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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诞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关 键 词：清代前期/集群流派/布衣精神 作者简介：曹虹(1958- )，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章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6-0144-07 有清一代文章史，雅才林立，舒文载实，迭相照耀。其经纬所在，尤可于集群流派观之。三百年间，不乏名家并称与文派兴替，或因境遇相似而可资合观，或因声气相应而自成派别。举其荦荦大者，除桐城派最具声势绵历亦久之外，计有清初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国朝八家、阳湖派、仪征派、道咸经世派、新民体、海外游历之文家、女性文家诸项。晚清张祥河在为姚椿《国朝文录》所作序言中，对乾嘉之际以前清文的分期与文风演变归纳为：国初诸老“有驳有醇”，康熙中叶至乾隆之末“一轨于中正”，乾隆之末以降“文体复歧出”[1]卷首，奇正间的张力牵挽，形成了极富清代特征的文章史演化轨迹。兹以乾隆之末为界划分前后期，清前期较有历史标识意义的集群流派，当数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流派集群的诞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存在，于此亦可彰显文坛脉动的时代感和文学生命的精神魅力。 一、遗民社群何以能“操文柄”？ 王文濡《国朝文汇序》曰：“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2]3“豹隐”意味着割断与仕途的任何联系，独立意志与人格气节从而得以保证。归庄《与王于一》称美友人顾炎武曰：“此兄非止独行之士也，贯穿古今，指画天地，深心卓识，弟所师事。”[3]315清代文章学的重开风气，其主导作用就是由这一批“独行之士”带来的。这一批“穷而在下者”，身历沧桑巨变，其深心卓识在悲怆与反思中淬炼，具有将天地元气贯注于人格与文学上的双重自觉，因此在审美取向上易于声气冥合，富于激扬风气的能量。江南武进人瞿源洙为同乡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撰序称：“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闾巷之士不附青云而自著，此亦一时风声好尚使然乎！”文中又曰：“昭代人文屈指可数，雪苑盛于北，而侯朝宗为之雄；金精盛于南，而魏冰叔为之冠；由雪苑而北，则有阳曲傅公；由金精而南，则有番禺屈氏，此虽号胜国遗民，而长林丰草之中沾濡多矣。”[4]卷首这可谓是及时总结了清初遗民文人社群在当时主导风会的特点，十分耐人寻味。遗民布衣文人中也出现以一定的师门和地域因缘形成盟友群落，并不乏广泛地奔走与交流。这种思想上的根基感与联络上的流动性，也有助于遗民群体的创作理念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清初遗民力量的壮大与明季党社运动的激发分不开，其中复社的影响最为突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周岐”条曰：“复社诸君，多以文章经济自负。”[5]663承接东林党“以天下为任”的学风，复社的宗尚在于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明末清初实学思想自此潜兴。复社成员富于经世热情与名节意识，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如黄宗羲、顾炎武、归庄、方以智、万寿祺、徐枋、王猷定、贺贻孙等，绝大多数后来成为遗民中坚。以“文章气谊”命世的遗民文人虽不尽出于复社，但复社高才及其子弟往往在经史之学上不乏较好素养，文学上张扬天地元气，秉持风雅古义，以救亡扶衰为己任，既心系天下又笔致博丽，故在遭逢天崩地坼的易代之际，对于转移文章风会，最富推动力。 正如黄嗣艾在《南雷学案》中称赏王猷定“力矫公安、竟陵之习，重开风气，是亦足多矣”，清初文章风气的“重开”，与遗民集群矫时救弊的文坛使命感有关，且颇有赖于复社文学力量在清初的延续。因明代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各种流衍皆汇入复社，复社内部颇多营垒，不乏排诋异同之论。易代之际，随着俗世倾轧因素的消解，以及全面反省晚明士风及文风危机，攻讦偏执之习受到一定抑制，有些在诗歌上推崇前后七子的人，并不排斥文宗唐宋派诸家，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具有向往独立理性的文学精神，即黄宗羲《明文案序》所言“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绪言”[6]17。 明季以复社为枢纽的社局，在地域上分布甚广，覆盖南直隶、浙江、湖广、河南、山东、江西、广东、福建等南北诸省，且以家族、姻亲、师生、朋友等关系纽带彼此联结、前后相承[7]257，这一党社运动的结构形态也影响到清初遗民文人间的聚合与呼应。《清稗类钞》“文学类”论“散体文家之分派”时，首先提到：“至遗民之以文名者，则推顾炎武、黄宗羲、陈宏绪、彭士望、王猷定诸人。”这几位代表人物籍贯所属，分别为江南、浙江、江西，恰也是遗民聚合最为活跃、遗民之文最富成就的地区。文章学的区域资源也成为地域性特征的底蕴。例如在江南，晚明复古与反复古思潮的激荡较量最为活跃，唐宋派的古文传统也在此发源延续。顾炎武、归庄、徐枋、朱鹤龄等一批吴中遗民在辞章上卓然成家。顾炎武传世文章作为一家言，堪称不朽，其历练于经世学问的文章，在清代文坛树立起“学者之文”的新典范。 再如黄宗羲及其浙东学友弟子群的文章亦富盛名，受黄宗羲的影响与指授，李邺嗣、郑梁、万言、邵廷采等在康熙年间文名骤起，形成甬上古文作家群，他们的团体活动有“甬上讲经会”，黄宗羲《翰林院编修怡庭陈君墓志铭》记载：“甬上有讲经之会，君与其友陈赤衷等数十人，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立一?{之平……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会为之砥砺耳。”[6]433他们对黄宗羲的古文成就及意义领会深刻，如李邺嗣《答溧阳周二安书》曰：“仆故谓梨洲之文实驾二川而上之，以为直接欧、曾可也。”[8]657二川即明代唐宋派归有光(震川)、唐顺之(荆川))。由于黄宗羲的经史之功非同寻常，文章复古而不求形似，所以虽受吴中文家启迪而能别具面目。黄宗羲对李邺嗣的同气相求甚表欣慰，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曰：“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转手，大放厥辞，同里稍稍响应，翻然于不迪，于是东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6]398黄宗羲还汇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而成《东浙文统》，对形成地域宗风富于热情。梨洲学术文章绵泽颇深，后学如黄璋、黄炳垕、郑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亦知名。 各地遗民亦不乏突破地域界限，形成远距离同气连枝。这种寄寓遗民幽怀的游踪，有时也成为遗民刻意营造的生存常态[9]，对遗民交往及文章创作影响匪浅。顾炎武、归庄、孙奇逢、屈大均等著名遗民都曾经远游他乡，如顾炎武于顺治十四年(1657)以二马二驴载书北游，屡拒其甥南返安度之邀；傅山甲申后以“太原人作太原侨”[10]卷一三《口号十一首》其三自视，取无家之意，在其所居太原松庄先后接待了顾炎武、阎尔梅、申涵光等多位遗民。还应当一提的是，江南遗民的学术文章得以扩大交流的条件，还包括某些遗民亲友的招揽。如康熙朝达宦徐乾学借舅父顾炎武这层关系，比较容易地将那些不愿与清廷合作的山林遗逸延至幕下。[11]60-70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廷、黄百家等纷纷受邀修书，不啻是遗民的自由聚会。[12]71清初以经史地理之学寄寓经世之志的学风与文风，昆山徐乾学幕府是一个据点。无锡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卓尔堪评为“经世不刊”[13]卷二之书，即在康熙十九年撰写于徐乾学府第。周亮工以南京刻书业为依托，大力资助遗民友朋的著述编刊，亦成为遗民文学流通的一个据点。 遗民诸老散文是清文最初的高峰，多至情至理之言。其“学者之文”的范型自觉，下开此后文坛特别是乾嘉时代质实重学的倾向。其叙事文章夹带小说风韵，兴味盎然地发掘和描写生活中的义士与异人，他们往往多与长林丰草相亲或不屑于官门权势。如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评价王猷定的笔力曰：“其文如《汤琵琶传》《李一足传》《寒碧琴记》，亦近日之铮铮者。”这类熔叙事、传奇、寓言于一炉的作品，在清初大放异彩，名篇尚有侯方域《马伶传》、王猷定《义虎记》、魏禧《大铁椎传》等。黄宗羲编《明文海》，收录《舵师记》《渔记》《马伶传》《汤琵琶传》《记女医》等作品。这类作品除了借传奇手法伸张天地正气外，也丰富了叙写“独行”之品的底层人物的古文经验。 二、鸿博词人、“毗陵四家”、“国朝三家”的多元背景 随着清朝步入盛世，较能体现庙堂雅正趣味的集群纷纷出现，鸿博词人之文的登场、“毗陵四家”的酝酿、“清初三大家”的标举、桐城派的命世都是显例。虽然康熙中叶至乾隆之末文坛风尚趋向于“一轨于中正”，但在导向雅正轨迹的背后，文人的布衣情致与批判精神也不是顿然消亡的。 以鸿博词人之文的登场来看，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两开特科，一时学问渊通、文藻瑰丽之名儒硕彦多与其选。鸿博词人不论本人在意与否，客观上荣显一时，成为俗世表率，并因此而影响一时的文风与文体取向，尤其是某些杰出的鸿博词人如朱彝尊、潘耒、杭世骏、齐召南等出自江浙，东南名士喜于追效，在江淮以南、吴越之间衍为流派，大抵涉猎书史，所为之文以绩学为底蕴，不失修洁之品。[14]及高才为之，尚能于包罗宏富中，达高朗卓铄之境。虽然鸿博词人在朝廷求贤右文的制度机遇下成为一个群体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文化人格具有多元背景。尤其是康熙鸿博词人群中，不乏遗民或布衣背景，其博学旨趣往往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施闰章《赠杨生序》慨叹“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求一文人焉未易得也”，认为其症结在于时人“目未周六经而驰骛于稗官之册，口未谐四始而涉猎于诗赋之文，或屈首八股，终岁吚唔一编”[15]卷八。这种对空疏文人的惩戒，仿佛延续了遗民学者对“文人”角色的反省。鸿博词人之所以纷纷抱定宗经之旨，除了是因为应承朝廷“阐发经史，润色词章”的诏令之外，也因为吸取了鼎革之际学界反省之成果。晚明遗老历经社稷丘墟、故国陆沉的沧桑巨变，身世也日渐坎壈而途穷，学术与身世上的双重途穷，最终逼出清初大儒清醒而深刻的反省精神。[16]2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倡导，开启清儒宗经的序幕。在此学术脉动的影响下，鸿博词人有意无意间谋得承旧拓新的文学空间。这些淹通经史之士对文学与经学的依存关系亦颇为强调。如朱彝尊向往经术纯粹、文章尔雅，他对唐宋派与秦汉派的轩轾，并不是从文学趣味上的偏好出发，而是基于其文是否本于经学，而不问其派属秦汉或唐宋。他认为唐宋派之文多以经学为根柢，秦汉派之文在这一点上显得薄弱，故不足取。[17]85这种对秦汉派与唐宋派的调停眼光，对清代前期古文主潮的演进方向，不失为重要推动力之一。 “毗陵四家”的并称，以陈玉璂、邹祗谟、董以宁、龚百药合刻《毗陵四家文集》、合力编纂《文统》，在古文领域黾勉同心而得名。正如龚百药所称，“吾党之文不传可不作，思所以传，必求端于经”[18]卷二《龚琅霞文集序》，毗陵四家对“《史》、《汉》、唐宋大家之文”的倾心和志在经学根柢的趣味，反映了清初文坛从遗民文章学思想向庙堂正统文学过渡的特征。《文统》的编纂是东南文望与官方背景结合的产物。四人生逢清初政局趋于晏安之际，仕历处在达与不达之间，能感奋于志士用世的时代机缘，不乏励志博学的事迹。他们力学济世的豪情也颇受乡先贤唐顺之的激励。常州武进唐顺之是明中叶兴起的唐宋派主将，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地理至兵法、勾股无不探究。“毗陵四家”以荆川古文之学为楷模，意气豪壮，颇怀经世载道的热情。但四人中邹祗谟、龚百药身陷康熙奏销案不仕；董以宁遇不副才；陈玉璂中进士后长期赋闲居家，甬上布衣文家李邺嗣撰《学文堂集序》，赞其“生平所嗜在读书，无世家子弟闳侈华靡之好足分其所嗜……自假休沐归里，更命其读书之所曰‘学文堂’，虽身为荐绅先生，而中欿然常若乡弟子”[18]卷首。加上他们的师友渊源中不乏遗民逸士，所以四家文学及文学观上的成就便不乏内在的沉静之功。陈玉璂“学文堂”接纳大江南北趣味相投之士，遗民魏禧兄弟、任源祥等都曾在此寓居，切磋探讨古文和学术。四家于康熙初年开始集体编纂《文统》，初拟名《文起》，又有《皇清文统》之称，接纳“四方投赠之文不啻万计”，选择标准定为“求弗畔乎圣贤之道而后登之”。陈玉璂《文统序》承认编纂“得当事之助”，隐然配合朝廷的“文教之兴”。大学士魏裔介于康熙四年至八年(1665-1669)，编纂《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两书，以“羽翼圣道，鼓吹六经”自命。康熙六年(1667)，陈玉璂中进士，在京师与魏裔介结识，受其影响，并受嘱编纂《文统》。康熙帝于亲政当年即命魏裔介祀至圣先师，后又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更明确地表述儒家道统与清朝治统密不可分：“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陈玉璂等编纂《文统》之举，是最早预示这一政风的文章选本。不过，《文统》编纂并不一帆风顺。康熙八年、九年董以宁、邹祗谟相继去世，继而龚百药志趣转向。除了人力变故外，经费筹措亦不易。陈玉璂《奉答魏相国书》曰：“此书果能告成，有功前贤非小，然剞劂之费浩繁难办。梅村先生深以为虑。台札云：‘需好事者其成之。’未卜应属谁人？阁下主持文教以来，四方名公巨卿蒸蒸好古，诚审择而命之，当亦无难。”以魏裔介“主持文教”的大学士显赫地位，寻觅“同心者”一起来刻印此书，乐观估计“踊跃从事，当不乏人”。但康熙十年(1671)，吴伟业病卒，更大的打击是康熙九年、十年魏裔介受弹劾并上疏告病还乡，故《文统》最终未能刊刻。 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生非一地，因康熙三十三年(1694)江苏巡抚宋荦主持编成《国朝三家文钞》而名重天下，在宋荦幕府助此选事的还有武进古文家邵长蘅，他曾被陈玉璂引为“学文堂”中同调，并得以与遗民魏禧当面切磋古文之艺。“国朝三大家”在气质学养、笔调文风诸方面各显个性，甚至不乏较大差异，邵长蘅序曰：“侯氏以气胜，魏氏以力胜，汪氏以法胜。”至晚清人仍认为：“朝宗才人之文也，叔子策士之文也，尧峰则儒者之文也。”[19]卷九宋荦《国朝三家文钞序》指出编选宗旨在于感到三家古文能昭示清朝文治之盛，并成为“跨宋轶唐”的标志。从时间先后来看，三家的排序自然应是侯、魏、汪。宋荦编集时，侯方域殁已四十年，魏禧殁且十年，汪琬视二家最老寿，殁亦已四年。随着三大家并称内涵的确认与流传，这个排序实有改变。乾隆后期所修《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从“归于纯粹”出发，抬高汪琬的地位，排名变成了汪、魏、侯。正如宋荦所注意到的，三家“出处歧辙，其所成就亦殊”，如何论定他们古文成就的名次，从不同角度也会得出不同认识。从艺术个性的鲜明而言，魏禧与侯方域优于汪琬，尤其是魏禧以“文气之奇”而著名，成为这方面难得的典型。从学问根柢与文学才情的结合而言，魏禧与汪琬优于侯方域。魏禧是江西遗民群易堂九子的首要人物，深于《易》学，积理练识，本有其“著书学道”的学术追求；汪琬亲近儒学，有所造诣，四库馆臣肯定他“学术既深”；相比之下，侯方域则不以学显，难免因此而受讥。尽管如此，宋荦并举表彰三家成就，是着眼对清初古文主流方向的确认，消除明末以来“剽贩无根之学、疲荼不振之华”文风的影响，同时又反对割断文学历史，反对拟古矫饰，通过宗法唐宋，建立道统与文统合一的醇雅风范。在这个意义上，标举三家自当以汪琬居首。在三家并称之外，也曾有标称汪、魏二家的，施闰章《寄魏凝叔》曰：“窃闻当世之论文者，多举汪户部钝庵、魏叔子凝叔为二家。”[15]卷二八可见当时舆论对汪琬、魏禧的看重。从选文取舍来看，《国朝三家文钞》体现了依傍儒家、讲求醇正之旨。黜落侯方域《马伶传》《李姬传》，固然因为这些作品带有“唐人小说”笔调，好奇过甚，而不选《书周仲驭集后》《阳羡燕集序》《复倪玉纯书》等文，似也与其奋迅驰骤、不合雅正有关。同样，魏禧《地狱论》旨涉怪力乱神，编者因其“为儒者所不道”而予以剔除。汪琬“序事古雅”之作多被选入，使其“温粹雅驯”的特色在全书进一步突出。此书衡鉴之际，兆示着“清真雅正”标准在清代步入盛世时的强化，这是具有时代信号特征的。不过，作为三家文的一个重要读本，这个合集中侯氏的才子气、魏禧的策士风都多少凸显着清初文坛的遗逸情调。这样的传播所导致的三家并称的概念，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是一味雅正的。 三、桐城开派宗师的豪情幽意 清初以来，取法唐宋、崇尚醇雅的古文意识渐成主流。桐城派应时而起，在清代前中期声势渐壮而颇具规模。桐城派开派宗师自以方苞为称首人物，而与方苞交往深密的戴名世也有先驱之功。关于桐城派开派立宗的时代际会及文学条件等，学界已有充分之认识。尽管桐城派深孚“一代正宗”之望，但考察方、戴二人学术成长时，仍需注意到他们早年曾移家南京，与遗民前辈有所交往。方苞撰《田间先生墓表》曰：“先君子闲居，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见，惟先生及黄冈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为儿童捧盘盂以侍漱涤，即教以屏俗学，专治经书古文，与先生所勖不约而同。”所指即寓居南京的同乡遗民钱澄之和湖北遗民杜浚、杜岕。方苞早年受明遗民影响，重文藻，喜事功，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20]卷六《再与刘拙修书》。康熙十六年(1677)十岁起，方苞开始从兄长方舟治经、习古文。方舟少年即立志从事古文，与戴名世等人同以古文相号召。方苞、戴名世虽是同乡，谊属中表兄弟，双方交往实际始自康熙三十年(1691)游历京师时。戴名世年长方苞十五岁，博学多方，学文尤有心得。方苞敬重戴名世古文成就，戴名世亦有意提携质正，文章趣味多所接近。方氏兄弟秉承诗文互通的家法，以作诗之道为文，方苞文雄浑奇杰，兄方舟文则隽永深秀，所造之境虽有不同，均源出六经三史，多有跌宕淋漓、雄浑悲壮者。康熙三十年，方苞二十四岁在京师识交浙江鄞州万斯同。万氏服膺师事黄宗羲，精于史学，以布衣参与编修《明史》，前后十九年，不署衔，不受俸。方苞听从万氏勿耽溺古文之诫，于是兼用心经义。又交刘齐等，始用力于宋五子书。同年，方苞与京师友人王源、姜宸英论文，立下“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志向，著名一时。方苞文论更大的贡献在于紬绎文章家绪论，约取“义法”二字明确标举，使之成为桐城派的核心概念，也可以说是桐城派衣钵传承的法印。 “义法”一词古已有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阐明孔子编次《春秋》要旨时指出：“(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所说“义法”即孔子笔削《春秋》所定的义例、书法，属经史范畴。此外，“义法”还涉及师法、史法、书法、文风等多个方面。[21]217-246方苞深于《春秋》，所论义法则主要集中在《左传》《史记》《汉书》《五代史》以及传记、墓表等史传文学，与其学术素养有关，又与师友熏染分不开。布衣史家万斯同曾揭明“义法”、史法的关系。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去世，方苞作《万季野墓表》，提到万斯同生前曾叮嘱他：“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则吾死不恨矣。”[20]卷十二可见万对方苞产生的影响。“义法”源于经学，成于史学。“南山集案”发之前，方苞在《读史记八书》《书史记十表后》等文中对“义法”的阐述，多偏于条贯取舍等文章作法问题；方苞涉案被赦后，“义法”说才完备起来。较系统地阐明“义法”理论的《又书货殖传后》《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等文，多写于五十岁以后，正是他对清廷“欲效涓埃之报”时期。特别是雍正十一年(1733)，他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允礼编《古文约选》，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并在“序例”中阐明道统与文统统一问题，揭示出“助流政教之本志”。继《古文约选》后，乾隆初年，方苞又奉命编定《钦定四书文》，继续推衍其“义法”宗旨。凡例曰：“故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恩，正学者之趋向。”以上这些主张与康熙年间起朝廷一再训饬的文统理念，代表清代步入盛世的文教取向，也为“义法”说染上时代特色。 桐城派开宗立派的宣言，是乾隆中后期由姚鼐发布的。桐城派方、刘、姚三宗师在师法统绪上的门庭之深广，也在乾隆之末得以清晰化。桐城派以得文统之正自居，不过，也应当看到，该派堂庑之大，与刘大櫆个性奇异、姚鼐襟怀清峻有关。刘大櫆抱定文章传世之念，认为“自古文章之传于后世，不在圣明之作述，则必在英雄豪杰高隐旷达之士之所为”[22]卷二《徐昆山文序》，其“高隐旷达”所指，似指涉寒士之处境，亦连接到不惧权威的布衣精神。刘氏对所尊之道往往别有新解，如《天道》篇抛开传统天命观念，肯定天道无知，万物各有自性，不受其主宰；《辨异》《慎始》等指出人欲存在的合理性，非“智”“威”所能禁绝。其思想左冲右突，根柢已不完全在程朱理学，难以“义法”约束。刘师培窥破其议论突进，称其“稍有思想”[23]123。方东树《刘悌堂诗集序》论刘氏古文传习盛况曰：“及门暨近日乡里后进私淑者数十辈，往往守其微言绪论以道学，肖其波澜意度以为文诗者，不可胜纪。”刘大櫆的“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吐露个人见解的胆识。其《论文偶记》主“神气”说，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似乎抛开了崇信文道、论重义理的调子。姚鼐拜刘大櫆为师，其原因就包含受刘大櫆奇异个性的吸引。姚鼐在弘扬桐城徽帜的卓绝努力中，也表现着风清骨峻的个性。随着考据学的勃兴，学界崇汉之风渐成主流，有推倒宋学之势。姚鼐颇主张宋学，经十多年考据实践亦深明汉学之弊，因而对汉学诸家厌弃宋学十分不满。乾隆三十五年(1770)前后，姚鼐在感到宋学势孤力单不敌汉学的暗淡前景时，作诗流露出“渺无群”的苦闷。[24]101乾隆三十七年(1772)，更明确表示要谨守家法，抵抗汉学。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开四库馆，征选各地饱学之士润色鸿业。姚鼐以“留心典籍，见闻颇广”[25]49膺选，任纂修官。在四库馆，汉宋矛盾因论学交锋集中爆发。以总纂官纪昀为首的汉学阵营因有高宗支撑，又有戴震等汉学新秀鼓舞冲撞，于竭力排挤宋学形势中占压倒优势，姚鼐所代表的宋学屡次受挫，孤立无援。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姚鼐决心从四库馆告退，次年初春离京南下，公开与汉学阵营决裂。此后，他毅然放弃多年从事的考据计划，坚决转向古文领域，并奋力打造“桐城古文”，以对抗戴震所代表的“新安经学”。南下之际，姚鼐接到同学友人朱子颍邀请，出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开始了古文教育的漫长生涯。[26]那么，他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借追述因缘、彰往知来之机，夸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也有出于对抗显学的一份偃蹇孤特之怀。姚鼐掌教梅花书院当年就开始编选古文学习范本，开示文章作法，冠名《古文辞类纂》，近取桐城方苞、刘大櫆，借归有光直承唐宋八家之绪，揭明桐城文统所在。姚鼐自兴趣复归古文后，其创作热情再度展现，作品数量远逾前期。生平文章收入文集者仅极少数写于四十五岁离开四库馆之前，其他均为立志提倡桐城古文后所作。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其创作技巧日增，风格亦愈臻成熟。姚莹《识小录》合其诗文加以总结，称其“文品峻洁似柳子厚，笔势奇纵似太史公。若其神骨幽秀、气韵高绝处，如入千岩万壑中，泉石松风，令人泠然忘返，则又先生所自得也”。王先谦以“天下翕然，号为正宗”[27]卷首誉其文章典范地位。姚鼐创作上最自得的“神骨幽秀、气韵高绝”，内中应该融入了不谐于俗之品格。 总之，在清代前期的文学脉动中，布衣精神并未消泯。从遗民具“独行”之品的声气彰显中，最可考见布衣精神在清初大放光彩，其带来的独立理性的文学反省也异常深刻，附着于文人角色上的浮华侈靡之习得以洗伐。虽有朝廷文教方略正统化的牵挽压力，但某些制度形态上仍对布衣有所尊重，且学者文人处世交游和内心情致上未完全淡出布衣身份，故不难理解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的成就中，仍积淀着一定程度的布衣文化元素。这些文学集群之间，不仅不乏以遗民逸士为师友渊源的踪迹，而且在探求文章学新发展的时代课题方面，也构成了一定的互文性的网络，由此也更可以理解推动清代前期文坛发展的重要力量之分布。 参考文献： [1]姚椿.国朝文录[M].咸丰元年终南山馆校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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