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永启(1974—),男,河南嵩县人,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讲师,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词学文献研究。 内容提要:夏承焘是20世纪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在词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世所公认。因此,在对其已完成的论著作进一步探讨的同时,对其词学著述构想做以评介,以丰富夏承焘整个研究词学的思想。 关 键 词:夏承焘/词学成就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人。著名词学家,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夏承焘191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温州师范学校)。1920年起先后任西北大学讲师,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太炎文学院和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并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浙江省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浙江省分会副主席、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文学研究》(后改为《文学评论》)编委、《词学》主编等。 早在温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夏承焘即萌发钻研词学的兴趣,曾师事林鹍翔,并和梅冷生、陈仲陶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慎社。20岁以后,北到冀晋,西入长安,视野扩大,阅历加深,写下了不少忧时愤世之作。30岁前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词学专著上。50岁前后,夏氏进行词学研究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奇思壮采的创新之作。连同旧作先后出版《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词集》、《天风阁诗集》和《瞿髯论词绝句》等。在词学研究方面,出版有《唐宋词欣赏》等,此外还独作或与人合作编印了大量研究性和普及性的词学读物。夏氏一生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和词史,为词学走向科学化和理论化倾注了不少心血,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夏承焘一直主持东南词学讲席,与海内词家、学人声气相通,治词授业,多所建树,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词学宗师。 下面,拟就对夏承焘已出版的词学著作和词学著述构想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以彰显夏氏的词学研究成就。 一、已完成的词学著作 词学兴起于两宋,盛行于清朝。旧词学长于词的外在形式的考订与词集校理,而疏于词史与词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进入20世纪后,词学研究才逐渐步入系统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轨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夏承焘正是现代词学的杰出代表,他承晚清词学复兴的余绪,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理念,结合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与扎实的考订功夫,以毕生之力,在词人年谱、词论、词史、词乐、词律、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构筑起超越前人的严整的词学体系,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 1.词人谱牒之学 在词学考订方面,夏承焘是尊体派的中坚力量。他既继承了前辈词学家的未竟之业,又有所增添、发展。尤其是谱牒考订,更是硕果累累。如果说,清末王鹏运、朱祖谋为中国词学创立了校勘学,那么,夏承焘就是词人谱牒学的奠基人。夏承焘词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其《唐宋词人年谱》、《词林系年》堪称传世之作。20世纪以前,词学界对词人生平不予重视,史籍、词集中有关词人的传记多简约不详,各类杂书、笔记又往往传闻异辞,互相抵牾,以致许多词人身世茫然,不少作品亦因此隐晦不显,难以考稽。近代王国维撰《清真先生年表》,为考订词人行实导夫先路。但系统开创词人谱牒之学,奠定现代词学的科学基石,实从夏承焘开始。 在20世纪30年代,夏氏以数年的精力旁搜远绍,匡谬决疑,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了《张子野年谱》等。解放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宋词人年谱》,辑入唐宋词人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张先、晏殊、晏几道、贺铸、周密、温庭筠、姜夔、吴文英的年谱10种12家。由此,上述唐宋词人生平事迹,清晰可辨,部分难解作品亦得到妥贴的诠释。《唐宋词人年谱》所收集的材料相当丰富,除了官史、杂史、通鉴、四库提要等常见之书以外,还参考了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各代著述共300余种;近现代人的许多考证成果和重要的论点,如朱祖谋、陈思、刘毓盘等的著作,都搜罗颇备,兼采众长。 《唐宋词人年谱》在辨别词作真伪上有突出的贡献。夏承焘在《自序》中说:“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如《南唐二主年谱》中提到,马令《南唐书》、《江南野史》都说李后主亡国时渡江赋诗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么两句,夏承焘对此发生怀疑,因为后主亡国时尚有兄弟6人,不应说“兄弟四人”;诗又有“广陵台殿已荒芜”句,南唐都金陵,不应说广陵。广陵是杨行密的都城,杨行密有4个儿子,夏承焘因此疑为杨溥之作,后查《江南余载》、《江表志》以及《全唐诗》(李煜诗附注),正说此诗是杨溥在泰州时作,证实此说。 《唐宋词人年谱》对于词学批评亦有重要意义。如《人间词话》说:“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夏氏以年月推算,指出《花间》结集的时候,冯正中未显,后主才4岁,与《花间集》时代并不相及,王国维的论断显然有误。 另外,《唐宋词人年谱》也不乏史学的价值。如《韦端己年谱》中据韦庄长安兵中遇弟妹诸诗,否定了《资治通鉴》“(黄巢)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的谬说。此类考辨还有不少,对于治史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词集校注 在词集整理方面,夏承焘对姜夔、陈亮、陆游、韦庄词集及《词源》的笺校,功力深厚,成绩卓异,对各家词集的笺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例。尤其是《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疏解之精湛,考订之翔实,搜辑之宏富,无人能出其右,可谓词人别集笺校方面的典范之作,被词曲大家吴梅誉为“治白石为今日第一人”,确非虚誉。 3.词学论述 除词人年谱的考订外,夏承焘在词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开拓,取得了全面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瞿髯论词绝句》、《词学论札》等都是承先启后、卓有建树的经典之作。在这些词学评论方面,夏承焘既吸收了旧词论的精华,又突破了旧词论的局限,目光如炬,阐发透辟。同时,他善将词学考订中的某些成果体现到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去,不仅使自己的论述具有超越时流的优势,又为反思、探索阶段对于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借鉴。他对唐宋词发展脉络、表现形式的综述,统摄全局,精密周详;对李清照、姜夔、辛弃疾、陈亮、陆游等词家的评论剖析,独具只眼。 《瞿髯论词绝句》继承杜甫以来论诗绝句的优良传统,注意品评历代词人的词风特点与得失高下,兼及词学原理,亦诗亦评,见解卓越,是难得一见的纵贯古今的绝妙词论。这一独特建树具有一定超时价值,昭示了现代词学理论的发展方向。由于它是夏氏“文革”10年间“禁足西湖”的论著,而且补上了早年因循未能着笔的论词绝句这一旧账,被誉为“10年词学荒漠上的一朵奇葩”。 4.其他方面的词学 独具特色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是夏承焘一生专致的、严谨治词的心灵记录,是他刻苦钻研、由学人到大师的人生履历,是他治词心得的总结和概括,是现当代词学家们慕名、相识、相知、相交,进而相互切磋词学、共同探讨词学问题、推动词学发展历史的再现,展示了大半个世纪中国词学盛衰发展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词学史。如就日记所记录的内容看,夏承焘除了对词乐、词人年谱加以考订外,还对历代词人、词作进行论述,留下许多精彩的片断。又如,论词还往往采用比较法,对风格相同或相反的词人及其作品进行对比和参照,虽是片言只语,却很有启发性。可见,《天风阁学词日记》具有重要的词学文献价值和词学理论价值。 在词韵、词乐、词谱研究方面,夏承焘致力尤勤,有关唐宋词声律的著述,造诣精深,多有发明。以考信求实的态度,初步破译了姜夔17首自度曲,为宋词研究和音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也大大扩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为词学走向科学化、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轨道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合校词集一样,夏承焘还和吴熊和等人合写过一些词学常识等方面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词学的普及工作,使广大读者在具有词学初步知识的条件下,更多地去阅读和鉴赏词人词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词学的发展。 另外,夏承焘还编辑过不同时期的词选。如《唐宋词选》、《金元明清词选》、《域外词选》等。所主编的这些词选,体现着他的某些词学思想,更是20世纪不同时期人们所表现出不同词学观念的写照。 正由于夏承焘在词人谱牒之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对现代词学的巨大贡献,使之与龙榆生、唐圭璋并称为现代词学三大家的同时,而独享“一代词宗”之誉(胡乔木语)。 二、词学著述构想 夏承焘的著述构想是指在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所记录的著述构思和设想,是夏氏在从事学术活动时的心灵感应。对夏氏的著述构想进行归类,可分为词学、诗学、史学等多个方面,下面针对其词学著述构想做以评介。 1.词人年谱续编构想 前已提及,夏承焘词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夏氏在这方面的力作是《唐宋词人年谱》,该著结集出版之后,夏氏又产生了续编年谱的计划,其拟定《词人年谱续编》目录是:“一、柳三变系年。二、东坡词事系年。三、苏门词事系年。 (黄、秦、晁、赵、毛(东堂))。四、李清照年谱。(王仲闻、黄盛璋合钞)。稼轩词事系年(义江)。五、大晟乐府作家系年。周美成年谱会笺。(陈思、王国维)。六、张于湖年谱。七、张芦川年谱。八、胡邦衡年谱。九、陈龙川词事系年。十、刘后村年谱。 (张荃)。十一、刘辰翁年谱。十二、王碧山年谱。 (属常国武作)。十三、赵青山年谱。十四、张玉田年谱。(冯沅君)。”与《唐宋词人年谱》体例相似的是,都有年谱和系年两类,在原谱的基础之上,《词人年谱续编》又有所发展,一是谱主的选取,以生活在宋室南渡时期和南宋亡国时期的词人为主,在这种社会大动荡中,这些词人又多有豪言壮语,属豪放一派,夏氏在拟定《词人年谱续编》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欲为这些词人做年谱也是顺应当时推行豪放词风的时代要求,尽管当时宋词研究中已出现了某种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二是有些年谱由夏氏本人来完成的,有些由他人完成,自己欲完成部分,有的在早年就有所构想,由他人完成部分有的业已成书,如冯沅君《张玉田年谱》等。《词人年谱续编》拟目是《唐宋词人年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两项合计,唐宋词人大家除少数因资料确实很少外,基本上都有了年谱或系年,堪称是词学史上的一项创举。 由此来看,在夏承焘作词人年谱的构想中,根据不同时期的词人在词史上不同地位及现存词人资料的多寡,拟出不同类型的词人谱牒形式,为词人年谱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的探索。 2.辛弃疾(词)研究构想 对辛弃疾(词)研究的构想,在夏氏日记中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如注(笺注)、词论、札记、札丛、考证、评点等等,对辛词研究的构想,已细化到了其他诸多方面,是专家词研究所少见的,如其拟得《辛词十札》目录为:“辛词比兴(婉约)。辛词用事、议论及其影响。辛词体例。辛词论陶潜。辛词用魏晋间人语。辛与陈亮、朱熹。辛与韩侂胄。辛词写山水。辛词与楚辞。辛农村词。辛与苏轼比较。辛之阶级局限。”这十二项主要可归纳为:辛词的特征,辛词与古代诗歌间的关系,辛词的种类,辛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及其局限等。辛词的特征是众多人长期探讨的话题,但夏氏的构想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想对辛词比兴、用事、议论等进行评析,给辛词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辛词如杜诗,集古作家之大成”,辛氏广泛吸取了古代诗歌的精华,使其词能够成为一代顶峰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对辛词与古代诗歌间的关系作出探讨就显得很有必要,夏氏这一构想大有寻求辛词源与流的动机;明代以来,好像人们一提起辛弃疾,就把他和苏轼并称,被列为豪放一派的代表人物,夏氏这里单列辛氏山水田园词,以推举辛词的另一种风格,“使人们在咏叹自然风光之美时,更惊叹其思索之深、人格之美,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辛与同时代人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弄清楚他们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清辛氏一生的主要交游,更有助于去把握词人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心情与词作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正确地去解读词人词作;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后人看来,前人总存在着某些局限,辛弃疾也非完人,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夏氏在这一拟目中,在基本上对辛给予肯定的同时,也点明了其不足,一分为二地用这种“完美”方式评判一个接近于完美词人,也是顺应当时大环境的需要。从整体上来看,《辛词十札》这一详细化的拟目,无愧于夏氏评辛词“为唐宋词之高峰”这一殊荣了。 3.编词选集构想 编词选集是夏承焘一生都在思考的一个词学问题,除了《唐宋词选》、《金元明清词选》、《域外词选》等少数词集编成问世外,其余多以构想的形式载于日记中,并体现着不同的特点。如1940年1月13日载:“欲选唐宋词十家左右,每家只选代表作二、三首,每首详论其作风、作法及其来源去脉,将全部词史、词例缩入于此二三十首之中,不下一不着边际之评语,为选家另开一面目。”夏氏拟选的《唐宋词十家选》可用“短小精悍”来概括,唐宋词人数不胜数,这里只选十家左右,且每家也只选代表作二、三首,总计二、三十首,可视为“短小”;说它“精悍”,是欲把全部词史、词例溶入这几十首词中,强调评语的精当,并求达到“为选家另开一面目”这一目标。夏氏构想本词选时,正值其因避寇随之江大学寓居上海,这个大都市在30年代里,已出版或发行过诸如《清名家词》(陈乃乾辑)、《词选》(胡适选)、《词选》(胡云翼选)、《唐五代宋词选》(龙榆生选)等等,这些词选集要么太冗长而难以突出精要,要么偏主一方而顾此失彼,夏氏予以精选细评,的确能“为选家另开一面目”。 4.向出版社自拟著述计划 随着夏承焘学术地位的确立和学术知名度的渐次提升,在解放初期,出版社屡向夏氏预约书稿,在这种情况下,夏氏亦拟出了一些著述计划。如1954年7月12日日记:“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函告明年拟成下列各书:辛弃疾及其词。(约八万字,明春脱稿。)苏辛词系。(选录这一派作家作品,说明其来源、演变、影响、价值、加以分析注解,约十万字,明夏脱稿。)李清照。(五万字,明秋脱稿。)词乐考丛。(讨论唐宋词的乐律、乐谱各问题,已成姜夔十七谱考辨一种,和近日陕西发现之宋词谱,六七万字。)唐宋词大系(选作品千首左右,略加注解,补各家词选之不足。全宋词太繁重,人不能购备。二十万字。)”夏氏拟定的这一出书计划,包括词人(词作)、词选、词乐等。具体来看一下,词人辛、李,分别是宋词中两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人物,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拟作这两种书,颇有普及词人名家的用意;《苏辛词系》是夏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构想的一部著作,同以前的想法相似,即通过对此派作品的评析予以说明其流变,《唐宋词大系》是欲精选《全宋词》等而成,其目的更为明确,为读者着想继而扩大宋词的影响;词乐是词的一个组成部分,“宋代词乐的完整资料,现在仅有姜夔十七谱。其余唐宋曲谱,则统统失传了”,然姜词旁谱为后人难解的俗字谱,尽管已有夏氏对其考辨一文,但仍是管中窥豹,这里,夏氏欲连同西安新发现的宋词谱合为一书,这样做不是在表明搞学术研究能更快捷地利用新材料,而是在表达“歌词之法将重见于今日”的心愿,使读者在对两种宋词谱的比较中,了解一些有关宋词乐的信息。从整体上看,这套书稿以词为中心,简单与复杂相交错、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称得上是一部“唐宋词丛书”,也是夏氏自拟出书计划中较为系统的一部。 一部《天风阁学词日记》,蕴含着一部宏伟的著述构想。著述构想的多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氏在不同时期学术思维活跃的力度。夏承焘一生诸多的著述构想,间接地促成了其自身学术研究的进度和质量,也是其已成著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 夏承焘作为杰出的词学家,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又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他的一系列经典著作无疑是词学史上的里程碑、20世纪优秀的文化学术成果。就当前来看,几乎所有的词学著作都会借鉴和引用夏承焘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多已作为定论被反复使用,这正是其被广泛认可的明证。其日记中的诸多著述(词学著述)构想,在展现他本人学术计划的同时,也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词学研究拓宽了一道行进之路。这些构想,有的夏氏已亲为,有的尚未能做,有的还需要我们去发明。今人应接续夏氏未竟学术(词学)设想,以光大词学。无疑,夏承焘词学的地位和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曹辛华.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6. [3]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三)[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 [4]谢桃坊.中国词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 2002. [5]黎修良.辛弃疾山水田园词的意象[J].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2008(5): 21. [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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