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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著名诗人查慎行一生听闻、见证或亲身经历了清代统治者制造的各种案狱，如《明史》案、《长生殿》案、《南山集》案和查嗣庭试题日记案。这些案狱都触动或震颤了查慎行脆弱而敏感的心灵。而查嗣庭试题日记案，是雍正帝处心积虑亲自发动制造的文字狱大案，查慎行牵连其中，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尽管后来查慎行被释放回籍，但这种突如其来的、面临生死抉择的覆巢惨变，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导致其心态失衡，处于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雍正帝的法外施恩，感恩戴德；另一方面，他的心态异常复杂痛苦，既痛斥罪弟，又顾念亲情，既恨名思隐，又痛感人生。感恩与痛苦两种心绪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 关 键 词：查慎行/《明史》案/《长生殿》案/《南山集》案/查嗣庭案/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张兵(1965-)，男，甘肃会宁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张毓洲，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查慎行是清初著名诗人，名列“国初六家”。他的一生可谓屡经忧患，在清代前期文字狱等案狱所带来的身心摧折与煎熬中度过了坎坷的人生。 发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的庄氏《明史》案，于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以重辟70余人，内凌迟18人，庄胤城、庄廷鑨父子戮尸的血腥惨剧而告结。查慎行族叔查继佐为当时名人。王士禛《吴顺恪六奇别传》云：“海宁孝廉查伊璜继佐，崇祯中名士也。”[1]曾王孙《故明秀才墨庵沈公塔铭》也说：“查孝廉继佐负重名，倾动天下，士争归之。”[2]《明史》案发生后，查继佐因被庄氏慕名列入参订者之中而牵连被逮入狱，“眷属内外皆锢于公署(浙江巡抚衙署)，其后即禁锢于家中”[3](P56)。尽管查继佐被拘系时，严诫其子守口如瓶，毋告密他人，并大节凛然，慷慨赴难，《查继佐年谱》记载： (查继佐)将挚内勘，诫子勖曰：“吾行而故不知同参阅姓氏十八人也。即偶闻，万勿露。彼自有命，毋命出汝口，使天下曰：东山有子杀人。”临行，勖呼号，大恸。先生正色曰：“即以为不祥乎？使吾偃息在床，死儿女之手，岂若普天下穷乡僻澨稍识大义者为我跌足叹息，胜汝匍匐走乞钜公题墓石！速去，毋乱人意！”[3](PP.54-55) 但他仍心存余悸，恐怖如影随形。查继佐曾于顺治六年与章士斐(字淇上)、俞泰(字次寅)赋诗抒情，多有念乱伤时之句，为人告发，幸得杨思圣(字犹龙)、周亮工(字元亮)二人力为说情才脱危难，心灵不免受到挫伤。这次他与范骧、陆圻三人被释归，又躲过一劫，所以他为自己能生还而庆幸，作《适然歌》云：“逡巡诸公果自焚，湖头侥幸存三君。”[3](P56)登泰山时，他还耿耿于往事：“吾生忧患余，快此凌风翮。”在投赠程非二的诗中，回顾自己的历险遭遇时说：“苦心自绕三长上，奇骨偏逃万死中。”《查继佐年谱》记述了一个细节，展示了查继佐的矛盾而痛苦的真实心态： 先生既归，始对家人一涕。当患难急迫，独洒脱如平时，盖得于内者素也。[3](P57) 当初视死如归的查继佐，面对别离已久、因己而无辜牵连禁锢的亲眷，也横洒老泪，伤心无限，足见《明史》案给其身心留下的惨痛创伤。这也可从案后查继佐放情歌舞、寄情诗酒的消遣行为中窥知端倪：“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六奇)力为孝廉(查继佐)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良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4](P134)金埴也说：“康熙初间，海宁查孝廉伊璜继佐，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5]彭孙贻劝慰释归后的查伊璜的诗中也顺便言及查氏女乐盛况，诗云：“查生乃狂士，潦倒得天真。书画兼飞动，文情杂笑颦。吊奇长玩世，弄笔竟如神。浪迹多违俗，微名易杀身。蔡邕虑续汉，扬子未逢新。幸脱弥空网，重簪折角巾。诙谐随朔晢，粉墨寄伶伦。红袖妖姬集，清商艳曲陈。还虞盗绡客，必有坠楼人。好买扁舟去，桃源逐隐沦。”[6]彭孙贻指出查氏脱离庄氏史狱寄情歌舞，依然狂性不改，劝告他敛迹藏行，归隐桃源，以远离灾难，保全性命。其实，查伊璜正是试图通过这种极度张扬的方式缓解心中的悸痛，忘却那段令人魂飞魄散的往事。 查继佐在消弭痛苦的同时，为躲避文祸，掩人耳目，将自著之史书《明书》改名《罪惟录》，继续埋头写作。可是，《明史》惨案的记忆仍然刻骨铭心，所以《罪惟录》成书后，他用心良苦地在《自序》中说：“改书名为《罪惟》，天下之大，或犹有深原其故者”，“若夫《罪惟录》得复原题之日，是即左尹得复原姓名之日，静听之天而已”[7](P2)，这充分表达了具有倔强个性的士人受文字狱震慑后，满腔孤愤无处倾诉的心灵苦闷。庄氏史案给查继佐留下的影响太深刻了，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得案日记》，用以告诫自己及族人永远铭记那个血腥惨烈又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 当《明史》案定谳，查继佐释归时，查慎行年满14岁，他对自己家乡附近发生的这场残酷的文字狱大案，肯定会有所听闻。因为查继佐是其族叔，是此案的亲历者，且写有日记，完全可能现身说法向后辈讲述惨不忍闻的《明史》案故事。即使查继佐不便于讲述，《明史》案名闻全国，时人顾炎武、黄宗羲、方文、方孝标、朱彝尊、徐乾学、戴名世等人都记载过此事。何况查继佐在危急关头求救于大力将军吴六奇的事已不胫而走，路人皆知。钮琇《觚賸》卷七《粤觚》“雪遘”，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七十九《吴顺恪六奇别传》，张潮《虞初新志》卷十六《记吴六奇将军事》、卷二十《三侬赘入广自序》，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大力将军》，蒋士铨《雪中人》传奇以及陈昌齐修撰的《(道光)广东通志》卷二百九十五《吴六奇传》等笔记、小说、戏曲、方志均有载述。清人诗歌如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十《小绉云石》、卷二十五《绉云石歌》，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四《海城杂句二十八首》(第19首)，秦瀛《小砚山人诗集》卷二十二《为马容海题绉云石图》和杨夔生《真松阁词》卷三《百字令》等都记述和咏叹查继佐和吴六奇之交情及查氏借吴之力脱难之事。可见其事传播之久远，且已成为人人津津乐道的奇闻美谈。就连查慎行的孙子查岐昌《岩门诗话》也有记载：“先曾伯祖伊璜以诗文负重名。结庐东山下，颜其堂曰敬修，从游者不远千里。有知人鉴，识海阳吴六奇于行丐中，厚赒之，后吴积军功至广东提督，以厚币邀公，至其军，赠赀钜万，及公以苕中私史牵连，赖吴力保得释。”[8]故查慎行不可能对《明史》案充耳不闻，而且此案在其记忆中留下了终生难以抹去的血腥和阴影。幸好查继佐被释放，否则文字狱的厄运会过早地降临在查慎行及查氏族人身上。张仲谋推测：“此事对慎行人格、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形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慎行晚年在朝为官时，一直战战兢兢，惟恐‘重获罪戾’，‘亏体辱亲’，如果不是基于《明史》案的影响，他不会有那么强烈而具体的不祥预感。”[9](P152)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 二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发生了演洪昇《长生殿》案。查慎行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捐入国子监，五年后被卷入洪昇《长生殿》案。关于此案，因轰动朝野，影响巨大，故史料笔记，如《康熙起居注》、《清史列传》、戴璐《藤荫杂记》、王应奎《柳南随笔》、查为仁《莲坡诗话》、金埴《巾箱说》、阮葵生《茶余客话》、董潮《东皋杂钞》等均有记述。各种记述细节上略有差异，一方面说明记述者得自传闻的成分较多，且各有见仁见智的理解，另一方面与事件的复杂性有关。诸多记述中有三种值得关注： (1)《康熙起居注》记载案件起因、经过、结果，简明准确，可信度高： (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癸酉。辰时，上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毕。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王熙、梁清标、徐元文，学士凯音布、朱都纳、彭孙遹、迈图、郭世隆、西安、顾汧、博济、王国昌以折本请旨：吏部题复，给事中黄六鸿所参赞善赵执信、候补知府翁世庸等，值皇后之丧未满百日，即在候选县丞洪昇寓所，与书办同席观剧饮酒，大玷官箴，俱应革职。其所参候补侍讲学士朱典常斗马吊，并无实据，应毋庸议。上曰：“赵执信着革职。朱典问伊衙门学士等，据云人品学问俱属平常，着休致回籍。”[10](P1906) (2)董潮《东皋杂钞》与官方记载相比，有失实之处，如说《长生殿》演出地点为“生公园”，疏劾赵执信等的御史为“王某”，但交代因果翔实： 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康熙戊辰中既达御览，都下艳称之。一时名士，张酒置具，大会生公园，名优内聚班演是剧。主之者为真定梁相国清标，具柬者为益都赵赞善执信。虞山赵星瞻徵介，馆给谏王(应为“黄”)某所，不得与会，因怒，乃促给谏入奏，谓是日系太后忌辰，为大不敬。上先发刑部拿人，赖相国挽回，后发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几五十余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内，后改今名，先生诗所谓“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是也。赵竟以是废置终身，晚年有诗云：“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11](P150) (3)戴璐《藤荫杂记》交代案件起因于黄六鸿与赵执信的个人恩怨，故黄借演《长生殿》事挟嫌讦参，同时指出查慎行涉案的特殊性： 赵秋谷执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议，人皆知于国忌日同观洪昉思昇新填《长生殿》。昉思颠蹶终身，他山改名应举，秋谷一蹶不振，赠他山云：“与君南北马牛风，一笑同逃世网中。”竹诧赠洪句：“梧桐夜雨词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是也。近于吏科见黄六鸿原奏，尚有侍读学士朱典、侍讲李澄中、台湾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无查名，不知何以牵及？又传黄以知县行取入都，以诗稿土宜送赵，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谢。”因之挟嫌讦奏。[12](P22) 可见，查慎行根本不是案件的关键人物，《康熙起居注》以及黄六鸿的奏疏中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未提及，他只是一个无辜的被牵连的受害者，因此，他满腹委屈地说：“饮酒得罪，古亦有之。好事生风，旁加指斥，其击而去之者，意虽不在苏子美，而子美亦不免焉。”[13](P287)查慎行于案后被开革学籍，这让他无比悲愤，其《将出都门感怀述事上泽州家宰陈公一百韵》中“照壁宁防蝎，吹毛竟得疵”句，尖刻地抨击了吹毛求疵的告发者。不过悲愤是暂时的，痛定思痛，他进行了深刻反思，决定在言行上藏锋敛芒，力求改变处世之道，重返京师，实现追逐功名的理想。《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集中表现了查慎行此时的感受： 竿木逢场一笑成，酒徒作计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见，摇手休呼旧姓名。 刘鲁封章指摘生，沧浪大可濯尘缨。肯言预会皆名士，谁似君家老叔平。 君别蓬山作谪星，我从雾谷拟潜形。风波人海知多少，聚散何关两叶萍。 南北分飞怅各天，输他先我著归鞭。欲逃世网无多语，莫遣诗名万口传。(原注：秋谷赠余诗，有“与君南北马牛风，一笑同逃世网中”之句)[13](PP.287—288) 查氏与同患难的朋友就要离开京城，怅恨之余，更多的是劝勉和宽慰。经此大难后，他决定痛改前非，抛弃故我，以“休呼旧名”、“潜形雾谷”、“莫传诗名”的新的慎言慎行的形象来重塑自我。 《长生殿》案对查慎行的—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熙四十九年，距《长生殿》案已21年，年逾六旬的查慎行仍对早年那段往事记忆犹新。尽管流年似水，物是人非，当年观演《长生殿》的真实场景无法复制，但《长生殿》仍活跃于剧坛，观剧的事倒是可以碰到的。果然，历史给了查慎行第二次观看《长生殿》的难得机会，但遗憾的是，此时已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查慎行以诗代书借故推辞了朋友们的好意，其《燕九日郭于宫(郭元釪)、范密居(范邃)招诸子社集，演洪稗畦〈长生殿〉传奇，余不及赴，口占二绝句答之》云： 曾从崔九堂前见，法曲依稀焰段传。不独听歌人散尽，教坊可有李龟年？(原注：忆己巳秋事) 上客红筵兴自酣，风光重说后三三。老夫别有《烧香曲》，凭向声闻断处参。[13](P1050) “己巳秋事”即指《长生殿》事件。查慎行并非真的有事脱不开身，而是重提观演《长生殿》触动了他曾经埋藏心底的隐痛，所以此次无论是祸是福，他都敬而远之。查为仁评此诗曰：“感慨系之矣。”[14](P27)同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查慎行改名信心之坚定及其心灵的严重扭曲和变态。当然，《长生殿》案给查慎行带来的心灵创伤和心理阴影，除了上述的明确记述外，也有隐晦的表露，如“倚竹何心矜翠袖，听歌有泪滴红牙”[13](P293)，“孤灯十载江湖雨，肠断潇潇此夜中”[13](P321)。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查慎行身边的第二起文字狱。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与余生书》议论南明史事，采用南明年号，刑部认为应依律大逆凌迟处死，后从宽改为处斩。此案株连甚广，约有300余人，朝臣文士也占相当数量。[15]与查慎行同为编修的好友汪灏因给戴名世另一本“悖乱书”《孑遗录》作序，成为从犯，刑部拟依照诽谤朝廷律，处以绞立决。汪灏，江南休宁人。曾两次割股、臂和药为父治病，与弟汪晨、汪日昂、汪日升并称“一门四孝友”[16](P13733)。康熙素知汪灏之为人，故特此下旨：“此内拟绞之汪灏在修书处甚是效力勤劳，不忍即行正法，从宽免死，著出狱，不便发回原籍，将伊妻子家口一并附入旗下。此旨亦宜谕汪灏。”[17](PP.23—24)因康熙帝的特殊眷顾，五十一年四月汪灏被释放出狱。与汪灏同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进士的查慎行闻讯，立即赋诗以志感： 忽传恩赦下萧晨，病枕初疑听果真。但是旁观多感涕，谁当身被不沾巾。 累朝岂少文章祸，圣主终全侍从臣。莫怪两家忧喜共，十年同事分相亲。[13](P1130) “忽传”“初疑”传神地表现出查慎行闻汪灏出狱乍信还疑的心态。《南山集》案是当时震动朝野的大案，案情严重，以大逆来定罪，受牵连者能保全性命、平安归来的希望渺茫。因此，同年兼同事的汪灏能够宽免出狱，实出查慎行的意料。尽管他认为《南山集》案是文字狱，但在感念君恩浩荡的颂声中，那种肃杀恐怖的气息被消解了，同时可见《南山集》案的发生强烈震撼了查慎行脆弱的心灵，面对戕害文士的文字狱，面对天威莫测的君主，一切怨怒之气不能形之于色，只好强作欢颜，感激涕零，内心的苦闷只能自己知晓，自己回味。 三 查嗣庭案是查慎行亲身遭遇的文字狱。以前发生的《明史》案，《南山集》案，查慎行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角度有所感受，即如《长生殿》案，他也是被牵连者，受到的处罚不过开革学籍。查嗣庭案是真正降临到查慎行及其族众身上的灾难[18]。此案经过半年的审理，才由雍正帝做出最后判决： 查嗣庭著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沄改为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著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其治罪，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俱从宽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著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行令该抚查明，一并发遣。[19](P26) 关于查慎行能免罪放归，时人有如下看法： (1)方苞认为查家全家得罪而查慎行“独见原”，是由于雍正的明辨是非；查慎行淡泊名利、节操高尚，深受同朝官员的信赖以及审理官员的怜悯。其《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云：“先帝公听并观，君恬淡寡营，久信于士大夫，故在事者闵焉而以情达也。”[20](P276)方苞是《南山集》案的受害者，后被康熙帝特赦，召入南书房，与查慎行被雍正赦免，情形相似，感同身受，所以他认为查之释归首先得益于皇帝之洞察。 (2)沈廷芳认为是查慎行诗集中洋溢着忠君爱君之情，使雍正大为感动。其《翰林院编修查先生行状》云：“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诗集，览其纪恩诸作，谓侍臣曰：查某忠爱拳拳，故一饭不忘君也。”[21](PP.568—569)沈廷芳为查慎行侄外甥，曾受学于查十载，后又官翰林院编修，故其记述应可信。《查慎行年谱》、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查初白”均采录其说。 (3)全祖望认为查慎行能够免死还乡，原因有三：不知情、审讯大臣的回护和雍正的知人之明。其《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先生怡然抵京，自陈实不知本末。诸大臣共讯，亦喟然曰：‘彼固敝屣一宦者也。其弟仕京，相隔辽阔，宁复知之！傥以此株连，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闻。世宗亦雅悉先生高节，特令释之，并其子。”[22](PP.865—866)全祖望的看法较方苞详备，然仍可互为补充。 综上所述，坐家长失教之罪的查慎行之所以能从不测家祸中幸免，一方面可归结为他本人的“端谨”[23](P5811)，即沈德潜所谓：“生平敬慎笃实，见重内廷，同时班、扬之列，无一人疑忌之者。”[24](P785)另一方面是雍正的手下留情。查嗣庭案是雍正亲自发动的文字狱大案，朝野皆知，案中人的命运全系在皇帝手中，皇帝若无赦免意愿，任何人休想苟全性命。方苞、沈廷芳、全祖望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查慎行之免罪，更深一层的原因是雍正在使用一种法外施恩的权术和策略。 雍正是一个很注重自己声名和形象的君主，在处理其弟皇八子胤禩案时，尽管他认为其弟悖逆妄乱，不忠不孝，罪不可赦，但也不立即将其正法，因为他有顾虑：“但欲朕将伊即置之于法，使天下不明大义之人，或生议论，致朕之声名，或有损于万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25](PP.430—431)同理度之，他不想因查嗣庭一人广肆株连，导致天下离心，而是要对罪犯实施“戮心”，使其“改过迁善”，颂扬皇恩，这也是清朝统治者制造文字狱时惯用的策略，如《南山集》案之诛戴名世而赦方苞，曾静、吕留良案之戮吕氏而放曾静，恩威并施，维系统治。查嗣庭案中，雍正将诗名素著、品行端谨的正犯之兄查慎行释放，而慎行另一弟嗣瑮官职才名与兄相埒，却被流放，可见在雍正眼中他稍逊慎行，不是其策略的合适实践者，这是一种工于心计的考虑和抉择。事实上，查慎行被逮捕至押解入刑部监狱的这段时间，他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机为皇帝歌功颂德，如雍正五年他在狱中听闻各省奏报“河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作七言长律诗云： 喧传喜气动春城，河清曾于腊月呈。九曲竟成千里润，万年重为一人清。风云得路均沾泽，草木何心亦向荣。多少词臣应献颂，蛰虫惭愧发先声。[26](P1693) “河清”指黄河水清，为人一生罕遇之事，故古人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27]之悲叹。雍正四年十二月，河道总督奇苏勒、漕运总督张大有及陕西、江西、河南等省官员相继奏报黄河水澄清，“期逾两旬，为从来未有之瑞”。笃信“天人感应”之说的雍正认为是自己励精图治及内外臣工公忠勤慎才“感天和而锡繁祉”[28](P338)，所以下诏给内外文武官员秩加一级，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太常寺卿邹汝鲁，进献《河清颂》以颂祥瑞表忠心，雍正看了大为不悦。雍正是一个好名而有自知之明的人，曾拒绝朝臣以河清应瑞而升殿庆贺的请求，又特别叮嘱反对进献诗文：“若庆贺则沿袭颂美之虚文，非朕戒慎恐惧之素志。”[29](P330)因此，邹汝鲁《河清颂》中歌功颂德的文字引起了雍正的反感，他借其中“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一句，大做文章，认为是悖谬之语，是讥讪自己改弦更张，改变康熙朝的制度。后雍正宽免其死罪，将其革职，发往湖广荆州府沿江堤岸工程处效力。[30] 邹汝鲁案发生在雍正五年正月，此时查慎行在狱中，当然不明白雍正是否令官员进献诗文，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颂诗。他的初衷与邹汝鲁相似，都是谀颂功德，若论谀颂的程度，查并不比邹逊色，他夸张地说黄河水清澈到“波平如镜可鉴人影”的程度，认为“万年重为一人清”，简直贡谀之至，而且身为囚犯的查很谦逊地把自己比作“蛰虫”，“惭愧发先声”是谄媚之词，臆想自己的颂诗要比其他词臣作得早。若雍正得知查慎行作有此诗，即使不认为他是谤讪，也会因查之媚态不快于心。当然，查作此诗主要是挖空心思，取悦皇帝，难以周知与己同心的邹汝鲁文字狱案已悄然发生，可见其在皇权威压下的屈从心态。不久，查慎行又作《二月朔闻皇上亲祭社稷坛遇雪恭纪》，赞颂皇帝敬事天地、德感神祇，故降雪示瑞，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本来恭纪多由皇帝身边的词臣来作，查慎行身为罪臣，生死难卜，哪里有资格，何暇有心思去做不属于自己做的事？可知，查慎行匍匐于皇权的软弱和顺从，是想表明自己畏法感德、改过迁善，是顺臣而非叛逆之心迹。循此心理，他欲曲折传达一种比较婉约的意思，期望皇帝能够赦免自己：“终望主恩全晚节，由来天意悯文人。”[26](P1696) 而当蒙恩赦免的消息真的传来时，查慎行欣喜异常，赋诗曰：“数行宽大诏，递减到尽室。家长尤欣然，生机在生日。”[26](P1707)五月初七日，查此时尚在狱中，听到赦免的消息，以为“此案概从宽典”，以为自己生日这天应是全家获得生还希望的一天，内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激。五月初十日，查慎行出狱。他既欣喜不已，情难自已地高唱“破涕忽成笑，余生是再生”[26](P1709)，可也得知了此案处理的详细情况：“此案罪名半年乃定，生者俱邀宽典，减等发遣。信庵父子以出继豁免。慎行及儿念，尤蒙格外殊恩，放归田里。”[26](P1708)不是“概从宽典”，而是“生者俱邀宽典，减等发遣”，即死罪已免，活罪难逃，至于已死者则仍戮尸枭示，查慎行的心情从三天前的欢悦一变而为沉痛，可他仍要感激涕零，恭谢雍正赦免自己及弟查谨之大恩：“来著寒衣去暑衣，半年囚服在圜扉。毁巢完卵初非望，溉釜烹鱼敢忆归。波累门房从古有，矜全父子似今稀。雷霆雨露皆天泽，感到难言泪暗挥。”诗句颈、颔两联充分表明了自己家族罪大和皇帝之恩重，尾联“难言泪暗挥”则表达了“圣恩高厚，涓埃难报”[31](P36)的内心激动。这种激动的心情，一直保持在他出都南归途中，其《雨后新城道中》云：“独吟自叹成归客，一饭何须问酒家。犹有皇恩忘不得，每回白首望京华。”[26](P1712) 四 查慎行一方面歌颂皇帝的恩德，另一方面也陷人家难的痛苦之中。关于查氏家族的变故，方苞《史氏传》记载： 史氏，仁和人。以弟□□(尚节[32])与海宁查嗣庭同会试榜，继室于查。嗣庭有罪，与第三子□(克上[30])俱病死狱中。至丁未狱成，妻及诸子妇长流陇西。部檄到县，史氏曰：“诸孤方幼，我义不当死，但妇人在，难历长途，倘变故不测，恐死之不得矣。”□□(克上[33])之妻浦氏曰：“我遭遇与姑同，当与姑同命。”作绝命词四章，以子女属其父文焯，同时自经。[34](P108) 查嗣庭案是查氏的家庭灾难，其惨烈情状，于此可见一斑。查案的主要得祸者为男性成员，被逮解京入狱。查慎行以诗纪其事：“门房十五人，两世半析箸。皇天遣悔祸，少长斯复聚。”[26](P1704)“门房十五人”指查氏兄弟四人及其子侄11人[19]，其中15岁以下者占5人，他们本来早已分家，但家祸让他们重新聚合到一起，可见株连之广。查慎行面对不期而遇的飞来横祸，心态异常复杂，他既痛斥罪弟，又顾念亲情，既恨名思隐，又痛感人生。这种种复杂痛苦的心态交织在一起，真切地展现了查嗣庭案前后查慎行的心路历程。 1.痛斥罪弟 查慎行对其弟案件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丁未立春》谓：“平生内省能无疚，此祸相连亦有因。”[26](P1693)查嗣庭因依附隆科多而被治罪，成为不自觉的牺牲品。查慎行不能明说原因，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查嗣庭本身无罪，或者罪不至死。可当查嗣庭病死后，查慎行虽然“吞声自兄弟”，悲痛异常，但对查嗣庭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转变，认为他不但有罪，而且罪不容诛。《哭三弟润木》：“罪大诚当杀，全归有数存。生难宽吏议，瞑亦沐君恩。鬼守辞乡魄，棺封诏狱魂。几时容反葬，薄殓胜王孙。”[26](P1698)查慎行对其弟之死所下的“罪大诚当杀”的断语，似乎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当查嗣庭初任内阁学士时，查慎行曾赋诗作贺：“初传当换秩，隻日忽宣麻。冷署官仍达，空囊俸稍加。一门歧出处，二老(谓余与德尹)借光华。人指东西屋，多称学士家。”[26](P1577)三弟嗣庭升迁不仅使作为兄长的他沾光不少，而且是整个查氏家族的荣耀。当时谁也没料想到这种步步高升的殊荣竟成了祸胎，招致了文字狱的发生。 查氏家族一贯重视骨肉亲情，这是其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动力之一。查慎行也很重亲情，兄弟之间经常饮酒赋诗，登临游览，其乐融融。文字狱案后，他反颜于亲弟，正反映了兄弟亲情与家族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身为家长他认为家族利益在此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高于兄弟情义，痛斥兄弟是在履行一种职责，而且认为他死得其时，让人感到宽慰。“死伏冥诛矣，株连罪已微。慰怀传一语，后至或先归。”[26](P1707)“伏冥诛”是严厉的诅咒，其他受株连的人由此能够减轻罪名，有生还的希望了。查慎行对待嗣庭的这种态度，充分表现了他痛惜、愤怒又无奈的复杂心态。 2.系念亲情 查慎行平昔很珍重骨肉亲情，目睹他们的遭难，不禁酸恻鸣咽，悲不自胜。在狱中看到儿克念和侄查学同患疟疾，另一侄克上病情加重时，他“衰病不自忧，惟忧后生病”[26](P1705)，认为自己的衰病之身不足为虑，让子侄辈脱离病患才是当务之急，体现了他的长者情怀。二弟和四弟，他都赠之以诗，宽勉有加，体现了浓烈的兄弟情义。 雍正五年五月廿二日出都，行经长新时，想起骨肉凋零之情状，惆怅赋诗：“已无三宿恋，只有两人还。逆旅曾吾识，垂头亦惨颜。”[26](P1712)昔日“率子姓辈少长九人，同赴诏狱”，幼稚的子侄还不知北上何意，“多事儿童催早起”，竟将赴狱视为赶路，如今回去时，“只有两人还”，一同来的其他子侄辈是不能同归了，他们被发遣到荒远的边地去了，这对形单影只的查慎行爷俩而言，该是多么伤感的事，而途经曾与后辈九人被逮北来时住宿过的旅店，悲伤懊丧，不敢面对，他们还有可能同宿此旅店吗？由此可知查慎行经历生离死别，目睹骨肉离散后，倍加珍视骨肉亲情，这是其内心极度痛苦的外在表现。 3.恨名思隐 查慎行早年对科举功名充满热望，即使屡试不第，他也满怀信心地说：“那能造物皆如意，不信怜才竟少人。任是亡羊吾勿悔，灯前故策试重陈”[13](P222)，“勿羡早成轻晚就，天心原不薄穷途”[13](P229)，当然也有心情沮丧，对功名失望的时候，可只悲叹“自笑逢时术未精，人间无用是虚名”[13](P474)。查嗣庭案后，狱中的查慎行对“浮名”的认识加深，且带有沉痛感：“词赋何当羡长卿，悔从俗学博浮名”[26](P1695)，以前“浮名”追逐不得，只以“无用”来自解，而今家祸发生，正是他们兄弟早年汲汲营求“浮名”的结果，这令他痛悔莫及。 面对家难的降临，查慎行产生了强烈的遁世思隐的思想。在被逮解京途中，停船虎丘山下，看到山上的佛寺，慨然叹曰：“壮欲辞家老未能，得归拟作此山僧。预愁脚软腰无力，难蹑浮屠最上层。”[26](P1689)行进途中油然而生出家念头，并为归来腿脚无力，难登佛塔顶处而叹惋，可见遁世思想之浓烈。在释放回家途中，他再次萌生了避世的念头，欲于“石火光中思拔宅，木鱼声里学逃禅”[26](P1728)，意为让全家同升仙界并在那里度过短暂的人生，或遁迹方外，参禅悟道。家祸太残酷了，让活着的人难以承受，于是渴望在现实之外找一片净土，疗救受伤的心魂，这是不堪回首家难往事的查慎行心绪难安的痛苦反映。《病起吟》云：“那将烦恼藤，缚此露电躯。从兹维摩室，四百四病无”[26](P1701)，以佛经用语入诗，也隐晦地表现了遁世归隐的情思；又《大雨》云：“油衣那免漏，好去换渔蓑”[26](P1712)，精致的雨衣没有粗糙的蓑衣好使，寓含查氏痛切悔悟，欲远离险恶尘世，遁迹归隐的心志。 4.痛感人生 查慎行一生小心谨慎，而突遇奇祸，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信念和价值判断，对人生、世事有了新的感悟。如他被逮北上，行经赵北口，河面结冰，便于渡过，可他念及平生遭遇，有感而发：“老涉惊波足可怜，平生履薄怕临渊。阿谁与唱《公无渡》，三尺冰床稳胜船。”[26](P1692)由渡河可能面临的凶险而联想到自己人生之艰辛，可见查慎行时时怀有履薄临深、慄慄危惧的心态。当然常怀恐惧的心态体认，也是由家祸而激发出来的。《渡河口号》云：“小炷香分两处焚，河神别过别淮神。不教名姓污祠壁，谁识风波有幸民。”[26](P1722)查对烧香敬河神表示怀疑，洪波涌起时，百姓岂能侥幸于万一，意为下层百姓始终是弱势群体，灾难袭来时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这与查案发生，全家遭祸，在情理上是相通的。 同时，查慎行认为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忧患，所谓“老去艰辛阅历多，眼前何处没风波”[26](P1723)。从南池到台儿庄360里路，因逆风船速缓慢，查慎行将之视为“厄运老未终”，尽管如此，行走七天还是到达了目的地。查慎行借此阐发了他的处世哲学：“古人处逆中，必有安常理。教之识忍字，忍过事堪喜。”[26](PP. 1720-1721)即人生不可避免要遇到各种忧患，凡事忍为先，善于隐忍，经历磨难，逆境终将变为顺境，忧患亦随之消除，这是查慎行于案后对忍辱求全的消极人生观的深刻体认。 参考文献： [1]王士禛.带经堂集：卷79[M].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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