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本”，这是一个内涵颇为复杂的问题①。综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本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文本是一个现当代文论概念，对其解释必受语言学模式影响，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会改变人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二、文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织体”，具有“词语”的类似存在方式。从结构上看，词语具有能指、所指之别，文本也包含类似的二重组合，“能指”是其语音、句法、结构，“所指”是其隐而不露的意指思想；三、文本意指思想不是自明的，其意义生成方式多种多样，意义效果因方法、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需要细心解读。我们就是在这一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本”范畴的，强调上述文学观念的理论都可称其为“文本理论”。
    总体而言，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在到建构的跳跃式发展过程②，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本观念。这些理论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对文本问题的独特认识，相与共生，争奇斗艳。就理论实质而言，文学文本理论是西方20世纪独有的文学观念，它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而产生，是理论界自觉反思文学本质、将作品定位为特殊语言客观存在物的一种共识。与传统理论相较，我们更倾向于将文本理论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解读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观念最大限度地斩断了作品与作者的有机联系，更为“客观”地考究作品特质及其意义产生。众所周知，完整的文学活动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在整个20世纪文本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本观念的争鸣主要是在与后三种要素的关联中完成的。细究起来文学文本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相应地分别关注了文本与自身存在、读者和世界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于这些理论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不同，因而使得它们对文学文本特质的认识具有一定差异，并且对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不同贡献、产生迥异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一、语言客体文本理论
    文学文本理论的兴起是西方传统理论的有序发展，同时语言论转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因此，20世纪西方首先出现的是语言客体文本理论。
    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就必须对其存在本身做出科学解释，并弄清自身构成因素与形成规律。20世纪以前，特别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情感论、才性论、天才论、想象问题、灵感问题是文论研究的重点，即使在20世纪初期，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有极大影响。“诗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文学是受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弗洛伊德)等理论主张有很强的辐射力。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作者是作品的“父亲”，其他因素都受到作者的控制和垄断性制约；但同时这些理论又都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特质和读者重要性的研究。20世纪初，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研究方向，开始立足于“文学性”，探寻文学作品自身特点。张冰先生论述过俄国形式主义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把历来是神秘的美的发生学基础，变为可操作、可定性定量分析的一种过程。这就把笼罩在美身上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光，将其还原为可视可感可分析可操作的。美在形式主义者手中，再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再不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再不是诗人或作家一种神秘主义的主观命意，而是一种可视可感的物质实体。”③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即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带来的全方位介入。细究起来，“语言论转向”这一说法是由柏格曼首次提出的，他以此概括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语言、运用语言学方法阐释人文学科问题的潮流与趋势。“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论转向，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出点”④。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接受语言哲学影响的诸派别中，结构主义势头最猛，它已将这一方式应用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突出研究成果。“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⑤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言而喻，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织体本身及其组合规律。第二、从较深层次上讲(这也是更为重要、更为内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能指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方法对文艺研究影响巨大，甚至其本身的缺憾也直接遗传给了文艺研究，其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宏观性的特点使得文论家常常忽视了单个作品和读者个体体验的存在，使得结构主义文论成为一种脱离实践的理想逻辑论证。语言学理论的兴盛，导致了语言论转向，而这无论是就关注语言本身而言，还是就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而言，都对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总体而言，语言客体文本理论突出作品本身意义，认为作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编织物，与作者、读者和世界没有紧密联系，对其解读与批评只能立足自身，从其语言存在入手，而不能旁涉其它。具体研究起来，这一形态又包括具有较大差异、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几种不同观点。
    文学文本是陌生化的语言客体。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核心为语言技巧问题，它们认为文学语言能够精确地传达作者的体验与感受，但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必须经过艺术技巧处理，只有这种具有阻拒性、扭曲性的“陌生化”语言才能引起读者的新奇感和注意力，读者仅凭着对语言本身的体验与分析就可以形成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认识。所以，文本批评就是对语言形式陌生化程度的批评，就是对造成文本与现实保持必然距离的各种创作技巧的分析。以此为基准，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文学本质就是文学性，是内容消失在形式之中的语言结构；文学创作就是设置程序，并实现材料的陌生化；文学作品就是经过变形手法处理后具有独特语言、独特结构的语言体系；文学鉴赏追求体验性和再创造性，而文学批评则是立足于语言学方法的科学操作；至于文学发展从根本而言则是形式因素重组后的一种新的发现，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新的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新的内容，而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点的旧形式。”⑥
    文学文本是语言有机统一体。这是新批评文论的文本观。新批评文本理论关注的核心是语言问题，它把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语言有机体——孤立的与外部现实没有任何联系的客观存在物，文本分析不关心内容，只关心文本“肌质”本身。文本解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排除作者和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因为这容易造成“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渗入，使得解读本身失去科学性、客观性。文学语言具有独特性，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相比，文学语言是一种“伪陈述”语言，它模糊、含混、充满张力，只有放在一定语境中才能体会其内涵。“细读”分析是新批评采用的批评方法，它立足文本本身，从语言入手，逐层展开，重点挖掘文中含混、悖论之处，找出其中包含的神妙精微之意义。在新批评看来，文本阐释的目的是弄清语言如何构成了这一有机统一体，语言怎样将感觉的具体丰富性与理智的抽象性缝合在一起，文本如何整合各构成因素并暗示一种统一的经验。
    文学文本是封闭的深层结构。这是结构主义文论的文本理论。结构主义文论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结构语言学普遍采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展开对所有现象的思考，它认为意义就产生于由于两者对立而导致的区别与差异之中，因此，探索现象背后引发对立的深层结构模式是产生科学认识的必由之途。结构主义文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本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看来，语言是一种超强机器，它超越主体，成为影响人类认识世界和外物的制约因素，不是我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语言不是传达思想的媒介，人反而成为被语言操纵的工具。因此，科学的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排除主观性，挖掘语言操控人类、言说自己的方式和图式。结构主义文本研究采用结构语言学方法，但其研究的着眼点并不是文本语言表现及语言技巧，而是以二元对立方式挖掘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对立组合，以期发现一种新的结构模式。结构主义文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整理、归纳细枝末节的表现技巧，更不是处理文本中隐含的现实内容，而在于探究表层背后的深层叙事模式。结构主义文论甚至并不关心作为个体的孤立文本，而是以个体文本为凭借挖掘其深层叙事模式，最终目的在于揭示文本间联系及共同享有的深层结构，渴望建立一种文本科学。结构主义文论是一种宏大叙事，但也包含了一种康德式的狂想。
    文学文本是对深层结构的颠覆与重构。这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文论的文本观。后结构主义产生于对结构主义的直接反抗，它是在拆解结构主义精心营构的科学大厦的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的。解构主义文本理论的核心是颠覆结构、拆解语言、指出意义的不确定性，互文性也是其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解构的前提是必须首先树立一种质疑传统、反对霸权、反逻各斯绝对控制的哲学观念，自觉接受多元主义思想。解构的基础是必须认识到影响人们认识世界、形成知识的语言本身是不可信的，由自身区别与差异产生的意义是不确定、不准确的，因为在语言系统内部这种区分因层级的不同而处于无限进行之中，意义一直被毫无理由地推延和延宕，意义一直处于被构建的“路上”而不得留驻。解构的方法就是指出语言的“寓言”本质，寻觅其背后的蕴意；检查文本中的“裂隙”，阐发其可能蕴含的思想；时刻注意“互文本”的存在，探究文本间的联系，描述超出文本自身的其它价值。解构的目的就是更新观念，打破封闭的价值体系，释放文本多方面的潜在意义。
    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虽有关注文本形式中表达技巧、语言自身、体制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同是探究结构问题，虽有营构、挖掘深层结构与拆解、颠覆稳固结构之别，但其文学观念总体一致，都将文学活动的中心定位于文本自身，都将文本视为诗性语言存在，都将文学批评看做特殊的语言分析。
    二、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
    如果说，20世纪以前文学理论关注的中心是作者及其创作才能，20世纪前半叶文论研究中心有所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文本本身；那么，到了50年代，这种情况又有变化，人们谈论最多的是读者的解读能力，读者理论成为20世纪后半期的显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就是借着这股东风登上历史舞台的。与此相应，文学意义观也有了显著变化，20世纪以前，研究者普遍关注作者如何赋予文本以意义；20世纪上半叶，重点探讨文本如何传达意义，各类文本各有哪些特点；而50年代以后，读者释义成为理解文本意义的关键。因为文学文本具有开放性，其意义永远不可能被穷尽，不仅如此，而且常读常新。福柯曾论述过文本多义性产生的原因：“在一种可见的表达形式下，可能存在着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控制它、搅乱它、干扰它，强加给它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发音。总之，不论怎么说，已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⑦即文本是复杂的，存在着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从人与物的对话关系出发，指出了读者阐释对理解文本的重要性：“流传物(作品——论者注)并不只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而是语言，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流传物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我们与它的伙伴关系，正如我和你的关系。”⑧这种“我”与“你”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流和对话关系。这也决定了意义必然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交流语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文本与围绕在文本周围的语境便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这是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产生的时代风标与语境。
    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它把文学文本视为读者审美阐释的特殊意向性客体，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交流中获得意义阐释的多种可能。
    众所周知，20世纪中期现象学是哲学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以精确的科学精神探讨人如何认识外界、获得知识，注重对主体认识能力与认知方法的挖掘，特别强调人的感性存在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对抗现实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它也十分重视方法对于知识获得的重要性。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核心方法就是：本质直观。当我直观对象的时候，既确定了直观者的确实性，也确定了被直观者的确实性。但为了所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纯粹性，主体面对认识客体，首先要加括号：一方面把主体的各种先入之见括起来，另一方面把对象的各种背景知识括起来。这样，主体就能直接面对事物本身。胡塞尔还认为本质直观活动是主体的一种意向性活动，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中，纯粹的意向性活动一方面使对象的构造结构显现出来，同时主体的意向性活动结构也显示出来。它们是在本质直观中同时出现的，是以单个人的亲身经历为其保证的，因而是确实的、科学的。因此，现象学认为认识活动是主客体双向交流活动，十分关注主体认知心理结构和客体结构层次问题。
    把现象学方法引入美学、文学领域的是罗曼·茵加登，这位波兰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学文本客体结构理论。“作为现象学的美学家，他的美学似乎比他的现象学更为重要；而作为美学的结构分析家，他的结构研究又比美学本体论及一般价值论更为重要。”⑨茵加登承接了胡塞尔现象学衣钵，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在茵加登看来现实生活中有两类意向性客体，一类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包括实在对象和数学中的观念性对象)，另一类是纯意向性对象。文学文本属于后者，其结构包括如下四个渐次递进的层次，“(a)语词声音和语音构成，以及一个高级层次的现象；(b)由句子意义和全部句群意义构成的意群层次；(c)图式化外观层次，作品描绘的各种对象通过这些外观呈现；(d)在句子投射的意向性事态中描绘的客体层次”⑩。不同意向性客体有不同结构层次，相较而言，前者纯粹单一，而后者则充满不确定因素，需要更多调动主体积极参与能力。“前者有一种离开认识主体而独立的‘自足性’，而艺术性对象中只有一部分属性通过作品呈现出来，其余属性则有待于观赏者的想象力来补充，因而就不是自足的。他认为美学的(纯意向性)客体与实在的客体之间有着清楚的界限，不能像胡塞尔那样一律‘还原’为观念性的东西。”(11)事实上，任何有关实际对象在受到经验检验以前仍然需要意向性投射作用，即使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它与认识主体也是处于一种变动着的意向性构成的关系中的，主体对于这个实际对象也不能了解其一切方面，因而总要在认识的过程中赋予它一些主观性的“杂质”(impurities)。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同样也要通过字词的意义来进行意向性“投射”，不管被意向的对象是有现实存在性的，还是纯虚构的。因此作品故事中的人物、背景、事件之中就充满了读者在一次具体的阅读中所增附的主观性“杂质”(12)。这是文学审美阅读的必然。
    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文本审美阅读及其多重效果的观点。他认为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参与至为关键，艺术作品在读者阅读之前还不是审美对象，仅仅是一物品，读者的审美意向性活动使其美的潜能变为现实。为此他提出了几个重要命题：艺术作品加上表演者的表演等于审美对象，艺术作品加上目击者等于审美对象，艺术作品加上公众而成为审美对象。当然，审美经验的形成也须借助审美直观形式，艺术作品包括由浅入深的三个层次：感性、主题和表现，审美主体知觉结构也由三层构成：呈现、再现和情感。在审美直观活动中，艺术作品与审美知觉各个层次达到契合，美感与审美阐释得以形成。
    将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发展到顶峰的是德国文艺理论家伊塞尔。伊塞尔认定文学文本中存在着“空白”与“否定”点，他称文学文本这一特殊形式为“召唤结构”。文本解读需要读者充分介入，文本意义的实现也有待于读者积极参与。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断调整自己的期待与“视点”，在双向交流中完成意义的重建。“在文本中，……每一个个别句子的相关物都预示了一个特殊的视界。因此被文本预示出来的视界就会给读者提供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不管它有多么具体)必须包含不确定性，以便唤起读者对于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的方式的期望。这样，每一个新的句子相关物都会回答前一个句子相关物引起的期望(或者肯定地回答，或者否定地回答)，同时唤起新的期望。”“已经被读过的东西在读者的记忆中缩小成为一种经过压缩的背景，但是在新的语境中，这种背景又不断被唤起，并且被新的句子相关物修改，这样就导致了读者对过去综合的重新建构”(13)，这就是“游移视点”。“游移视点”使得文本解读成为一种时刻进行着的文本与读者的互动活动。需要解释的是，同为接受美学领军人物，伊塞尔的阅读现象学理论不同于尧斯的接受史理论，前者注重文本阅读过程，侧重微观分析；后者则更关注文学史演进，倾心宏观考察。“一种接受理论总是论述现存的读者，他们的反应证明了某些受历史制约的文学体验。响应理论以文本为基础；接受理论则是由读者判断的历史产生”(14)。
    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既是一种阅读理论，也是一种美学理论，它继承了文学研究关注文本客观存在的时代观念，伴随20世纪中期读者意识觉醒而兴盛，并产生长远影响。它对探究阅读鉴赏心理过程、审美经验的产生、审美主客体结构层次及其关系等理论问题富有启发价值，并且直接发展或影响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文艺美学思想的走向。
    三、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
    “话语”是50年代以来在西方非常流行的范畴，其提出也与“语言学转向”有关。“话语”本身就是一个介于“语言”与“言语”之间的概念，但又与上述两者具有明显不同。“‘话语’(discourse)原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15)出于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反叛，福柯赋予“话语”以新的含义：“话语”是一种人类社会实践方式，该活动以语言存在为凭借，但其中纠结中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渗透和介入。福柯认为结构主义乃至一切形式主义文论都把作品视为语言客体，认为文学阐释就是从语言学角度、就技术层面挖掘作品的客观意义，这必然会导致对形成和创造文本丰富意义的其他因素的忽视与省略，不仅孤立了文本，而且还减少了文学解读的人文色彩和价值关怀。他还认为文本并非意义的中心，但它是意义产生的前提，文本阐释应该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展开，特别需要关注外部文化语境特别是政治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操控的介入。“话语”是人类的一种主要实践活动，文本阐释则是一种文化实践，文本意义并不唯一，而具有多种可能性和无限生成空间；文本释义也非静态，而是文本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过程。童庆炳先生干脆将“话语”界定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16)。很有道理。
    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立足后现代语境，从社会学、文化学视野考察文学活动，将文本创造与解读视为社会文化实践——话语活动，关注该活动的动态性，并注意挖掘文本中丰富的意识形态因素。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中表现尤为明显。西马文本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大不同就是突出了文学的“文学性”，注意将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文本语言结合起来，从这一语言客体中窥见意识形态因素或把文学活动本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就这一点来说，在形式主义文论兴盛之时，很多有识之士，就注意将语言形式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体系，并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主要有巴赫金立足语言提出的“对话”理论以及对语言意识形态特性的分析。“语言的准确性、精炼、欺骗性、分寸性、谨慎等特点，当然不能认为是语言本身的特点，正如不能把语言的诗学特征看作语言本身的特征一样。所有这些特征不属于语言本身，而属于一定的结构，并且完全决定于交际的条件和目的。”(17)此处所说的“交际条件和目的”就是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需要。在其它著述中，巴赫金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这个基本内容(指文本的蕴意——引者注)由语言的具体社会历史目标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的目的所决定，由意识形态话语在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范围和具体阶段中所完成的具体历史任务所决定。这些任务和话语的目的决定了具体话语-意识形态的运动，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各种具体类型，最后决定了话语本身的具体的哲学概念。”(18)在这以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文本理论既突出了文本语言符号意义的不断建构生成性，同时没有忽视文本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但需注意的是，以上所提到的“意识形态”范畴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涵盖面较为狭窄。60年代，异军突起的阿尔都塞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人们生活条件相关、指导人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信仰体系，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理论，而就是日常生活、就包含在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不是具体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是如何发挥影响，这一主张显然受到了当时追求结构主义的科学梦想的影响。其后，西马文论与美学多受阿尔都塞影响，自觉地将语言学方法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机调和。目前活跃于文坛的西马主将詹姆逊和伊格尔顿也受到了阿尔都塞学说的影响，不过他们的思想都较为复杂，理论渊源不止一种，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者更多地接受了与阿尔都塞思想接近的拉康的影响，而后者则直接继承并发展了阿尔都塞和威廉斯的理论。他们理论的共同结论是：文本研究不能摆脱语言学方法，但文本活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从根本上说，文本活动是一种文化实践，或曰文化修辞学。
    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性和意义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基础上说，这种理论坚持语言学分析模式与意识形态生活(社会现实)的有机统一，两相兼顾，并不顾此失彼。具体说来，此处的语言学模式是解构的语言学模式，此处的意识形态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两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中做到了较好结合。其研究目的就是打破传统封闭语言观、反对机械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把文本研究作为一种文化事件或人的意指实践活动来看，文本研究不仅分析其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詹姆逊的理论中较为突出)，更要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文本并如何通过文本发挥作用的(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占据优势)，即研讨话语意识形态文本生产的规律。这样，现实文化活动便自然进入该理论的研究视野，而所有这些，在伊格尔顿颇具代表性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都有新的进展。当然，费斯克符号政治学大众文化解读理论、德塞图的“游击战”视觉文化批评理念等也都有这种倾向，并已经在当前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在文本理论的这几种典型形态中，各自间对立矛盾之处非常突出，甚至同一形态下的不同理论家对文本问题的认识也有明显区别。但他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研究必须立足文本本身，其中文本的语言、结构等形式因素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绕过的。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上述形态迥异的理论观点都可以归拢在“文本理论”的名下。
    通过上述简要分析，我们明确了西方20世纪各文本理论形态之间的区别及有机联系，理顺了文学文本理论发展的脉络，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20世纪文本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且异常复杂，远不止上述三种形态。上述三种形态仅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典型形态而已。要想对西方文本理论做出全方位评价，还需更具体、更细致的研究。
    注释：
    ①从词源学上看，“它的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如在纺织品(textile)一词中；还表示制造的东西，如在‘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中”(霍兰德)；但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从语言学角度看，杜克罗和托多洛夫的解释是：“文本的概念与句子(或分句，单位语符列等)的概念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文本应与几个句子组成的印刷排版单位的段落相区别。文本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整本书，它的定义在于它的自足与封闭；它构成一种与语言学不同但有联系的体系”，“一个文本的语义与话语范畴所提出的问题，应在文本各自的上下文中进行研究”。还有论者认为：“文本指的是文本表层结构，即作品‘可见、可感’的一面，因此对文本的分析可以从语音结构、叙事句法和语言功能等三个层面展开；从符号学角度看，文本表示以一种符码或一套符码通过某种媒介从发话人传递到接受者那里的一套记号。这样一套记号的接受者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来理会，并根据这种或这套可以获得合适的代码着手解释它们。”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则主张：“(文本是)一个超越语言的工具，它通过使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来重新分配语言的秩序，目的在于直接地传递信息，这些言辞是与那些先于其而存在的和与其并存的言辞相互联系的。”而在有些当代批评家那里，文本则超出了语言学界限，既可以用于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种类，也可以指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如服装、饮食、仪式乃至于历史等等。法国现象学符号理论家让-克罗德·高概就将文本归结为一种表达方式：“应该把文本理解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某些书写的、人们通常称作文本的东西，也可以是广告或某一位宗教人士或政界人物所做的口头讲话，这些都是文本。它可以是诉诸视觉的比如广告画。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使用的旨在介绍自己或使每个人在面对公众的形式下借以认识自己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想到，文本概念言人人殊，新批评理论将其视为语言表层结构，符号理论认为它是超越语言的符号体系，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文本具有互文性，而当代批评家更是将其内涵无限扩大，认为生活中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以及类语言符号都是文本。——参见拙作《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辽宁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
    ②参见拙作《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观之异同》，《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③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④[英]柏格曼：《逻辑与实在》，见王一川：《修辞论美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⑤盛宁：《人文的困惑与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页。
    ⑥[俄]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见[法]托多洛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⑦[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
    ⑧[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⑨(11)(12)李幼蒸：《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8页，第288页，第291页。
    ⑩蒋济永：《现象学美学阅读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3)(14)[德]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49页，“前言”第2-3页。
    (15)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16)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7)[俄]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18)Bakhtin, M. Dialogic imagination, 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 271.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