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
    

    史料与研究
    八年前在某档案室查阅资料，意外发现《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这份“讲话”，不失为周扬研究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研究一份很珍贵的史料，可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时作了许多删改，我们在《周扬文集》里看到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只是一个删节本。
    《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是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纲要”。作为国家级的教材，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二卷署唐弢主编，第三卷署唐弢、严家炎主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上是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这部教材从编写到出版历时约19年，其中实际工作时间，包括主编、编委改稿，大约6年，“为了编好这部教材，国家投入力量之大，迄今为止无以超越，会不会也是绝后的，也难说。只就人员而言，编写组集中了当时这一学科最有权威的学者，如唐弢、王瑶、刘绶松，又有当时还是青年人的许多优秀研究家，如严家炎、樊骏等。1978年后又增添了陈涌。在国内，恐怕很难再组成第二个这样的编写组了”①。1979年6月，该书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卷首的《前言》中说：
    本书系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约六十余万字。拟分上下册，上册并为第一分册和第二分册，陆续出版。
    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至一九七九年上册第一分册付印，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编写工作和参加人员，都有变动。前后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一九六一年初夏开始集中人力，组成编委会，到一九六四年夏完成全书讨论稿，近六十万字，历时三年。参加编写的同志有：文学研究所唐弢、路坎、樊骏、吴子敏、徐迺翔、许志英，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北京师范大学李文保、杨占升、蔡清富、张恩和、吕启祥、陈子艾，山东大学刘泮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由王瑶、刘绶松、刘泮溪、严家炎、李文保、万平近、路坎、唐弢组成编委会，并由责任编委严家炎、刘绶松、王瑶、刘泮溪、路坎分段负责，然后由主编唐弢最后改定。当时协助主编修改上册初稿的为：严家炎、樊骏、路坎。……
    第二阶段：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主编唐弢因健康关系，不能负责全面工作，委托责任编委严家炎代行，着手本书上册的修订和下册的编写。
    《前言》简要地描述了该书的编写历程。从1961年初开始，国家全面铺开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整个工作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主持。教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原本是要北大来承担的，因为北大已经承担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像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孙玉石等已经参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手就显得紧张，于是就推给了北师大，以北师大教师为主，北大、复旦、武大等高校都有人参加（包括王瑶、刘绶松、刘泮溪等），进行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困难，1960年9月，周扬指定由唐弢出任该书主编②，编写人员也作了较大调整。唐弢出任主编后，为稳妥起见，决定先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交给大家讨论，然后再根据讨论的意见在“纲要”基础上写出书稿。到1962年秋，《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写出来了，这就有了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时为1962年11月3日下午。关于这个讨论会，严家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③ 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叙说：
    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
    由于周扬的这个“讲话”编入《周扬文集》时作了许多删改，研究者未能看到这个“讲话”的原貌，因而对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功绩”就有了与事实不相吻合的评述，对唐弢及编写组各位专家的辛劳和业绩也就少了应有的体贴和理解。
    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中谈到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总结性的新文学史著作”时，充分肯定了唐弢确立的“编纂原则”，以及编写组成员“文学史”的写作态度，但称“周扬在会上做的报告，都为了贯彻调整精神，带有反‘左’的特征”，把“唐弢本”对以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许多过左的观点、方法，都程度不同地加以纠正”，归源于“背景”和“周扬在会上做的报告”，这是不准确的。④ 相关的纪念和研究文章谈到周扬主持教材编写工作时，赞美之辞就更多了。例如郝怀明的《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论述周扬在领导编选文科教材工作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既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搞下级服从上级……鼓励大家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意见，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迎合”；“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倡导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努力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今天以至今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六十年代初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扬在思想、文化、学术建设上的一个辉煌期”。⑤ 李子云在《探病中周扬》一文中说：周扬不仅“六十年代初期”充满“光辉”，早在1940年代就抵制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前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久已习惯的政策执行者的地位”，“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其实在反胡风、反右时已见端倪”。⑥ 作为现代文学史家的黄修己当然不会这么说，但他把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则归结于“当时的条件”，似乎与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的周扬并无关联，这就值得商榷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中写到“唐弢本”对“‘突破’阶段许多过左的观点、方法，都程度不同地加以纠正”时说：
    但这种调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唐弢本”的作者们是无法超越这历史条件的。他们不可能充分地肯定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当胡适仍然被视为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其学术思想又被完全否定时，比较客观地评价胡适，就是不可能的。当然更不可能为胡风的冤案翻案，也绝不可能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各位作家平反。当时谁这样做，他自己可能成为右派分子。事实上，对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时人们是不会怀疑的，如果能在肯定某些人现在是反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对他们历史的功绩，仍应有一定的评价，这就算是难能的了。亲身参加过“反右”、“双反”运动，有的也参加过“大跃进”中的集体编书人，其思想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当时的调整、纠“左”，都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从总体上说，“唐弢本”不可能不留下时代的思想烙印，它的总结，自然是当时条件下的总结。⑦
    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时面临的“无法超越这历史条件”和“社会潮”，与周扬本人的襟怀、做派及政治导向是有关联的。1961年的“调整”和“纠‘左’”，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条件，周扬贯彻“双百”方针，强调“写历史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竭力提倡‘春秋笔法’”，“多方面表现出尊重知识、卫护学术尊严的精神”，为编写组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小环境”，⑧ 这是应该肯定的。可是，到了1962年秋，面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风云变幻，周扬就来了个“突变”。樊骏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⑨ 一文中说：
    1962年秋，文学史写出提纲。提纲的审稿会正好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次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斗原则。参加了中央全会的周扬立即将这一精神贯彻于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在审稿会上发言的基调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据唐弢向我们传达，在谈到如何述评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周扬表示，那得看史家站在什么立场上和持什么观点了。比如对岳飞、秦桧忠奸之争这一历史公案，不也可以从当时宋朝根本打不过金人这个前提立论，肯定妥协求和的秦桧倒是为了保全宋朝，而认为坚决主战的岳飞反而是个冒险主义者吗？就看你如何看、如何写了。这样一来，原先置于首位的客观的历史实际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备受推崇的“春秋笔法”也被弃置一边；对史家而言，关键还在于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端正。真可以说是编写方针上一次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樊骏在文后加注说：“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没有这一内容。据《文集》编选小组成员告知：此文当时没有发表过，他们是根据保留下来的记录稿整理的（其中有会上别人的插话）。很难断定上述内容究竟是被会议记录者略去了，还是周扬在其他场合说的。”《周扬文集》编选小组成员可能是在善意的敷衍。现在，有了这份完整的记录稿，就厘清了很多问题。周扬在这里强调的是“史家站在什么立场上和持什么观点”，而不是“置于首位的客观的历史实际”。李子云在《探病中周扬》一文中谈到1960年的“反修批判”时说：“在周扬主持的会议上，周扬传达说，修正主义是个政治概念，不适用于文学”⑩，可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是：“必须指出，‘左联’时期就有修正主义”、“冯雪峰的结论有修正主义”、“‘左联’后期有教条主义，也有修正主义”，显然是把“修正主义”这个“政治概念”挪到文学中来了，真可以说也是“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至于涉及对具体人的评价有的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樊骏在《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一文中说：“当时除了感到意外，唐弢和大家都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或者由此触发什么联想，从而影响编写工作的进行”，樊骏的这番话其实是有深意的，“唐弢和大家都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这本身就说出了周扬的权威性，他的“这一变化”对编写组造成的绝对的制约和影响。“六十年代前期”的“那些变幻莫测的干扰”，也不外就是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那些偏激的言论。周扬本人也是这“变幻莫测的干扰”的一个“源头”。周扬在“讲话”中说的胡适“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帮助帝国主义”；刘大白“后来政治上的反动”；“资产阶级作家从一开始就是右翼，一直到反动派”；“要批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新月派是露骨的帮凶。第三种人实际上也是帮凶”；胡风在文艺上“帮助国民党”；“‘左联’时期就有修正主义”；“冯雪峰反对国防文学”；鲁迅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可以说是毒草”，等等，用“身在其位，不得不如此”的所谓的“忠实执行”(11) 来开脱，用“他是一个处在矛盾状态下的人。个人爱好和公开的讲话、指示，实际上不是一回事”(12) 来辩解，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周扬的这个“讲话”，作为编写“革新文学史”（周扬语）的指导思想，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而作为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帅”——周扬这么说，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其实，作为“文艺界的首脑人物”(13)，周扬的“指导思想”还不止这些。严家炎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一文中说到周扬否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阻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接着又谈了一件令他感到“非常意外”的事，文章中这么写道：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清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是否与周扬或中宣部有关这一问题。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我都以为1952年3月苏联宣布将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授予丁玲的《桑干河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1962年秋（记不清是10月下旬还是11月初(14)），恰好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小说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也许因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王燎荧已经发表文章批判《桑干河上》，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到这时，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丁玲为人热诚豪爽，有锋芒，有湖南人的“辣”性，显示了她的鲜明个性。同样是湖南人，周扬过去也曾被“干预生活”的精神感动过。1941年他草拟的《鲁艺订艺术工作公约》中，就有“不对黑暗宽容；对于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的条文。他在致丁玲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读《我在霞村的时候》，感动得流泪。但文艺整风以后，周扬发生了变化，更加关心的是个人仕途。在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周扬在报告中讲这样的话：“有些人想干预生活，那生活也要干预你。恼火就是了！”说完这句话后，周扬就会爆发出一阵得意而又不无叹惜的笑声。
    严家炎的这篇论文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据说清代学者王鸣盛“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諈，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这番话足以证明文学之伟大，文学之自由。“贪鄙的人，能够藉他的文章，于百年后表示他道德之高尚，这是文学之伟大处。贪鄙的人，却能做出慷慨激昂的文章，可知性格与文章尚无关系，经济地位、阶级意思与文章也并非一定有关系，这是文学的自由处。”(15) 可见“知人”有多重要！最真实的手稿、初刊本、初版本尚且有个“人归人、文归文”这一说，而经过精心“修饰”、“删削”的文章或“讲话”，就更不可轻信了。“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我们在阅读和援引那些“常存”的“著作”时，若能听到有关作者的“口碑”，翻检到“著作”的原貌，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④⑦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1、202～203页。
    ②⑧⑨ 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第229、230页，第230、231页。
    ③ 刊《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⑤ 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建设》，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3页。
    ⑥ 李子云：《探病中周扬》，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537页。
    ⑩ 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11)(13) 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6页。
    (12) 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与李辉对话录》，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14) 应为1962年11月初。——引者注
    (15) 敦龙：《道德与文章的矛盾》，《申报·自由谈》1934年7月25日。

    附：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①
    这本书只看了一遍，看得很粗。讨论会的纪要看了一下。这里面问题很多，我也没有好好研究。我今天谈的意见只是供参考，不要当做结论，就照它写了。很多问题可以研究。写书的人要有自己的看法。《文学概论》也是这样。《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的两次讨论会都开得很好，很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这次涉及的问题更多、更深入。有了这个提纲，加上这次讨论，不一定再经过提纲，可以直接写书。写出后再找人看一下。请默涵、荃麟、其芳、冯至、茅盾等同志看看。我也可以看一部分，如概论、结论。不过也得说清楚，文责自负。当然，看过的同志也要负责，但主要还是编者负责。我看，这样可以写出一本较好的《现代文学史》来。现在谈谈大家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一）现代文学史怎么写法？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斗争的过程。文学史就是要通过文学上的各种斗争，通过各阶段的创作情况，通过作家作品去了解这个过程。要介绍、叙述这个过程。介绍、叙述有代表性的作家，探索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经验。使大家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点中国的新文学、人民大众的新文学、无产阶级的新文学发展的规律。现在写现代文学史的困难在于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还在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到1949年已完成了，但作为整个人民大众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发展的过程还在继续发展，过程还没有终结。凡是没有终结的事，总结经验很困难，写起来很困难。另外，还有一个困难，是现代文学史上所写到的人多数还活着。这当然有好处，可以找他本人了解情况，但怎么讲，编书的人就有顾虑。这个顾虑也有道理，活人难写嘛。他还在变。你写他，写得不好，他也有意见。嘴里不说，心里有意见。死了的人就没有意见了。但即使对于死人，也会产生评价问题，如对斯大林。斯大林不管有多大缺点，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不知有什么优点，反正是个叛徒。他无条件投降，投降得那么急，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之震惊。他是投降主义者。写历史要有定论。要成为定论，也许要一百年。一百年以后，反革命的死了，革命的也死了，不再涉及情感问题了，才能有定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写历史。即使一百年以后才能有定论，才能写出好的文学史，但我们这本书还是要写。只要写得好，对他们也有用处。这本书是当时人写的，是重要的文献，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有偏见，他们也可以批判。他们也会用历史观点来看这本书的。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专家、教授们合作写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另外，从教育青年着想，这本书也要写，学生们需要它。
    写历史要有科学的态度。写历史要按照历史的真实面貌写，不能篡改历史、歪曲历史。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就是，非就非。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但也要反对客观主义，反对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历史究竟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它是有目的的。“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提法不好，我不赞成。写历史总还是要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使青年受到教育。忠实于历史，也不能不这样。谎话不能教育人，有闻必录也不能教育人。“如实”的，是要有分析的。所谓忠实于历史，就是把历史线索、历史发展的过程写清楚，不是历史上什么人都要写。历史上一时起过作用的东西，不一定要写。历史上有些东西虽然大量存在，但却是历史的消极产物，不一定要写。“如实”的历史是从来没有的。从来写历史都不是如实的。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写历史也从来不是如实的。所谓“如实的”是骗人的。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是过去的历史从来没人写工人农民。对待历史材料也要有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要从革命利益出发考虑。强调那些，不强调那些，必须要有选择。我有我的立场，不是所有的历史我都写。写历史剧也是这样。现在新闻界、文学界都有这个问题。文艺界有个什么“写真实”的问题，新闻界有个“有闻必录”的问题。对领导机关，可以“如实反映”，但写历史我们主张“实事求是”。这个提法好。“实事”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求是”。“求是”就是找规律。真实也还要“求是”，要找规律。“如实反映”，不一定“求是”。报纸同样有这个问题，也不能“如实反映”。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在报纸上宣传。是不是欺骗人民？不是。因为还有敌人，人民中也还有落后的，在报上讲不清楚。我们可以用别的各种方式和人民讲。
    写历史要强调科学精神。不要认为今天有地位的人放个屁也是香的［一切都好］，坏了的人过去什么都不对。这样看法不好。没有把握［对一些问题没有把握］，不讲总是可以的。对古代人、现代人怎么写是要考虑的。科学的、历史的评价不能离开阶级立场，要有阶级观点。对坏人是要警惕的。对胡适、陈独秀怎么写法，要谨慎一些。不是他写了多少文章就介绍多少。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政治性和真实性统一，这是原则。我们不讲假话，但也不是什么都写。
    王船山评论历史，讲究分辨“邪正，功过，是非”。这个标准对。邪的人也有功，有过，有是，有非；正的人也有功，有过，有是，有非。我们首先以邪正为标准，即反动与进步为标准，也就是以政治为标准。你还活着，我也要照顾到这一点。对邪的人，功过是非如何讲，要考虑。对反面人物的“功”，如果不讲，历史的过程走通不了，那就讲，但要慎重地讲，否则不必多讲。对正面人物的过是不是要讲？要讲。他的过起了影响，可以作为经验教训讲。作为教训，要明确地讲，不要含糊。评论人，还是以邪正为第一个标准，然后才是功过和是非。斯大林不管三七开，四六开，总是有功，是功过问题。修正主义者却是个邪正问题。赫鲁晓夫是属于邪正问题。布哈林、托洛斯基，不是没有做过一点好事情，是不是你写历史也要去介绍？严嵩的诗和字写得很好，但这些就是入不了史，后人就不承认他。汪精卫也有过爱国行动，难道我们也写他一笔？历史总有个后来的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并不是当时出过风头的人，都被承认的。
    麻烦在于有些人政治上反动，文学上却有贡献；或者开始进步，后来反动；或者开始反动，后来有进步，要很好掌握分寸。文学史既然讲斗争过程，反面的东西就一定要写，现在的纲要写得还不够。对待反面的东西，第一要写，第二要当做反面的来写。政治上反动的，文学上有成就的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旧民主主义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这派人物，政治上是保皇党、改良派，是反动的；孙中山是革命派；但文化上康、梁比孙中山革命派还进步，改良派比革命派做得还多。梁启超还主张要白话，孙中山就不主张要白话。梁启超还介绍了许多欧洲资产阶级思潮，《新民丛报》上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著作。第一个介绍马克思著作的就是他们。那时不叫马克思，叫墨克司。梁启超隔得远，还比较好讲。王国维政治上反动，但也介绍了欧洲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想。就文艺见解而论，王国维比当时的胡适、陈独秀高，但当时起的作用，没有胡适、陈独秀那么大。严复也好，梁启超也好，王国维也好，他们在文学上的作用还是要提到，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也要指出。先进步后反动的也要提。我认为，陈独秀、胡适要提。胡适、陈独秀的东西今天看来很简单，但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功劳可以写。先进步后反动的，如丁玲、胡风，还有现在还在，不一定进步的人，怎么写？② “五四”时要提到胡适，但现在纲要中提得太多。我主张提，不要只有李大钊，但不必提得太多，有些地方没有必要提。他的成绩只是《文学改良刍议》。他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被他自己和他们那一伙人过分夸大了。长期以来，我们就以为是这样。［人们就以为］好象白话运动就是他们几个大学生吹牛皮吹出来的。要指出这些人吹嘘自己，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抹煞事实。胡适的“八不主义”是改良主义。他在反帝反封建方面不要说比鲁迅差，比陈独秀也差得多。他不过文章写得多，文字清楚、流畅，涉及的面广，文学、哲学、历史什么都搞，有影响。至于革命性有多少（政治标准）？他在“五四”时期的确是右翼。他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过去被夸大了，我们现在要纠正。他和鲁迅不能比，他从来不反对帝国主义，而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帮助帝国主义，他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之一，但领袖不是他。我们也不能抹煞历史。陈独秀也不妙，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思想）没有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席一开始也是民主主义者，但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陈独秀这个领袖是第三国际挑的，是苏联挑的，不是人民群众挑的。但他的革命性要比胡适要高一些［陈的革命性要比胡适高］。胡适要写，他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员。丁玲麻烦，没摘帽子，你们先写了再说。艾青摘了帽子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底有什么革命精神？我看很难说有什么革命作用，唯我主义、虚无主义，要批判。③
    当时起过进步作用，后来变坏了的，变成反革命的人，在历史书中摆在什么地位，要慎重［处理］。［讲］历史要从整个来看，［从］长远来看，不是光看你哪一天起过影响，我就要写下来。《莎菲女士的日记》，今天不能起教育作用，在当时也没有多大教育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挑它？胡适的八不主义没有多长，而且还有别人比他突出的。如果只有他，只好写他。先驱者是要写的，但写几个［谁］由我们决定。八个先驱者写了七个也不算歪曲。要知道写历史总是有倾向有选择的。如果都要讲，还有那些无名的人怎么办？反面的要写；开始进步的，后来反动的，也要写，但要慎重。非写不可的要写，不然就不要写。我看避而不谈总可以，或者再过几年再多写几句，不过也不一定。如秦桧，不会把他写成好人。但如果胡适当了大总统，秦桧的历史一定会改写，也许他就成了“和平共处的典范”，不择一切手段求和，以江南千百万人生命为重；而岳飞大概是“冒险主义者”，所以宁可死。我们不做这种结论。我并不是说你们提纲有这个倾向，而是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写到现代的，特别如此。④
    现代文学同革命有密切关系，要保持一点革命锋芒。普列汉诺夫批评伯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够客观冷静。但我宁肯欣赏伯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斗精神，而［也］不欣赏普列汉诺夫有些强调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理论，虽然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何其芳：普列汉诺夫有点学究气。冯至：刘大白后来政治上反动，也不能大写。何其芳：他在艺术上没有什么可取，只是作品中提到工农。现在有一种风气，好象用民歌体写作，就是进步的、革命的）。⑤
    对刘大白这类人，文学史里可以写一点，进步的［作品］、反动的［作品］都要讲，不要使学生读了［只读他们的好东西］，以为他只有功劳，以致于忘了他后来政治上的反动［以为他只有功劳而不知他们后来走向反动］。对政治上变为反动的作家［对这类作家］，最好选他进步的一篇和反动的一篇［最好选他一篇好的作品和一篇坏的作品］。在现代史中，与革命有关系的，要保持我们的革命性。⑥
    我们写的是革命文学史。［，］归纳起来，就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应做到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
    （二）性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它的对立面是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不是单一的，它包括几个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是三个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社会主义文学才是单一的。要做阶级分析，但不要贴标签。论述时要根据主席的思想。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到反右时一直还有指导作用。在统一战线里，资产阶级作家从一开始就是右翼，一直到反动派。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主要区别，就是有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前八十年，后四十年，这是主要区别。不要机械地理解“领导”的意义。领导，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是党领导了“五四”运动，而是“五四”运动产生了党。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矛盾？没有矛盾。思想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十月革命，一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有了十月革命，东方民族民主运动才能出现新高潮，产生了“五四”运动。没有十月革命，这是不可能的。说领导，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国际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然后是“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成立了党。领导不领导，首先表现在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政治路线上，也就是中国到何处去。看领导不能简单地看“五四”时党还未成立，怎么领导；而要从政治路线看，从世界范围看。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领导。文学上所说的无产阶级领导，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论思想的领导。两者是一个东西。至于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这几个概念，有时可以分，有时可以不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仅是思想问题，还包含着一个社会制度、革命性质的问题。但在很多场合是不分的，常常是指思想体系。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政治态度来说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就是自由主义者，或旧民主主义者。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欧美的道路，而不反帝反封建。这几个概念是一个东西，讲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讲政治态度，就是社会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文化，就是这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目的是反帝反封建。其中资产阶级是右翼，有反封建，但反帝很少，反封建也不多。他们要走资本主义。对这些概念是不是这样看［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我们一定要做阶级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线索，但不要一个一个作家都贴标签、戴帽子。有些人帽子好戴，如鲁迅、胡适已有定论。有些人就不好戴。有些人的作品无产阶级的东西有，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少。还要具体分析好。在统一战线里，资产阶级作家从一开始就是右翼］。
    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这思想怎么来的？要有民族基础。“五四”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文化则是反映了这种因素［这一点］。［，］文化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因素是具体的东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因素［（政治因素）］是什么？也就是政治因素是什么？具体地说，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还有革命政权、红军等等。共产党虽然搞的是民主主义革命，但它是从社会主义立场上来领导民主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尽管你［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就［也］是有了社会主义因素。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有了人民政权以后才有的，就是苏区解放区的农业互助组、国营经济。在文化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无非是马克思主义书籍，宣传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革命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因素。用社会主义观点写的文学作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著作，也都是社会主义因素。例如，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还有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尽管幼稚，这是水平问题，不能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因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文化史也好，写民主主义革命也好，不管多么幼稚，都是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的干部教育也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这种因素。这种因素开头虽然很少，但它是革命因素。不管它有多少，它起决定作用，一天天壮大起来。它不是无中生有，而确实是“有”。当时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上述社会主义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反映。
    新民主主义前身是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后面是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写的是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的文学史，对前面要有回顾，要有一段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帽子，对后面要有社会主义文学的瞻望。
    今天的文学也还是统一战线的文学，但内容已不同，力量对比也不同。今天的文学中，有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但无产阶级文学居于领导地位，数量大，队伍大，这是因为有了政权。过去还没有全国性的人民政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能不受影响。
    文学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但一定要作阶级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可以作为我们的指导线索。但不要一个一个作家都贴标签、戴帽子。有些人帽子好戴，如鲁迅、胡适有定论。有些人就不好戴。有些人的作品无产阶级的东西有，但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少。⑦
    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还是有的。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提到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无产阶级。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运动，就有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是有的。开头一些作品，小资产阶级成分可能还不少，艺术上也幼稚，但仍可以说是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这是水平问题。对作家要具体分析，不要乱戴帽子，不要去搞标签。老舍、巴金解放后很好，以前是中间状态，不能说得和鲁迅一样。如果把老舍、巴金写得和鲁迅一样，就没有区别了。有时作家政治态度很进步，作品却不一定好；有时政治态度不一定很进步，写出来的作品却好，要具体分析。左翼文学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左联”吸收了革命小资产阶级作家。
    （三）关于线索问题。整个这一段的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发展的过程，是反映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文学斗争的过程。因为有［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斗争过程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的过程，因为资产阶级领导不了［资产阶级已无力领导］。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的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民族新文学的成长过程。⑧
    “五四”运动有外来影响。中国新文学吸收外来影响，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吸收的，是民族的需要。为什么象征主义、世纪末的东西吸收不来，为什么吸收一下又消失了，而德［democracy民主］先生、赛［science科学］先生就吸得过来，［？］因为有民族生活和人民斗争［的选择］。只有符合民族需要的东西才能被吸收。外来的东西吸收过来以后，和民族传统结合，成了民族化的东西。这需要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要成为中国的，就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然后才能胜利地指导革命。不要说中国，连七百万人口的古巴也要有个卡斯特罗主义。吸收外来影响以后，总要有个消化过程，民族化的过程。教育也是如此。旧的教育抄英、美、日本，［解放］以后抄苏联，58［一九五八］年不管有多少缺点，总是开始搞自己的东西［了］。民族化的过程，同自己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毛主席在这方面作了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行，还没有结合好。我们的中国只有封建文学的经验，而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学经验。［，］新文学，几千年以来中国没有，首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的经验，包括希腊、罗马，希腊、罗马的影响还不大，主要是吸收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的影响，［。］什么易卜生主义啦。如何接受、消化，文学史要写出这个过程。鲁迅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是先驱者，从革命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我们的方向。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民族的新文化，也是一个方向。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方向。方向可以从多方面来理［了］解，要把鲁迅的过程变为整个文化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斗争的过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性文学形成的过程。
    这样的线索可不可以。［？］⑨
    “五四”时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这个方面要说一下。大革命以后左翼运动起来后，资产阶级右翼就依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退出去了。实际上他们是旧民主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分化了，不是都退出去了。最突出的代表，一是胡适、一是闻一多。胡适变成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变成了战犯。新月派中的丁西林还好，潘汉年就坏了。（何其芳：我最早也是投靠新月派的，但不能称我是新月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五四”运动时，第一次和我们分裂，就是“问题和主义”之争。所谓“主义”，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谓“问题”，就是要修修补补，与现状妥协。胡适是右翼，一开始就反共。胡适在1919年就分裂出去了，快得很。“宁左毋右”不好，但右确实很危险，后来党内右倾的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也都跑出去了。“左”、右是有点区别的，“左”的还想革命。右的就是不想革命。这一场论争很重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第一次大争论，这次分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的第一次分裂，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的分裂，是革命还是改良［革］的分裂。是走俄国人的道路，还是英美的道路；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改良主义。不要革命，搞［“］好人政府［”］。胡适到底有多少革命性？他在1919［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反共。李大钊是要革命的，第一个起来反对［胡适］。这是根本问题。分裂不是在大革命以后，以前就开始分裂了，思想早就分裂了。这场斗争要写一写。大革命以后，我们在文化方面面临三大斗争：一是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文化围剿；二是和新月派的斗争；三是和“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斗争。胡表面批评蒋，实际上已成为他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公开的代理人。新月派公开反对共产党。“第三种人”、自由人和新月派有所不同，不公开反对共产党，开始是动摇的。他们不同意国民党［的政策］，也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不满，对共产党也不满，是中间状态。但也不敢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别的不反对，也反对不了，只是反对搞无产阶级的文学［对共产党主要是反对搞无产阶级的文学］，否认无产阶级领导。别的不管，你不要管我的文学。胡秋原等提出的口号叫Hanls ott Art［“创作自由”］，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与新月派有些区别，是中间状态，没有新月派那么露骨。他们反对共产党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新月派是露骨的帮凶。第三种人实际上也是帮凶。他们的斗争方式是“保卫”文学。国民党用暴力，第三种人“从文艺上进行毁谤”。在当时起了帮闲，也是帮凶的作用。第三种人也有分化，如戴望舒、王礼锡，就比较好些。自由人也有分化。
    那时统一战线中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国民党叛变了，摆在中国人民、知识分子面前头一个问题，就是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什么态度。国共分裂，你赞成谁，反对谁，这是最尖锐的问题。斗争最尖锐，不可能中立，没有第三条道路，“第三种人”没有出路，中间道路走不通，我还不说他虚伪。要么赞成共产党，同情人民大众，要么赞成国民党，中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投降以后又出了同样的问题，中立也不可能。现在赫鲁晓夫中立也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对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采取什么态度，是反对，还是赞助，还是中立。国民党用暴力禁止，第三种人就是采取诽谤的态度。第二个问题也是包括政治在内，是对共产党的态度问题。当时斗争非常尖锐，不要忘了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应该从第一个问题上着眼。有些人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但在文艺上却不赞成无产阶级文学，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我们当时分不清，只懂得你反对我，我就反对你。
    马克思、列宁都说过这样的话：当一个人打击敌人的时候，只有一个思想，就是致命，把你消灭，至于打在什么地方，那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对方是否有优点，一律不考虑。马克思讲得很好。列宁对高尔基也讲，在斗争中，拳头打出去是不会选择的。好比两个人扭打的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打到的。这些话说得很好。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一直到抗战，这时的中心问题是抗日问题，打击民族敌人的问题，把民族敌人放在第一位。在文学上就是对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采取什么态度，是进步的、革命的，还是反动的。胡风对解放区文学采取攻击的态度，在文艺上反对我们，帮助国民党。第三种人也是从文艺上帮助了国民党。我也想过，“左联”的政治色彩其实可以搞得淡一点，是否成就会更大一些。可是不容易。政治是躲不开的。正如现在国际上不管开什么会，甚至打乒乓球也好，一去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避开不掉。斗争就是在实际进行，你要不反对美帝国主义，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不干。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来写历史，我们的看法可能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还在斗争中。
    经过这些斗争，无产阶级文学成长起来了，接受了外来的东西，把它民族化了。
    （四）对“左联”的估价问题。左翼文学运动，总的说来是：有伟大贡献，但有许多缺点，甚至有错误。五四运动也是如此。缺点多，这就意味着有错误。但第一是伟大的贡献。写书主要讲它的贡献。伟大贡献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以前没有，只叫新文学，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它不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学有区别，而且同资产阶级文学也有区别。“五四”只同封建旧文学区别。第二是左翼文学表现了英勇的革命精神。鲁迅说，用同志们的血写下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页。当时也许没有伟大作品，伟大作品就是血。勇敢得很，在白色恐怖时，赤手空拳地起来反抗。第三有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作为左翼文学的旗手。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作旗手。鲁迅过去是伟大的，［鲁迅在此以前是伟大的，而他］最伟大的［之处］是在反“围剿”中骨头硬，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毛］主席说，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圣人，估价很高。第四是对青年的影响。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教育了广大青年，引导广大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看了你的书，文学水平也许提不高，不成为学者，但去革命。“左联”的确为中国新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鲁迅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别的文学运动不行。当然，其中也包括了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学。第五产生了很多新作家，开辟了新局面。
    讲文学发展过程，要注意：一是文学思潮，文学观点的变化，从“五四”到毛主席的《讲话》。文艺观点的变化。其次，是文学主题的变化。这很重要，在绪论中要讲一讲。还有形式体裁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思想、主题的变化。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也不断在变化。过去不写人民，新文学开始时也局限于知识分子，“左翼”以后开始写工农。文艺思想变了，题材变了，主题变了，形式变了，文学的对象变了，越来越广泛了。还有一个变化，是文艺作品与斗争的关系、作家和人民的关系。所以，主要讲贡献。
    缺点要讲，不必多讲，讲主要的，讲产生了消极影响的，可以作为经验教训的缺点必须讲。缺点不在讲多，要讲得中肯，深一点。你们现在讲得多了些，分散了些。左翼的缺点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不要去罗列。历史原因是左翼文学接受了“五四”的积极的东西，［同时］消极的东西，也有继承［和］发展了的。如形式主义，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好的坏的都发展了。这是历史原因。另外是社会原因，当时党的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第一次秋白同志的左倾路线，影响少一些。立三、王明路线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从队伍本身状况看，也有弱点，很容易接受那些“五四”的形式主义和政治上“左”的影响。“左联”骨干，一是革命实际斗争中退下来的，广州暴动以后，如郭老、茅盾、阿英、蒋光慈、阳翰笙等。一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日本那时也是“左”的，日本“纳普”路线影响很大。还有苏联“拉普”的影响。一直到32［一九三二］年，斯大林才解散了“拉普”。从革命斗争中退下来的人，带来“左”的情绪，也带着“退下来”的情绪，打败仗的情绪。鲁迅就不同，是从另一条路来的。这本书里不必去分析这些原因。任何事物都有幼稚阶段，左翼文学也不例外，缺点不必多讲。
    “左联”成立以前，对鲁迅的批评，肯定是错的，是宗派主义。全部错了，全部平反。鲁迅没有什么不对的。那时对鲁迅的批评是很粗暴的，说他是“封建余孽”、“法西斯”。我们那时比现在的大学生还粗暴，也不知怎么扯到法西斯上面去了。那种批判可以提一下，作为教训。当时对茅盾的批判，也有些过分。对《从牯岭到东京》和《三部曲》中的消极东西，可以加以适当批评，但不要去骂他。那时，表现了宗派主义，粗暴。左联以后，党解决了这个问题，强调团结，统一战线，以鲁迅为主团结了很多人。“左联”成立以后，宗派主义少一点了。至少以鲁迅为中心了，有进步了。但“左联”也还有宗派主义，在理论上有教条主义。“左联”从成立到解散，宗派主义没有解决。宗派主义要到和人民群众结合以后才能彻底解决。“左联”对外有宗派，内部也有宗派。《日出》一出来就遭到“剧联”黄芝岗的骂，骂曹禺，说提倡宿命论。我意识到统一战线，写了一篇文章讲曹禺的好话。一直搞到“两个口号”的论争，还有宗派主义，还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是不结合中国实际，不重视中国传统。我看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说“不承认自己民族的传统，要失败”，我才懂得这个问题。以［从］前以为是彻底的国际主义，不要民族，这是幼稚的国际主义。鲁迅的好处，是了解中国历史传统。毛主席的好处，也是熟悉中国历史。他又搞过工农兵运动，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这些人主要是不熟悉中国历史，主要靠知道一些外国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是第一个介绍的，这一点不会错，但讲得太多了。当时我们的主要缺点是不结合中国实际和传统。
    必须指出，“左联”时期就有修正主义。与第三种人的斗争，冯雪峰做的结论，对阿英、胡秋原各打五十板。连瞿秋白当时也批评。鲁迅很有策略，不但骂，还拉着他走，策略观点很高。鲁迅文章比瞿秋白水平高。我们不懂，那时哪有策略，只知道跳起来骂，甚至有人发展到骂娘了。其实那个人很勇敢。冯雪峰的结论有修正主义。他把我们和第三种人各打五十板。雪峰那样做法有点像赫鲁晓夫。把我们也大骂一顿，根本没有内部批评，就是弄出去。“左联”后期有教条主义，也有修正主义，最突出的就是不讲世界观，不要分界线，一讲世界观就是机械论。列宁在革命以前就在对待各种学生的态度一文中，反对不讲世界观。有人说有的党派，不要讲世界观，列宁主义要讲世界观。我们世界观讲得不一定好，但强调是对的。“左联”有修正主义，要讲。现在书中写得不突出。“左联”在创作方面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是有的。在早期左翼作家的作品中还有自然主义、颓废主义影响。蒋光慈的作品中就有很多感伤的东西。无产阶级文学是从资产阶级文学发展过来，学到他的好东西，也带来末流。蒋光慈有颓废的东西，早期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中带有自然主义、颓废主义倾向，这是国际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规律性的现象。1905［一九○五］年以后的俄国文学，列宁说是最无耻的十年，什么赫列叶夫，颓废阴暗色彩。匈牙利事件，现苏联也如此。我们不要只讲文学的好话，也要讲点坏话。不能只看它起革命作用，而不看它起反动作用。“左联”的缺点可以谈，思想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自然主义、颓废主义。当然缺点不必多讲，不要集中在一起讲，作为教训，讲一讲是有好处的，知道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痛苦，不是无痛分娩的。摆脱这些东西好不容易。好容易才到《讲话》［才解决了］。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涉及我，不介绍详细情况了。现在的写法不好，好像只有“国防文学”才是正确的。不要一上来就说托派反对“国防文学”，虽然托派确实反对过。应该首先肯定两个口号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国防文学”提得很早，影响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连最落后的都接受。“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很通俗，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缺点是不能表现阶级立场，各阶级都可以有它的“国防文学”。作为进步作家的口号是不够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它有“革命”，有“大众”，也蛮好，有阶级规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这两个口号应该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不应互相反对，互相攻击。被攻击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的文学”。挑起论争，胡风有责任，胡风挑拨，雪峰的责任要更大一些。有一个鲁迅，又有一个中央代表，胡风就执笔、钻空子。后来鲁迅说两个口号都可以。冯雪峰反对国防文学。它至少是爱国主义，为什么反对。胡风起了挑拨、分裂作用。此外，双方都有宗派情绪，如果现在，你再挑动我也不争了。那时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的东西，那么多人赞成，你来反对，不行。这些内部情况书中可以少讲些。文学史不是运动史，这些我最不愿讲。文学史还是多讲作家作品。要肯定“两个口号”都是对的。胡风实际上是敌人。提出“国防文学”本来是要克服宗派主义，团结更多的人，可是结果连周围的人都不能团结，团结了周瘦鹃，却没有团结鲁迅，这自然是不好的。在争论过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义。
    （五）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我主张多讲好话，多讲成绩，对好人少讲缺点，主要讲贡献。他们很多是先驱者，先驱者的缺点是难免的。局限性也要讲，但不要到处讲，不要泛泛地讲。局限性人人都有，这本书也会有局限性。所谓局限性就是当时条件下同一类的人都看到了，但他没有看到。至于以后的人能看到的很难算。比如只能在同一类的人中比，文学家和文学家比，文学家不能和政治家比，不能和其他人比。鲁迅看到了阿Q，但他并［也］并没有看到土地问题。毛主席看到了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不能把鲁迅和毛主席相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义愤产生诗人，诗人时时鼓动人家反抗，但解决不了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他看不到。马克思找到了阶级剥削剩余价值。你反对压迫，但看不到怎么解决。先驱者启蒙者有个特点，只看到国民性，看到精神状态，想改变，但看不到基础的改变，不知道。要土地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看不到。你如批评说鲁迅为什么没有看到土地革命，那就没办法了。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是他的时代里看得最深的人。大家提出书中对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评价不够。这是对的，要多肯定成绩，估价要更高一点。
    唐弢同志说我主张要戴帽子。我并没有这个意见。戴帽子，我向来不主张。鲁迅戴“革命文学奠基人”的帽子是可以的，［毛］主席也给他戴了不少帽子。但不是说要人人都戴，不要乱戴。对《辞海》我主张脱帽子。章节上可以不戴帽子。
    对瞿秋白的估计。他对左翼文化有重大贡献，他和鲁迅合作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贡献，他对团结和评价鲁迅作了很多贡献，对他的评价，要讲他的重大贡献。他有缺点，如对“五四”的估价。
    （六）其他问题：
    （1）对于文学翻译要不要估价？［有影响的文学］翻译也可以讲一点，但不必多讲，要讲起了作用的。［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但不必多讲。］文学史主要是创作的历史，以创作为主。鲁迅翻译的书，有些是不好的，可以说是毒草，如《思想·山水·人物》，但也不必去批评了。有些对中国文学起了进步作用的，有影响的翻译作品是可以提一下，不必专设一章，有些起了不好作用的可以提书名，不一定批评翻译的人。
    （2）鲁迅的旧诗写得很好，可以提一下，但这是他业余写的，主席也如此。鲁迅［但他］的主要成就不在这方面。文学史主要看那些开辟了一个方面，对群众有影响的创造。
    （3）苏区文艺、群众文艺、干部写的作品怎么办？文学史还是要写有影响的东西，或虽无影响，但确实写得好的作品，否则可以不写。谁也不知道的，无影响的可以不写。苏区那一章没多少内容，想抬高苏区［文学］也抬高不了，可考虑。如果要写，就写得精练一些，一是可以少挑一些，当时影响大，起过作用的作品，一是当时虽没起过作用，但确实写得好，可以流传的作品。不要勉强。苏区是搞土地革命。当时一是土地革命，一是文化革命；一在山上，一在亭子间。互相配合。
    （林默涵：作为与人民结合的文学运动，可以在《讲话》时追溯，不要去罗列作品。）
    （4）关于结构问题。第一，旧民主主义八十年追溯一下，可以专列一章。现在书中关于旧民主主义文学写得太少了，有些提法我不同意。如说旧民主主义文学都是反帝反封建的，我看不一定如此。说章太炎和柳亚子等南社的人是革命作家，可以斟酌一下。（冯至：反满的多。）南社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革命者？他们要反满。（林默涵：反满在当时还是革命的。）旧民主主义文学写一章也好。也可以写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林默涵：古代文学可以写到鸦片战争止，后面的旧民主主义应摆在民主主义系统。）或者做一节。
    （5）⑩ 分期问题。可以考虑分三个阶段，现在［的分法］阶段看不出来。“五四”、“左联”、“讲话”是三个阶段中的三件大事。《讲话》一段写得不好，比较琐碎。为什么整风，好像因为有困难，这不全面，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比如当时需要利用时机整顿干部思想［等等］。
    每个重要段落的前面还是写一个概述比较好，概括的叙述整个面貌；但把不重要的作家放在概述中，而把重要的作家放在后面，这样不好。小作家应该放在后面，不要把不能列专章专节的作家放到概论中去。为什么先讲这些人？讲了一些不重要的诗人才写郭沫若？时代次序也不对。
    （6）鲁迅分上、下两部分讲，有人有意见。也有入主张一次讲完，不叫上下。是不是第一次叫“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一般讲一讲。第二次叫“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主要放在后面一部分讲。
    （7）最后一章怎么写？总结或是作序，最后一章讲展望也可以。（何其芳：总结加展望好不好？）总结经验很困难。有一种写法，前面绪论中讲一讲概括性的总结，最后一章讲展望。请大家研究。
    很多同志有专门研究，发表了好意见。我主要从政治上谈得多一些，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写出一部好书，文责自负，每一段谁主持的，谁写的，注出来。有些问题可以和我们商量一下，哪些地方特别请谁看，提出来。
    现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作家、作品是不是稍为多了一些。现在负责的人，写的东西，不好可以不提，要真实。不要现在的负责人都要提到。还是根据历史事实。（何其芳：有的可作为历史现象，可以综合叙述。）
    注释：
    ① 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题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有注云“这是作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的发言，未公开发表过”。现将删去和改动部分的文字原文标出，改动和添加的文字用［］标明，以便于对照。——商金林注
    ②③④⑤⑥⑧⑨ 记录稿不分段。——商金林注
    ⑦ 这一节文字被《周扬文集》的编者挪到前四节去了。——商金林注
    ⑩ 《周扬文集》中改为（4）。——商金林注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