 (38)梅显懋《正考父“作商颂”新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39)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第74页。 (40)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冯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41)《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册，第123页。 (42)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43)《隋书》卷七五《刘炫传》载刘炫：“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杨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云：“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固于马、杨传末，皆云‘迁、雄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 (4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272页。 (45)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第43页。 (46)吕思勉《史通评·内篇序传》，转引自赵生群《〈史记〉编纂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47)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第44页。 (48)《史通通释》，第87页。 (49)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50)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51)成伯屿《毛诗指说·解说第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第174页。 (52)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7册，第982页。 (53)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八，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79册，第424页。 (54)任昉《文章缘起》附陈懋仁注，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0页。 (55)引自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卷三四九，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345册，第339页。 (56)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57)王应麟《玉海》卷二○四《辞学指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总第3729页。 (58)《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36—37页。 (59)马建智《中国文体分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