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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但二人的祭文观存在着差异，表现在《文心雕龙》不论祭古人文，《文选》不重潘岳祭文两个方面。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祭古人文与吊文文体界限模糊，刘勰出于整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舍弃此类；另一方面在于潘岳哀、诔两体的创作成就最高，相形之下，祭文创作不是非常突出，因此萧统受当时尚用事的环境浸染，欣赏喜用事、尚雕琢的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刘宋祭文，并以此作为他的选文标准。 关 键 词：文心雕龙/文选/祭文 作者简介：赵俊玲，女，河南洛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古人重祭祀，《礼记·祭统》开篇便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P1602)《左传》更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P861)对祭祀的这种态度，导致了古代祭礼的繁多，《艺文类聚》将《说文》中涉及的祭礼进行了类列：“除恶之祭曰禬，告事示福曰祷，道上之祭曰禓，絜意以享曰禋，以事类祭神曰禷，祭司命曰J2X706.jpg，祭豕先曰褿，月祭曰祽。”[3](P676)而先秦及后代实际存在的祭礼种类还要远多于此。祝辞便产生于祭祀活动的实际需要，是负责祭祀的官员“祝”为通鬼神所宣读之辞。这种口头文辞后来发展出一种文体——祭文。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文心雕龙·祝盟篇》把祭文放在“祝文”类，详细论述自伊耆氏以至秦汉祝祷鬼神之辞的发展，认为这些都属“礼之祭祝，事止告飨”[4](P372)。后来，这些祭祝告飨之辞就衍生为两大类：“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4](P376)一为以祭奠山川为代表的祷鬼神之作，一为祭亲友之作。前者是自伊耆氏就发展起来并最终得以定型的祝文，用于祀神；后者是用于祭亡的祭文，略相当于《文选》的“祭文”一体。《文选》“祭文”选文三篇，分别是谢惠连的《祭古冢文》、颜延之的《祭屈原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都是刘宋时期作品，按内容可概分为两类：王文用以祭亲友，谢文和颜文用以祭古人。①从选文上看，《文心雕龙》与《文选》对祭文的评录有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在祭文的分类上，《文选》所选三篇或祭亲友或祭古人，《文心雕龙》未涉及祭古人一类；二是《文心雕龙》以西晋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为祭文的楷模，《文选》未选及此篇。这两点差异反映出刘勰与萧统二人不甚相同的祭文观。 一、祭古人文在《文心雕龙》中的缺失 《文选》三篇祭文可分为祭古人和祭亲友两种。祭亲友一类祭文，是由早期祭祀之礼中祭祀先祖的祝辞发展而来的。这类祝辞较早见于《仪礼·少牢馈食礼》中的记载： 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5](P1201) 周代卿大夫行祭奠先祖之礼，主持祭礼的祝进行致辞，祝辞写明施祭之人，所献祭品，所祭之人，并请亡者享用祭品，止于告飨而已。《士虞礼》中所载“哀子某，来日某隮祔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飨”[5](P1175)，大抵类同。这些告飨之辞产生于祭祀典礼之中，简短而质朴少文，有一定的格式。至东汉，这类祝辞在祭祀典礼中仍不可或缺，如东汉桓帝有《祠恭怀皇后祝文》： 孝曾孙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抚：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芗萁嘉荐，普淖咸鹾，丰本明粢，醪用荐酎，事于恭怀皇后。尚飨。[6](P512) 与其前祝辞相比，显然多了赞言行之语——“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虽然它们还不是对所祭对象而是对施祭者的自赞，但是祝辞的这种变化，无疑启发了后来祭亲友文的创作。所可注意者还有，在真正的祭亲友文出现之前，上列几种祭亡祝辞都用于社会的较高阶层。②任昉《文章缘起》以杜笃《祭延钟文》为最早的祭文，因其文不存，我们已无缘窥见其貌。现存最早的祭文是曹操的《祀故太尉桥玄文》。刘勰所谓“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说的就是祭祝之辞在此时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一种实用性的文辞向一种文学性文体转化。“中代”之谓，按詹锳的说法：“本书(指《文心雕龙》)《颂赞》篇称晋代为末代，可见这里是以‘中代’指汉魏时期。”[4](P373)这与曹操此文的出现不无关系。《祀故太尉桥玄文》不但赞颂祭主桥玄的优良品德，并回忆作者与祭主的交往，表达对亡者的哀伤思念之情，从此告飨、赞言行并抒哀情三项内容成为祭亲友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性质的转化也必然促成祭文应用对象的扩大，如果说曹操这篇祭文指向的还是仕宦阶层的话，至西晋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殷阐《祭王东亭文》等，则已使这种文体得到广泛应用，施祭之人只是为祭奠悼念亲友而发。西晋而后，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南朝有颜延之《祖祭弟文》，王僧达《祭颜光禄文》，谢朓《为诸娣祭阮夫人文》，孔稚珪《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祭夫徐悱文》，沈景《祭梁吴郡袁府君文》等，可谓代有佳作，并形成了稳定的文体模式，刘令娴《祭夫徐悱文》可为代表： 维梁大同五年，新妇谨荐少牢于徐府君之灵曰：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辨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含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传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乾，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且思楼中。伯游未反，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 以序文形式交待祭奠时间、施祭之人及所用祭品，祭文主体部分先述祭主才华、品性、风格，继而通过叙写夫妻平日恩爱之情表达自己对于丈夫逝去的无限悲哀。形式上全用四言韵语。这可以说是魏晋六朝祭亲友文的通式。刘勰和萧统都注意到了这类祭文的创作，分别进行了评录。 除祭亲友文外，《文选》还选有两篇祭古人文。其中，颜延之《祭屈原文》指向具体的人和事，是祭古人文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与祭亲友文不同，祭古人文的兴起应该要晚一些，今存多见东晋作品，如王珣《祭徐聘士文》、殷允《祭徐孺子文》、周祗《祭梁鸿文》、孙楚《祭介子推文》、庾亮《释奠祭孔子文》等。至南朝，谢惠连有《为学生祭周居士文》，颜延之有《祭屈原文》《为张湘州祭虞帝文》，卞伯玉有《祭孙叔敖文》，萧绎有《释奠祭孔子文》《又祭颜子文》等。我们以今存较为完整的东晋殷允《祭徐孺子文》为例，来看这类祭文的特点： 惟豫章太守殷君，谨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资纯玄粹，含真太和。卓尔高尚，道映南岳。逍遥环堵，万物不干其志；负褐行吟，轩冕不易其乐。时携虚榻，伫金兰之眷；千里命契，寄生刍之咏。非夫超悟身名，遁世无闷者，孰若是乎？夫诚素自中，微物为重，苹藻是歆，实过牲牢。 与祭亲友文基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不同，此篇四言、五言、六言兼用。当然，就现存祭古人文来看，还是以通篇用四言为多，但也有兼采五言、六言的情况，不若祭亲友文那样整齐化一。徐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高士和经学家，殷允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赞赏了他的逍遥高蹈之行，并兼告飨，其中自然也掺杂了作者对祭主的欣赏崇尚之情。从东晋现存祭古人文的篇目可以看出，所祭对象皆是声传于后的高隐之士。联系东晋一代文士追求高旷放达闲适的风尚，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物被东晋人重新注意并进行祭奠的用意乃在于表达自己追求高世隐居的情怀，即祭古人的用意不仅在祭奠，更重要的是表达作者一己之情志。 颜延之《祭屈原文》的创作亦与颜延之的经历关系甚大。《祭屈原文》的创作背景，《宋书》和《南史》的记载一致。《宋书·颜延之传》言：“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侍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稚。’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7](P1893)“性婞刚洁”(王僧达《祭颜光禄文》)的颜延之，由于傅亮、徐羡之等权臣的嫉恨与陷害，被贬为始安太守，途经汨水而作此文，文中言屈原“兰熏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自然也是对自己立身处境的总结与思考，而言及屈原“谋折仪尚，贞蔑椒兰”的遭逢，更是对自己才华过人却遭陷害的经历的再现。可以说，这篇祭文名虽为祭屈原，但无处不渗透着作者自己的经历与感慨。名为祭古人，实是通过祭古人来感叹自身的遭遇，抒写自己的怨愤与感叹。这种写作特点与方式和“吊文”一体甚为一致。吊作为一种文体，所吊对象皆前代古人，即刘勰所谓“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4](P478)者。吊的目的不仅在表达对古人的哀悼之情，更重要的是为了作者的自喻抒怀，即所谓“千载可伤，寓言以送”[4](P487)。这种“异时致闵”[8](P451)，实乃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介子推、孔子等，也多是魏晋六朝时期吊文的悼念对象。 《文心雕龙·祝盟篇》只论祭亲友文，祭古人文则缺失，这应与此书一般不论西晋以后作家的惯例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祭古人文作为祭文的一支，与吊文一体的相混之势已成。如《文选》既录有颜延之的《祭屈原文》，也录有贾谊的《吊屈原文》。二文皆作于作者被贬、途经汨罗之际哀悼屈原，都寄寓着作者对自身命运的叹息与思考，透露出的是作者对现实的愤愤不平之气。因此，有学者言“吊文与祭文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9](P22)。具体到祭古人的祭文，更是难与吊文作文体上的区分。《文心雕龙》所论文体，多达三十余种，其中一些不免有相互交叉之处。刘勰固然重视相似文体之间的联系，但他更重视辨体。他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4](P1593)在《文心雕龙》中，他努力把被赋予不同名称的文体区分开来，让读者对各种文体有一个基本明晰的认识。祭古人文在《祝盟篇》中的不予论列，一方面固然是它们在祭文中出现较晚，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刘勰整肃文体、严格文体界限以清晰辨体的目的。其实，不唯论祭文如此，《文心雕龙》一书论文体，多有此种刻意规范文体的情况出现。如《铭箴》篇论“箴”体，刘勰最称扬的是产生于周代的《虞箴》，说它“体义备矣”[4](P409)。自兹而后，优秀的箴文皆是沿此“官箴王阙”的传统而创作的官箴。而对于超出此范围的王朗《杂箴》，刘勰认为它已走入歧途，予以贬斥，实际上是把以此为代表的“私箴”摒弃于“箴”体之外。论吊文，只及吊古自喻类吊文，而摒除向同时人致吊的吊丧类吊文不录，因为前者在哀祭类文体中有突出的个性特征。刘勰为了辨体，刻意规范文体功用，以达其整肃文体、严其功能界域、克服交叉混淆的目的，这虽然有故意缩小文体功用范围之嫌，但他的做法却又不无道理。因为到后世，“私箴”确实与“座右铭”难以区别，吊丧类吊文又与诔文日趋一致，而祭文在唐代以后又与吊文失去界限，一般统标为“祭”。 同时，《文心雕龙》对祭祝之辞则持一种非常泛化的概念，把张老贺赵武新屋、《楚辞·招魂》、汉武帝请方士求神仙以及祭祀皇帝后妃的哀策文都归为祝文，不免“把祝文的范围扩大”，有些也是“不该列入祝文的”[10](P91)。相比而言，《文选》列有“哀”体一类，把哀策文归入其中，则是更为合理的做法。 二、《文选》不以潘岳祭文为楷模 与《文心雕龙》以潘岳祭文为祭亲友文的代表不同，《文选》“祭文类”未收潘岳作品。潘岳善述哀情，两晋南北朝人有较为一致的认识。《晋书·潘岳传》评潘岳有言：“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11](P1507)王隐《晋书》亦言：“潘岳善属文，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12]都称潘岳最善为“哀诔”之文。《文心雕龙》的认识亦是如此。如《祝盟》篇称：“潘岳之祭庾妇，奠祭之恭哀也。”《哀吊》篇言说：“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诔碑》篇说：“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才略》篇云：“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指瑕》篇赞：“潘岳为才，善于哀文。” 除此之外，《文心雕龙》还分别在祭文、哀、诔等三种哀祭类文体中将潘岳列为代表作家，并给予高度评价，但关于潘岳诔和哀的评价似稍高于祭文。《文选》同样重视潘岳，选其哀祭文共5篇，分别是诔文4篇，哀文1篇。就作品流传来看，潘岳今存哀文8篇，诔文11篇，祭文2篇，吊文1篇，说明潘岳最善的是哀、诔，而非吊、祭。至此，我们似可推测，两晋六朝的批评家评介潘岳创作的“哀诔”连称，恐怕并不是泛泛的评价潘岳长于哀祭类文体，而是专指潘岳最为擅长哀体和诔体。萧统未选潘岳祭文原因可能即在此，他的选录虽有他自己的评价标准，但也不能不受六朝其他批评家的影响。 《文选》所收三篇祭文皆属刘宋作品，其中两篇与颜延之有关：一篇颜氏是作者，一篇是颜氏好友王僧达祭奠颜氏之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赞颂颜延之的功德文才，颂扬他刚直的性格、远大的志向、高洁的风格，欣赏他的风流雅趣，表达自己痛失密友的悲凄心情。文用祭亲友文普遍通用的四言骈文形式，行文典丽缜密，细雕精琢，颇事华藻，祭颜延之而与颜文风格颇为相似。另外，《文选》还选有王僧达两首诗歌：《答颜延年诗》和《和琅邪王依古诗》。前者是答颜延之之作，颜氏赠诗亦被选入。颜王赠答皆用心于事典并着意雕琢辞采，风格颇为接近。沈德潜有评云：“亦着意追逐，《答颜诗》与颜体相似。”[13](P268)显然，于祭文，萧统最为欣赏与看重的即是以颜延之为代表的风格。 颜延之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地位并不突出，远在谢灵运、谢朓、鲍照、沈约等人之后，但在南北朝时期他获得的却是和谢灵运同等的评价。如《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7](P1904)《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7](P1778-1779)《南齐书·文学传论》：“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14](P908)《南史·颜延之传》：“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15](P881) 萧统同样非常重视颜延之，《文选》选其赋1篇，诗20首，文5篇，在二百余位作者中，对颜氏的青眼有加是显而易见的。犹为值得注意的是，《文选》诔、哀、吊、祭文等哀祭类文体共收颜延之作品4篇，是此类文体收录作品数量居于第二位的作家③，可见萧统对颜延之哀祭类作品的称赏与重视。 和《文选》以颜延之为祭文一体的代表作家不同，《文心雕龙》把潘岳作为祭文一体的最优秀作家，与在哀、诔等文体中以潘岳为代表性作家一致。显然，对潘岳祭文的不同认识是刘、萧二人祭文观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而潘岳祭文和颜延之、王僧达祭文的最大差异又是什么呢？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今存非全篇，所遗录于下： 潜形幽榇，宁神旧宇，室虚风生，床尘帷举。自我不见，载离寒暑。虽则乖隔，哀亦时叙。启殡今夕，祖行明朝。雨绝华庭，埃灭大宵。俪执箕帚，偕奉夕朝。仿佛未行，顾瞻弗获。伏膺饮泪，感今怀昔。怀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废目，音犹在耳。 此文是代言体，是潘岳代庾氏妯娌祭奠庾氏之作。遗文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主要抒发了对亡逝者的哀思怀念之情，“室虚风生，床尘帷举”，写人去室空，和潘岳《悼亡诗》“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的写法相同。物是而人非，景象真切悲凉。“虽则乖隔，哀亦时叙”，语极平淡，如对死者低声絮语，情之悲切令读者感同身受。“俪执箕帚，偕奉夕朝”，则是对日常共同生活的回忆，往事如昨，而人已远去。“伏膺饮泪，感今怀昔。怀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废目，音犹在耳。”生死仿佛，音容犹在，却已永无相见之日，深深的哀思自然流出。此篇虽为代言之体，但颇能深入体会所代者之情，设身处地，哀悼之意具体而可感。刘勰视为祭奠之作的典范。 与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相同，颜延之《祭屈原文》与王僧达《祭颜光禄文》也是通篇四言韵语形式，但后两文所述哀情却是概括而理性的。《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这是经过深沉思考的对屈原一生的总结，甚至这种总结已不止适用于屈原一个人，而是中国古代大部分正直而失意的士大夫的写照，那么自然就寄寓着作者自我的身世之感。对屈原“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芳，实颖实发”的评价也是继承前人的，这是历史对屈原的定评，不止是作者个人的认识。王僧达《祭颜光禄文》大部分篇幅是对所祭对象的颂赞，如“义穷机彖，文蔽班杨”赞其文才，“性婞刚洁，志度渊英”赞其高洁的风格，“服爵帝典，栖志云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气高叔夜，严方仲举。逸翮独翔，孤风绝侣。流连酒德，啸歌琴绪”赞其风流雅趣，无疑这些文字是藻饰而美丽的，是经过思考与沉淀的对一个人一生的总结。面对这样高洁的密友的逝去，作者的悼祭悲哀之情也是深刻的：“心凄目泫，情条云互。”“衾衽长尘，丝竹罢调。揽悲兰宇，屑涕松峤。古来共尽，牛山有泪。”通过典故的运用，借古人来抒己之悲，和潘岳通过日常生活场景细致入微的描述所表达出的悲情不可同日而语，潘岳的祭文更易动人。 显然，在述哀情方面，颜延之、王僧达并不比潘岳技高一筹。萧统欣赏前者祭文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他们祭文的外在形式上。潘文虽与颜王文同是四言韵语的形式，但非常突出的一点差别是潘文出语直接自然，而颜王文则多用典故，精心雕琢。即如颜延之评价屈原的“声溢金石，志华日月。望汨心欷，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就分别引《吴越春秋》“君王之德，可刻之于金石”，《史记》“屈原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与日月争光可也”，《毛诗》“实发实秀，实颖实栗”，《周易》“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传》“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等数处语典[16](P837)。这样密集的用典无疑使作品的词藻更为美丽，涵蕴更为丰富，但因过分雕琢也使作者情感的表达受到限制。又如王僧达《祭屈原文》最后写自己对朋友的悲悼之情，用“揽悲兰宇，屑涕松峤。古来共尽，牛山有泪”来表达。涕似屑的比喻来自《楚辞》“涕渐渐其如屑”，牛山的典故来自《晏子春秋》：“景公游於牛山，北临其国，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泣，唯晏子独笑。公收泪而问之，晏子曰：‘使贤者常守，则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则庄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为流涕？是曰不仁也。见不仁之君一，谄谀之臣二，所以独笑也。’”悲伤人强作达人语，而宽慰中却更表露深情。在数量有限的字句中表达了涵蕴丰富的内容，典故因被历史过滤与沉淀，也有了理性、深沉的特质。 用事与否是潘岳祭文与颜延之、王僧达祭文形式上最大的区别。颜延之的创作开南朝用事之风，刘师培就指出：“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维以数典为工。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即《诗品》所谓‘文章略同书抄’，《齐书》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也。故当时世主所崇，非惟据韵，兼重长篇。诗什既然，文章亦尔。用是篇幅益恢，偶词滋众，此必然之理也。”[17](P96-97)颜延之用事之风影响深远，自宋迄梁文人创作每以用事相高，文人集会以隶事多少相竞，帝王宗室争相编撰类书，诸如此类史书多有记载，刘师培就列举了钟嵘《诗品》《南史》之任昉传、王僧孺传、王谌传、刘峻传、杜子伟传、庾肩吾传、陆罩传、萧子云传、萧贲传等诸多例子[17](P96-97)。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梁代这种风气尤炽，梁武帝及梁宗室弟子都竞以用事相高，萧统欣赏颜延之、王僧达祭文也是环境使然。而南朝以至初唐人对颜延之《祭屈原文》的高度评价，亦可能与此种风气的浸濡密切相关。《宋书》记载了颜延之《祭屈原文》的创作背景，并全文引录了此文，也是《宋书》颜延之本传唯一全文收录的作品。④《南史》虽未录《祭屈原文》全文，但是全文提到的颜延之文只有两篇，即此篇和《庭诰》。显然，《祭屈原文》在彼时颇受好评，被认为是最能代表颜延之创作水平的作品之一。 至刘宋，以颜延之为代表的祭文，风格特征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即是典故的频繁使用和藻饰雕琢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仅仅是祭文如此，这实际是自晋至宋文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只不过在祭文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而对于颜延之一派的重雕琢、喜用事的风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论及不多，但还是有所表露，此点王运熙先生《刘勰论宋齐文风》一文述之甚详。他说：“综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屡致不满的近世文风，主要是指以刘宋谢灵运、鲍照、颜延之等名家为先驱而在萧齐又有所发展的创作倾向。”[18](P230)对于刘宋以颜延之为代表的祭文重用事的风尚，刘勰并不持赞成的态度，此点虽然我们不能在《祝盟篇》中看到，但结合《文心雕龙》全书，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刘宋祭文因为用事雕琢之风已甚，述哀情并不如潘岳祭文精彩，但却颇为符合萧统“沉思”“翰藻”“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的选录标准，尤其是受重用典之风的濡染，加之潘岳的祭文并不能代表他哀祭类文体创作的最高成就，故萧统就舍潘岳而录颜延之及王僧达作品。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重祭文，但他们的祭文观却存在差别。刘勰对祭古人文的不予论列，应是出于整肃文体以清晰辨体的目的；《文心雕龙》以潘岳祭文为此体的代表，萧统却不选潘岳作品，原因一方面在于潘岳祭文没有他的哀、诔文精彩，另一方面在于萧统对颜延之一派喜用事、重雕琢的文风的欣赏。 注释： ①当然，《祭古冢文》作为祭古人文，又有其特殊性，其创作还受到了《庄子·至乐篇》“庄子问骷髅”、张衡《骷髅赋》、曹植《骷髅说》等的影响。 ②这与“诔文”一体在最初的发展颇为相似。周以前，诔就只适用于国君、诸侯、卿大夫这些地位高贵者，直至周衰之时，始下及于士。 ③居于第一位的作家是潘岳，共收哀祭文5篇。 ④《宋书·颜延之传》录有《庭诰》，但原文有言“删其繁辞，存其正，著于篇”，乃节录。 参考文献： [1]礼记[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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