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理论批评的时代，各种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并激烈碰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这些理论批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学习与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的脚步却终止在了学习与借鉴的路途，而不见自己探索创新的踪迹。陈晓明对这种现象亦深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评价中国文学的时候，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先不说不见中国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批评方法，单说在面对上述文学艺术与文化思潮及现象时鲜有发声，几近失语与缺席这一情形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那些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吗？我深表忧虑。 狭隘的知识分子是指有一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人，而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是具有“社会良知”的思想者，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了社会担当，放弃了批判的权力，不要说文学艺术，我们将如何建构自己的民族的精神？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思想与文化在当下竞争激烈的世界获得生存的权力？似乎也有些让人担忧。 站在什么角度写作，为谁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与伦理密切相关。叙事伦理与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批评与写作方法，近年来比较时髦。作家个体和历史存在，作家内在自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在本质意义上构成的也是一种伦理关系。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对诸种伦理关系以叙事话语形式进行的叙事伦理的呈现，具体体现为叙事目的、叙事原则、叙事规约和叙事的文化立场选择等几个方面。叙事伦理和文学艺术的主题学有着密切的指涉关系，预示着什么样的主题会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视野，以及这种主题范围深层隐含的关系网络。从题材或曰主题层面而言，21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学所描写和表达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境况，是颇可怀疑的。谢有顺在与贾平凹对话时说：“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在城市生活，尤其是年轻作家，都穿梭于酒吧、高级商场、写字楼之间，他们描绘的基本上都是城市生活，甚至还是城市生活中比较另类、小资的一面，是那种软绵绵的生活。”“这种文学现实无形中改写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给人一种误导，以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这么活着的。”这种批评显然过于温和，事实要严重得多。作家们在表现城市生活的时候非但没有选择那些为改革与发展、为城市建设与人们安居乐业奉献着智慧与青春、生命与汗水的人们与事迹，以及那些在社会底层奋斗与挣扎着的人们的艰难的生活，更没有选择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与斗争，充斥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是官场倾轧、尔虞我诈，是暧昧的情感、阴暗的内心、丑陋的人性等等黑暗的景象。文学在丧失了起码的伦理道德的力量之后，沦为精神文化的“垃圾场”。不能不想起鲁迅，他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但鲁迅那10年的作品却是在为民族的生存与解放、人的自由与理想而战斗。我还想起草明，在艰苦的1950年代，她在鞍钢与工人们一起建设、劳作、生活了10年之久，时代确实局限了她的文学的想象空间，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仍然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与工人们为祖国建设而奋斗的充满着勃勃生机的生活，她的描写充满了理想的温度。从属于政治曾经使中国当代文学丧失了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现在，从政治的极端再走向世俗化、娱乐化、欲望化的极端，同样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甚至于文学本身而沦为非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国作家的职责与使命——创造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21世纪的创造性延续，是中国文艺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将在1942年之后再次明确地、自觉地把创作的目光聚集到人民大众的身上。聚焦时代与人民的宏大叙事，它不仅直指当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建设事业，而且在建构和描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admin) |