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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学者近来在口头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中融入后现代叙事学理论，运用到《左传》的研究当中，认为《左传》的作者有多个，《左传》的材料来源于口头文学形态的“佚事”，《左传》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写定之前，一直以口头文学形态存在。春秋战国时，不仅《左传》曾以口头文学形态存在，《诗》、《书》、《易》等典籍亦在口头流播，西方学者在《左传》研究中勾勒了春秋战国时代口头文学之盛的全景。这些观点出现在西方学术背景之下，其学术方法受益于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受《荷马史诗》研究的影响。 关 键 词：口头文学/《荷马史诗》/《左传》/佚事 作者简介：罗军凤，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等。 一 北美最近十余年内，中国学领域中方兴未艾的“口头文学(orality)研究”要追溯到“口头诗学理论”。“口头诗学理论”(oral poetry theory)①以1960年哈佛大学教授阿尔伯茨·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一书为成型标志，此书阐述了口头史诗在表演性、程式化、主题等三个主要方面的特点，并将其运用到《荷马史诗》的研究，以解决《荷马史诗》诸如作者、重复、矛盾等悬疑未解的难题。洛德将自己与老师米尔曼·帕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斯拉夫民间史诗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的考察结果通过此书发表，因此，“口头诗学理论”又被称为“帕里—洛德理论”。现今的古典学者推断《荷马史诗》从公元前2000年即在民间演述，其作者即众多匿名的演述者；公元前6世纪，口头演述的史诗方始誊录成书面文本，公元前150年左右，文本基本定型②。口头诗学理论对古典学(the classics)意义重大，其影响亦超出了古典学界本身，延伸至文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如今，口头诗学理论中的表演性、程式化等特征已被用来验证研究对象是否口头文学(orality)③的试金石，口头诗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们日益关心身边的口头文学，以及那些曾经经过口头文学阶段的典籍，同时引起了习惯书面文学(literary)的现代学者的思维改换。本文所说“口头文学”(orality)，与“书面文学”(literary)相对，其创作、演述、流传等阶段皆以“口头性”为特征，指向一切样式的、处于口耳相传、未形诸书面的文学形态。在国内，除了民俗学领域，口头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联系尚少。 口头诗学理论虽旨在解决“荷马诸问题”，但它根本改变了人们对口头文学的认识，催生了西方学者如火如荼的“口头文学研究”④，亦影响到中国早期经典的解读。西方学者的口头文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民俗学研究，而是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尤其是先秦那些成书年代和作者两相不能确证的典籍。口头文学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典籍在文字写定之前，在漫长的口头文学阶段对理解典籍所起的作用，侧重研究文学的口头创作与传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倾向是对文学传播及其媒介(口头、文本)的研究、对文本形成的学术史的研究，必然对传统文学史中早期经典的成书以及“作者”的观念形成冲击。 口头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从古至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本互相交融，单从静态的、文本的角度了解典籍，是刻板而无说服力的。中国早期口头文学的研究者有一个基本假设：鉴于中国古代文字书写困难，兼之出土文物中的文本与相应的传世文献相比，总是片断呈现，并不完整，且远未定型，所以，中国早期文学中，书面文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普及，所以，必存在口头文学流行的空间⑤。美国学者中史嘉伯(David Schaberg，加州洛杉矶大学)、柯马丁(Martin Kern，普林斯顿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李惠仪(Wai-yee Li，哈佛大学)、普鸣(Michael Puett，哈佛大学)、麦克·林兰(Michael Nylan，加州伯克利大学)、杜润德(Stephen Durrant，俄勒冈大学)等人都认为中国先秦诗歌、史传文学都曾以口头文学形态存在。以色列学者尤锐(Yuri Pines)因中国早期口头文学的特点、传播途径难于确证，所以在其《左传》研究中没有引入口头文学与文本的互动研究，但仍然承认《左传》的成书经历过口头文学阶段(Pines，p.6)。 中国早期口头文学誊录为书面文本，学者认为一定经过漫长的时期，在誊录的时代问题上，学者的意见颇有分歧。有的学者以战国中晚期越来越多的著作被著者征引为线索，认为那时书面文本已经占主导地位(如Mark Edward Lewis)，而有的学者认为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五经之前，典籍的书面形式均未定型，某些归于先秦的书籍，如《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其成书甚至可能延迟至汉代(如David Schaberg、Machael Nylan)。这样的推断仅止于假设，尚未加以详细的论证。中国先秦罕有其匹的历史学著作《左传》的口头文学与文本的互动分析，成为一个待开垦的新的学术领域。虽则学者承认这种研究非常复杂，但是仍肯定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仍然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⑥。 相较中国先秦典籍，《左传》的口头文学研究其实比其他典籍更为传统。《国语·周语》中记载，“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史掌管文字资料，师、瞍、矇等宫廷官员掌握的是口头史料，一般带韵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徐中舒等人曾讨论过这些眼睛失明的宫廷官职人员所掌握的口头材料也是《左传》编写的一个重要材料，也有学者讨论过这些口头材料经由转写最终成文字资料被利用。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y Maspero，1882—1945)和日本学者贝冢茂树较早地利用先秦儒家的口头传授传统寻求《左传》的材料来源。马伯乐较早地注意到儒家的师徒口头传授在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口传师说在口耳相传中成型或解体，在经典化之前构成儒家经说的一个个不同的版本，这是儒家经典化过程中间的步骤，无所谓对错(Schaberg，p.315)。1957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通过考察《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历史人物和匿名的“君子”借佚事发表评论，认为佚事首先出于贵族的谈话桌，然后由一部分盲人记录下来，又进一步发展成战国时儒家的教学资料；随后又在一篇文章中，讲述在儒家的师生传授中，为求得《春秋》一经的解释，聚集了许多佚事，这些佚事按照编年体的顺序被组织成《左传》(Schaberg，p.316)。这些观点都产生于“口头诗学理论”问世之前，其思路标示了一个方向，其研究成果对《左传》与口头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根基。 除了继承前辈汉学家的成就之外，21世纪以来，《左传》研究学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口头诗学理论的指导与影响，在诸如《左传》的作者与材料来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将口头文学作为优先考虑的特征，又融合后现代叙事学理论，系统地阐述《左传》的编纂机制。史嘉伯的著作——《人文传统中的过去：中国早期历史编纂的形式与思想》(2001)因其口头文学研究的视角、方法的引入，引起了传统《左传》研究的重心从史学向学术史的转移，《左传》的作者、性质得以重新认识。2003年，史嘉伯的著作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授予“列文森奖”，由此可见口头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强劲势头。本文所论《左传》的口头文学研究即以史嘉伯的著述为核心，除此之外，还涉及刘易斯的《中国早期书写与权力》(1999)、派恩的《儒家思想的基础》(2001)、李惠仪的新作《中国早期历史编纂中过去的可读性》(2007)。 二 在《左传》研究中引入口头文学研究，可使《左传》的研究展露出全新的面貌：在《左传》研究的起点、基点上，与传统的《左传》研究殊不相类，在某些基本材料的运用上甚至也大相径庭，观点也往往一反传统。 1.《左传》的作者有多个——《左传》的口头性特征之一 中国汉代的史籍《史记》、《汉书》都表示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虽然二者在左丘明的身份、编纂《左传》的源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往学者利用两部史书之时，亦各取所需，但没有人否定过《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尤利·派恩沿袭了中国史籍的传统说法，并认为左丘明是史官，有条件见到国史，所以能编成此书，但是这种观点已受到普遍的质疑。刘易斯(Lewis，1999)怀疑到《左传》或者如《论语》、《孟子》等书一样，具有多个作者，但是又闪烁其词地交代左丘明是传说中的《左传》编者，一笔带过。至史嘉伯，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只是一个“不合理”的传说(Schaberg，p.5)，并宣称“我们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的数十年之中，历史人物的口说、历史佚事中记载的人物言辞经过了修改、增饰，甚至虚构”(Schaberg，p.29)，即经过了多个作者的加工。李惠仪力辨《史记》、《汉书》晚于《左传》成书三四个世纪，它们对《左传》作者的记载不可信(Wai-yee Li，p.43)；中国的古代某些学者(如唐代学者赵匡、清代学者顾炎武)，即认为《左传》采用了官方史料、诸国卿家传、口说等材料，非出一手，并非成于一时，此即意味着《左传》的作者有多个(Wai-yee Li，p.47-52)。 史嘉伯与李惠仪都未过多地讲述《左传》的多个作者，《左传》有多个作者的概念已约定俗成。刘易斯《中国早期书写与权力》⑦一书中，谈及中国先秦多部典籍的多个作者现象，颇为系统完整，只不过刘易斯未将其研究体系扩展到《左传》上，也许是因为术业有专攻，他仍未找到《左传》纳入此一系统之中的关键所在。 刘易斯引用瑞士学者梅德(Erik Meader)的观点，从古代出土竹简的形状和保存状态得出灵感，竹简往往分成独立的多个篇章，这种形态容易在竹简之后增、减内容，也容易重新编排先后，长篇文章的编纂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刘易斯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本不可避免地由多人创造，并经多人之手流传下去；文本的形成有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亦有观点上的分歧。我们的传统观点中，先秦各家学派的典籍由先师及弟子共同完成，主体既已完成(如《庄子》内篇)，则允许有后人窜入(如《庄子》外篇、杂篇)，后人窜入的内容属“伪书”。而美国学者刘易斯主张先师是文本形成的关键，但先师本人并不参与创作(如不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所作)；在文本的长期形成过程之中，先师的权威性得以确立并日益加强；先师本人虽不参与创作，但弟子及再传弟子不断模仿先师与弟子的教学环节，形诸文字，逐渐成书；或者文本根本就是后人共同指向先师而撰作。所以，这种文本不是先师语言的真实“记录”，而是由多人撰作，这多个作者有时间先后与地域南北的差异，经历了长时期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修撰，书面文本方最终成型。这种成书模式决非经典撰作中主体在前、伪窜在后的“修补”模式。我们的学术史热衷于“伪书”的辨别，偏向于界定作者与窜入者，倾向于剔除不合于主体的内容，现代的专家、学者呼吁“伪书”仍可资利用。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成反差的是，西方学者将后人窜入的部分看作是经典的现实的、合理的组成部分，将主体与“窜入”同等对待，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拉长其成书过程，所以有多个作者的说法。“多个作者”之说从根本上否定了先秦典籍的署名作者，而且没有在所谓“多个作者”之间划分主次，实际上将作者变成匿名。 刘易斯强调了师徒传授是造成多个作者的首要原因。《论语》和《墨子》等文本分别为儒家和墨家学派所拥有，文本的形成离不开师生传授的过程。文本在某一学术团体内部产生，尤其是教学环境中产生，即师徒口头传授产生文本，随后文本方得以保存，又随师徒传授得以扩展文本。《孟子》、《荀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更多战国时代的书籍包含了对话体，建立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是模仿师徒传授的教学环节。《左传》与前所列典籍不一样的是，其中似乎很少有师徒传授的材料来源，刘易斯仍视《左传》为史书，很难从师徒口头传授的视角看待这部书籍。所以，刘易斯虽然有中国先秦经典“多个作者”的整体框架理论，但仍然不能完全否定《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的传统观点，在《左传》一书的作者问题上，刘易斯在“单个作者”(左丘明)与“多个作者”之间犹豫、徘徊，不能定夺(Lewis，p.132)。 刘易斯留下的问题其实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即破。史嘉伯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左传》成书之前，亦借由师徒传授在口头流传。所以，此一文本在写定之前并非只归于一人，而是在多地、多人之间通过口授流传，经历了几代学者的讲习、传授，最终成书。不同于刘易斯，史嘉伯搬出论据，以证明《左传》的成书来源于师徒传授。他认为《史记》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指出先秦史传文学起源于儒家的师徒传授，应引起足够重视。司马迁记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口授弟子，从此可以看出，孔子在周朝得到的文献有书面文字(史记)，也有口头史料(旧闻)，他破译了《春秋》，但是没有用笔记录下来，却是用口头传授的方法教给了弟子。其后，《史记》记载左丘明“据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史嘉伯分析，“史记”与“语”是两种不同的材料来源，“孔子史记”即孔子在周王室看到的史记，这些史料不为孔子的弟子所得；所谓“语”，即孔子传授弟子过程中的口头材料。左丘明所作的事情，即依据周王室史料，将孔子弟子口头流传的文本誊录下来，成书《左氏春秋》。依据史嘉伯的阐释，左丘明不过是《左氏春秋》从口头流传到形诸书面文字的一个“誊录者”，不再是《左传》的“作者”。 刘易斯论《论语》、《庄子》等典籍的成书过程中，不同的师徒通过口头传授在不断地增加书的内容，暗示着文本定型之前有个过渡期，文本的篇幅有个不断地加长的过程，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我们很难确证这些典籍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史嘉伯则完全舍弃了过渡、成长期的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在左丘明写定之前，还只是一个“前文本”的状态，即存在于口头，它是片断的而非整体的文本，它只是《春秋》之义的口头传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师徒之间都在口头讲述着《春秋》之义，而这些口头文本是左丘明编纂《左传》的重要蓝图。 《左传》在解决作者、成书等问题上的视野、观点和方法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背景中展开的，实际上，《左传》的研究受到了西方《荷马史诗》与《圣经》研究的深刻启发。同样是流传久远的经典，西方的典籍《荷马史诗》与《圣经》与中国的《左传》一样，在诸如作者以及成书的问题上，都存在矛盾、不一致和难解之处，一直是困扰西方学者的难题。而西方认识、解决西方经典疑难的方式确实给解决东方经典的疑难提供了经验。例如在整个中世纪里，人们不能解释《旧约》中《摩西五书》的矛盾与重复，直到18世纪，思维敏锐的学者才发现《摩西五书》中某些篇章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摩西所写，继而发现《摩西五书》有可能取自多种材料来源，存在多个作者。基于多个作者的假设，使长久以来难解的矛盾自然获得解释，所以《圣经》“多个作者论”已经成了一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观点⑧。 《左传》的作者问题，还与西方古典学界的“荷马问题”紧密联系。所谓的“荷马诸问题”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便已存在，它“主要与《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创作、作者的身份和时代相关”⑨。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格雷戈里·纳吉认为，“将我们关于‘作者’的当代理念投射到古老的世界中去是危险的”。《荷马史诗》的多个作者理论一经提出，人们失去了一位无从知晓的作者荷马，但是却获得了另外多个作者——复数形式的荷马，——希腊精神的文化英雄⑩。洛德认为：“关于《荷马史诗》多重作者的理论，对《荷马史诗》研究贡献巨大，这是其他任何单一概念所无法比拟的。”多重作者理论为解决《荷马史诗》中的矛盾、不一致性提供了解决的路径和方向(11)，正因为《荷马史诗》中多重作者理论的有效性，才使得《左传》研究中自然而然引入“多重作者理论”。相较刘易斯立足于文本的形成过程讲论多个作者，史嘉伯的多个作者理论以口头文学的传播为显著特征，这显然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影响。史嘉伯认为“在一个口头表演和口耳相传的历史环境中”，“没有后来文字书写时代的作者概念”(Schaberg，p.71)。在他看来，匿名作者就是口头文学的特征，这种观点亦为其他学者所普遍接受。 2.《左传》的材料来源于“佚事”——《左传》的口头性特征之二 史嘉伯、李惠仪等学者认为，从现存文献及《左传》的记载看，官方史家记载下来的史书条文犹如《春秋》条文那般简短，至于《左传》中出现的精心组织的长篇言辞，不会是史家的客观记录(Schaberg，p.320)。虽然《左传》最终是以书面文本形态展现，《左传》所阐释的对象——《春秋》，也是书面文本，但是《左传》一书的材料却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口头文学，将这部分口头材料，史嘉伯归之为“佚事”(anecdote)。所谓佚事，是“一段简短的(一般不超过几百个字)关于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叙述，它证明某一个特定的评价，通过历史人物或事件或显或隐地表达出来”(Schaberg，p.172)，佚事是《左传》和《国语》中的基本叙事单元。这些佚事，首先在东周知识阶层中以口头形式流传，其后在儒家的师生之中流传(Schaberg，p.320)。 佚事有三个形成上的基本特征：一、导入语：交代时间、地点和人物；或者介绍事件的引子；二、主体：事件的进展。经常嵌入影响事件进程的对话或长篇言辞，实即以言辞为事件叙述的核心；三、结尾，一般以评价收束，而评价分多种表现形式：借用“君子曰”或孔子的言论表示评价，或叙述另一事件以佐证叙述主体中言辞的正确，或者把评价留给读者自己。 《国语》中的佚事，各组成部分是完整的、规范的，是“典型的”佚事，而《左传》中的佚事，其存在形态是“非典型”状态，表现在佚事的三个组成部分看似不完整：1.《左传》在很多年的叙事中，在上一年中佚事只出现一些小的细节，而佚事的详细经过则在下一年中出现；这是由于杜预按《春秋》编年分经与传时所造成的人为的隔断(12)；也有少数佚事在一年之中亦有隔断，如“楚王娶妻于晋”一事，就被鲁公的佚事隔断；2.当佚事缺少评判，有“君子曰”补足；看似孤立的事件、没有评判的佚事其实需要置其于更大的佚事体系中看待；与佚事最无关的释经语，显然是佚事材料中所未有，这些释经语虽则简单，但加入了细节内容，而将自己融入《左传》颇为庞大的佚事体系之中；释经语所讨论的《春秋》褒贬，事实上已对其后的佚事产生评判压力，甚至压制佚事本身的评判，指导佚事的阅读，于是释经语以一种奇怪的形式成为佚事的评判(Schaberg，p.171-176)。佚事在结构上看似不完整，但是在严密的逻辑体系中，却是自足的。《左传》的佚事呈现如此非典型状态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很难让人一眼看透，佚事的“破碎”究其实是由于材料的来源——佚事与《左传》的编年体裁的天然矛盾，以及《左传》的释经性质。 佚事是否自带评判，学者有分歧(13)。颇有深意的是，史嘉伯将佚事的第三部分框定为“评价”，认为不管佚事是否自带评价，《左传》的佚事终归是有评价的。虽然史嘉伯也承认某些佚事难于理解，但是并不意味着事件本身没有评价；如果没有评价，“佚事”就等同于“趣事”(joke)，不可索解；如果没有评价，史传文学中的历史事件便失去其“可读性”，即失去其意义、价值(Schaberg，p.180)。评判是佚事的中心环节，首先出现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交代，为被评判的对象设置场景；中间环节是具体的细节，间或阐释事件；最后的评价环节是专门的阐释。评判是佚事的核心，历史编纂者将这种评判放入佚事，将其注入参与历史事件并体现作者意志的历史人物中(Schaberg，p.183)。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使儒家的价值观在特定的历史经验中得以检验。 史嘉伯所利用的“佚事”、“玩笑”的概念来源于莫妮卡·弗鲁德里克(Monika Fludernik)的《自然叙事学》(1996)(14)。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叙事学从经典叙事学向后现代叙事学转变，后现代叙事学最大的特点是叙事的“认知”转向，它将之前经典叙事学中以“情节”为主体的分析模式转换成以“认知”为主。莫妮卡《自然叙事学》深入地分析了叙事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手段，“认知”和“体验”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人对任何事件的叙事，着重点不在“情节”的真实与否，而是关注自身对历史事件而产生的“认知”、“体验”。当一个人叙述某一从未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他会以他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为中心叙述，这一叙述倾向掩盖了他对事件发生的真实过程的注意，所以这样的叙事必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是体验的，而非真实的。所谓“佚事”的叙述，是将“虚幻的真实”注入历史事件。莫妮卡的《自然叙事学》更进一步指出“佚事”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其口头性，“佚事”的叙述方法反映出在自然的口头叙事中真诚的、自发的错觉，即历史如在目前的错觉。“佚事是口头历史最基本的形式。”(15)史嘉伯断定《左传》在成书之前是一部“口头历史”(Schaberg，p.440)，他借用了莫妮卡“佚事”的概念，用来认定《左传》在写定之前，春秋时代那些纷繁错综的历史便在口耳相传的佚事中呈现，佚事本来就携带叙述者的认知、体验，即对事件的评价。 莫妮卡的《自然叙事学》中，“趣事”不同于佚事。“趣事”只是集中地讲述故事，它无评价，即便有评价，亦非常简短，不像强调个体体验的佚事，总是“将评价扩展成长篇大论，以此为故事提供一种阐释”(16)。史嘉伯引用“趣事”的理论以论证“佚事”的评价特点，是想说明《左传》的作者把自己隐藏在历史人物之后，将历史人物设置成自己的代言人，把自己的观点揉进历史叙事，通过貌似客观的历史叙事来呈现自己的观点。 虽则佚事来源于口头，但《左传》的佚事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评判体系。《左传》、《国语》成书之时，各种典籍(如《韩非子》、《墨子》)中都有对史事的征引，但是没有哪一家具有权威性，《左传》、《国语》中充斥着富有道德评价的佚事，它们取代、剥夺了其他著者对历史的评判，使自己在汉代成为经典；《左传》的佚事以其绝对优势影响了读者的意义解读。当初，这些佚事即在教师中流传，用以指导学生的阅读，或者是老师教育弟子的一部分内容。佚事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时间里，不断被改编、重编、锤炼，这期间既有未形诸文字的儒家师生之间的口头传授、讨论，也有文字上的转写，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的作者。而《左传》的视角的统一，如评判标准的一致性，叙事和修辞的相同技巧等等，都是因为师生口头传授的一致性(Schaberg，p.8)。 所有的“佚事”没有明确的作者，佚事不属于官方史家，即便《左传》的史料据说有一部分来自官方瞽史，但是从佚事的评判系统看，佚事的视角是“君子”的，尤其是从那些有独立思想的，保留传统道德、价值的君子，而非朝廷的、官方的视角(Schaberg，p.7)。《左传》的作者总是用道德上的胜利，压制君王政治上的胜利(Schaberg，p.323)。“佚事”的所有者即这些与统治阶层分道扬镳的君子，他们是孔子的追随者，他们通过历史事件论说儒家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左传》是战国时代儒家人的规谏之书。 在《左传》的材料来源问题上，史嘉伯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出《左传》的资料来源于口头文学这一端，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抛弃材料的书面来源。他在口头资料和书面资料上，有个迫不得已的折衷，认为从内容上看，佚事有书面和口头两个来源。其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详细信息，比如时间、地点、细节等材料一定来源于书面文字(Schaberg，p.26)，但历史事件中的言辞却一定经过增删改益，最终定型(Schaberg，p.29)，此一过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即《左传》成书之时(Schaberg，p.9)。 三 史嘉伯设置了一个口头文学的历史语境，为《左传》找到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左传》在作者和材料来源都带有鲜明的口头性特征，同时，将《左传》置身于一个庞大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中，由此在《左传》研究中，显现出春秋战国时代口头文学的全景。 1.春秋战国时代言辞的口耳相传 言辞包括历史人物的口说(utterance)与演讲(speech)。言辞是佚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佚事的口头特征，言辞的口头特征更早、也更多地为西方学者所接受。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左传》的言辞并非来自官方的文字记录，《左传》史料来自史官的观点很难在《左传》中找到内在依据。《左传》中为数不少的“史”未见其记录言辞，却见时时发布言辞。唐代学者刘知几认为某些长篇言辞被史家和君子评论，证明这些言辞以文本的形式留传。李惠仪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她认为《左传》的言辞也可以是以口头流传的，而且言辞和叙事之后加以评判也是一个常见的传统习惯(Wai-yee Li，p.32)。 既非官方记录，则口说、言辞不产生于春秋时的真实历史语境，言辞每每应验，这些绝不是历史当事人所发布；言辞中非同一般的修辞技巧，也决非日常口语所能具备，即非历史人物的真实语言。只是在口耳流传的过程中，言辞才日益具备现如今所看到的高度的应验，而且类似于《荷马史诗》的演述，频繁的口头流播提高了修辞技巧(Schaberg，p.322)(17)。史嘉伯通过分析《左传》的言辞中的措辞、结构、程式，看到其中体现的概念和修辞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Schaberg，p.271)，《左传》的修辞接近于《孟子》(Schaberg，p.51)，而且与中山王墓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某一个铭文相似(Schaberg，p.29)，认为这些言辞不是春秋历史语境中的言辞，而是战国时代语境中的言辞。至于言辞中的“礼”表现出来千差万别，没有一个固定结构，不像书面文字方便对抽象事物有个系统的阐述，这也是口头文学的重要特征。 2.春秋战国时代《诗》、《书》、《易》等文献的口耳相传 首先，史嘉伯通过考察《左传》中《诗》、《书》、《易》等典籍在人们口头的征引情况，发现它们都未被称引作者，所以是匿名作者，这可以看出这些典籍在人们的口头传播。史嘉伯从人类学角度证明匿名作者的现象出自口头文学的历史语境：依据某些民族的历史，在文学由口头演述以及流播的历史环境中，没有书写文化中的作者概念。因为文本总是在演述中不断地被改编并流传，所以没有一个单一的个体被当作一个特定文本的唯一作者(Schaberg，p.71)。《易》、《诗》、《书》的征引，从未讲明其作者，所以一定是口头文学(Schaberg，p.9)。《左传》、《国语》中也记载了《诗经》某些篇目冠名于某个个体，那是因为已经忍受不了著作权付之阙如的传统(Schaberg，p.71)，一两篇诗作的具体署名并不能改变《诗经》整体上的口头性特征。后世儒家的注疏以“序”的形式将更多诗歌或逸诗注释了作者(Schaberg，p.70)。 在这里，史嘉伯的逻辑推理并不严密。因为文本口耳相传，所以没有作者这个概念，这个推理倒是没有错；但反过来，因为《左传》、《诗》、《书》、《易》等都是匿名作者，所以它们都在口头流传，这种推理便不周全了。他没有综合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著作权属性(18)。先秦作品不署名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能仅仅归之于口头文学的原因。 其次，从《左传》的记载看，季札观乐，实际是观看《诗》的歌舞，而非阅读《诗》的文本；对《易》的征引，可以看出，说话人对《易》并没有全面的理解，甚至对文本也没有足够的认知(Schaberg，p.66)，这意味着只是一个口头记忆(oral memory)，而没有对文本的有效掌握(Schaberg，p.72)，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征引者读过这些被征引文本。相反，征引时的用语，经常用“臣闻之”，有时还征引当时的历史人物如子产的言辞，可见言辞中的征引与其说是形诸文字的文本，不如说是口头文本(Schaberg，p.78-79)。 另外，《左传》中《尚书》的征引，也是来自于记忆，征引的字句比现存的文本要简单、紧凑，似已在口头流传中变成了谚语；加之，征引中韵语占了很大比重，这一比重远大于《尚书》文本中韵语本身的比重(Schaberg，p.79-80)，而韵语也是口头文学的一个公认的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史嘉伯从春秋历史人物对古代典籍的征引得出结论：春秋贵族所征引的文献，从口头得来。春秋贵族教育中虽有《诗》、《书》、《易》等典籍，但这些尚未形成儒家经典的文献以一种口头的形式流播，贵族不通过阅读而通过口头知晓《诗》、《书》(Schaberg，p.346)。这与柏拉图《普罗泰戈拉》中所谓贵族妇女即“曾经以歌队训练的形式”，而非文字文本的形式“接受她们的教育”(19)，似乎不谋而合。 《荷马史诗》的研究者纳吉曾对《荷马史诗》中的“原话”进行历史语言学的考证，认为它们“反映了被说出来的语境，也就是实际的演述”(20)。这是用科学的语言学知识论证《荷马史诗》是口头作品这一假设理论。学者论证《左传》的言辞中有口头传述的内容，仍缺少类似有效的实证的方法和手段。《左传》中的言辞来自于口头，仿佛是与西方古典学相对应的平行命题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其特殊性和重要性，等待人们去求证。 3.春秋战国时代佚事的口头传播与书面转写 史嘉伯采用莫妮卡的观点，认为佚事出于口头，佚事是对过去的体验式的叙述，佚事在各种场合被使用。佚事在春秋战国时的朝廷、家庭、甚至在乡村口耳相传，比比皆是，它具备具体的表演空间。发生在朝廷的言辞，为增强言论的权威性，经常征引佚事，但不是征引全部，而是征引片段。《左传》中的历史人物征引佚事，这种佚事于国、于家、于己都有益，帮助征引者在现实中建立良好的人际环境。当公元前4世纪末期成书的《左传》围绕一个价值判断组织多个佚事，实际上也就是在口头传播中保存了过去的记忆，展示了评估历史的一种方式(Schaberg，p.189)。 战国时期各家学派在朝廷中在与君王的对话中阐述自家学说，说服君王，以及各家学派之间的辩论，经常从《春秋》的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形成各家学派的佚事。《荀子》和《韩非子》都认为，运用佚事的能力是一种极高的修辞技巧(Schaberg，p.189)。 如上所述，则除《左传》的佚事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佚事流传。史嘉伯在《附录》(Schaberg，p.322-324)中特别勾勒了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口头流传以及书面转写的历史，虽则简单，但是很有启发意义： 春秋至战国早期一段时间内，一部分官方史书，包括鲁编年体史书《春秋》流出宫廷之外，与此同时，关于春秋那段历史的佚事和言辞在口头传播； 公元前4世纪起，有些佚事和言辞被转写成文字，形制相对来说较小，犹如现今出土文物中所见(如《春秋事语》)；佚事中已经出现“君子”或其他人物的评判。虽则佚事已经转写成文字并流传(如《铎氏微》、《虞氏春秋》)，但是在口头传统中，春秋时的佚事仍然持续地发展，以此产生在语言及思想上与此前已经转写的佚事很不一样的叙述(如《国语》中齐语、吴语、越语便与《左传》和《国语》其他部分便很不相同)； 《左传》的释经语中隐藏着一个解释《春秋》的文本，这个文本从形式上看，其用语及解经方式与《公羊传》、《穀梁传》相同，它很可能与初期的《公羊传》、《穀梁传》一样，本是单独的著作，在口头流传，它何时被写入《左传》，尚不清楚。 四 西方学者将口头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引入《左传》研究，《左传》的作者由左丘明变成阙名；将后现代叙事学的“佚事”理论引入至《左传》的材料来源假说，则使我们看到一个强大的作者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之后，左右着《春秋》庞大的历史叙事；《左传》研究中所展现的春秋战国时代全方位的口头文学的流行盛况，隐隐让我们惊惶：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本文献去了哪里？它的流通渠道在哪？是否应该重估文本文献在中华早期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口头文学研究”运用到中国古典文学仍是一种新生事物，自有它的存在价值。《左传》中的材料来源于口耳相传的佚事，这一假说的魅力在于它能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史嘉伯所标示的：1.《左传》的预言为什么绝大多数是正确的；2.《国语》和《左传》虽有很多相似的佚事，但总是不完全相同，这应该是二者在利用一个共同的资料库时，因为口传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版本；3.《左传》中的佚事有许多出现在战国时的其他著作当中，但文字也是参差不齐，这应当是被征引对象无定准的缘故，有些征引出自文字版本，有些征引来自口头版本，总之，在不同人手里，佚事流播的形态不一样(Schaberg，p.321-322)。 文学理论中的“假设”是基于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假设，只要能自圆其说便是完备，如果能解决某些争议，便可以大行其道。“口头诗学理论”便因为它可以系统地、创造性地解释《荷马史诗》的矛盾、前后不一致而受人重视。但假设终究是假设。口头诗学理论“通过对活态民间史诗的研究彰明《荷马史诗》的本质”(《故事的歌手》再版序言，p.17)，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口头诗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南斯拉夫民间史诗的田野调查结果，并不适用于《荷马史诗》本身(《故事的歌手》再版序言)，也有学者认为，《荷马史诗》中程式化的大段言辞其实早已是现成的书面文字(21)。“口头诗学理论”基于考察传唱至今的民间史诗的结果，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以今论古，必有水土不服的时候，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也并非难于理解。 正如口头诗学理论是一种“假设”，口头文学研究理论也是一种“假设”，它用别国早期历史中可能存在的口头文学状况推断中国古代文学，而否定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出发点，对中国文学的阐释总有些隔山隔水，少了些贴切。文学理论中的这种“假设”，与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的“假设”不可同日而语。胡适提倡的“假设”和“求证”的方法，打着“科学”的旗号，最终要回归乾嘉汉学的学术传统。一个“假设”必经过实证，才具有意义，假设最终要落实于历史。但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假设”，却不是这样：因为不可理解，所以“假设”；因为“假设”，所以可以理解。有学者痛恨“因为细节不能全部得到证实，以至拒绝去设计一个模式”的“失败主义态度”(22)，“假设”是现今学者理解古代世界的一种方式，“假设”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的有效性。“假设”因其能疏通某些疑难而受重视，“假设”也因为它不能解决某些问题而终究被替换。西方文学理论走马灯式地替换，螺旋式地攀升，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中盘旋，似乎在说明假设理论的有效性及时效性。西方学者将口头文学研究理论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们不妨从正面看待它带给我们的惊异，回应它带来的观念上的变革。 注释： ①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戈里·纳吉将“帕里—洛德理论”称之为“oral poetry theory”，国内有学者译为“口头诗歌理论”(如巴莫曲布嫫)。按“oral poetry”并不仅指口头诗歌，而是指口头创作、流传的任何艺术门类，所以本文译为“口头诗学理论”。 ②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③“orality”与“literacy”相对，即以口头性为基础的一切文学样式，与以书写为特征的书面文学有严格的区分。“orality”本来是不被书写的，所以应该澄清没有“oral literature(literature指被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这一概念。有学者将“orality”译为“口头性”，这个汉译术语实际上只涉及该词的修饰属性，而忽视了该词的外延。鉴于中文的“文学”不限定为“文字记录”，本文采用“口头文学”这一术语翻译“orality”。 ④参见斯蒂芬·米切尔、戈雷格里·纳吉《故事的歌手》再版序言，见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版；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Kern, Martin. "Introduction". In Martin Kern, ed. ,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Seattle: Universti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⑥Kern, Martin. Review: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3, No. 1(Jun.2003), p. 279. Durrant, Stephen. Review: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3, No.4(Nov. , 2004), p. 1110. ⑦Lewis, Mark Edward.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⑧Hayes, John Haralson.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71. ⑨转引自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导论，第1页。 ⑩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第25、152页。 (11)洛德《故事的歌手》引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页。 (12)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曾经一一列举因为杜预合传于经而人为割裂的事例三十三条，史嘉伯提及杜预割裂佚事，但没有总括割裂的数据，也没有提及俞樾。史嘉伯建立了一个颇为复杂的佚事体系，以解说《左传》的材料来源，这种体系仍停留在逻辑层面，缺少详尽的事例分析，往往例举一二，以一斑窥全豹。至于本文此后论及的佚事中某些细节来源于书面文本，而言辞来源于口头传播，也是逻辑上的推理而已。这或许能看出假设理论在研究运用上的特点，以例举式的研究代替列举式的研究，以严密的逻辑代替史实的考证。 (13)William H. Nienhauser, JR., Review: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eity, Vol. 122.4(2002), p. 847. (14)Fludernik, Monika. Toward a Natural Narrat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5)Fludernik, Monika. Toward a Natural Narrat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91. (16)Fludernik, Monika. Toward a Natural Narrat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82. (17)《左传》中的外交辞令之美，可参考《论语》中的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孔子亦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春秋时人们对言辞之美有非常自觉的追求，外交辞令本身所具备的文采不可小视。史嘉伯因为否认外交辞令被史官记录，所以否定了这些言辞出于历史人物自身，这种观点还需仔细斟酌。 (1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 (19)《荷马诸问题》导论，第7页。 (20)《荷马诸问题》导论，第12页。 (21)Fludernik, Monika Toward a natural Narrat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59. (22)转引自《荷马诸问题》导论，第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