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清

【内容提要】80年代中期前只存在事业型作家这一种类型，此后，职业型、产业型作家以及混合型作家类型相继出现；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职业型作家居于主导地位；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产业型作家居于主导地位。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作家分别遵从文学的“党性原则”、“审美原则”、“经济原则”，“创作”、“写作”、“生产”分别构成其关键词。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作家的文学活动分别创造出了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经济文化三种不同文化形态，他们在其中分别体现为政治人、审美人、经济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人格、审美人格、经济人格。我们不仅要辩证地看待这三种类型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作家”这一称谓前常常被冠以各种各样的修饰语，令人眼花缭乱。细究这些修饰语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称谓的理据，我们择其要者简括如下：按国别称谓，如中国作家、英国作家等；按区域、地域称谓，如亚洲作家，拉美作家以及北京作家、陕西作家等；按种族、民族称谓，如白人作家、黑人作家以及汉族作家、藏族作家等；按阶级、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称谓，如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与反革命作家、进步作家与落后作家以及人民作家、“右派”作家等；按性别称谓，如男作家、女作家以及美女作家等；按年代称谓，如60年代、70年代、80后作家等；按职业称谓，如干部作家、工人作家、农民作家以及军人作家等；按职业隶属关系称谓，如体制内与体制外作家、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包养”作家以及自由作家等；按文学体裁称谓，如小说作家、散文作家、戏剧作家等，按新技术、新媒介称谓，如网络作家、网络写手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但是，也有一些称谓的根据着实令人费解①。这表明，何谓作家并非一个不言自明而是众说纷纭的社会文化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称谓之前修饰语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其身份的某种改变，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作家的身份究竟是如何变化的及其所蕴含的文学观念等种种变革，都需要文学研究者作出审慎的回答。本文无意就这些称谓变化自身作现象式的罗列与描述，而将思考与探究的重心放在这一表层结构背后潜隐的深层逻辑，进而作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一般而言，作家是对从事某种文学活动的某一个体的称谓。称谓即命名，命名即赋予某种意义以及授予某种身份。作家这一身份的获得有赖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它有赖于社会机构、权威组织、群众团体等的“授予”和“命名”，具有社会性、体制性、权威性、组织性等鲜明特征；其次，尽管此种身份不是某一个体的自我命名、自我授予，但需要自我的认可与认同②。换言之，某一个体被授予的作家身份具有社会性、符号性、文化性、语境性等多种意涵，诸如国家、民族、阶级、集体以及自我等多种身份。就文学活动而言，个体拥有作家身份就意味着他自然获得了在制度化的文学领域中进行某种写作、言说的权力并担当某种责任，意味着他自然拥有了从事文学活动的合法性地位乃至对文学话语权力的某种垄断，意味着他自然享有此种身份所具有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地位及各种荣耀。反之，作家身份的危机乃至丧失则意味着对其身份合法性的质疑及现有各种社会地位及荣耀的褫夺，因而作家身份对其拥有者必然也是某种约束、规训及禁忌，它规定着文学活动的限度与边界。简言之，各种各样的作家称谓以及围绕作家身份展开的诸多争论，其实质是对文学合法性的争夺乃至文学话语权利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无论如何，没有作家的普遍定义，分析只会遇到与为作家的合法定义而进行的斗争状况而相符的定义。”③

我们尽可以从多种意义上理解身份，诸如身份即权力、身份即责任等等，但是，作家身份首先是一种文化身份，它是社会的主要文化符号之一。那么，作家身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对此又如何理解与认识、如何把握与概括作家身份发生的诸多变化？概言之，作家身份主要存在以下四种类型，我们将其分别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以及混合型。本文拟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分别作简要论述。

一

第一种类型为事业型作家。这一类型作家始终把文学的“党性原则”作为自身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基石，“政治人”则构成其文化人的首要意涵。事业在本文是一个特指概念，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个意义上来使用的。对事业型作家而言，他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属于社会主义与党的文化、文学事业，因而他首先必须具有明确的身份意识。身份是什么？身份即立场。具体而言，事业型作家必须从党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高度来理解与把握自己的文学活动，必须具有明确而坚定的党性立场与党性意识，这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根基与基础，诚如威廉斯所言：“我们关于写作者同社会的关系这种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常常又表现为对于各种所谓的‘立场’（alignment）或‘党性’（commitment）的争论。”④经典作家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比如，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⑤再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⑥那么，何谓文学的党性？“党性，严格地说，是一种自觉的立场，或对立场的自觉改变。……社会现实能够对任何意图性实践作出修改、置换或使之变形，在这些意图性实践中，‘党性’至多不过起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时是悲剧性的，有时则引发犬儒主义或刻意玩世不恭的态度）。自觉的‘意识形态’与‘倾向’。——这二者互为支柱——因此必然常常被视作具体社会关系的征兆以及社会关系缺失的表现。”⑦文学的党性原则特别强调作家要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为其崇高使命与神圣职责，要牢牢掌握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特别强调作家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伦理责任，要作坚定可靠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与建设者；特别强调作家要在改造、提升自身世界观的同时，通过文学方式积极教育、引导广大读者。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第一，“党性原则”是事业型作家文学活动自觉恪守的基本准则。为了确保文学的党性原则的坚守与秉承，它需要行之有效的制度性、体制性、组织性的文学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运作机构来保障。比如，不仅有作协这样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对作家群体的有效管理，而且从作家作品的构思、创作、发表、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都有其相对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再比如，还可通过提高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等方法，以及评奖、宣传、批评乃至批判等诸多方式对作家进行激励与规训。在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制度环境中，文学的党性原则就成为作家们的必然选择：“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⑧这是一种典型的使命崇高、责任重大的体制性文学活动，是“无我”的写作；为革命而写，为人民而写，为社会主义而写是作家们的坚定政治信念与文学理想，作品描写与讴歌的是民族、国家、集体等“大我”形象。相比较而言，“自我”、“个人”等“小我”形象在事业型作家的作品中十分少见，这与职业型作家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作家成为“创作者”，“创作”成为事业型作家的关键词。不难发现，不仅理论界与批评界而且作家自身也以“创作”来命名自己的文学活动⑨。“事业、创作、作品”构成了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的关键词。“事业”从原则上确定了作家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根本性质，“创作”则是对这一神圣活动的命名，作品则是这一文学活动的结晶。从文学创作实践看，事业型作家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体现在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部分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⑩。现实与历史在文学的笔端喷涌，其作品激荡着时代的脉搏，抒写着时代的强音，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重铸民魂等成为文学着力描写的主题。

第三，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由于作家身份与文学体制等密切相关，自建国以来的文学一体化进程直接导致了“体制之外无作家”的现实格局。换言之，作家身份被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文艺官员”、“文艺战士”等称号与作家头衔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革命作家”、“人民作家”则是他们的主要文化符号与身份。政治文化着力凸显的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文学政治化与政治文学化的双重变奏中，文学的政治化色彩无疑更为直接与鲜明，诸如，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世界观问题，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与倾向性问题，以及特别突出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等等都是这一主题的具体表征。简言之，政治文化的文学诉求就是牢牢确立其对文学、文化的绝对领导权，将文学纳入政治话语的激励与规约之中，文学因而就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集中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政治意志、民族意志、集体意志等等。

前面我们已指出：自建国到1985年这一历史阶段可谓“体制之外无作家”，这就意味着无论作家是自觉认同还是别无选择，只要你拥有作家身份，就表明你只属于惟一合法存在的“事业型”作家。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作扼要说明：第一，作家身份类型由惟一性到多样性的这种变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新时期以来，随着清明政治的实施，随着整个社会改革的全面推进，随着文艺、文学政策的相关调整，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管理方式与运作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都为孕育新的作家身份类型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与良好氛围。我们在这里仅举三个例子：首先，事业型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体制空间内已开始自觉追寻一种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声音，“我们要出于自己的创作个性，出于自己的灵魂，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11)尽管王蒙等所追寻的创作个性还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技巧层面，尽管这种个性还从属于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根本前提，但它毕竟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其次，国家有关部门在1983年底下文规定，除个别文学刊物外，绝大多数刊物都应“自负盈亏”。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从政策与体制层面为作家文学活动的自主性、自由性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再次，自由作家在这一时期悄然出现，打破了“体制之外无作家”的原有格局。回望这一时期的诸多文学事件，从作家身份类型这一角度看，王朔具有先锋性意义。这是因为，王朔于1983年辞职专门从事文学写作活动，成为“文学个体户”、“码字的”，成为以写作为生的体制外作家。

第二，1985年对这30年文学所具有的其他多重革命性意义，已为学界共识，本文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在此只关注1985年对作家身份类型的多样化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众所周知，作家身份类型的某些重大变化必须通过其作品来体现，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可能。当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朔的《浮出海面》等作品在这一年的陆续问世，就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此外，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也在这一年拉开，作家管理体制改革在湖北迈出了重要一步，“合同制作家”这一新生事物应运而生，它们也为作家身份的多样化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至此之后，作家身份类型的版图就不断被修改，职业型作家类型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居于主导地位。

二

第二种类型为职业型作家。这一类型作家不再把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是将“审美原则”作为其从事文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基石。在他们看来，作家不再是一种事业，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与此相应，构成其文化人的首要意涵也不再是政治人而是审美人。如果“事业、创作、作品”这一组关键词是对事业型作家类型的某种概括，那么，“职业、写作、文本”这一组关键词则是对职业型作家的某种把握。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职业作简要解释。职业是与事业相对而言的一个特指概念。首先，以职业来命名新的作家身份类型，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就意味着它有弱化甚至去意识形态化的潜在考量，有意与前一类型的文学话语范式拉开距离。其次，即使某些作家将其从职业提升到事业的高度，但其所指还是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他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文学天赋或文学兴趣，其文学选择具有内在性与个人性，而非出于某种使命与某种感召。基于此，职业型作家选择了两个新的关键词，用“职业”代替“事业”，用“写作”代替“创作”。因而，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作家的文学活动生发出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文学仅仅是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一种职业(12)生涯活动，一种谋生方式，这种文学书写活动即写作，其结晶即“文本”。与事业型作家相比，职业型作家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作简要论述。

第一，“审美原则”是职业型作家坚守的文学信念与文学追求。“审美原则”又可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信奉艺术至上、审美至上的文学观念，文学即语言、文学即形式、形式即目的，将语言、形式、叙述作为文学本体，有意疏远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力图确立文学的自主性、自足性与自律性，这一倾向在先锋文学中的表现十分明显。另一种在对现实与历史的抒写过程中，强调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强调写作的自我性、个人性乃至私人性，这一倾向在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中有着生动的体现。当然，这种文学立场与文学理想并非是想象真空中的自由翱翔，而是在权力与商业双重话语之现实夹缝中的艰难跋涉。

第二，作家成为“写作者”，“写作”成为一种个人生活。(13)一般而言，在两个层次上使用写作：首先，在写作学意义上，文学、哲学、科学、法律等所有的书写活动都构成写作活动，如应用写作、文学写作、哲学写作、历史写作等等，它具有表达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其次，在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等文学活动领域来使用，它是对某一类型作家文学活动的认知与表述，体现了某种明确的文学立场，具有某种价值判断。因而，“写作”替代“创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转换，而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具体表征。简言之，写作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与职业型作家的话语范式，它弱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强化了文学的个人性、文学性、审美性。这一趋向在文学实践领域具体体现在先锋文学（马原、苏童、孙甘露、格非、余华等）、新写实主义文学（池莉、方方、刘震云等）、新历史主义文学（莫言、陈忠实等）、女性主义文学（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的文学活动中。需要在此指出的是，职业型作家主要由部分专业作家与自由作家构成，前者属于体制内的一部分，后者属于自由职业者。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没有“跟风”转型，还坚持在“创作”，比如路遥等。

第三，它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文化。与事业型作家相比，职业型作家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个性化、审美化的写作，格外注重写作的自我选择与个性表达。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追求，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平面化书写，以及对历史的虚构与想象，职业型作家所崇尚的是一种“自我”主导而非“他者”主导的文学行为，其写作的动机与动力主要出于个人的审美情趣，追求的是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坚持用“自我”的眼睛观看世界，“自我”的心灵感知世界，“自我”的语言抒写世界。此外，与事业型作家注重文学的认识与教育功能相异，职业型作家注重文学的审美功能，注重对理想人格的自我塑造，高尚情操的自我陶冶，以审美的形式达到自我心灵的平和与宁静。

与前两者相比，产业型作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理论与批评界的问题域具有十分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比如，80年代中期前将聚焦点集中在对文艺政策、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等问题上，诸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人性、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理论与批评界主要关注的是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的自律性、文学的审美性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域之间是一种犬牙交错、盘根错节的交织而非线性的排列。从文学观念层面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文学艺术与商业、市场是绝缘的，更遑论其经济性。到了80年代初期，经典作家关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艺术生产的论述诚然是理论与批评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其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等方面，即使对文学的商品性问题偶尔有所论及也多持否定性的论断，因而这一时期所讨论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性，主要指的是其精神性，其精神性的维度又着力在意识形态性方面。从文学艺术实践层面看，随着音乐、电影、文学领域初步出现的娱乐性、商业性现象，引发了理论与批评界关于“文艺是否是商品，文艺是否具有商品性”等的激烈争论。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年度具有重要意义：1984年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历经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现实社会的巨变在对理论与批评界原来持有的文学观念形成强力冲击的同时，也在重塑文学创作的现实版图。诸如生产、商品、市场、消费、效益、消费社会、文化资本、文化经济等等术语成为文学领域的关键词；诸如王朔现象、张艺谋现象等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这一时期观念碰撞与冲突的生动写照。简言之，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的产业化、文化的经济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产业型作家在文学版图中逐渐取得了应有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

三

第三种类型是产业型作家。产业型作家服膺的既不是文学的“党性原则”，也不是文学的“审美原则”，而是文学的“经济原则”；构成其文化人的首要意涵既不是政治人，也不是审美人，而是经济人。对他们而言，事业、职业皆产业，一言以蔽之，文学即产业，一种文化产业。“产业、生产、产品”这一组关键词则是对产业型作家文学活动的概括与把握。产业型作家的出现与社会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与事业型、职业型作家相比，产业型作家又呈现出哪些新变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简要论述。

第一，“经济原则”是产业型作家自觉或非自觉遵从的文学法则。与前两者相比，产业型作家主要以经济利益与商业动机从事文学活动，他们所遵循的是生产逻辑与商业法则，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天赋、文学才能作为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文学的商业化、产业化取向日益明显，比如，自2006年以来，《财经时报》连续三年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引发的热议，可以看作是公众从经济角度体味作为“成功人士”的“作家”这一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所拥有的魅力。

第二，作家成为“生产者”，“生产”成为产业型作家文学活动的关键词。从生产的角度来考察文学艺术肇始于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所言，“马克思把主要用于经济学的术语也用在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上，如生产等。他把诗人也叫‘生产者’，把艺术作品叫作‘产品’，虽然是一种独特的、有别于其他种类的‘产品’。马克思通过使用这样的术语叫我们不要忘记把艺术放在其他社会关系的框子里来观察，特别是应该放在物质生产关系和生产手段的框子里。”(14)由此看来，文学是一种生产，一种特殊的生产，它既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是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统一。总体而言，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固然也讲文学是一种生产，也讲其特殊性，但主要侧重于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方面探究，既没有从经济学、商品学的普遍规律来理解文学，也没有从文学作为一种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商品——这一特殊性来把握它。本文的“生产”主要侧重其物质性、经济性、商业性，而非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精神性。从文学实践看，作为生产者的产业型作家主要活跃在大众文化领域。从文学功能看，它注重文学这一特殊的精神产品所具有的经济效应，注重其娱乐、消遣、休闲功能，而非教化、宣传、导引以及审美等功能，“让作品中少一点这种责任感，多一点文学的愉悦和娱乐功能。”(15)。

第三，它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文化。当代社会的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文化。在生产的普遍逻辑支配下，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在“接受了大众文化产业体制的雇佣后……终端产品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只能在极少的情况下留下单一个性的印记。而且，大众文化产业，正因为它是一种产业这个明显的事实，最关心的是销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私下里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十分关心美学价值与人类现实，但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首先考虑商业利润。”(16)在产业体制中，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控制以及他被一个作者不明的生产过程所同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丧失了他的自主性。”(17)而经济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作者自己的个性，除非这种个性恰巧正为大众所需要”。(18)

对作家来说，当其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纳入某种文学体制后，一方面享受到了这种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同时也要承担体制本身内在所具有的种种潜在的风险。对产业型作家也同样如此，当意识形态话语、审美话语作为意义要素被整合在文化经济这一产业链时，自我、个性、独创性如何得以彰显，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四种类型是混合型作家。如前所述，作为文化人的作家，这三十年间具有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这三种类型。但是，这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所作的一种理论勾勒与概括，在现实的文学活动中，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正如萨特所说：“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19)从这30年看，有一部分作家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身份，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事业型作家与产业型作家中；绝大部分作家兼有两种乃至三种身份类型。混合型作家类型在呈现文学活动本身的丰富性同时，也表征着文学活动的复杂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仅以《财经时报》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为例作出粗略分析。兼具三种身份类型的有：王蒙、贾平凹、铁凝等；兼具两种身份类型的有：刘心武、莫言、陈忠实、余华、、池莉、苏童等；基本保持一种身份的有：张平、二月河、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换言之，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经济文化三大主要文化形态中，有些作家活跃在一种文化形态中，有些作家活跃在两种乃至三种文化形态中。

四

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家身份的变换主要体现为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作家身份呈现出从惟一性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建国后至1985年，只存在事业型一种作家身份；1985年之后出现了职业型作家、产业型作家。作家除了是官员、干部、战士外，还可以是学者、学生、商人、车手、自由职业者等等。80年代中期前，作家的称号具有某种神圣性。此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方面作家这一文化符号的神圣性被消解，比如，有的宣称被称为作家是对其的侮辱，另一方面这一符号被泛化。在此，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多样化的作家类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主导与核心的“缺失”。恰恰相反，每一时期都有一种主导类型。具体而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事业型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职业型居于主导地位，90年代中后期至今，产业型居于主导地位。其次，相当一部分具有单一性身份的作家以及混合型作家的主要文化身份在不同阶段都进行了某种角色转换与身份位移。

第二，为了更好应对作家身份的多样化这一现实，作协对作家的管理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比如，北京、湖北、广东等地根据“以事养人”的基本原则，将作家分为驻会专业作家、驻会签约作家、兼职合同制作家以及项目合同制作家等，同时采取具有市场化特征的管理方式，努力建立保障、评价、交流、激励四大机制。

第三，事业型、职业型、产业型等作家的文学活动创造出了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即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经济文化。尽管文学与这三种文化之间并非简单等同的关系，但无疑是其主要载体与表征形式。政治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学与政治、主流话语的双向互动，一方面是文学的政治化，即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规约，体现为文化领导权的具体实践与表征，另一方面是政治的文学化，它以一种柔性的、感性的方式呈现出其坚定的意志与权力。审美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自律与他律、无功利与功利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学与现实的疏离，审美、文学性、个性、独特性、自足性等成为其文学活动的诉求与目的。经济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张力，其突出特质是文学的商业化，如詹姆逊所言：“今天，文化已大部分成为商业，这个事实导致的结果是，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和商业的大多数事物，现在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形象社会或消费主义的各种判断都应该包容在这个特点之下。”(20)

总之，政治文化强调导向性，即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审美文化强调文学性，即文学的艺术导向，经济文化强调其产业性，即文学的商业导向；政治文化注重文学的社会效应，审美文化注重文学的审美效应，经济文化注重文学的经济效应；作为文化人的作家在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经济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中分别具体化为政治人、审美人、经济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人格、审美人格、经济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中，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以一种混合型身份来从事文学活动的，在多种身份兼具这一前提下，其中的一种文化身份居于核心位置，其他身份则成为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文学策略。因此，以下问题还需要我们今后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第一，要辩证地理解与把握事业、职业、产业三种类型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而是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中，还可以实现类型转换。比如，职业与产业的区别十分明确，“在今天，所谓的产业和职业之间的区别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前者的本质在于，它的惟一标准是它为股东提供的金融回报。至于后者，虽然人们也是为了谋生才进入这些职业，但是衡量他们成功的尺度则是他们履行的服务，而不是他们积累的财富。”(21)再比如，无论是事业型作家还是产业型作家，要实现其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都必须通过审美、文学性这一中介来完成。

第二，应该充分认识到作家在选择身份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作家是为生存而写还是为理想而写，是为名利而写还是为主义而写，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是”或“否”作出简单回答。不可否认，作家在选择文化身份过程中，有时是主动选择、自觉认同，有时则是被动选择、无奈附和。即使是一种自由选择，其选择也有单纯与复杂之别。不可否认，作家在选择某种文化身份过程中，选择的复杂性与动机的复杂性是紧密相关的，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则“南辕北辙”，其内在动机与文学目标会呈现出一种张力关系。比如，能否成为一个事业型作家，除了自身的积极争取与努力外，还需要组织与体制的认可。再比如，自由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恰恰是不自由性，他受制于出版社、杂志社、报社以及受众等。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作家面对身份危机与角色焦虑，有的在文学活动过程中能够不断“升华”，有的则日趋沉沦。

此外，在兼具多种身份情况下，究竟哪种身份占据主导性，究竟哪种身份是作家最心仪的等等，这些都需要作出具体分析与判断。在我们看来，作家选择了某种写作立场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文化符号，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不论作何种选择，都是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生动诠释与形象写照。

注释：

①身份认同理论是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主要有启蒙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包括阶级身份，生产关系，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以及后殖民身份认同等身份理论。此外，比如，《财经时报》自2006年以来每年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将一些不是作家的少数人列在作家排行上。

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被命名为作家的写作者拒绝这个称谓，如王朔、韩寒等。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272页。

④［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⑤《列宁全集》（第一版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869页。

⑦［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6页。

⑧高晓声：《生活·思考·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⑨“关于创作的通讯”、“创作谈”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一类型作家的共同语汇。比如，以晓立、王蒙的《关于创作的通信》（《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李子云、王蒙的《关于创作的通信》（《读书》1982年第12期）。

⑩我们将30年文学潮流大体划分为七大创作思潮：传统现实主义（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现代主义（现代派与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大众文化、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网络文学思潮。详见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11)王蒙：《我们的责任》，《文艺报》1979年第11、12合刊号。

(12)本文所指的职业（career），是指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对“职业”一词的现代解释，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7—39页。

(13)如（1）王蒙的《你为什么写作》（《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写作这一行》（《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4期）、《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读书》2002年第6期），就与80年代的《关于创作的通讯》形成鲜明的对照。（2）格非的《写作的恩惠》（《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3）池莉的《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此外，陈染、林白等使用“写作”这个关键词。

(14)［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3页。

(15)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16)(17)［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第364页。

(18)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9)［法］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20)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新马克思主义》（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21)转引自［英］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转自：《文学评论》(京)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