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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古有一种叫作“五称三穷”的游戏，流行于知识阶层，这种游戏用艰深的问题考验游戏参与者的知识面和应变能力，亦借以考察游戏参与者所在国家的状况。于是，知识精英们为了在朝聘盟会、应对周旋中不辱使命，需要广泛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战国后期的学界，有一种知识、学问集大成的趋向。文章通过上古文献中内容与形式都与《天问》相同的材料的比勘，认为《天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屈原为国士们参与这样的游戏积累材料、储备知识而编成的问题集。 关 键 词：五称三穷/天问/屈原/战国后期/朝聘盟会 作者简介：俞志慧，绍兴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与文化。 关于《天问》的创作缘由，东汉王逸以为系屈原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呵壁而作，其说虽不乏应和者，但非之者亦络绎于途，今拟通过对上古时期论辩游戏“五称三穷”的考察，并经由上古文献中与《天问》在内容与形式上相同的表述进行比勘，揭示《天问》的成因与功能。 一、一种叫作“五称三穷”的游戏 《韩诗外传》卷六云：“天下之辩，有三至五胜，而辞置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输公通意，扬其所谓，使人预知焉，不务相迷也。是以辩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故辩可观也。”①其中所说的“三至五胜”，是上古的一种论辩游戏，同时也是一种智力游戏，其游戏规则是：如甲方为提问方，乙方为答问方，甲方向乙方提出五个问题，如果乙方答对三个及以上，则视为甲方输，乙方赢；如果乙方只能答对二个及以下，则甲方赢，乙方输。反之亦然。 三至五胜，文献中又叫作“五称三穷”，《逸周书·太子晋》晋孔晁注云“五称，说五事也”②。穷是穷窘、困屈之意。该篇记载了三则五称三穷的例子，其中太子晋(约前565—前549)与晋国乐官师旷之间的两则游戏记载得比较完整，罗家湘先生已就此作过分析。③以下结合《太子晋》原文，在罗文的基础上将这种游戏方式作一呈现： 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廵而退，其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甚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其④度。”师旷曰：“吾闻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骄，自晋始如周，行不知劳。”王子应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积施关，道路无限，百姓悦之，相将而远，远人来驩，视道如咫。”师旷告善。又称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则，由舜而下，其孰有广德？”王子应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远人，皆得已仁，此之谓天。如禹者圣，劳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与，必度其正，是之谓圣。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既有其众，而返失其身，此之谓仁。如武王者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异姓、同姓各得其所，是之谓义。”师旷称善。又称曰：“宣办名命，异姓恶方，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王子应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谓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士率众时作，谓之伯。伯能移善于众，与百姓同，谓之公。公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侯能成群，谓之君。君有广德，分任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达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为帝。”师旷罄然。又称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闻物□□，下学以起，上登帝臣，乃参天子。自古谁能？”王子应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义治律，万物皆作。分均天财，万物熈熈。非舜而谁？”师旷东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王子曰：“请入座。”遂敷席注瑟。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师旷蹶然起曰：“瞑臣请归。”王子赐之乗车四马，曰：“太师亦善御之？”师旷对曰：“御，吾未之学也。”王子曰：“汝不为夫《时诗》⑤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以是⑥御之。”师旷对曰：“瞑臣无见，为人辩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闻而易穷，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师，何汝戏我乎？自太皥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当时而不伐，天何可得？⑦且吾闻汝知人年之长短，告吾。”师旷对曰：“汝声清污，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王子曰：“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⑧(《逸周书·太子晋》) 上文中，晋大夫叔誉与太子晋之间的五称未见其详，只知道叔誉“五称五穷”，认输之后，结局很惨：“归声、就，复与田。”孔晁注：“声、就，复与周之二邑，周衰，晋取之也。”⑨面对师旷的五称(其中第二称“古之君子，甚成不骄”未出现“称”字，但仍有“曰”字。)太子晋“应”(对应师旷的“五称”，是太子晋的“五应”)之若响，师旷告善。自“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到“王子……曰：‘太师亦善御之？’”为太子晋向师旷提的三个问题(三“曰”)，师旷应以三“对”，在这个环节上，博学的师旷要不是接不上话头，就是说“未之学”，太子晋再无问题，因为接连三个问题答不上来，也就算输了。 类似的例子也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见之，曰：“善说哉！髠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髠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髠曰：“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髠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髠曰：“狐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髠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髠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⑩ 本段文字又见于《慎子》上篇，五问依次属之淳于髠、田骈、环渊、接予、慎到五人。上文中，从“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淳于髠(或淳于髠五人)一共提出了五则忠告，而这些忠告，并非明白如话，用淳于髠的话说就是“微言”。邹忌(前385—前319)五个“谨受令”之后，逐一给出了若合符节的回答，所谓“响之应声”是也。在这场游戏中，淳于髠等显然是彻底地输了，所以只好“趋出”了之。作为胜者一方，不仅赢得了这场游戏，而且还有不小的连带收入：“居朞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结合上引叔誉告负之后晋国的重大损失，可知熟谙这一类游戏对当时的士大夫是何等的重要！ 在《国语·晋语五》中，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11) 秦客出廋辞于晋国之朝堂，其中的廋辞已无可考，总共有几则廋辞也不得而知，但范武子(约前660—前583)之子范文子答出了三个，正好是三个！且从范文子得意之情，可以认为在这场游戏中，他是一个赢家，于是笔者以为，这里也可视为一次五称三穷的实例，且发生的时间早于邹忌和太子晋。 现在再回过去看看上述“称说”的内容：或者为考察接受者的临场反应能力，如师旷的前两问、太子晋的首尾两问；或者考察接受者的知识面，特别是对一些艰深冷僻知识的了解程度，如师旷的第三问和第五问、太子晋的第二问；或者考察接受者对名物把握的准确程度，如师旷的第四问、淳于髠等的五则微言，上述《晋语五》秦客的廋辞，笔者猜测大概也属这一类。 二、《荀子·赋篇》、《孔子项托相问书》等所反映出的该论辩游戏的嬗变轨迹 《荀子·赋篇》显然也是在此类五称三穷游戏背景下的产物，梁启雄《荀子简释》援引《文心雕龙·谐隐》“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释其文体，可谓得其肯綮。 《赋篇》的前一部分是五则隐语，(12)先有谜面，后有谜底：礼、知、云、蚕、箴，但在谜面部分的最后，依次分别有以下一小段文字： 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臣愚不识，愿问其名。 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 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 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于此可知，第一、二、五凡三则，所要求的答问方为君王；第三则，答问方为师长，第四则，答问方则为君王身边的五泰(五泰，宋本作“五帝”，唐杨倞注云：“五帝也。”)。因此，笔者认为这里尽管也刚好是五则隐语，但答问方有三位，且其中有不在场的五泰，对比前述《逸周书·太子晋》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实例，这里应该不是同一次游戏提出的问题。而且，五则谜面之后，答问方对谜面的文字分析，与提问方的语言一样的雍容典雅，所以这五则隐语当是《赋篇》作者的搜集整理成果，与五称三穷的游戏实战有别。这样费时费力地搜集整理，反过来说明这一类谐隐游戏有它的市场。 类似的游戏在后世络绎不绝，隋唐时期出现的《孔子项托相问书》，根据其中的故事和言说方式，当是吸收了不少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如孔子与子羽对话，见于《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又如《列子·汤问》所载《两小儿辩日》)，是经过一千年的丰富、充实、发展而定型的。 其前半篇如下：(13) 昔者夫子东游，行至荆山之下，路逢三个小儿。二小儿作戏，一小儿不作戏。夫子怪而问曰：“何不戏乎？”小儿答曰：“大戏相煞，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相随掷石，不[如]归舂。上至父母，下及兄弟，只欲不报，恐受无礼。善思此事，是以不戏，何谓(为)怪乎？” 项托有(又)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坐。夫子语小儿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当时无言而对，遂乃车避城。下道遣人往问：“此是谁家小儿？何姓何名？”小儿答曰：“姓项名托。” 夫子曰：“汝年虽少，知事甚大。”小儿答曰：“吾闻鱼生三日，游于江海；兔生三日，盘地三亩；马生三月，趁及其母；人生三日，知识父母。天生自然，何言大小！” 夫子问小儿曰：“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小儿答曰：“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轝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夫子曰：“善哉！善哉！吾与汝共游天下，可得已否？”小儿答曰：“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吾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小弟，当须教之。所以不得随君去也。” 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期；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笞挞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 夫子曰：“吾与汝平却天下，可得已否？”小儿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有高山，或有江海，或有公卿，或有奴婢，是以不可平也。” 夫子曰：“吾与汝平却高山，塞却江海，除却公卿，弃却奴婢，天下荡荡，岂不平乎？”小儿答曰：“平却高山，兽无所依，塞却江海，鱼无所归；除却公卿，人作是非；弃却奴婢，君子使谁？” 夫子曰：“[善哉！善哉]！汝知屋上生松，户前生苇，床上生蒲，犬吠其主，妇坐使姑，鸡化为雉，狗化为狐，是何也？”小儿答曰：“屋上生松者是其椽，户前生苇者是其箔，床上生蒲者是其席。犬吠其主，为傍有客；妇坐使姑，初来花下也。鸡化为雉，在山泽也；狗化为狐，在丘陵也。” 夫子语小儿曰：“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夫子曰：“夫妇是亲。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小儿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子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 小儿却问夫子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项长，松柏冬夏常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虾蟆能鸣，岂犹(由)咽项长？龟鳖能浮，岂犹(由)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岂犹(由)心中强？” 夫子问小儿曰：“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丈？天有几梁？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边？露出何处？”小儿答曰：“天地相却(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与)天等同。风出苍吾(梧)，雨出高处，霜出于天，露出百草。天亦无梁，地亦无柱，与四方云[气]，而乃相扶，故以为柱，有何怪乎？” 夫子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14) 本篇中，孔子最初提出十六个问题。接着又是七个，然后是两个，最后是八个，孔子前后共向项托提出了三十三个问题，项托都对答如流，孔子连用六个“善哉”给予肯定；相反，项托向孔子提出了三个问题，对孔子的回答，项托给予了“不然也”的判断，并提出进一步的质疑，孔子渊博的知识储备在这个聪明的小儿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笔者所以要大跨度地呈现这种微言隐语的智力游戏，是想由此说明，这种考验人们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的游戏，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班固这里主要说的是诸侯卿大夫赋诗言志的盛况，但也应该包括五称三穷之类的“微言”，其共同的作用是于己可以言志，于人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这种微言隐语的传统虽然不像赋诗言志那样蔚为大观，但从先秦文献中的《国语·晋语五》、《逸周书·太子晋》、《慎子》、《荀子·赋篇》、《战国策》，到《汉书·艺文志》“杂赋家”所载的《隐书》十八篇，到《世说新语·捷悟》所载蔡邕“绝妙好辞”的题碑，再到隋唐五代时期的《孔子项托相问书》、《晏子赋》，也可谓不绝如缕，从中还隐约可见这一类论辩游戏的发展轨迹：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隐语相比，后来者涉及的知识更加生活化。这是由于这种游戏的舞台日渐下移，最初是在外交场合、朝廷堂庑，贵族们比口才、晒腹笥，这个时候，由于对话双方出类拔萃的知识结构，游戏时会有不少只有知识精英们涉及的内容，如《国语·鲁语下》中的防风氏传说、肃慎氏之矢，《庄子·天运》开篇的十五个问题，《管子·白心》中提出的天维地载问题，特别是《孟子》一书中多次作为问题讨论的三代历史人物事件(容下文展开)，这些知识或问题，因为极其艰深，是很难出现在诸如后世西南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对歌当中的，就如上引《孔子项托相问书》中“何山无石”等十六问，所问所对很难说当得上先秦两汉那些游戏参与者的博闻强识，有的只是游戏者的机敏；《晏子赋》中，虽然梁王谓晏子“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本姓(性)”，但接下来所问的“何者为公？何者为母”等十五问及晏子之所答，也分明烙印着明显的民间色彩。 尽管这种游戏在其不同阶段上有着上述内容上的差异，在先秦以降的文献中，也没有看到是否依然遵循着古老的“五称三穷”的游戏规则，但在叙述方式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因为需要考验游戏参与者的知识面和智力水平，于是，不同阶段的叙述者都会找到几个博学者、捷给者的代表性人物，譬如孔子，譬如晏子，《国语·鲁语下》中防风氏传说、肃慎氏之矢等材料中，孔子是一个典型的博雅之士，《列子·汤问》中的“两小儿辩日”和《孔子项托相问书》中，孔子则仅仅是作为博学捷给者的陪衬——连孔子这样博学的人都被难倒了，可见另一方(如辩日的两小儿、项托)是何等的博雅！这些置于孔子名下的故事，未必与历史上的孔子真有多少关系，其中的孔子只是作为一个多智者的符号，叙述者需要这样一个公认的智能型、知识型人物，即使孔子被嘲弄，其初衷也不过是想突出游戏的另一方的机智与博学，(15)未必真要唐突圣人，这是题外话。 三、论辩游戏背景下的《天问》成因分析 既然类似“五称三穷”这样的论辩游戏在长时段中广泛地存在着，士大夫们在揖让应对、进退周旋中尤其需要表现得博闻强识、辩才无碍，这必然增强他们对非一般知识了解和掌握的热忱，于是笔者想到了集中呈现这一类非日常知识的文本——《天问》。 关于《天问》的成因，东汉的王逸有以下的论断：“《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16)不知王逸何所据而云然，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的图画未必有那么丰富，其壁上的空间也未必能容纳得如此鸿篇巨制。更何况从开篇“遂古之初，孰传道之”之后很长一段文字根本就无法形诸画图。再者，既然是书于壁上，那就照录即可，为什么其文其义还会“不次序”——“不次序”或者仅仅是王逸的解读？(17)所以颇疑王逸之论断原不过是悬揣之辞。 如果放在“五称三穷”论辩游戏的大背景下，结合屈原三闾大夫的职掌，(18)及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9)的特长，笔者认为，《天问》是屈原编纂的一部问题集，目的是让贵族子弟们记住这些艰深古怪的问题，让他们在外交舞台、朝堂廊庙揖让应对、进退周旋之时，应付裕如，不辱使命。 事实上，《天问》中的问题，在传世文献特别是先秦两汉文献中也每每被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下文将用文献比对的方法，按《天问》文本的先后，将其他文献中与《天问》相似的提问或讨论呈现出来。(20)从二者的相似性中，读者诸君自能作出判断，因而按语力求从简。考虑到与《天问》形式上力求相似，所举例子，仅限于作为问题讨论者，那些作为现象描述的文字，如上古子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故事和《庄子》、《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文献所涉及的非主流陈述皆不在比勘范围之内。 (1)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天问》) 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实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中之先，朕所不知也。”(《列子·汤问》) 谨按：《汤问》“古实有物乎”一问，与《天问》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意义相近；而《汤问》终始、先后之议则可对应于《天问》之“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2)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天问》) 孰主张是？(《庄子·天运》) 谨按：《天运》“孰主张是”与《天问》“孰营度之”，无论设问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极为相似。《天问》之“孰初作之”，复与上引《列子·汤问》物之先后终始的讨论交集。 (3)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天问》)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天问》) 孰纲维是。(《庄子·天运》) 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天莫之维，则天以坠矣；地莫之载，则地以沈矣。夫天不坠，地不沈，夫或维而载之也夫。(《管子，白心》) 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列子·汤问》) 谨按：《天问》、《天运》、《白心》这三种来自不同学派的上古文献同时指向一个问题：天之“维”，尽管或作名词，或作动词，但其核心义素则完全相同。《汤问》的“八方”与《天问》的“八柱”意义有交集，《天问》“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二问，在《汤问》中合并为一个问题：“上下八方有极尽乎？”有纲维、极、柱，于是也有坠、沈，有亏、倾。各家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可见此类话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4)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问》)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春转运而不能自止邪？……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天运》) 谨按：天、地、日月，这是《天问》与《天运》这一部分共同的设问对象，而《天问》的动词“放”、“属”、“沓”(王逸注：“沓，合也。”)、“分”、“陈”，与《天运》的动词“运”、“处”、“争”、“已”、“止”有着广泛的交集。 (5)出自汤谷，次于蒙泛。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天问》)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列子·汤问》) 谨按：《汤问》中两小儿辩日，运思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日月运行及其里程，故此上引二则材料尽管在表达方式上相距较远，但问题的核心指向是相同的。 (6)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天问》) 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滛乐而劝是？(《庄子·天运》) 谨按：《天问》讨论的是月球，《天运》讨论的为云为雨，问题的具体指向有别，但都涉及天文气象，包括下面要列举的星象，皆是当时知识精英们需要面对的艰深问题。 (7)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天问》) 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庄子·天运》) 谨按：本条与上条，《天问》关心的是昼夜时序的轮转，而《天运》讨论的是风云雨露的形成，皆是对于自然现象发问，所问皆甚大，亦甚难。 (8)九州岛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天问》)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长，不可为量数。(《庄子·秋水》)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列子·汤问》) 谨按：因为中国大陆地形的特点，类似《天问》“川谷何洿”以下二问在上古文献中被反复地提起，这里仅举《秋水》和《汤问》二篇，比起《天问》前面部分的问题，对于知识精英而言，这里涉及的要算是一般性的地理知识了。 (9)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天问》) 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逸周书·太子晋》) 谨按：《天问》此二问问得具体；要回答《太子晋》“自……至于……”一问，必然也要面对类似“其修孰多”、“其衍几何”的问题。 (10)何所不死？长人何守？(《天问》)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天问》)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列子·汤问》)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国语·鲁语下》) 谨按：《天问》只有问题，没有答案，故而特别难懂；而上引《汤问》、《鲁语下》等则有问有答，读来生动有味，也易懂，这是由它们各自的文体决定的：《天问》全篇由“曰”领起，这与《逸周书·太子晋》中的提问由“称曰”或“曰”领起同。作为一部问题集，《天问》与《庄子·天运》首段相近，与《太子晋》师旷“称曰”后面有太子晋“应曰”，以及《荀子·赋篇》谜面后面有谜底有别。(21)可以相信，士大夫们当时所要准备的肯定不仅仅是一大堆问题，毕竟他们还要面对人家的提问，类似《山海经》、《淮南子》、《竹书纪年》等文献中有“怪力乱神”之嫌的材料，应该就是《天问》这部问题集相应的答案所在。从中不仅可见当时知识精英们的问题意识，也可见他们的知识储备。 (11)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天问》)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谨按：《孟子·万章》中，集中记录着孟子对当时思想界热议中的一些历史、伦理、政治问题的响应，如本条世袭还是禅让的选择，下文舜不告而娶与传统孝道的冲突，伊尹以割烹要汤传说与儒者正身以俟原则的矛盾，大舜处理其无良弟弟故事中亲情与正义的纠结，武王伐纣时疾恶已甚之举所引发的舆论质疑。其实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价值观念的重构，都有赖于这些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解决。作为奔走于知识界和外交舞台的士大夫们，虽未必需要孟子那样的理论深度，但一般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预案还是不能不预为储备的，这也是类似问题在先秦和西汉士人口中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12)冯珧利决，封狶是？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天问》)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2)(《论语·宪问》) 谨按：南宫适其实没有向孔子提问，因为答案已在问题本身，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类似这样指向士人道德修养的话题，告诉我们在先秦士人的知识谱系中，有相当一部分生活智慧、历史经验与个人修养联系在了一起，有时候看起来是一种智力游戏、知识比赛，但尚德的先贤们总是能将这些材料锻炼成为为己之学的营养。 (13)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天问》)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滕文公下》)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孟子·万章上》) 谨按：《天问》提出的问题，答案居然在之前的《孟子》中！其实这只是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如《天问》所提出的问题，也能在与之相先后的《山海经》、《淮南子》、《庄子》、《竹书纪年》等中获得解决一样。 (14)縁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天问》)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然……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 谨按：兴衰成败，特别是王朝的更替，总是能引发许多思考，是天命所在，还是民视民听，这是上古社会特别是春秋战国迄两汉思想界持续关注的话题，因而《天问》所问者也多见于当时的文献。同时，围绕在王朝更替事件上的若干当事人也每每有正反两张面孔，如本条涉及的伊尹在《国语·晋语一》、(23)《竹书纪年》卷上、《韩非子·难一》中，其形象就不像儒家学者笔下、口中那么光鲜，这些互相冲突的传闻异辞，有些可能是基于历史真实，另一些则可能是基于为尊者讳，当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就是人们思考的开始，作为儒家学者的孟子，对伊尹以割烹要汤的解释，令人联想起孔子对“夔一足”和“黄帝四面”的解释。(24)由此，笔者认为，对《天问》所提的问题，就是当时也未必只有一种答案。 (15)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天问》) 万章曰：“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唯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 谨按：舜封弟象于有庳，在孟子看来似乎是一则敦亲睦族的典型事例，有必要曲为之说，不知道万章是否接受了乃师的解释，起码到屈原的时代，这仍然是一个不易对付的问题，大哉问，难哉问！此其所以为《天问》乎？ (16)到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25)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天问》) 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天问》)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谨按：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民，但对于以暴易暴的具体过程，以及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证明革命的合法性炮制的许多说辞，就连子贡和孟子都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于是给后人留下了不小的讨论空间，《天问》在这方面一口气问了七个问题，反映出当时知识阶层对当朝历史的深刻反省。 上引上古文献中与《天问》有交集者，凡涉及《天问》中四十五个问题，这在全诗一百七十个问题中所占比例已经不小，而且，这个数字仅限于本人个人阅读所及，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基本重合者，如果将类似以下材料列入统计范围：孔子在弟子面前评价尧、舜、禹、泰伯等三代人物(《论语·泰伯》等篇)，孔门弟子与孔子讨论管仲(《论语·颜渊、宪问》)，孟子弟子向孟子请教尧传位于舜、孔子于齐卫以何人为东道主、百里奚是否要(要挟)秦穆公(《孟子·万章上》)，那么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先秦士人间被广泛地讨论，同时这些话题又特别能够考察士人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知识精英和士大夫们有必要预为研修，以便参与诸如“五称三穷”这样的论辩游戏，或者出使时沉着应对。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战国后期，存在着一种知识、学问集大成的趋向，学者们每每将以往的文献与传说以类相聚，以备游说、论辩或写作之用，如《汉书·艺文志》《春秋》类载有楚大夫铎椒《铎氏微》三篇、赵相虞卿《虞氏微传》二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刘向《别录》云：“铎椒作《抄撮》八卷。虞卿作《抄撮》九卷。”(26)此等皆汇聚《左传》相关材料于一书。《韩非子》将许多历史、传说故事分门别类地安排在特定的论点之下，成为六篇《储说》，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又如《战国策》，杨宽《战国史》一书中曾说：“纵横家着重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权变故事和游说故事，以及说客游说君主的书信和游说词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27) 综上所述，在知识、学问集大成的背景下，出于接受教育的国士们参与类似“五称三穷”这样的论辩游戏的需要，笔者认为，屈原将当时知识界关注的问题，“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28)，用诗歌的形式整理成篇，使之易诵易记，于是就有了《天问》这首奇诗。 关于《天问》的成因及功能，迄今尚无过硬的直接证据证实或者证伪。本文从上古的一种论辩游戏出发，呈现《天问》与上古知识界所讨论所思考之问题的诸多交集，希望找到一种合乎情理的解决方案，也为太史公关于屈原三闾大夫的职掌及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说法提供一个具体的脚注。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好和师友正之。 注释： ①韩婴：《韩诗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6页。孙诒让据《史记·平原君列传》裴驷《集解》引刘向《别录》之文校云：“此云‘辞置下’，当作‘辞正为下’。(“置”或为“直”之误)‘输公’，‘公’疑当作‘志’，‘输志通意’即‘抒意通指’，文异义同。‘扬其所谓’，‘扬’疑当作‘揭’，与‘明’义亦略同。‘是以辩者不失其所守’，‘辩’当作‘胜’。”参见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9页。 ②孔晁注：《汲冢周书》卷9，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页。 ③罗家湘：《太子晋的成年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④一本无“其”字。 ⑤“时诗”，原作“诗诗”，据《四部丛刊》本改。 ⑥“以是”，原作“是以”，据《四部丛刊》本改。 ⑦陈逢衡云：“大约一姓不能再兴之意，末有脱误。”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卷20，道光乙酉年(1825)刊修梅山馆藏本，第22页。 ⑧孔晁注、陈逢衡补注：《逸周书补注》卷20，道光乙酉年(1825)刊修梅山馆藏本，第10-22页。 ⑨孔晁注：《汲冢周书》卷9，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页。 ⑩《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90页。 (11)《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1页。 (12)后半篇从“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起至结尾，梁启雄《荀子简释》云：“《荀子·赋篇》的原文，至此似已结束了；以下的佹诗，好像本来是另外一篇独立的篇章，不是《赋》的卒章，它的标题或是《佹诗》，或是《诗篇》。”参见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5页。其说有理。又，《汉书·艺文志》赋类载“孙卿赋十篇”，疑为同类二组。 (13)该篇后半篇是诗，这是这种文体向说唱艺术演变后的产物。 (14)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58页。 (15)伏俊琏：《孔子项托相问书的写作时代与体制特征》，载伏俊琏《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7-204页。 (16)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下文引《楚辞》之文，除特别出注者外，皆引自该书，不再出注。 (17)王夫之曰：“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参见游国恩《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18)《史记·屈贾列传》刘宋裴骃《集解》引《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 (19)《史记》卷20《屈原贾生列传》。 (20)不同文献的排比，以与《天问》之相关度为序，不以文献本身之先后为序。 (21)提出问题之后是否有答案，取决于诗文篇幅的限制和相关文字的功用，放在文体学史上看，甲骨卜辞一般地都有“前(叙、述)辞—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个环节，但并非所有的卜辞都有验辞；同样，据本人的研究，《国语》记言之语一般地会有“嘉言善语的缘起—嘉言善语—嘉言善语的结果”三段式的叙述模式，但由于规劝无果，或者有些嘉言善语本身就是评论，未必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故而也就没有了第三段。所以，如《鲁语》、《汤问》等有问有答的记载，自然堪称完整，但如《天问》全篇和《天运》首段的模样，也不失为一种体式。 (22)朱亦栋曰：“此条与《论语》南宫适所问正同，谓善射如羿而卒不得其死也。”参见游国恩《天问纂义》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1页。其说有理，敢从之。 (23)《国语·晋语一》载“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韦昭注云：“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韦昭将妹喜与伊尹比之“比”释为“比功”，显然是曲为之说。《竹书纪年》卷上：“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韩非子·难一》：“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 (24)《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和《尸子》卷下。《太平御览》卷79载：“《尸子》曰：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25)游国恩谓“‘足’当作‘定’”，属下，句谓定周家之景命，其说是。参见游国恩《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7页。 (26)朱彝尊：《经义考》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81页。 (27)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8-529页。 (28)王夫之：《楚辞通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4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