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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淡”是岭南诗歌的基本风格之一。清淡之风的形成，与岭南独特的气候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岭南，由于季相不明显，缺乏相应的能够触发诗人伤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因而难以产生真正伤春和悲秋的作品。从生命意识角度看，这似乎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审美角度看，又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因为它成就了岭南诗歌清淡之美。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感。 关 键 词：岭南/诗歌/清淡/气候/物候 作者简介：曾大兴，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1-0146-06 一、雄直与清淡：岭南诗歌的两种风格 岭南诗歌在中国诗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已受到充分肯定。明代著名诗评家胡应麟把明初的诗坛分为五大诗派，其中之一就是岭南诗派。他说：“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1]近代著名诗评家汪辟疆把近代的诗坛分为六大诗派，其中也有岭南诗派。他说：“近代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分为六派：一，湖湘派；二，闽赣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岭南派；六，西蜀派。此六派者，在近代诗中，皆确能卓然自立蔚成风气者也。”[2]当代诗评家陈永正也指出：“自元末明初至近代，岭南诗派已成为中国诗坛上公认的重要流派，六百年来，不绝于书。”[3]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进一步认识它的特点，分析它的成因，从而为振兴当代岭南诗歌提供某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岭南诗派形成于元末明初，它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张九龄(曲江)。《汪辟疆说近代诗》讲：“岭南诗派，肇自曲江。昌黎、东坡，以流人习处是邦，流风余韵，久播岭表。宋元而后，沾溉靡穷。迄于明清，邝露、陈恭尹、屈大均、梁佩兰、黎遂球诸家，先后继起，沈雄清丽，蔚为正声。”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岭南诗派的源头在张九龄；二是岭南诗派是由岭南本地诗人和流寓岭南的外地诗人共同创建的；三是岭南诗派的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沈雄，一为清丽。 汪辟疆对沈雄之风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雄直”。他接着引洪亮吉诗云：“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今不逊江南。”又强调说：“雄直二字，岭南派诗人当之无愧也。”笔者认为，“沈雄”与“雄直”虽然都属于阳刚一类，但前者带沈郁之意，后者带古直之意。用“雄直”来概括岭南诗风，比“沈雄”更恰当。 汪辟疆对清丽之风的另一种表述则是“清苍幽峭”，在同书第42页说道：“岭南诗学，雄直之外，亦有清苍幽峭近于闽赣派者。”笔者对这个表述不太认同。因为这个表述不太符合岭南诗歌的实际，而且离古人的经典表述相去较远。诚然，岭南诗歌确有“清”的一面，但是这个“清”既非“清丽”，更非“清苍幽峭”，而是“清淡”。胡应麟云：“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4]这个表述历来为人们所广泛认可。 张九龄的诗风，有雄直一面，也有清淡一面。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指出：“张九龄诗，除了‘雅正冲淡’一路外，还有一些是高古清刚，风骨棱棱的，如《叙怀》、《咏史》、《荆州作》皆是。张九龄的诗，开创了岭南百代诗风，给当时和后世的优秀诗人以很大的影响，对岭南诗派的开创、形成和发展壮大，都起着启迪作用。故有人也把岭南诗派称为‘曲江诗派’。作为当时‘文场元帅’的张九龄，自然也成为岭南诗歌的百代宗主。”陈先生所讲的“雅正冲淡”，也就是胡应麟所讲的清淡；他所讲的“高古清刚，风骨棱棱”，也就是洪亮吉和汪辟疆所讲的雄直。陈永正在《岭南诗歌研究》一书，对雄直之风形成的原因做了初步探讨，认为“岭南地区独特的民风”、“岭南诗风形成的独特的历史时期”、“唐宋时中原文化的影响”以及“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是雄直之风形成的四个因素；但是对于清淡之风是如何形成的，陈先生的探讨似乎还不够。 笔者认为，岭南诗歌清淡之风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因素，但气候(物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过去没有人触及到这个问题，本文试做一个专门的探讨。 二、“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岭南的气候与物候特点 地理学上所讲的岭南，是指南岭山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现在的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福建、台湾七个省区。这个地区位于我国的最南部，纬度低，太阳高度较大、辐射强，受热带海洋的影响最大，其气候要素的主要特征是：温度高，湿度大，雨水多。据气候学家介绍，岭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大部在18℃—24℃，北部的高山地区为17℃左右。20℃等温线穿过莆田、韶关、河池，即福建南部、广东广西的大部均在20℃以上，多数属于南亚热带地区。南海诸岛及台湾、海南两大岛屿为21℃—25℃，连同雷州半岛的大部，则属于热带地区。岭南地区冬季温暖，夏季漫长，春季气温回升早，秋季降温迟。若以平均气温≤10℃为冬季，≥22℃为夏季，则广州、南宁一线以南地区已没有明显的冬季，夏季长达半年或接近半年。此线以北，南岭以南冬季长一至两个月，夏季有四个半月。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都没有冬季，只有夏季和春秋季。1月是全年最冷的月份，岭南北部一般介于6℃—10℃，福州、韶关、柳州一线以南的大部地区一般在12℃—14℃，台湾、雷州半岛、海南岛为14℃—20℃，南海诸岛为22℃—26℃。7—8月是岭南最热的月份，一般月平均气温在28℃以上。 岭南是我国降水量最丰富的地区，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为1500—2000毫米，福建的周宁—宁德，广东的海丰—普宁、阳江—恩平、清远—佛冈，海南的琼中，台湾自南而北的中央山地，年降水量都在2000毫米以上。岭南地区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有较明显的差别，夏半年(4—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70%—85%，冬半年(10—3月)只占全年降水量15%—30%(台湾东北部除外)。岭南地区是我国的高湿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普遍在75%以上。台湾、海南两岛的东部、大陆沿海、福建中部山区、珠江三角洲、粤西地区、桂东南及桂北山区，年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雷州半岛的海康、徐闻及海南岛的海口、文昌一带高达84%—86%。岭南大陆最大相对湿度多发生在春秋两季，5—6月间正是降水量最多的月份，故湿度大。最小相对湿度在秋冬季，此时受冬季风控制，秋高气爽，降水少，故湿度小。[5] 清代作家汪森为官广西时，编过《粤西文载》，其中有苏濬《气候论》这样介绍岭南的气候特点： 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人居其间，气多上壅，肤多出汗，腠理不密，盖阳不反本而然。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盛夏连雨即复凄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湿，肢体重倦，多脚气等疾，盖阴常盛而然。阴阳之气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内，气候屡变。谚曰：“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脱急着，胜似服药。”气故然耳。[6] 这个描述既符合事实，又生动形象。文章认为，岭南的气候特点大约有三：一是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二是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三是一日之内气候屡变。 岭南气候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到物候的特殊性。气候与物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如果说：气候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地区，在一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那么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7]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在大自然中，那些受环境(主要是气候，另外还有水文和土壤)影响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 岭南气候在物候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季相不明显。所谓季相，是指植物在不同季节的表相。在不同的气候带，植物的季相不同。在温带地区，植物的季相是十分明显的，在寒带和热带地区就不明显。季相能给人以时令的启示，增强季节感。岭南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季相不明显，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一年到头都在过夏天。所谓岭南“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就是季相不明显给人们造成的错觉。 三、也不伤春，也不悲秋：岭南气候与物候对岭南诗歌的影响 诗人对气候的感知，往往是通过对物候现象的把握来实现的。陆机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8]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9]所谓“气”，在这里就是指气候；所谓“物”或“物色”，在这里就是指物候。[10]四时气候的变化，影响物候的变迁；变迁着的物候，触动诗人的情思(或悲，或喜)，然后形诸歌咏，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机制。 物候是具象的，气候则比较抽象。诗人直接描写气候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描写物候，所谓“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11]这里的“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黄鸟之声”和“草虫之韵”，都是物候现象。诗人通过对物候现象的描写来传达生命的真相，表达对自然、人生的观感。读者通过诗人所描写的物候现象，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气候特点及其变化，更可以感知生命的律动。我国古代诗歌中的伤春和悲秋之作之所以发达，与我国气候环境以及诗人对物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有密切关系。 伤春和悲秋，是由春天和秋天的特定物候，例如花开花谢、草长莺飞、落叶飘零、大雁南归等，所引发的两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令人伤感和悲戚的情绪。人们由物候的变迁，想到自己的生命状况，想到当下处境和未来命运，例如青春消磨、年华老去、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或者去国怀乡、衔冤负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等，从而对自然、人生、历史、现实，发出种种沉吟或浩叹。这是我国古代诗人的两种最为普遍、典型的情绪体验，也是我国古代诗歌两个最基本的主题类型。判断一个作品是不是伤春或悲秋之作，不是看它所抒发的情感，而是看它所描写的物候。因为类似青春消磨、年华老去、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或者去国怀乡、衔冤负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等情感，也经常在别的主题类型的作品如咏物、咏史、怀古、怀人、思乡、游仙之作中出现。伤春、悲秋之所以成为两个特别的主题类型，就是因为上述这些情感，是带有季节性的，是由春天或秋天特定物候所触发的。 岭南地区由于季相不明显，缺乏相应能够触发诗人伤春和悲秋之感的物候，所以就难以产生真正伤春和悲秋的作品。这是岭南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特点，过去没有人发现过。而岭南诗歌之所以具有“清淡”的风格，与伤春和悲秋之作缺乏是有重要关系的。 我国古代许多内地诗人，由于种种原因被流放、贬谪、迁徙到岭南，虽不乏去国怀乡之感，却鲜有伤春悲秋之作。不是他们的内心里没有伤悲，而是岭南这个地方，“四时皆似夏”，季节不分明，季相不明显，春花不谢，秋叶不凋，春无来燕，秋鲜归鸿，缺乏相应的物候触发他们的春怀和秋思。换句话说，触动他们的去国怀乡、衔冤抱屈、坎坷沉沦、怀才不遇之感的，并不是内地常见的春花秋叶、春鸟秋虫等物候，而是别的景物或人事，触发了他们对岭南这个流放、贬谪、迁徙之地的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是恐惧感，进而引起他们的伤悲。例如，从《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可以看到：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唐]杜审言《旅寓安南》[12] 诗中提到，在岭南这个地方，仲冬仍结果，正月即开花，深秋时节竟然还有雷声，没有内地常见的春之落花与秋之落叶。而诗人的“客思”，即去国怀乡之情，也不是因为花谢、叶落而引起的，而是因为对岭南风物的一种整体陌生感引起的。再如： 地湿烟尝起，山青雨半来。冬花采卢桔，夏果摘杨梅。 迹类虞翻枉，人非贾谊才。归心不可度，白发重相催。——[唐]宋之问《登粤王台》 这里只写了“冬花”和“夏果”，没有涉及春花和秋叶，触发诗人“归心”的，不是春秋两季的物候，而是冬景和夏景，以及虞翻被谪、贾谊蒙冤这两件人事。又如： 端州江口连云处，始信哀猿伤客心。——[唐]李绅《闻猿》 触发“伤客心”的是“猿”叫，而猿的鸣叫是不具周期性、季节性的，不是春秋的物候现象。再如：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唐]李德裕《贬崖州司户道中》 [唐]孟琯《岭南异物志》记载：“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13]“红槿”的开谢与“越鸟”的啼叫，都不具季节性，都不是春天或秋天的物候现象。 内地诗人在内地，尤多伤春悲秋之作，在岭南则几乎没有；岭南诗人在内地，也不乏伤春悲秋之作，然而一回到岭南，就很难再有了。例如以下屈大均的部分作品(见《岭南历代诗选》)：[14] 戍晚栖乌乱，城秋班马哀。茫茫王霸业，抚剑独徘徊。——[清]屈大均《登潼关怀远楼》 西望云州但夕阳，汉家何处有金汤？三年马首迷春草，八月龙沙怨早霜。梦逐黄河穿塞尽，愁随秋雁入关长。平生壮志成萧瑟，空复哀歌吊战场。——[清]屈大均《望云州》 秋林无静时，落叶鸟频惊。一夜疑风雨，不知山月生。 松门开积翠，潭水入空明。渐觉天鸡晓，披衣念远征。——[清]屈大均《摄山秋夕作》 潼关在陕西，云州即今山西大同，摄山即栖霞山，在南京。屈大均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在明末清初诗坛影响很大。为了寻求反清复明，他曾经四处奔走，到过许多地方。他对内地的气候变化很敏感，无论是在西北潼关、北方大同，还是长江流域的南京，他都有悲秋和伤春之作。他的词，如《浣溪沙·血洒春山尽作花》、《一落索·杜宇催春从汝》、《梦江南·悲落叶》，也都是很好的伤春悲秋之作，也都写于内地。可是一旦回到岭南，他似乎就失去了对气候的敏感，既不悲秋，也不伤春了。例如： 翠微春更湿，烟雨欲无山。白鹭一溪影，桃花何处湾？ 渔村疏竹外，古渡夕阳间。田父不相识，相随谷口还。——[清]屈大均《江皋》 这是典型的岭南春景。闲淡幽雅，一点伤春都没有。黄培芳也在北方悲秋，到岭南就不悲秋。例如： 三辅扼雄关，苍茫秋色间。风高碣石馆，日落蓟门间。 塞马平原牧，居人古柳环。寒衣刀尺急，词客几时还？——[清]黄培芳《燕郊秋望》 这是诗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北京太学读书时的作品。是一首很成功的悲秋之作。及至第二年(1820年)，他回到岭南，就不再悲秋了： 气候南来暖渐舒，重裘尽卸薄绵初。江流碧玉山如黛，爱听乡音唤卖鱼。——[清]黄培芳《过清远》 有客轻舟云水边，空蒙载入蔚蓝天。珊瑚逐影春流乱，十里清溪放木棉。——[清]黄培芳《金溪即目》 黄培芳在清代的岭南诗坛颇有地位。论者谓其“诗格高浑，有山水清音。”黄乔松《香石诗钞题辞》更谓其“不仅作诗人，而诗兼众妙”，“如秋菘春韭，味出自然，要皆和平中正之音，而以清真为主。”他的这两首诗，确实当得起一个“清”字，但绝对没有“悲”或“伤”的色彩。 不仅仅是屈大均和黄培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岭南诗人，大凡写在岭南本地的作品，都没有伤春或悲秋的色彩。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先看写春景的： 池草不成梦，春眠听雨声。吴蚕朝食叶，汉马夕归营。 花径红应满，溪桥绿渐平。南园多酒伴，有约候新晴。——[明]赵介《听雨》 诗写春雨而不伤感，诗人期待天晴的南园之约，心情很好。赵介是番禺人，一生未仕，足迹未出岭南。 再看《岭南历代诗选》里写秋景的诗作： 豆花棚外稻花稠，绿野青山一片秋。诗思渺然人独立，夕阳林外看耕牛。——[清]林伯桐《秋日》 作品写秋野风物，无任何悲秋之意。林伯桐一直生活在岭南，做过广州学海堂学长和德庆州学正，没有在外地为学为官的经历。又如： 一棹三山十余里，三更将入二更初。零烟漠漠秋蒹绿，月色江声闻打鱼。——[清]李士祯《舟泊三山》 三山在南海县境，是珠江边一小山。作品写珠江三角洲水乡秋景，清新幽美，亦无半点悲秋意。再如： 暮蝉不语抱疏桐，寥阔云天少过鸿。凉月一棚星数点，豆花风里听秋虫。——[清]张维屏《杂忆》 蝉不语，鸿少过，秋虫的声音不是从衰草里传来的，而是从豆花风里传来的，流露出生命的欢悦。作品虽写了不少秋景，但无悲秋的意思。 伤春和悲秋，体现了作者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的状态、价值和意义的关切，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是颇能打动读者的所在，因为它以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唤起读者对自身生命的感悟。 岭南这个地方，四季常青，三冬不雪，这是大自然对岭南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的一种恩惠。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在给予岭南人这种恩惠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岭南人的感觉，使岭南人陶醉于四季常青的环境，而忽略了生命本身在静悄悄地流逝。岭南人眼前所见的，永远是鲜花，永远是绿色，这就容易让岭南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一直生活在春天里。其实大自然从来就没改变过春、夏、秋、冬的运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生、老、病、死的节律。只是岭南人未能通过气候的四时变化来领略春、夏、秋、冬的全部内涵，未能通过物候的周期性变迁来感受生、老、病、死的全部意义而已。 岭南的诗歌，无论是岭南本地诗人创作的诗歌，还是外地诗人在岭南创作的诗歌，都缺乏伤春和悲秋之作。从生命意识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审美角度来看，又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因为它成就了岭南诗歌的“清淡”之美。这是一种平和之美、优雅之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复人们内心的躁动，淡化人们内心的焦虑，抚慰人们内心的创伤。使人们在精神上归于恬静，归于淡泊，归于从容。使人们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感，对大自然产生亲和感，从而提升人生的快乐感和幸福感。 四、余论 最后有一个问题需要做点说明。明清时期，是我国气候史上的“小冰期”。从1537年至1893年，岭南地区经历了6个冷冬年段，分别为：1537-1549年，1614-1619年，1682-1690年，1757-1763年，1830-1836年，1887-1893年。由于气候变冷，在岭南诗人写于岭南本地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霜、雪这种物候，但为数极少；由于气候变冷，在岭南诗人写于岭南本地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若干伤春、悲秋之作，但其悲伤意绪并不浓厚，远远不能和那些写于内地的同类作品相比。这是因为：第一，在明清“小冰期”，岭南的气候在全国来讲，仍然是最暖和的；在长达356年的漫长岁月里，岭南只经历过6个冷冬年段，加起来也不过43年，而“四时皆似夏”、高温多雨，四季常青，仍然是其主要的气候(物候)特点。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风候”云：“广州风候，大抵三冬多暖，至春初乃有数日极寒。冬间寒不过二三日复暖。暖者岭南之常，寒乃其变。”[15]说的是广州，其实代表了岭南。第二，岭南本地的诗歌向来缺乏伤春、悲秋的作品，没有形成这个传统，所以即使遇到气候偶尔变冷的日子，也难以形成一个伤春、悲秋的氛围和心境。 总之，气候(物候)现象是有地域特点的，诗人生命意识的表达也有相应的地域特点。例如在四季分明、季相明显的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诗人的季节感受比较敏锐，这里描写四季气候(物候)之变化的作品比较多，作品中流露伤春、悲秋一类生命意识也比较强烈。而在季相不明显的岭南地区，诗人的季节感受就不那么敏锐，描写气候(物候)变化的作品比较少，伤春、悲秋之作较难寻觅，诗人的生命意识一般不是通过描写气候(物候)来传达的，而是通过别的对象、题材或途径来表达。 参考文献： [1]胡应麟：《诗薮》(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6页。 [2]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3]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4]胡应麟：《诗薮》(内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页。 [5]鹿世瑾等：《华南气候》，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年。 [6]汪森：《粤西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8]陆机：《文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0页。 [9]钟嵘：《诗品序》，曹旭：《诗品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0]曾大兴：《中外学者谈气候与文学之关系》，《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11]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93-694页。 [12]黄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13]孟琯：《岭南异物志》，骆伟、骆廷：《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14]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