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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大话语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的政治向度显现于文艺中的政治意识及其价值导向，创作主体的自觉使文艺的政治向度在特殊时期发挥了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党有着深刻体认。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通过实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其笔下最具光辉的人物形象。该书不仅在报告文学创作手法上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角度几近出神入化；还在政治上获得极大成功，成千上万青年正是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西行漫记》所发挥的作用是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权威性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合法性的文学书写。 文艺的政治向度是文艺发展中的事实存在，是文艺发挥社会作用和担当使命的功能所在。文艺有审美、娱乐功能，还有教化民众、建构公共空间等社会功能，就后一层面而言，在革命时期文艺被视为匕首、号角和动员民众的武器，在和平时期文艺被视为提升素质、塑造“新人”、培养认同感的手段，社会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文艺的审美功能，这是文艺之为文艺的本性。因此，如何领导文艺成为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措施之一就是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创作主体思想意识的改变，自然影响到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向度。葛兰西认为，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通过情感和伦理观念的表达，使欣赏者感受作者特定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新型作家不能人为地造就，他们的产生必须走与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新文学的诞生，不能不与历史的、政治的、人民的前提有关；一方面，对作家来说，也需要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和“它的代言人”，“至关重要的是，新文学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在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中。”[1]只有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产生新型作家，这是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根本途径。而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对作家的思想改造要提升到国家层面。因此，新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被寄予厚望，体现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色彩，文学发展要有国家意志，并期望诞生属于新世界的文学巨人和经典作品。正是出于对新中国发展的理想“设计”，文学被赋予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想象的使命。对文学中“新人”的塑造和期盼是革命领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之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这种“设计”的具体文学实践。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亟须“新人”出场，暗含着新时代必须有“新人”诞生，只是其后这种思想被推向极端化甚至扭曲，出现了“高大全”等英雄形象。所谓“新人”不单指外在面貌和举止的“新”，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心性人格。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政治战略的高度，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多次过问文学艺术领域发生的事件，甚至不惜亲自动手修改讨论文学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受压抑的青年作家打抱不平。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觉得文学、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像抓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问题那样得心应手。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领域运动不断，便是这种思想逻辑的具体体现。小到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大到《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循环往复的思想政治运动，让很多文化人始终感受到有一种压力的存在。”[2]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几次大批判，标志着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转变正同步进行，通过对非无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思想主张的清理，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但在改造中难免会带来某种压抑和现实功利化，使原本处于开放领域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强力的介入而陷入僵化封闭，其结果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想转变为某一时期的强制性意识形态后，出现对人文价值观念的垄断，而日趋走向狭隘和封闭，从而丧失理想性和开放性。在矛盾冲突中，革命者往往遗忘了“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雨果语)；在革命进程中，人文意义必然转化为现实涵义，这或许是历史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政治思想史留下的遗产，对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无启发。 可以说，无论是热衷还是远离政治，政治对文学的“关心”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自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艺作为现代国家力量的体现之一，就被自觉地纳入现代国家的目标建设中，被置于社会管理体系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愈发紧密。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运作方式，使作家难以超然置身于组织系统之外。社会组织与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20世纪中国现当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唯有关注和把握此种矛盾、冲突关系，才能真正领会20世纪中后期存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面对文学创作的困境和政策调整带来的不适状态，是适从于政治，还是听命于艺术创作的律令，对很多文学家而言左右为难。高度国家化的运作，对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可能行之有效，但文化尤其是文艺创作未必可行。当强势的国家意识超出个人心理承受和情感领悟时，社会空间的萎缩会导致文艺创作自由状态的消失，文艺就像一张最具情感表现力的社会脸谱，一旦自由个性有所抒发，其表情就十分生动活泼，一旦社会力量对其有所压抑，其表情就自动收缩变得僵硬。文艺表情的活泼与僵硬影响着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显现出文化领导权的特殊性，只有在形成文艺高地并把握发展方向时，领导权才是显性存在的、稳固的，否则文化领导权就会自动萎缩或者“旁落”。一旦把文艺创作纳入整个社会一体化的集中性结构中，文艺创作就难以摆脱结构性的社会困境，自由与压抑之间的张力很难保持适度平衡，就难以有好作品生成。文艺创作离不开政治向度，但政治向度的表现要“适度”，过近则容易对文艺的艺术性造成戕害，过远则难以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 从现实性上看，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步到位，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更是如此，那种“通过一揽子计划更换人间的思想”，被历史证明带来的是人间悲剧，这既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也是对文艺的伤害，其极端化实践背离了文艺发展的常态和规律，过多的社会重负和单向度的政治评价使文艺在非常态中逐渐被窒息、僵化，最终带来了“八亿人看八部样板戏”的文化沙漠，文艺政治化的极端形成文革期间的文化荒漠化，只有拨乱反正给文艺创作以自由，才能把文艺从被过度压抑中解放出来，这是历史的教训。 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微观政治诉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意识形态不断做着自我调适，在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其结果，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清晰了，而是变得空前复杂和微妙。在后现代思潮的解构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侵蚀下，以及因社会主流价值的调适在“破”中缺乏“立”，于是，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弥漫着精神沙化、信仰虚无的情绪，甚至还掺杂着西方势力的分化图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建成为一个历史性难题——在思想文化层面，既对文化传统缺乏深刻解读，也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缺少原创性和接着说的能力，又对西方现当代文化缺乏真正理解，自然就缺乏可持续思想资源的有效支持，结果在意识形态自我调适时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在社会层面过于注重功利化和技术性的应对机制而缺乏思想文化领域的高瞻远瞩，和忽视本源性的“问道”意识。 一段时间以来，“告别革命”、“后革命”话语一度成为学术界的流行词，在知识分子中弥漫着“否定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和焦虑。文艺研究的政治向度并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这个曾经沉寂的话题并未消逝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它总会以不同面目回荡在文艺的天空。当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语境下，如何提升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特别是文艺的想象与叙述，都离不开对此问题的回应，就是说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绕不开政治向度。文学有必要突破单纯围绕道德、伦理、审美层面的内部操作，在更高的视野中重新审视、筹划、理解已被丢弃的“政治”向度。一定意义上，政治向度如同中轴线，驱动文艺以之为轴心做不规则的钟摆运动。不单是宣传和意识形态是政治，只要触及现实中人的真实存在，就离不开政治。政治不是强加的，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弥漫于作品的文字和情节中，是一种不着痕迹的渗透，是一种潜在的导向和价值判断。这是文艺研究不能回避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只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政治的内涵和形态发生了移易，由昔日大写的“政治文化”日益演化为无所不在的小写的“文化政治”。 通常认为，政治文化是在宏观上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信仰、态度和选择，政治文化研究关心的是文化与政治体制、社会价值观、社会发展机遇或限制等问题。作为一种大写的政治，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为使文艺从属于政治，担当政治工具的某些功能，而成为一体化的国家权力话语结构的一部分，固然在内部空间文艺发展亦有很大的自由，但文艺的独立性、审美自律性从总体上受到压抑，一种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一种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设计)的外在视角的强力干预，往往居于主导方面；虽然在文艺领域落实到具体作家，其主体意识已发生诸多转变，很多作家是发自内心热情讴歌和拥抱新生活，出现了“十七年”文学的繁荣和系列“红色经典”作品的生成。但个体的能动意识囿于权力结构内部，从而被整合到高度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中，自然在文艺发展中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甚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度走到前台，文艺论争演化为社会生活中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因文艺独立意识的弱化和文化地位的从属性，文艺虽有“轰动”但仍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走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审美自律”论主导下的文艺辉煌，自20世纪末，“文化政治”开始出场。从政治文化到文化政治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结构的松动和多元格局及其公共空间的建构，出现了权力的缝隙、某些领域权力的空场，及其新的权力意识的增长和生成，它切合的是一种后现代语境的转换。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在权力结构的松动和力量博弈中，借助文化政治，微观政治诉求开始凸显。 文化政治关心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目的不在于建立某种政治理论，而在于用文化为多种不同的政治学提供宽广的解释角度和分析语境。可以说，文化政治是一种文化讨论，是一种微观政治意识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批评。在“文化政治”看来，政治无所不在，文化与政治并非截然分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1]但很明确：“文化政治”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政治”。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和特定的制度、体制、政党、权力关系等联系在一起的，而文化政治主要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它是一种微观政治，旨在关注不同群体在特定时代的不同利益诉求，与全局性、整体性、至上性的宏观政治相比，显得琐碎和次要，其社会功能通过“政治无意识”的方式显现。文化政治的弥散使文艺场的权力博弈愈加复杂，使文艺的政治向度在后现代语境中凸显，这直接影响到现实中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如果说“政治文化”作为宏大话语和宏大叙事，其重心落在“政治”上，显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则“文化政治”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微观政治学诉求，重心落在差异性和多元性的话语狂欢，呈现的是一种后现代心态。但无论重心如何转移，都因与权力相关，“文化”政治才成其为文化“政治”。而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政治)从来就是一种互动、互补的运作关系，只是它在当下愈益凸显，而引起特别关注。随着“文化”的泛化和碎片化，文化权力散化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各个层面。因而，传统的文化领导权正遭遇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政治学的挑战。人们的注意力随着文化的转向开始转移到差异性和边缘性的文化领域，重新考量渗入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地域、生态等方面的权力关系，并把这些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只不过这种人间化、日常化、世俗化的政治不那么强制、僵化和刚性，而是相对宽容、包容和柔性。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讲，这些微观政治诉求可能更重要和不可或缺，因为它更贴近大众生活，更能感受人间的温情和苦难，比起宏大话语它更妥帖和抚慰身心，从而契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 当下，文学和文学研究对微观政治见微知著的功效借势“文化研究”愈加张扬，“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4]文学和文学研究与相违已久的政治、权力、实用重新交融，文艺学在越界和扩容中与文化研究相会合，催生了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政治向度的凸显。文化政治之为文化政治，自然有政治的意味和诉求，只是不那么直观，而是多以“政治无意识”的积淀沉入文艺的肌理，因此，詹姆逊认为：一切文学“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3-2]而“政治无意识”一旦升华为文化政治，进而对现实生活发挥实际影响，便必然对政治文化产生冲击和挑战，对权力结构进行弥补、侵蚀、破坏、对抗甚至颠覆，“在这种时候，谁要是仍然把学术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仅仅看做是‘学术’问题，就显得不明智了。”[5]当前，“三俗”文艺之风的盛行、文化的失序和乱象滋生，以及某些游击战策略的恶搞和颠覆性对抗，伴随新富阶层的崛起及其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获得经济合法性的新兴阶层，依托经济实力支撑下极强的消费能力在谋求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都对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多重影响。 三、文艺政治向度的凸显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文艺政治向度的凸显，关乎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建构，它以文艺的方式参与“意见”的表达、交流、交换和协商，这对意识形态创新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最显著变化就是文化的地位凸显，文化越来越经济化、政治化、审美化、碎片化，文学、历史、美学、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交织和渗透，这成为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驱动力和问题域。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中，促进了文艺理论与审美话语的重构与发展，文化正为这种重构与发展提供综合性的宏观视野，不论是解构或建构，其背后都有着社会/文化权力的博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全球化语境下有着大众文化的互动和“理论旅行”，但同样关注政治维度，西方文化语境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价值意味是迥异的。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价值指向偏于后现代的解构，因而他们注重后理论和小理论；而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价值诉求仍偏于现代性的建构，仍然充满了现代性的焦虑，也就是说宏大叙事和宏大话语仍是主流文化中的主导话语。就此而言，利奥塔等人在后现代理论框架中认为解放和启蒙的宏大叙事已接近尾声的观点要受到挑战和修正，在中国，思想解放和启蒙话语不是过时了，而仍是未竟的事业，仍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它构成中国深化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必须看到，强势话语的流行并不能有效辐射全社会和所有文化层面，它不但遭遇妥协、协商、抗争乃至游击战策略的颠覆性阅读，还因自说自话的表演性而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离，说法与活法的脱节，使其内涵和精神底蕴愈加萎缩和空洞，而渐趋成为一个被看的“景观”。这在理论上而利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创新，在实践上难以发挥主流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新的历史语境下，伴随消费社会景观的狂欢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当下如火如荼的某些“文化研究”催生了文艺的微观政治诉求，文艺的政治向度凸显。“政治”一度成为被文学研究祛魅的“幽灵”，如今这种“幽灵”重新游荡在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某些主旋律影视剧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商业性的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刺激消费者的快感，甚至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似乎是走向文化的民主化。其实，一则缺乏对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一则没有洞察文艺发展中微观政治诉求的滋生，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出现了一些有票房无口碑的作品。无可否认大片的“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但主流大片的“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凸显娱乐的同时，带来的是主流文化教化的弱化，在编码解码过程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意象的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同时助推了文艺发展中微观政治诉求的多向化，弱化了主流文化的引导力和影响力。 面对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趋势，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以僵化的面孔，更不能依靠抽象的法则和宣教来强行灌输。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主流文化应以个人感悟为基础，以日常生活的自觉践履为内核，在社会交往层面达成共识，由拥有不同利益、价值的人所“共享”，让主流文化传播“寓教于乐”，特别要高度关注“政治无意识”的渗透性。从全球看，美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特别发达的国家，并且特别注重文化政治的表达和传播。他们把所谓的美国精神和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流行的大众文艺，当美国的大众文化借助高科技的含量和全球文化互动的优势，以文化工业的方式在全球倾销文化产品时，就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因其特别注重艺术性和隐蔽性，也就非常巧妙地被文化消费者接受，从而使美国文化以“文化教父”的姿态占据世界舆论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侵蚀和碾压异质性的民族文化，以维护自身文化“巨无霸”的地位。这种好莱坞大片和迪斯尼制作在后工业化时代形成的高度重视“政治无意识”的渗透性的讲故事能力，对我们如何贯彻和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具有启示价值。 文化领导权不是强制的刚性霸权，而是一种志愿认同基础上的服从，在当前境遇下，因文化政治的泛化彰显为对大众心理的抚慰和心灵的安顿，外化为一种甘愿服膺的“心灵霸权”和对人心的俘获。它与刚性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获得与巩固不尽一致，而呈现出权力运用的不对称和不均衡特点。尤其是文化领导权建构不能缺乏对普世价值的深刻理解，要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和互动中建构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匹配的文化领导权，必须进行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包容尽可能多的普世价值，因为一套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特殊价值体系难以赢得多数人赞同。凸显文艺政治向度的崇高性既是大国意识、大国心态的教育，也是对个体心性、精神信仰的教化，在价值诉求上，它不仅切合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也和普世价值合题。在多元文化博弈中，只有主导文化以文化影响力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对话、交流、互动中建立包容、开放和相互借鉴的体系，才有助于在全社会建立共同情感和普遍共识，才能为文化领导权建构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M].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7. [2]杨扬.新中国社会与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1]，59[-2]. [4][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228.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